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诗人的年代

梦的轻波

文 / 珍珠奶茶
来源：左岸会馆
--------------------------------------------------------------------------------

                        一个我这样的资产阶级，
                        一个悲观的女人，
                        从自己的角落向整个大陆抛洒着咒骂
                                    ——蕾蒂霞·比希尔

　　蕾蒂霞·比希尔（Leticia Vigil）来自于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的故乡——阿根廷，她的丈夫曾经担任过阿根廷驻华大使。虽然身处阿根廷的上流社会，但是对于蕾蒂霞来说，写作并非是有闲阶层消磨时光的闲情逸致，而是一种神圣的责任，她在写作中思考与反省自己所代表的阿根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从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拉美左翼作家的社会良知与人文关怀。
　　这是蕾蒂霞第一部被译成中文的作品集，包括了两部中篇小说《交易所里没有诗人》、《红色庭院里的白玉兰》以及一个短篇小说集《为了养活他的那个她》。
《交 易 所 里 没 有 诗 人》
　　这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故事。胡利安、胡安曼、塔尔西奥、弗拉迪米尔、特里斯坦、法尔科尼六人是少年时代的好朋友，他们与塞巴斯蒂安在学校时共同组成了“七个小疯子”乐队。那是令人激动的七十年代，七个年轻人意气风发、满怀崇高的理想，他们在音乐中宣泄自己对军人独裁专制的不满，积极支持参与到左翼学生运动中。但是有一天塞巴斯蒂安被军政府秘密杀害了；剩下的六个人也都在大学毕业后各奔前程。以后的二十年里，阿根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民主”政府上台，大量外国资本涌入，殖民地时期的旧式贵族已经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所取代，如今社会名流的标识是劳力士、奔驰车、大哥大、名牌服装及进口香水；巨大的社会变革不仅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也侵蚀着他们的心灵。曾经为了马岛战争热血沸腾得恨不能报名参军、冒着生命危险投身抗议斗争的胡安曼现在“成熟了，沉稳老练，讲究实惠”，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再愤愤不平而是视而不见，他成为一个“精英人物”——在商界志得意满，拥有豪华住宅、时尚跑车、情人，健身，泡吧，享受着安逸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特里斯坦曾经在大学里研究经济学，整天只与数字书本打交道，他不满政府所采取的改革计划，认为那些必将带来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但是在他的妻子（总统的侄女）及妻子的亲戚的重压之下，他最终告别清贫的学术生涯走上仕途，频频出席高级会议、社交活动、在公众面前亮相这些渐渐使他陶醉，依附权贵所产生的良心谴责与心灵焦灼早已烟消云散；弗拉迪米尔曾经是一名自由自在的摇滚歌手，创作了许多“抗议歌曲”，如今成为阿根廷国内最走红的摇滚歌手，作为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他不得不到处巡演、接受访谈，名气带来金钱却带走个人隐私与自由；胡利安是一位名医，也算是衣食无忧，虽然不满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不平等与物欲横流，但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几个人中只有塔尔西奥仍在继续他救世济贫、普渡众生的梦想，他是一位享有盛名的神甫，却情愿隐居在一个小镇上，他摒弃资产阶级教会宣扬的虚假学说，潜心钻研天主教义，挖掘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希望能够以此拯救世界。虽然他们依然是好朋友，但是却不再志同道合。在胡安曼、特里斯坦看来，塔尔西奥有些不识时务，觉得他没有能力适应时代变革——柏林墙倒了，苏联解体了，格瓦拉不知葬在何处呢，连教会都在紧跟时代脚步，信奉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了，塔尔西奥却还在要求自己承担“第三世界教士”的重任，做着济世救人的不切实际的大梦；而在弗拉迪米尔、胡利安、塔尔西奥看来，胡安曼与特里斯坦正在拜金主义的漩涡中迷失。对于胡安曼与特里斯坦来说，社会在进步，他们相信个人奋斗就能改变命运；对于弗拉迪米尔与胡利安来说，虽然不满现在这个道德沦丧、传统失落、崇洋、物质至上与极端个人主义的“暴发户”时代，但是他们也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革命、民主、自由只是脑海里的乌托邦，不会再有为之奋斗的激情与勇气了。而对于塔尔西奥来说，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彻头彻尾的自我毁灭，他要不遗余力地谴责和揭穿它的虚伪本质。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得以窥见阿根廷七十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冷战结束后的不同人生选择及生存与思想状态。
　　　　　　　　《红 色 庭 院 里 的 白 玉 兰》
