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文：“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

柴禾妞

（原载《东方》2003年第9期）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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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教育，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育，越来越受到文化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知识界的言论也是五花八门：忧心忡忡的、慷慨激昂的、献计献策的，无所不有。总的看来，人们对当下语文教育大多不满，改革似乎是势在必行。更有一班性子急的学者真的雷厉风行，开始编撰自己的“新语文”。目前已经出版的就有好些套了。一夜之间，满大街跑孔夫子。称得上是“大跃进”的速度。

　　我注意到这些“新语文”的编者大多是国内著名的文科学者，而且主要是文学研究学者。这些个文学专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可能是很出色的，可是，语文教育与文学研究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就我所看到的几种“新语文”来看，大多并非很实用的语文教材，虽然可能比现行教材要好一些。有个别读本简直就是大学中文系文学史课程的作品选的简化版。莫非他们要把孩子们都培养成自己的研究生？

　　“新语文”教育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我觉得，首先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语文”？具体地说，“语文”究竟是“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一字之差，意义却完全不同。

　　我们先来看看关于语文教育的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语文教育应该是美的教育。没错，但等于废话。美术教育、音乐教育也是美的教育。在语文课上谈美育，不如在美术课、音乐课上更合适。

　　第二种说法：语文教育是人格教育。同样没错，却是更严重的废话。德育课、历史课、艺术类课、体育课、自然课，乃至任何一门课，甚至包括课外活动，都应该培养学生的人格。强调语文课是人格教育，大言炎炎，却大而无当。

　　这些说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将语文教育混同于美育或德育。不错，语文教育兼有德育和美育的功能，但却不是其根本。强调德育和美育功能，势必将语言本身的应用性功能降格为辅助性的东西，割裂为思想内容与语法和修辞的对立。这是当下语文教育最为严重的观念错位。这样，语文教育在刨去空洞的、无法兑现的思想性之后，只能沦落为一种花言巧语的技巧。最终，学生只能掌握一些花哨的修辞。而在考试的压力下，就不得不说一些文过饰非的谎言。历年高考作文就是明证。这恰与强调德育和美育功能的初衷背道而驰。

　　这一教育观的直接源头出自18世纪法国文豪卢梭。卢梭的教育观虽然是对古典时代的贵族教育的批判，但属于一种浪漫主义的精英教育。在现代社会里，这种精英主义教育观显然有悖平民教育精神，并且，也缺乏实现的条件。卢梭在贵族家中担任家庭教师，面对的是一二位资质相近的学生。而现在，让一位教师面对几十个学生，靠读诗来完成人格教育，只能是天方夜谭。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各种“新语文”在对语文的理解上，与现行教育制度的差别不大。两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文学”的观念以及“德”和“美”的观念，而非“语文”的观念。比如，“旧语文”认为具有政治性的文学作品可以实现语文教育，“新语文”则认为纯文学性的作品（美文）更好。用文学家、思想家的文章替换曾经过多的政治家的文章，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语文读本的功能性构架依然没有改变。

　　不错，文学需要想象力。但其他行业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想象力。然而，人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想象力不是培养出来的。“新概念作文”最根本的错误在于，试图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但结果适得其反，这种写作反倒扭曲了学生健康、丰富的想象力。人类的想象力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一样，只要不压抑，有良好的环境使之得以正常发挥，任何人都可以是幻想家。而且，在想象力方面，儿童永远是成年人的老师。那些指导者如果真的是好的诗人、作家的话，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让一帮想象力已然严重萎缩和扭曲的所谓“作家”、“学者”，来训练和培养儿童们的想象力，真是天大的笑话！

　　毫无疑问，文学为语言带来了荣耀，从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母语的辉煌。文学学者喜欢谈论他们——李白、杜甫、曹雪芹，等等。但是，培养李白、杜甫、曹雪芹绝非基础语文教育的基本目标，也不能是大学文学教育的基本目标，甚至不能是任何阶段教育的基本目标。这样一些特殊的文学天才，从来就不是依靠教育来完成的。而将“天才论”的教育观引进平民义务教育，显然是有害的。

　　那些各种各样的“新语文”的编撰者们，大多是一些靠与诗歌小说打交道领工资的人。可是，在大多数学生们的未来生活中，对语文的使用更多的是那些应用性的功能。他们可能经常要写调查报告，实验报告，讨论总结，法律文书、商品说明书……并非天天写诗和小说。

　　社会也并不需要人人都是诗人和作家。社会需要更多有良好人文素养和艺术素养的公民，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护士、法官、律师……当然，他们的教养和审美感受力越高越好，但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文学家。

