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本来面貌

资料员

（原作者：清籁山房主人）
--------------------------------------------------------------------------------

汉语的本来面貌！（顺便把普通话的老根给刨出来）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郑张尚芳呼吁：要像抢救濒危动物那样，抢救浙江濒危的方言，这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了。专家指出，方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社会生活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丰富多彩的方言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而方言的变迁又折射出社会的变迁，这是十分值得研究的。濒危方言需要抢救，也是有抢救价值的。

认为吴语是土音而不是雅音是对历史的误解

如果认为南方汉语是新生的而北方汉语亘古不变的话，在下真的对他的历史知识非常质疑。由于数十年来官方编订的历史教科书一再回避有关汉族迁徙演变的历史事实，今天青年人中的大多数对于汉族的血统构成以及汉语的流变过程的认识相当静止、片面、笼统。
他们普遍认为，长城以南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世代居住在固定的地方，也未曾发生民族融合的事件；即使有，也只是汉族同化了四周的少数民族，而被同化者谦虚地接受了中土的语言文化；汉族的文化，尤其是语言，几千年来并未发生过骨子里的大变化，而是不受外界干扰的平静地、缓慢地、“桃花源”式地自然演变：总之，汉族一直是汉族，汉语一直是汉语，今天的北方话是上古华夏“雅言”的正宗嫡裔。对于纷繁复杂的南方汉语——北方的愤青更喜欢蔑称为“鸟语”——他们的解释是，历代的汉人到了扬子江以南的殖民地后，被瘴气熏昏了脑袋，被蛮夷混了血，于是脑筋错乱地发错音，凭空造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南方话来。对于古汉语和现代北方话之间的差异，他们认为这是由于语言在历史变化中的自动刷新替换所致，那是汉语内部的新陈代谢。对于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种汉语借词的古怪读音，他们认为那时因为夷人智商不够，学不会普通话，自说自话地篡改汉字发音；而越南语的问题更是要怪他们图近，不学中原正音而学广东“鸟语”。对于推普，他们不但坚决拥护，而且主张把它扩大化，升级为针对南方人的“语言革命”。
以上种种观点的萌生以及系统化，因为没有从任何方面与当前的法律发生抵触，所以正大光明地流行于舆论界、汉语教育界以及网络上，并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当今的汉语教育、文化宣传和推普活动。非北方话地区的中小学里，学生被提倡不讲家乡话（不是“不被提倡”，而是“被提倡不”），在每年的若干次“推普周”期间甚至被严格禁止讲南方汉语，相应的有严厉的甚至残酷的固定惩罚条例，在按章处罚之外间或地存在着不可告人的打击压制措施。某些地区还流传有种种令人发指的血腥迫害的消息，笔者未曾证实这些消息（事实上基于我国目前的传媒运作规律，这些消息的真实与否也将永远地成为历史谜团），因此不便引为论据。但是以上关于“推普周”的状况，系笔者亲身经历，可以本人名誉担保；前面一些上海网民提供的有关“推普监督专员”的情况也基本属实。联系到中学时代教科书中法国作家都德关于普鲁士德国当局强迫法国割地居民放弃法语学习德语的记述，和笔者一年以来在北方城市了解到的北方学生对于南方汉语的态度，我作为一个南方人（首先是一位中国公民），对于南方汉语在推普运动中显露出的种种问题产生了很多想法。在下觉得很有必要澄清一下汉族以及南北汉语的历史发展轨迹。
境内外各种关于汉语发展史的研究论著一致指出，汉语语音在宋元易代前后发生过一次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北方原金朝统治区内的主流语言较之北宋时的官方语言产生了如下差异：全浊音声母依据声调（原声调）转化为阿尔泰语系中相对应的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清音；与入声有紧密关联的复杂的辅音韵尾归并转化，成为简单的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入声在北方从此消亡；大量平舌擦音和舌头音变为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特有的翘舌擦音；部分原来的入声非重读变调音转变为新的读法——轻声；儿化音发展成熟。这种新兴的语音结合从契丹、女真、蒙古语借用来的大量动词、形容词、代词和介词以及简化了的汉语语法，成为了一个新的语种——官话。