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汉语

梦的轻波

作者：李 开  周 远 富
来源：http://sdxk.nttc.edu.cn/sdxk/qkzx/99122.htm
【苏东文史钩沉】  
（南京大学，南京210093)
－－－－－－－－－－－－－－－－－－－－－－－－－－－－－－－－      

   [摘 要]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古代汉语有密切关系。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及语法学不仅是古代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古代传统文化的工具。继承和发扬古代文化与文明，必须研习古代汉语。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古代汉语   文字学   训诂学   语法学

      [中图分类号]K 224·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1999)01－0128－06

      [收稿日期]   1999－10－05

      [作者简介]   李开，男，1943年生，江苏张家港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院长，留学生部主任。 周远富，男，1966年生，汉族，江苏海安人，南通师院中文系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一

      文化有两个层次，一是生活文化，一是观念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既讲古代的物质生活文化，又讲古代的精神文明、人文观念和科学创造等等。前者与古代汉语有密切联系，王力（1900—1986）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科书专门讲解了古代的宫室、车马、饮食、衣饰、什物；还专门讲了古代的姓名、礼俗、宗法；讲礼俗时还讲了古代的婚姻、丧葬[1]。古代的观念文化与古代汉语的关系当然也很密切，王力《古代汉语》缕述了同样作为观念文化形态之一种的古代汉语词汇、语法、语音、文字，还缕述了古代天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文体等。更不用说古人的生活离不开古人的言语交际、古代的种种精神产品和科学著述离不开古代汉语。

      什么是古代汉语？古代汉语是古代文言和古代口语（白话）的总称[2]。文言是指从春秋后期、战国到西汉的书面语，以及后代仿古写成的“文言文”（又称“古文”）。春秋后期至两汉的书面语无疑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已广泛吸收、融化方言口语中的有用成分而成为词汇丰富、语法相当严密、具有共同性的书面语言，书面语一经形成，便有某种脱离口语的倾向，但决不是与口语绝缘，《墨子》是书面语，但其中多口语。不过，总的说，秦代以前的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应该是比较小的[3]。汉魏以后逐渐形成的仿古“文言文”，直至清代仍很盛行。仿古之作，正表明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书面语与口语的严重脱节。口语源远流长，发展到唐五代，特别是发展到元明，形成了以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等古“白话”篇章为代表的近代汉语，成为现代汉语的来源。应该说，唐五代以后古“白话”文献篇章语言与这一时期的口语是一致的，或者说就是口语。如此看来，如将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鼎足三分，古代汉语的学术规定性是很明确的：即指西汉以前的语言（包括书面语即文言和与书面语距离不大的口语）和汉魏以后的仿古“文言文”（仅指书面语，不包括口语）。作为大学生学习课本上的“古代汉语”，可简言之为“文言”或“文言文”，还包括读懂“文言文”所必备的古汉语知识和古代文化知识。文言文、文法知识、有关文化知识，其本身是人文科学，是先民们创造出来的文化客体，无疑也是一种人文精神，当它经传授、学习与人脑主体相结合以后，是人文素养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汉语即历代的文言或文言文。著名语言学家叶圣陶和吕叔湘曾编过一本《文言读本》，是四十年代出版的《开明文言读本》的改编本，除课文以外，详述语音、词汇、语法，无疑是用来学习古汉语的课本。文言文用来记载五千年中华文明，知识的海洋何其浩瀚，学术的人文精神何其深博。文言文又通称古文，“古文“的含意，通常是指古代散文和骈文，但今天通常见到的古代汉语课本中，都选了古代诗歌、辞赋，如《诗经》、《楚辞》等都是古代汉语的必修课文，古代汉语的学术研究属于语言科学范畴，通常称作汉语史，或古代语言学或语文学，旧称小学，它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古代语言文字学理论等。汉语史，或小学，或古代语言学或语文学，都是广义的历史科学。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重要阶段或建树有六：先秦经书的编撰和诸子百家，两汉的经学和经书传记，魏晋玄学及其对儒道的注释，隋唐佛学和佛经翻译、以及唐代为经史旧注所作的义疏，宋明理学和对儒家经典“四书”等的新诠，第一次西学东渐和清代考据学。以上有关学术建树，大都以文言文为信息载体。佛学和佛经翻译虽多用古白话，但从译经悟出反切，反切产生，“音韵蜂起”，又从佛经啭唱悟出汉语的四声，从梵语字母表悟出等韵图表制作法，以古白话为信息载体的佛学都带来了音韵学的空前繁荣。更为重要的是，以上六大建树，涉及经学和经书传记、诠释、译经、义疏、新诠、考据学，都与古代语言文字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学术三分：义理、考据、词章，除了它们的载体都离不开古代汉语外，清代考据学则几乎完全以小学为主体。两汉的经学和清代以研经为主要宗旨的汉学，都离不开小学，所谓“小学是经学的附庸”，无论是经典中的语言文字的训释，还是经义的章指，源流的考订，乃至学术的考辨，无一不与语言文字功夫有关，甚至可以说，旧时代的经学、汉学，其学术面貌，其表现形态，其研究手段，都是古代语言文字学。顾炎武就曾说：“经学即理学也。”[4]声称舍经学即无理学。从另一个侧面看，恰恰又是舍小学即无经学。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特别是经学文化与语言文字学的关系看，后者无论是作为信息载体，还是作为研究的手段和方法，“领先”之说，同样适用。古代语言文字学的学术地位和作用如此，其于个人的学术素质也理应如此。清儒，特别是汉学家们的学术功底无一不导源于语言文字。戴震（1724—1777）儿时求学时以熟读《说文解字》为本务，“三年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5]这就是说，戴震学术的辉煌，其渊源在古代语言文字学。国学大师黄侃（1886—1935）也曾强调治学当以小学为起点，他说：“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凡学问文章，皆宜以章句为始基。”（侃注：黄以周语）研究章句，即为研究小学。[6]“学问文章宜由章句训诂起。”[7]黄以周（1828—1899）为同治九年（1870）举人，曾主讲南菁书院15年，传承戴震之学，与孙诒让（1848—1908）同为“白衣宗”。

