穿越蔽障 重返经典——略论钱锺书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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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进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www.cul-stud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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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绵延几十年的文化生涯中，钱锺书先生贡献了一批精妙绝伦的文学作品和戛戛独造的学术著作，建立起恒久而深远的话语空间与思想空间。作为作家与学者的钱锺书，在90年代文化语境中与陈寅恪、顾准等人一起成为某种文化英雄的符号与象征。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象性图景，透视与阐释钱锺书极具当代性的思想命题，是我们百年视野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一般人眼里，作为作家的钱锺书显然要比作为学者的钱锺书更为生动。小说《围城》的长年热销和同名电视剧的热播，使得钱锺书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也成为文化想象的当然对象。其实，钱锺书学术上的贡献远远大于文学上的成就。《围城》等作品固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之作，而《管锥编》更是中国文化永远的经典。这才是钱锺书成为文化想象对象的根本基础。我曾经提出“话语空间”的概念，认为钱锺书最杰出的贡献就在于，以《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建立了一个独特深刻的现象学式的话语空间。中西浩瀚淹博的文化话语和文艺话语，在其中交相生发，立体对话，凸现出其终极意义——中西共同的诗心和文心。钱锺书的著作一方面共同汇成了这样一个话语空间，另一方面这个话语空间又为理解和阐释每一部著作提供了独特的语境。钱锺书晚年的《管锥编》通过评骘《周易正义》、《毛诗正义》、《楚辞洪兴祖补注》等十部古籍，汇通与融合了不同语言、不同学科的文化话语，对人类文化展开了整体性的批判。它或论史，或衡文，或点化，或评析，钩玄提要，触类旁通，察一于万，又寓万于一，在评注古籍的外衣下，孜孜以求地探究与抉发出人类文化的共同本质，显现出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最为典型地体现了钱锺书话语空间的根本精神。其树义警拔超绝，论述横扫六合，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充分显示了钱锺书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与气度。我们甚至可以说，《管锥编》是当代中国参与世界文化对话的仅存硕果，没有了《管锥编》，至少七、八十年代世界文化对话中当代中国的声音可能就阒寂无闻了。正因为这样，《管锥编》才被誉为“经天纬地的巨著”，钱锺书才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努力沟通中西，融会中西的学者并不在少数。在中国本土学术传统基础上，引入西学视野与范式，这本身就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特点。但从来也没有人象钱锺书这样，以宏阔的视野和强烈的当代性，将全部的人类文化都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加以融汇沟通，抉发出人类文化话语背后固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钱锺书始终标举“打通”的学术追求，曾经在不同场合反复申说。根据我们的理解，这种“打通”既是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打通，也是各种学科的打通，还是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打通。“打通”的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它使钱锺书可以自由穿越学科，融化中西，解构人类文化话语赖以存在的理论藩蓠，使鲜活、灵动的文化现象与文化话语以本然的、甚至零碎的状态，重新建立起了在历史空间中原本就存在的某种内在联系，显现出深藏于中西文化背后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和文化规律，从而创辟了一个极具当代性的深刻而独特的话语空间。中西不同文化不同学科的逻辑性的历史叙述，汇成了一种本然、具象的话语空间，“萌一绪而千变，兆片机而万触”，开拓出话语空间的无限可能性，成就了一出出巴赫金式话语嘉年华的狂欢场面，构成了一个有无穷的可生发性和可阐释性的充满张力的开放空间。应该说，钱锺书开创了一个学术的新世纪，代表了当今中国学界的最高水平，甚至影响着当代中国学术的走向。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就认为，《管锥编》是“壁立千仞的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国外或国内，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要在现有的基点再往前延伸，就必须明白钱锺书的著作已经谈到了什么。而要研讨当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现状和发展线索，则‘钱锺书’是一个必须研究的学术课题。这个课题将能养成一代新的学风：一种严肃的、境界高尚的治学胸怀，融合中西文化、广博与精深相结合的治学手段，不拘一格、纵逸自如的治学气派。”1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以片断现象为特征的话语空间却引发了不少对钱锺书学术原创性的无端攻击。时常可以听到一些议论，认为钱锺书并没什么了不起，甚至有人信口妄言，钱锺书缺乏建构体系的能力，代表了中国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如果撇开其中哗众取宠的成分不谈，个中所显露出来的某些人的障蔽可谓惊人。指责钱锺书没有体系，其实恰恰就是对钱锺书的最大误解！如果这些人真正读过钱锺书的著作，那就应该明白，钱锺书对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宏愿从来都不以为然，而对片断的思想话语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读〈拉奥孔〉》中有一段比较集中而经典的表述，这段表述有两个核心思想：一是理论体系不可靠，只有回复到现象自身；二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人们不重视的著作中倒是有着片断思想的精华。因此，钱锺书根本不追求建立什么逻辑严密、范畴明确的理论体系，而是努力创辟一个融古今中外、正史野语于一体的充满张力的话语空间，鲜明地主张回到现象与话语本身，深入到逻辑背后，在“自由的游戏”中开辟新的空间。钱锺书的话语空间代表了以分散话语和回到现象为特征的认知范式，生动体现了人类认识由逻辑学范式向现象学范式的现代转型。它超越于学科传统与文化疆界，构成真正的科际整合与文化对话的方法与进路，以此来探讨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与文化规律，显示出最显著的涵盖性与整合性。这种现象学式的思想原则和与之相应的知识学方法，难道不正是钱锺书崭新的最具当代性的学术范式吗？如果说钱锺书是文化英雄，那他首先是以这种智性与学问、以这种学术范式的创新而成为文化英雄的。某些人想据此来否定钱锺书，岂不是本末倒置吗？