随着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官话方言漫过原先的宋金边界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扩展传播，进入湘语、吴语这两种南方汉语的使用地区，与它们交叉折衷，形成西南官话和江淮（下江）官话这两种分支，并凭借政治优势，深刻地影响了吴、湘、粤、赣、客、闽等南方汉语的语音、语汇和语法，在数百年间推动着江淮官话——吴语、西南官话——湘语之间的地理界线向对方地域分别移动了数百公里和一千多公里，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汉语语种地理（注意：不是“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明代先后以朱元璋故里的江淮官话和北平地区的华北官话作为官方语言；清代女真族第二轮涌入中原，进一步胡化华北官话的语音，大量清洗官话中的古汉语词汇，致使言文脱离现象日趋严重，最终奠定今天北方汉语以及日后的普通话的基础。
南方汉语在此期间也遵循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小步变化，但基本上保持了历代南迁汉人带来的古汉语传统。南方汉语在历史上也受到了非汉族语言（古代当地其他汉藏语系语言和南亚语系语言）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犹如近代美国英语受印地安语影响那样，只是弱势语言对侵入的强势语言的反渗透，并没有改变其主体的纯粹性。吴语和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旧湘语保留了十三世纪以前汉藏语系语言区别於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语言的重要标志:全浊音，即保留了辅音三分体系p-ph-b/t-th-d/tz-ts-dz/tc-ch-dzh/k-kh-g/?-小舌h-h和二分的s-z/sh-rh(3)，避免了沦为世界语言大家庭中偏僻孤立的通古斯语语音体系的俘虏，从而成为可以轻松驾驭ph-b、p-ph、p-b等多种二分语音体系的穿梭工具，以上是江浙人和少数湖南人学习外语容易读准辅音的缘故。粤语保留了非常完整的辅音韵尾（入声赖之而存）；六种南方汉语都保留了古汉语的连续变调法则，多多少少地保留了古入声和古上声，这在日、朝、越等外语的汉语借词的读音中都找得到对应。事实证明“六语”地区的学生学习外语时对短元音和调核（重音）现象的掌握能力强於官话地区的学生，缘故在此。南方汉语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和一部分古代语法，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追溯古典人文传统的重要资料。南方汉语内部的巨大差异，源於汉族南迁的批次差异以及受官话影响的程度差异。另外，清政府取得中国统治地位后，由于尊崇汉族文化的心理和对汉语规律的陌生，并没有贸然推翻古汉语作为统一书面语言的地位，言文不一致的格局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初。
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考虑中国进入世界文明的问题，于是认识到统一的官方用语的重要作用”（美国语言学家Jerry Norman语），众多汉语标准语的方案被提出并争议。早先较流行的调和折衷武汉、西安、北平、南京等地语音的“杂烩”方案最终音宣传力度不够、不为保守势力接纳而流产；后起的“懒惰”的方案以原满清帝国首都的北平话为基础、“去掉一些土话、并加进少许其他地方的用语”（出处同上），因简单通俗并且极大程度上迁就现状而被普遍接受。这种统一的“书面化口语”最终在官话占绝对优势的北洋政府时代的首都趁着五四反帝运动的社会激动情绪击溃了与南方汉语有着血脉联系的古代汉语，成为教育界“愤青”和左翼政治势力用以标志自身“革命性”的无形徽章。南方汉语也因“落后”、“不合潮流”而沦为弃儿，成为“革命”的对象。
诚如众多同仁所言，以吴语、湘语的困境为代表的南方汉语现状是由“大北方沙文主义”所导致的。但是官话占据人口、地理和政治优势的状况已是既成事实，普通话（国语）以北平话为基础的形势也难以改变。吴语虽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是汉语的正宗，且擅四海之交流。但是吴语区内部的误会和南北方之间的成见使得吴语的内部折衷形式——Shanghainese势必很难取代Mandarin而成为我国的通用语。kevinliu之流不必担心官话的既得利益易主它家，推土机之辈更不必费尽心思骂街栽赃。笔者根据江浙和湖南等地的现状悲观地估计正宗汉语断子绝孙之日已不远。故自数千里之外的冰城特此告示江东父老不必再作无谓的挣扎，能走的尽快远走海外，有心殉道的鼓足勇气自行玉碎，安于现状的呆在家里看世界杯喝capuccino，浑浑噩噩的和我一样隐迹江湖，日执老、庄自娱，笑看渔樵风月，落魄风流终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