      学术素养、学问之道须以语言文字为根基，古代人文素质乃至处世本领也离不开语文素养。最有名的例证，要数春秋时代的外交“赋诗言志”了。所谓“赋诗”，实际上就是用《诗经》中的语句代替自己要说的话，在表示意见时比讲话婉转，因而能借诗歌的感染力量加强说服力，有时还对诗中的词句作解释，以使诗意更显豁而切于实用。《国语·周语下》记载晋叔向到周进行外交活动，单靖公与之说《诗·周颂·昊天有成命》，原诗是：“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厥心，肆其靖之。”大意是说：“老天降旨，文王武王受之，文王武王不敢图安逸，起得早，睡得迟，恪守天意，以宽厚仁义治天下，使天下安宁吉祥。为什么能做到如此呢？就是因为文王武王自身能光明其德，宽厚其心，这就有了安国定邦的根本。”叔向对单靖公引用的诗句逐字逐句作了解释，以解周有单靖公，有文王武王之志，周必兴盛。后来叔向对诗句的解释还被汉代毛亨采入《诂训传》，成为训诂学史上的最早的训释例证。单靖公“赋诗”言周之志，叔向解诗以索单靖公兴国安邦之志。又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了晋楚城濮之战后，郑国央求鲁文公说情，从而订立郑晋之盟。“说情”和“拒绝”似颇难言，郑使、鲁使、鲁文公全部言论“赋诗”言之。[8]“赋诗言志”的情形后来渐渐发生了变化，到战国时代的孔子已不盛行了，但又有新的作用，朱自清《诗言志辨》说：“当时献诗和赋诗都已不行。除宴享祭祀还用诗为仪式歌，象《仪礼》所记外，一般只将诗用在言语上；孔门更将它用在修身和致知——教化——上。”这就是说，孔门已重在用《诗经》内容指导道德修养和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上。

      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例如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王力《古代汉语》选《论语·微子》，讲到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就是说，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逃避现实。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忧在民先，心怀天下，关怀社会，先人后己的传统道德观念。北宋张载自述其学术宗旨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将治学目的和人生追求结合在一起，开拓万古心胸，永贻来者风范。