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现实的压抑，亟需重新论证自身社会存在的合法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一批学术精英如陈寅恪、顾准等人没有因为其学术贡献与学术意义而受到大家的推崇，而是被作为一批精神营垒的最后固守者，一种社会良知的最后代表者，成为当下知识分子抵抗世俗浪潮和妥协哲学的精神资源。2可是，在一种比较思维中，以智性与学问一度成为文化想象对象的钱锺书，却因此被某些人判定为“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欣赏智慧，但是放逐心灵”。3刘晓波更是以其一贯的横扫一切的“气势”咄咄发问：“钱有独特的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没有。有对血腥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省与人文关怀吗？更没有。”4对钱锺书的不同评价，恰好反映了对“文化英雄”进行意识形态解读的多重性和可移性，也蕴含着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与社会定位上的分歧，是学人，还是斗士？是学院知识分子，还是社会良知的守望者？

那么，钱锺书真的只是学问家，只会读书做学问，并没有什么思想深度，也没有对社会人生表示关怀吗？否！钱锺书最为迷人之处恰恰就在于他很好地兼任了学院知识者与精神守望者的双重角色！钱锺书作为一个真正的智者，作为一个文化英雄，他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学术创见，更在于其人格力量。综观钱锺书的话语空间，可以看到他对整个社会始终怀有深切的关怀，在精研古今中外文化典籍的同时，从没放弃对社会人生这部大书的阅读。早在钱锺书文学创作中，我们就已领略到其深厚的思想内蕴。无论是《写在人生边上》对人生的点评，还是《人·兽·鬼》对人性弱质与人物心理的探索与描摩，抑或是《围城》对一种人生境遇的揭示，都贯穿着钱锺书“在人生边上”对人的“生存境地”和“基本根性”的彻悟与周览。尤其是在《围城》中人的“基本根性”得到了更深入的挖掘与表现：从婚姻到人生，都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当境厌境，离境羡境”，正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普遍性的因境。《围城》对人生困境的揭示与现代人生的反思所达到的程度之深，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恐怕无出其右者。尤其能说明钱锺书思想深度与人文关怀的是，钱锺书的话语空间总是与中国现实、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溶为一体，须臾不可分割。文革期间，钱锺书的学术心态由努力顺应时代意识形态转入个人独立的深层思索，以自己的笔开始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了一个知识者“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1的风范，显示了作者“时日曷丧，清河可俟”的信念。《管锥编》这样的大书，可以说是写在中国文化的深处，社会与历史，人生与现实都在其中得到了深刻的阐述。无论鉴古以明今，还是察今以知古，钱锺书都不“随世而轮转”，而是以理性与良知的明灯，照亮社会阴暗的迷途。与其说《管锥编》是一部学术巨著，不如说是一部当代思想巨著；与其说是话语的空间，不如说是深邃的思想空间。这些思想既有对人事人情的透彻理解，也有对抽象哲理的形而上考索，更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锋芒。特别是《管锥编》中注释现实的卓识钜胆，真正给人以思想的震憾。比如钱锺书大加鞭挞“巧宦曲学，媚世苟合；事不究是非，从之若流，言无论当否，应之如响；阿旨取容，希风承窍，此董仲舒赋所斥‘随世而轮转’也”；他感叹人情向背无常，世事荣枯不定，“尚有等而下焉者，跖犬而摇尾于非主，楚妻而送睐于外人”；他还不惜笔墨论述“政治中无骨肉情”、“太平而诛功臣”，阐发“势利之交，古人羞之”，以“贼害其友”为“至恶”，甚至还有屈打成招、严刑逼供最早载于《李斯列传》的考证等等2。“言外有哀江南在”， 别有怀抱、借浇块垒，可谓昭然若揭。在当代学术著作中与当代中国有如此紧密联系，对当代中国社会人生的思考与批判达到如此深度的，恐怕更是无出其右者。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钱锺书的思想深度与人文关怀？这不仅充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道德文章，而且也使钱锺书超越于一般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与文化英雄。我愿意提醒人们，我们今天的学术界知识界思想空间的形成，历经了思想解放的曲折历程与西方思潮的不断冲击，而钱锺书早在70年代初即已对社会与人生、历史与现实展开了如此深刻而独立的反思，我们不能不惊叹钱锺书思想解放的先觉卓见，也不能不对某些人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蔽障表示深深的遗憾。

