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部长袁仁贵博客评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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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其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10月31日经表决决定，免去周济的教育部部长职务，任命袁贵仁为教育部部长。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主席令，公布了这一决定。

    袁贵仁，男，汉族，１９５０年１１月生，安徽固镇人，１９７５年２月入党，１９６９年５月参加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６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８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１９９８至１９９９年任北京市市长助理兼市教委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５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２００５年至今，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袁贵仁是第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袁贵仁履新·博评关键词】祝贺 建议 寄语 期待


袁贵仁在上任一周后，提出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Ostrich

破除教育顽疾，新任部长需大胆探索新办学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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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河北省邯郸市闭幕。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出席闭幕会议并讲话。他说，各地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国家推动教育发展的奠基工程和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的重要工程，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在这次会上，履新刚7天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还回应了广大网民对教育部部长易人的关注：“我认真阅读了这些网民的意见和建议，非常受教育，非常受启发，也非常受鼓舞。”（东方早报11月8日）

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做出部署，可视为袁部长上任后的首个动作，所以引起媒体广泛关注。但仔细分析其所指出的突出抓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五个重点环节，却未见多少新意。鉴于袁部长刚上任，还在听取意见，笔者想以此为例为袁部长进一言。

据媒体报道，在人民网开设的《我给新教育部部长递个话儿》栏目中，网友留言已达849条，更有近17万网民参与“你对新一任教育部长有何期盼”的网络调查，其中，“提高教师素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实现素质教育”、“提高教师待遇”、“治理‘校官’腐败”、“解决教育公平，打破地域教育差距”成为网民对新任教育部长的“五大期盼”。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与上述“五大期盼”都相关的教育大事——教师轮岗，各校教师素质均衡，事关提高教师素质；各校办学质量趋于一致，“择校热”消退，事关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各校教师待遇相同，甚至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待遇高于城镇地区，才有利于教师轮岗，此事关提高教师待遇；政府保障学校的投入，学校没有“赚钱养校”的压力，没有择校的条子生，此事关治理“校官”腐败；而整体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无疑就是“解决教育公平，打破地域教育差距”。

那么，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部所强调的五个环节，能起到均衡实效吗？其第一条为“明确职责任务，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以县域内实现均衡为工作重点，大力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并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扩大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区域范围。”以笔者之见，以县级财政为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是造成当下义务教育各地严重不均衡的重要原因，其一，由于各县财政实力不同，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必然不同，各县之间的义务教育发展必然有差异，即使县内均衡，但县与县的不均衡依旧存在，甚至可能拉大；其二，教师的轮岗局限在一县之内，而教师的流动则在全省之间，在其他县的人才竞争之下，教育薄弱地区的教师，很难不朝教育质量高、待遇高的地区流动，县内的轮岗由此几乎不可能推进；其三，高考的升学选拔在一省中进行，每个县必然努力争夺高考升学名额，集中优质资源办好几所学校，对于经济发展落后、教育薄弱地区来说，是和经济发达地区进行竞争的不二选择，这也是不发达地区存在“县一中”现象的根源所在。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最切实的措施，当是打破原有的以县乡财政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省级财政（甚至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这才可能保障同一县内，各义务教育学校获得的义务教育经费大致相当，教师待遇大致一致，教师能在更大区域内轮岗，而县与县的升学竞争将淡化。此前，教育部其实已经探索各省进行农村特岗教师的统一招聘，一些地方也在义务教育绩效工资改革中，在中央的部署下，探索省级财政统筹。而这条措施虽然有“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扩大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区域范围”这一光明的尾巴，但实质其实是强调县级政府均衡义务教育发展的责任，也就是说，教育部门并没有改革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意思。

再看其第五条，“强化督导评估，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激励机制。教育督导机构要定期开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的监测评估，及时纠正区域内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当或学校差距过大的现象。教育部将定期表彰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先进地区。”这让我们想起了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求学问题的措施，为鼓励流入地政府积极按照“流入地政府为主、公办为主”的精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求学问题，教育部也提出奖励措施，但是，从落实这一政策的实际情况看下，流入地政府并无多大积极性。原因在于缺乏长效机制：流入求学儿童越多，流入地政府就将拨付更多教育经费，而流出地政府则“减轻”教育投入。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加大义务教育经费省级统筹，同时建立学籍信息管理制度，让义务教育经费随学籍走，从流出地政府带入流入地政府。而如若有中央财政统筹，更可推行教育券制度。

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新部长上任几天，就拿出对于教育顽疾的系统解决方案。但是，从均衡义务教育发展这些举措中，我们建议新任部长，能明确教育部门的责任，深入调查分析造成教育顽疾的深层次问题，大胆探索能破除这些顽疾的新机制。如果不强化政府部门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只针对各类顽疾的表象采取治理措施，不愿触及既得利益，那么，教育的顽疾实在难以根除，而上述“五大期待”或难实现。

Ostrich

2# Ostrich

但愿不是新官儿上任三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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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教育部长能扫除教育积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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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巧合。在周济被免，袁贵仁获任教育部部长的当天，央视报道了八大教育潜规则。称“其积弊之深令人震惊”。一为“免试就近入学”异化为“争相择校”；二是择校费“被自愿”；三是奥数改头换面；四是升学率还在争第一；五是“重点班”改名“创新班”；六是补习班挂名“家长委员会”；七是“你的学生我来教”；八是全日制培训班集体易地补课……