二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工具。文字学是古代汉语学科的一大宗，王力《古代汉语》讲文字有“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汉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不仅是指“汉字记录汉语，汉语表达文化”这一记录表达层面上的联系，而且还指“文字及其历史发展本身所负载的文化信息”这一本体对象层面上的联系。汉字和汉文化的关系，当然主要是指后者。对大学生来说，从文字，文字学入手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汉语”的关系，可把以上两者结合起来，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一般说来，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指甲骨文、金文、篆书、汉隶和上古货币、玺印等独具特色的文字。文字的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约58—约147）的《说文解字》。文字本身及许慎据文字形体结构阐释文字的字义，都积淀着古代传统文化的信息。例如人们常引用的例证，《说文·戈部》：“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jí收藏）兵，故止戈为武。”这句话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又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9]正如王力《古代汉语》所说，止戈为武“意思是以武力止息干戈，保卫和平”。[10]后一句话，大大丰富了“武”的内容，禁止暴虐，停止战争，安国定邦，安定人心，和协民众，大量创造财富，都是“威武”。又如“信”字，《说文·言部》：“信，诚也，从人从言。”表示人言以诚信为贵。《诗·卫风·立民》：“信誓旦旦。”《礼记·礼运》：“讲信修睦。”这两个例证中的“信”字都是诚实不欺的意思。古代出使国外办外交的人称“信”，取讲信用之义。又称“使”，取派出办事之义，或合称“信使”。可见许慎的解释既有文字结构作“以形立训”的依据，又有文献依据，史实依据，许说决非从天而降。武、信二字，是许慎举出的会意字的代表字。《说文·叙》说：“会意者，比类合谊（义），以见指*(，武、信是也。”会意是六书的一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构成“六书”，“六书”是许慎用以分析汉字结构的范畴和工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用价值。许慎以后，不少侧重分析文字结构的范畴和工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的实用价值。许慎以后，不少侧重分析文字结构和讲文字学理论的书都冠以“六书”二字。例如：宋郑樵《六书证篇》(已佚)、《六书略》、元戴侗《六书故》、元周伯琦《六书正讹》、元赵*(谦《六书本义》等等。《说文》共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这一万多字，无不贯以“六书”分析，这万余字的“六书”分析和字义说解，使《说文》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成为传统文化的瑰宝，从而对文化素质的培育起重要作用。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载，有人提出责难，是否许慎超过孔子?答道：“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六文”即六书。这就是说孔子仅存其义而述之，不涉及述义的载体文字之所以然，从把握信息载体根本之点看，许慎之功至少不在孔子之下。对《说文》一书，颜之推说：“大抵服真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11]这就是说，许慎对文字的说解，概括性强，思想方法可取，有追本逐源的功夫，连东汉大儒注疏群经时也无不作为证据；如不信许说，不知文字所以然，不具备这一文化素质之根本，那只能在黑暗中探索，无法使经义彰著显明。

      正确的思想方法，历来是传统文化的要义。《说文》的“隐括有条例”，首先表现在研究文字的求实方法和对文字及其表征的事物内容作正确的分类。《说文·叙》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这里的篆文指小篆，“古、籀”指古文和籀文，是小篆产生之前的两种古文字。“博采通人”，“信而有证”，是求实的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实事求是”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明代张居正《辛未会试程策二》也说：“惟其实事求是，而不采虚声。”作为求实的思想方法，可以说在华夏大地上，自古而然，从来如此。《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虚名不以借人，况实事乎？”意在斥责图虚名而提倡求实。宋欧阳修《议学状》则说：“教学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实事。”更明白无误地把督促学生固根本，讲求实事求是作为教学宗旨。[12]由此可见，许慎研究文字的求实之法是传统文化精粹：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的具体运用。具体而微，我们在研读每个汉字的本义时，是可以受到求实的思想方法的熏陶的。前面举出的“信”字本义为诚信，是讲做人要实在。又如《说文·日部》：“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从○—，象形。”许书还举出“日”的古文，并说“日”的古文也是“象形”。段玉载注：“○，象其轮廓；—，象其中不亏”。许慎释“日”为“实”是用声训，但古代声音与意义是密切相关的，不排除说太阳是个盛实光明的实体。许慎讲了“日”的小篆和古文都是象形字，即象事物的形体，段注则进一步讲了太阳的轮廓是个圆，而“—”正是象“太阳之精不亏”的，段的解释其实并不确切，“—”其实是“· ”，象太阳中的黑子。读《说文》“日”字和段注，可知先民造字为求实，考求实体对象而造之；后人解字为求实，力求彻底弄清每个字的本义；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例如日），则经观察而尽量作求实的说解。虽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若干解释不一定能揭示对象的本质，但其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文化精神则是古今相悬契而切合的。关于《说文》用求实的方法说解文字和客体对象而体现的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1905—1988）在《说文解字通论》中曾概括为四个方面：关于古代社会生产、关于古代的科学、关于医疗学、关于社会制度。范围不可谓不广。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且经说解文字本义而体现，使对象的文化内容保存了许多“原生形态”，因而显得格外可贵。例如《说文·示部》：“社，地主也。从示，土声。《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所宜之木。”由此可知，奴隶制时期的公社和私社，王的大社和诸侯的国社，乃至于许慎说的“‘周礼’二十五家为社”的民社，等等，无不与古代的土地制度有关。[13]研读《说文》，考求文字本义，能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更为深邃、准确，且往往把我们引向文化元典，许慎对“社”字的解释就引用了《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和周代礼制说及的话，更不用说文字本义的诠释总是向元典文化精神的接近了。