文化英雄作为90年代文化图景中重要的一环，已不仅仅是学术界或知识界的话题，而且已演变为大众文化想象，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下，陈寅恪、顾准等人物原型的意义发生了极大的磨蚀和剥离，众多的解读策略共同完成了对文化英雄的构建，并使之成为有效的精神资源和文化依据。我想对作为学术精英与文化英雄的钱锺书，无论有什么偏见或歧义，它所能提供的精神资源与文化依据，早就蕴含于他话语空间的当代性之中。这种当代性除了前面述及的学术范式的创新之外，还包括了钱锺书及其话语空间的直接启示与影响：一是钱锺书的知识结构对当代作家的启示，二是钱锺书的世界视角对当代文学的启示，三是钱锺书对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贡献。

一般人总认为钱锺书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学术圈，即使是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也没有对当代作家与当代文学创作产生明显的影响。其实，如果暂且不论《围城》等文学作品给现代小说带来的反讽叙事、幽默语言等新鲜质素，只是思考钱锺书的学术创作历程，尤其是他学术与创作的互动，就会发现钱锺书对于当代作家与文学创作亦有相当的启迪与借鉴意义。钱锺书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型学者，文学创作中点缀着精妙的学问，学术著作中又处处可见小说家的手眼。两者相得益彰，可谓独步文坛，无人可及。这相对于当代作家贫乏狭窄的知识结构显然有着极大的警醒意义。我不认为一个作家的创作只是天赋其才，是天生的，并不需要象研究学问那样去读书。可以反过来思考一下，如果一个作家博览了群书，那会对他的创作产生何种影响？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钱锺书就指出，一个人只要多读书，多比较，多思索，就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只有读书读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达到对现象“回过头来另眼相看”的境界，“从旧相知进而成真相知。”1学问如此，创作也是如此。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前些年王蒙等人才倡言作家的学者化，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刘心武、叶兆言、格非、余华等人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实践。从这个角度看，钱锺书是值得当代作家反复玩味的。其次，钱锺书总是以一种世界的视角，将人类历史文化现象作为自己的阐释对象，而且一生都以世界、人生与文化为自己的考究对象，充满哲学的深度与辩证的智慧。90年代以来，一些文学创作开始背离现代性诉求与启蒙叙事，沉湎于语言的游戏、技巧的操练和欲望的扩张，却淡化了启蒙的使命和世界的意识。作为一个作家，对当下的世界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与敏感的触角，应该是起码的要求。没有世界的视角，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的，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什么文化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讲，钱锺书的世界视角无疑是值得当代作家借鉴的。再次，钱锺书所秉持的“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已成为文化多元主义时代一个基本的文化立场，这是钱锺书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钱锺书的话语空间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话语的空间，是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是不同文化在淹博的现象中显现自身与凸现价值，典型地体现出了 “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2随着全球化与后殖民时代的到来，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基本质素已与他者混合，愈来愈呈现出杂交性，这对于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只能在这样的前提与具体语境中，重新确证自已的身份，而确证的基础即是“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确证的方式就是钱锺书所实践的那样，把中国文化置于当代世界文化对话的语境之中，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发现“自我”的价值。应该说，钱锺书以全部的著作对中国以至世界文化话语与观念现象所作出的现代诠释，为中国文化在多元文化时代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最大程度地体现出了钱锺书的当代性。