　　中学语文教育的失败，正是因为混淆了语言文学与语言文字的界限。中学语文教师面对过多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不知道该怎么讲授。为了讲授语言的功能性的部分，只能将一部完整的、有思想性的文学作品割裂开来。而要讲授文学的审美性成分，又无法完成语言交际功能教育，事实上，他们的职责又不是培养诗人、作家。至于文学教育，应该是另一种教育。中学语文教师在此陷于困境。人们一味指责中学语文教师，却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帮助。

　　在基础教育中，语文应该跟数理化等学科一样，是一门基础课程。学生的人格成长，是全部教育的使命，并非某一课程的特别任务。语文课首先应该是语言技能教育，训练学生的语言文字的运用技能。现在的教育的状况是：学生花了十多年时间学习语文，忙于分析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却写不好一张请假条。

　　语文教育的功能依然必须强调其实用性。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是否能够很好地表达，是否能够充分地探讨和讨论一些公共性的问题，对语言的公共交流和日常运用的技能和技巧。比如，正确和有技巧地撰写说明书、调查报告、教科书、实验报告，等等。在这些方面上，诗和小说恰恰是不合适的。不仅不合适，有时反而是有害的。另一方面也伤害了文学。而文学教育则应该是另一门专门的课程的任务。

　　文学当然也可以训练语言技能，文学作品的阅读，当然有助于学生掌握母语。但真正的文学主要不是用来作语言技能训练的。对于语言的反常性的使用，是文学性的要素，也是一种语言维持其活力的重要来源。但这不是语文教育的根本。必须分清文学跟语文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才能真正保护二者的特殊功效。在我看来，在语文教育中，文学性教育是次要的，语感的培养，维护母语的纯洁性，才是基础语文教育的要务。否则，难免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学阶段语文课上所受的文学教育，在大学阶段却不得不全盘推翻重来。

　　处理和运用语言，未必就是写诗歌、小说，写诗歌、小说之类，不过是运用语言诸多功能中的一种，尽管是最高级的一种。即便是让学生写诗歌、小说，主要目的也不是去培养诗人、作家，而是引导他们自由地和完美地表达。一般而言，一位擅写文章的学生要长成作家，依然是遥远的事情。

　　此外，人们把古代学童背唐诗宋词的行为过分浪漫化了，这种行为也未必完全是为了“诗教”（或曰“人文教育”），更多的是为了科举。况且，儒家的教育观也是一种精英教育，是为培养少数治国之士，并不完全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公民教育。

　　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使他们顾虑重重，那就是考试制度的存在。文学是很难适合考试的，我们也见过一些与想象力有关的测试，实际上无非是些“脑筋急转弯”之类的东西。可测试的是语言和文字的基本技能，训练学生对一些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处理能力，对一些基本的语言材料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确实缺少真正有效的语文教育教材，但并非没有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读书人都知道的《新概念英语》，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薄薄四册，却能使哪怕是一个外国学生，也足以应付任何英语语文方面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我更相信语文学家和教育学家，而不是作家和文学学者。

　　我知道，那些新语文读本的编撰者大多是对现代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现状心存忧虑，企图通过语文教育来灌输人文理念。他们曾经将这种愿望寄托于文学。但是，社会道德并不是只靠文学就能挽救，当然更不是靠语文教育所能挽救。让语文承担更多的人文使命，一如让文学承担过多的价值重负，甚至更严重。其结果是积重难返。毫无疑问，中学基础教育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的重要阶段，而一个合格的公民，也包括对母语应用能力方面的合格。漠视语文的实用功能，那些个空头的“人文精神”只能使语文教育陷入更深的泥淖。这样的苦头，文学已经尝够了，现在，文学学者们又将它转嫁给语文教育，一个个恨不得亲自去中学教语文。要知道，到中学去误人子弟的恶果比在大学更严重。

　　

秀外慧中

此文写得很好，很深刻！我很赞同文中作者的观点。
        语言教育本身就是一门很深奥的学术难题，它需要融语言学和教育学于一身，这样富有学术性和重要性的难题怎能落在浮躁而又低不拉讥的文学家头上呢！假如某作家有相当的学术水平，他（她）就不叫作家，叫学者了。
        他们除了编故事什么都不懂，怎能让他们胡编教材呢！
        那些文学作家为什么热衷编教材这种对于他们来说可谓枯燥的事情？其背后的目的可是那可观的发行量。怎能让他们把文学的浮躁带到教育界呢？简直害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