      《说文》的科学方法，还表现在科学分类上。据汉字的形体构件分成540部首，实际上就是540类。有了540部，就将9千多字安置其中，“分别部首居，不相杂厕”。许慎以后，晋吕忱《字林》仍分540部，南朝梁顾野王《玉篇》分542部，唐张参《五经文字》分160部，南宋郑樵《通志·六书略》分330部，辽僧行均《龙龛手鉴》分242部，宋司马光《类篇》分544部，金韩道昭父子《篇海》分444部，明梅膺祚《字汇》分214部，《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都是分214部，《新华字典》分189部，《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都是分200部，《现代汉语词典》分215部，如此等等。虽分部有所变化，但许慎首创的据文字形体构件分部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变。不仅没有变，而且继续启迪人们进一步深入揭示汉字系统的内在规律。现代文字学理论认为：“汉字构形系统描写是研究汉字、进一步认识汉字的系统特征的重要方法，在汉字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14]《说文》的分类思想，还表现在540部内部的排列次第也是以类相从的。这虽然也是文字作概念的分析并加以归纳整合的结果。如《木部》是一个大类，其中次序是先列木名，再列树木的各部份（木、柢、末、果、杈、枝、条、枚），再列木制品。黄侃《说文略说》认为《说文》各部首内部的意义（概念）的分类有三种：先名后事、以声音为次、以义同异为次，并举《玉部》、《示部》的例子加以说明。[15]列宁曾说：“类概念是‘自然的本质’，是规律。”并说：“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16]《说文》540部，及各部首间的联系，540部内部意义群落的系联聚合及各意义群落间的联系，都是正确的思想方法，科学的逻辑方法。正确的思想方法，对跻身学界，立足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学习古代汉语中的文字学，学习《说文解字》，无疑能使文化素养深培阃奥，能使科学分类，寻找中介，讲究联系，分析层次等正确的思想方法化为文化人的学术素质和思想能力，即使将来并不从事汉语史、文字学的专职工作，但正如学习欧几里得平面几何对中学生是绝对必须的那样，古代汉语及其文字学对大学生来说也是绝对必需的，因为它处处关及较为深层的文化素质的锻炼和培养，关及正确的思维逻辑方法的涵育和训导，更不必说汉语文字学对一个个汉字本义和引申义的说解能帮助读懂古书，《说文》对文字的说解就有丰富的文化意蕴。

      在学习古代汉语时，还会接触到一些甲骨文。一百多年前（1898），甲骨文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为世人所知，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首次对甲骨文进行研究，筚路椎轮，功不可灭。后来，王国维（1877—1927）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先后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3）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1917，4）。后来又写成《殷周制度论》（1917）、《殷礼征文》（1927）均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盛事。迄今为止，殷墟甲骨文发现单字近五千，借助于《说文》等古代工具书和有关文化史知识能识读者仅二千左右。了解一点甲骨学知识，借以充实和丰润自己的知识结构，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都是大有益处的。