最后，是我们应该如何纪念钱锺书。“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论外界如何评说，钱锺书生前总是息影谢事，淡泊自守，埋首学问，这并不是标榜什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是几十年学理、学养和人生阅历的磨炼，早已让他对身外的一切漠然置之，视为累赘，有诗云：“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对于身后的种种是是非非，比如钱锺书是否说过吴宓太笨之类的话？关于冯友兰的那段话到底是不是出自钱锺书之口？他们与林非一家的纠葛真相到底怎样？等等，我想钱锺书恐怕没有任何争辩的兴趣，对于我们纪念钱锺书或重塑文化英雄也没有什么意义，它不是对文化英雄想象的建构，而是对文化英雄想象的解构。比如“打架”事件，我无论如何不敢想象钱锺书如果健在还会同意旧事重提。在我看来，这与张家长李家短，街头巷尾、市井里口的争执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它显示了普通人的一面，真实的一面。可是如果没有什么文化意味，那又何必重提旧事？不错，杨绛先生的大作是放在了“掺沙子”的历史语境中，试图说明特定环境对人性的伤害，可一旦说开来，叙述与争议的焦点却集中到了谁先动手、怎样动手等细枝末节的争辩上，这难道还有什么文化意义吗？世事如烟，诸如此类的是非争执，且让它随烟而逝，而《管锥编》这样的巨著才是泽被后世的永远的经典。纪念钱锺书的最好方式就是摒弃这些论争，潜心读一读钱锺书，读一读这些经典巨著！某些人搞的《悼词》、《批判书》之类，之所以敢对钱锺书信口妄言，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钱锺书，可能也懂不读钱锺书，借用一句时髦话，这也可称得上是“无知者无畏”。而我相信只要静下心来，穿越蔽障，重返经典，真正进入钱锺书的话语空间，尤其是以《管锥编》为主体的文化空间与思想空间，一定会对钱锺书在当代中国的的意义产生或深或浅、但肯定是全新的认识。也只有这样，才真正有可能重塑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

只要亲炙过钱锺书著作，便不难认同这样的论断：钱锺书的话语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已获得了一种“哲学的突破”，即对人类所处宇宙的本质阐明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末有过的。它使我们对人类处境的本身以及人生的基本意义产生了新的认识。尽管这种“哲学的突破”还较为温和，但它已经开始影响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些方面，而且必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正是这种“哲学的突破”，使钱锺书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学术大师与文化英雄的行列，成为90年代文化想象中文化英雄的重要象征。钱锺书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竖起了一座巍巍界碑，任何关于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或文学史的研究，要想绕过钱锺书已经完全不可能，没有了钱锺书，这种研究将是不完整的。在中国20世纪文化星空中，闪烁着无数的星辰，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钱穆、熊十力、徐复观、胡适、陈寅恪、汤用彤等耀眼的学术大师，构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链环。而钱锺书则以其沟通中西的话语空间成为其中极其重要而独特的一环，既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层面，又开启了21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极大可能性。这是唯有钱锺书才拥有的在当代中国的独特定位。值得深思的是，“钱锺书”是20世纪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学术巨人中的杰出代表，是20世纪中国贡献于世界文化的杰出智者，是当代的学术大师与文化英雄，《管锥编》等著作也将成为中国文化永远的经典。我们不能说前无古人，但是否是后无来者呢？在当代教育体制、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21世纪的中国还能再产生“钱锺书”吗？我们还能呼唤出这样的文化英雄吗？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深深的困惑。



注释

1 傅璇琮：《缅怀钱锺书先生》，《宁波日报》1999年2月3日。

2 参阅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第一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 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4 刘晓波：《钱锺书和他的学问》，《开放杂志》2000年8月号。

1 《管锥编》，第597页，中华书局，1994。

2 参阅《管锥编》，第922——930、350、339、333、334页。

1 《七缀集》，第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 参阅《管锥编》，第236——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