　　在这部作品中，蕾蒂霞讲述的是在皮诺切特统治时期的智利发生的故事。阿古斯蒂娜是一位女记者，七十年代家庭受到军政府的政治迫害，她只身逃亡法国，后来在那里结婚生子。但是她并不满意安逸舒适的欧洲生活，因为她时刻怀念牵挂着富饶苦难的南美大陆。于是她以《巴黎时报》记者身份回到拉美某国工作。虽然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但是由于某军事独裁者独揽大权，她在那里感受到依然是无所不在的恐怖气氛：追踪、搜捕、秘密监禁、暗杀……所有这些使她回忆起十几年前在自己的祖国遭遇的一切。她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左翼一边，她结识了巴斯多尔——专门为穷人、受迫害的进步人士治病的医生，她被巴斯多尔非凡的领导才能与刚毅坚强的性格所吸引，两人坠入情网。不久，阿古斯蒂娜的丈夫带着一对双胞胎孩子来这里看望她，而阿古斯蒂娜又不幸患癌症，虽然手术成功，但是经过此劫之后，她觉得个人的生命、丈夫孩子所代表的温馨的家庭是如此珍贵；而与巴斯多尔在一起，则意味着担惊受怕、动荡、不安定，她无力继续与巴斯多尔继续分担这一切。小说结尾，阿古斯蒂娜在“巴黎，我爱你”的歌声中坐飞机返回巴黎的怀抱。在小说中只字未提这个拉美某国的名字，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      
　　　　　　　两 种 解 读 方 式：政 治 与 审 美
　　虽然阿古斯蒂娜退缩逃遁，转身回到了富足舒适的欧洲，但是蕾蒂霞并没有谴责她；包括对胡安曼与特里斯坦，她都是带有同情与理解的。他们曾经那么朝气蓬勃、激情澎湃，他们狂热的崇拜格瓦拉与披头士，他们以为凭自己的力量可以扭转乾坤，改变阿根廷人的命运，最终赢得民主和自由；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与恐吓。即使斗争最终推翻了军人独裁统治，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但是当胡安曼等人想为被军政府暗杀的塞巴斯蒂安立一块碑的时候，现在的民选政府居然不同意。这就是一代人前赴后继的奋斗换来的民主吗？尤其是90年代，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带给拉丁美洲的左翼知识分子普遍的幻灭感：原来自由平等、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巨大的乌托邦，他们终其一生也不会实现它。当儿子身患重病时，特里斯坦却没有能力支付高额医疗费用，他突然觉得与信仰、操守相比，儿子、家庭、个人的幸福重要的多。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偶然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说，“我们知道世界并非那么简单。热血沸腾之后肚子会饿得更快，而面包比口号实在得多。那些关于天下和后代未来的责任我们无力承担，我们的肉体在时刻提醒自己，天天考虑亿万人的生存，结果往往是我们自己先没有了生存，更不会再有考虑别人的机会”。毋庸置疑，无论我们给这个时代什么样的命名——“后冷战”、“后革命”还是“后愤青”——它都在不表明一个问题：革命理想的失落不幸地成为了一种全球化的事实。每当我看见格瓦拉的头像被印在T－Shirt上，红军军帽带在赤裸上身的女模特身上，这种悲哀就更加刺痛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拉美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转向，或许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尤其是像阿古斯蒂娜一样的女人，少女时代的恐怖记忆还在心头隐隐作痛的时候，她要有怎样的勇气才能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她坐飞机逃离的时候，其实是在背叛自己的理想与信仰，但这种背叛与逃离何尝是甘心情愿、出自本心？
        当然，如此解读蕾蒂霞的小说只是方式之一；因为蕾蒂霞并不以政治或历史作为写作的唯一诉求。对于她而言，情感表达、小说形式的探索同样重要。《交易所里没有诗人》采用类似我国古典名著《水浒》的人物小传的结构方式，五个主要人物一个一个出场，分别展开每人的故事，第六小节“在法尔科尼的家里”将几个人物的故事连接起来；聚会之后，再次发散，重又分头讲述每个人的遭遇。主要情节之中，还包含胡利安与埃米丽亚、弗拉迪米尔与胡安娜、罗伦佐与帕特里西奥的爱情故事，而这之中又流露出蕾蒂霞对于男女年龄差距悬殊的感情的理解、　　对于同性恋的同情。《红色庭院里的白玉兰》中故事里面套故事：阿古斯蒂娜的经历之中还包含一个阿古斯蒂娜正在写作的、讲述十九世纪爱情故事的小说，而这部小说中不仅带有阿古斯蒂娜祖上的影子，而且当时的阿根廷罗萨斯的独裁统治与百年之后皮诺切特构成了一种历史真实与小说故事的双重互文关系。《为了养活他的那个她》由十二个小故事连缀而成，虽然篇幅短小，但意蕴深远，从不同侧面、深刻地表现了拉丁美洲国家各个阶层人们的不同命运。从中也可以感受到蕾蒂霞驾驭语言的非凡能力。

　　本书的译者、蕾蒂霞的挚友、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段若川女士所说，读蕾蒂霞的小说，“犹如品一杯浓浓的马黛茶，苦涩而芬芳”；从蕾蒂霞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智利文学大师何塞·多诺索潜移默化的影响——蕾蒂霞正是在多诺索的文学车间里正式开始的写作生涯。　　　“一个资产阶级女士把虚无抛在了身后，在这世界上找到了一个位置，找到了一点光明，一种象征的游戏”——这正是多诺索对自己女弟子作品的评价。

　　（段若川，1941年出生，北大西班牙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活跃在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研究领域，主要译著有：《安第斯山上的神鹰——诺贝尔奖与魔幻现实主义》，《米斯特拉尔——高山的女儿》，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别墅》等六部作品，《维加戏剧选》，《温柔的激情》（蓝袜子丛书拉美卷），最近几年致力于拉丁美洲女作家作品的介绍研究，其中玛丽亚·路易斯·邦巴尔的小说《最后的雾》，埃斯基维尔的《恰似水与巧克力》等在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