三

      学习古代汉语，最重要的是古汉语词汇和语法，研究古汉语词义和语法的学问分别叫训诂学和语法学，古汉语语法问题又常常归结虚字的训释。学术界在谈论汉语史和汉文化这类课题时，常常把它归结为训诂学，认为只有通过训诂才能发现汉语和汉文化的具体联结，中国最早的训诂书是《尔雅》。《尔雅》除解释古汉语词语的《释诂》、《释言》、《释训》以外，还有解释社会百科和自然百科的《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共19项。仅从以上名目上看，就可知《尔雅》有极丰富的文化意蕴。把人间天地万事万物统分成19类，和后来的《说文》据文字形体分成540部首一样，是先秦就有的类逻辑思想的体现。《墨经·小取》：“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大意是说：正确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辩说时要弄清各方的基本观点，以名称（概念）举称事物，以言辞（判断、推理）表达意义（论证内容），以充分的证据和理由说明原因，在同类概念中选取已知部分作出说明和论证，依据同类概念予以解释和推理。《尔雅》是先秦训诂资料的汇编，它的做法，搜罗天地万物，汇集故训，分类纲统，类取类予，比物相附，释以雅言，其办法和精神仿佛就是《小取》逻辑的具体化。说《尔雅》是上古名辩逻辑的应用逻辑是一点也不过份的。[17]《尔雅》之类的训诂书称“名书”，古代逻辑学称“名学”，一字之差，有种种不同，但它们是一对孪生弟兄。《尔雅》是十三经之一，它的地位是群经的解释工具，仅此一点，也能使《尔雅》获得应用性逻辑工具的意义。《尔雅》以后，有许多以“雅”命名的群雅之作。[18]“雅学”成了古汉语词汇学的专称。除《尔雅》比外，《说文》训释字义（词义），当然也是训诂学书（一般说，讲六书和文字形体构造的属文字学）。汉扬雄《方言》、汉刘熙《释名》以及后代的字书均是训诂学专书。此外，大量的训诂材料还存在于古代文献的注释书，例如汉毛亨《毛诗诂训传》（注《诗经》）、汉王逸《楚辞章句》（注《楚辞》）、唐孔颖达《五经正义》（注《周易》和王弼、韩康伯注，《尚书》和伪孔传，《诗经》和毛传、郑笺，《礼记》和郑玄注，《左传》和杜预注）等等。训诂材料，真可谓浩如烟海。训诂内容，真可谓无所不包。而训诂的手段，又可谓千变万化，有从字形分析意义，有从语音分析意义，有从本义分析引伸义，有从语法入手分析词义，有同义词的辨析，有从上下文，本书或他书求证词义，如此等等。

      字形训释。例“吕”字，本义是脊椎骨，“膂”的古字。“吕”的小篆形体象脊椎骨之形，《说文》以形立训，故《吕部》：“吕：脊骨也，象形。”今有吕脊、吕梁，吕脊肉是兽的脊椎处的肉。吕梁山地处今山西西部，位于黄河与汾水之间，夏禹治水，凿吕梁以通黄河。“吕梁”得名，亦由“脊椎”之义。清顾祖禹《读史方舆证要·山西五·辽州》：“自晋阳而逾太行，州实为之腰膂。”

      因声求义，古书中常常有不用本字而用通假字的情形，只要“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史记·项羽本纪》：“张良出，要项伯。”“要”为“腰”的古字，假借为“邀”。“要项伯”即“邀项伯”。《马王堆汉墓帛书·道原》：“鸟得而蜚，鱼得而流，兽得而走。”句中“蜚”、“流”均为通假字，本字为“飞”、“游”。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虫部》：“蜚，古书多假为飞字。”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流，假借为游。”通假字和本字的关系，应是古音相同或相近，如前例，要、邀上古均影纽宵部。蜚，飞上古均为帮纽微部。流，上古来纽幽部，游，上古余纽幽部，除韵部相同外，来纽和余纽上古也是相近的。[19]通假字用多了，往往误以为是本字，如“流言蜚语”的“蜚”，实际上是通假字。

      从本义分析引申义。例如“析”字，从木从斤，是会意字。斤为斫木的斧子，甲骨文、金文、篆文都是与“斤”近似的象形字。古书中“斧斤”同义连用。“析”的本义是劈、剖开。《说文·木部》：“析，破木也。”分析、辨认是它的引伸义。晋陶潜《移居二首》：“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从语法分析词义，陆宗达先生曾强调，训诂学决不仅仅是单词和词义问题，“确实在许多地方涉及到语法问题”[20]例如《吕氏春秋·用众》：“楚魏之王，辞言不说。”高诱注：“不以言辞为说（悦）。”这不仅解释了“辞言”即“言辞”，而且解释了“辞言”处于今天所讲的状语的位置，犹言“对于言辞”。《战国策·西周》：“与之高都，则周必折而入于韩。”高诱注：“折，屈也。”这就是说这个“折”字是“屈服”之意，是自动词，而非他动词。即使在文言文中，也有语法分析例。王力《古代汉语》课文《吕氏春秋·察传》：“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这就是说“一足”是“一而足”顺承联合结构，非“一足”定中结构。

      同义词的词义辩析。训诂学中有所谓互训、同训、互义、异义、同义递训、同义连用，都是用来辨析同义词的方法。《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是用互训的方法训释词义。《易经·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也圣人易之以宫室。”“宫室”为古汉语中的同义连用。但宫和室的仍有词义差别。《周礼·考工记·匠人》：“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据孔颖达的疏，人在室中凭几而坐，故以案几来量度室，堂上行礼仪用筵（垫在地上的竹席），故堂的大小度以筵，而宫中只能度以寻（古代长度单位，一般为作八尺）。宫与室散文则通，对文则异，室犹今房间，宫犹今整个院落内的建筑。

      从上下文求证词义，常有互文见义，对文求义之法。例如《史记·魏世家》：“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如骄人则失其家。”而、如对文，“而”亦“如”义。对文求义之法，前举宫、室对文而见其义微殊，已可说明。至于本书内证明（本证）和他书内证明（旁证）某字为某音某义，也是常见的训诂学方法。明代陈第（1541—1617）的《毛诗古音考》列《诗经》中韵字四百余条，在各字下注明古读，以《诗经》为本证，以其他经书、子书用韵为旁证。又顾炎武（1613—1682）为证明《诗经》内的“行”字古代只有“杭”一个读音，举出本证、旁证共372条之多，叫你不得不信。

      以上训诂方法种种以及可举出的无数例证，均是扎实的文化知识。其严谨求实的学风学德，时刻塑造着学人的灵魂。

      训诂学和词典编纂是一对孪生兄弟。现代词典中的条目，无论是语词条目还是文化条目，其条目的确定，其释义，其书证，都须经训诂功夫才能定论。有关词典的使用，王力《古代汉语》有“怎样查字典辞书”作专门讲解。词典的书证，可以说是古代文献按某一预设目的（条目需要、释义需要）的另一种新的建构，一经重新建构，古汉语，文言文，与传统文化，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关系更直接了。例如：

      1979年版《辞源》和《汉语大词典》都收列了“大丈夫”条目，释为“有骨气有作为的人”，引《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谓大丈夫就是具有坚强的独立性而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易自己的人格的人。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指的是保持人格的尊严，“所恶有甚于死者”，指的是人格的屈辱。不仅要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还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孟子·告子上》：“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粗暴待人，虽予人食，任何人都受不了，这就是说在尊重别人的人格。《孟子·公孙丑上》又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孟子所高扬的人的崇高的人格意识和主张培植的浩然之气，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发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的是人的独立意志和主体意识。王力《古代汉语》课文《论语·子罕》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说连庶民也应该尊重其独立意志。《周易大传》又提出“刚健”、“自强”的人生理想。《乾卦·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休止，人应当象天那样，永不停步，永远向上，坚强不屈。

      又如1979年《辞源》、《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都收有“舍生取义”条。此语出《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古代儒家的生死观、义利观，理欲观的集中表现。它要求在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不能兼顾的关键时刻要敢于牺牲个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反对“见利忘义”。在日常生活中，要懂得“重义轻利”做到“行己有心”，反对私欲膨胀，不讲理性。时至今日，古代儒家的价值观，仍然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注释：

      [1]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三册984、961页。

      [2]参见蒋礼鸿、任铭善《古汉语通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1至3页。

      [3]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序文，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

      [4][清]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

      [5]《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455页。

      [6]《蕲春黄氏文存》，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23页。

      [7]《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67页。

      [8]参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下册1853页上栏。

      [9]《十三经注疏》，1882页中栏、下栏。

      [10]王力《古代汉语》上册158页。

      [11]《程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457、458页。

      [12]连“实践”一词，中国也早就有了，明代王廷相（1474—1544）《慎言》有云“务高远而乏实践之作其弊也狂。”又云：“笃行实践，以守义理之中也。”

      [13]参见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201至218页。

      [14]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简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1期。

      [15]《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年版18页。

      [16]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295页。

      [17]参见洪诚《略论中国古代语言学与名学的关系》，载陆宗达主编《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8]参见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61至150页，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影印本。

      [19]参见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8页，来纽为舌头音，余细即喻纽四等，为舌面音。

      [20]陆宗达《谈一谈训诂学》，载《中国语文》1957年4期24页。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rchaic Chinese

By Li Kai and Zhou Yuanfu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archaic Chinese, of which etymology, phonology, scholium and syntax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ncient philological studies but also was an inmportant tool for ancient Chian culture study. They provide us with good references in studying traditional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To inherit and enhance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requires us to study archaic Chines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chaic Chinese     etymology    phonology    scholium     synt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