这八大潜规则，还只是针对中小学教育，还不是概括得很全面，有网友“狗尾续貂”，继续盘点十大、二十大“潜规则”。

这些潜规则，“积弊之深”，是有目共睹的，至于是不是“令人震惊”，则另当别论了。在我接触的教育官员、教师和家长中，很少有不知道上述“潜规则”的，却很少有对这些潜规则表示震惊的——拿时尚的话说，谁震惊谁就“OUT”了。准确地说，大家对此已经熟识无睹：政府规定不择校，可谁不在想着为孩子择校，禁令就是一纸空文；政府规定中学取消重点班，可谁不知道从名字上取消“重点班”走的不过是形式，取消重点校、重点班就是换汤不换药装样子；政府要求不公布升学率，可哪所学校办学的基础工程，不是抓升学率？

对积弊的“熟识无睹”，非一日之寒，而是经历了“震惊、曝光、建议、政府治理、治理无效、再曝光、再建议、再治理”等一个又一个循环，以至于到了现在，每每政府出台“新规”，大家对其也不太当一回事。再高调推出的新规，都免不了无疾而终的宿命。

这就要检讨政府的规定，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治理作用。总体看来，政府部门的规定，简单而随意，只针对表面现象，而不抓根源，每次都号称“重拳”出击，每次都无功而返——就近入学为何异化为争相择校，择校费为何“被自愿”，根源不是管的不严、贯彻不到位，而是中小学办学质量极不均衡，有严重差异，家长（也当然包括教育部门官员在子女求学时）的择校冲动无法遏制。在这方面，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加大投入，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而不仅仅是严禁择校。奥数、升学率、重点班等等变异，也是同样的道理。

教育越治理越混乱，教育部门是难辞其咎的。对于新任教育部长，有人期望他能“新官上任三把火”，雷厉风行扫除教育积弊，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样的治理思路，还是治标不治本，以及寄望于行政的权威。

治理教育，其实不需要教育部门“出重拳”，也不能仰仗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威，恰恰相反，教育部门应该减少行政权威对教育的干扰，而做最基本的服务教育的事。这些基本的事包括：依法保障对教育的投入（而不是把教育投入作为行政特权，让学校“跑部前进”），依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依法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中小学校本管理、大学自主办学）归还给学校，依法维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公开教育信息，让招生阳光，让教育管理阳光——如果这样的表述还不明确的话，那么，教育部只要做到《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所规定的政府教育部门所应该履行的责任，就很不错了。

对于当下正制订的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人们期望其能对症下药，拿出令人振奋的方案来，这是很自然的。但是，相对于具体的实事（比如人才计划、教师计划），举措（比如取消文理分科、加强师德建设、治理有偿家教）来说，更重要在于以正确的教育管理理念，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清晰界定政府、学校、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力（权利）、责任与义务，进行办学体制改革、教学方式改革、评价制度改革，构建新型的教育管理制度，恢复教育健康发展的生态。如果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依旧保持，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总想扩大手中权力，实现部门利益最大化，那么纵有更多的“重拳”，教育的积弊，也难清除，甚至加剧教育生态的破坏。这一点，不知新任教育部长想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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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教育部长易人的关注，正是努力推进教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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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离开任职6年之久的教育部部长岗位，到中国工程院担任党组副书记。这成为这两天最热的新闻，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本来，这可视为一次正常的人事变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仔细想来，老百姓如此关注教育部长易人的消息，也在情理之中。其一，教育事关千家万户，是基本的民生。老百姓关注教育部长的更换，其实是关注自身所处的教育环境。就如每年的高考，几乎吸引全国所有的目光，对于目前有2亿多大中小学生，且担负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任务的教育系统来说，其每一个政策的变动，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教育部长易人，其影响虽不及教育政策，但也令人瞩目。

其二，我国的教育，虽然在过去几年来取得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等成绩，但是，教育发展的不如意，也是有目共睹。媒体近日报道了八大教育潜规则，称“其积弊之深令人震惊”。而周济本人在今年9月也明确提到，“教育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不适应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不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三，对于现实教育问题的不满，让大家对新部长与教育改革充满期待。从去年10月起，我国启动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今年1月和2月，教育部曾两次集中征求意见。据教育部介绍，仅第一次征求意见，就获得“民意”200万条，民众的参与热情可见一斑。在教改方案将要推出之际，主导教改方案制订的教育部部长易人，自然给大家想象空间。

也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要推进教育改革，制订一套让各方满意的教改方案，对于新任部长来说，也是挑战。我们不妨以以上民众的关注点，来共同探讨我国教育的改革与未来发展。

首先，要真正“问计于民”。新任教育部长，应该把教育决策，纳入科学与民主程序。对于全社会高度的教育，教育主管部门的任何决策，都应广泛调查、充分论证。回顾过去10年我国教育的发展，包括扩招、缴费并轨、本科教育评估、大学生就业、研究生学制改革这样的大事，决策的随意，随处可见。这导致一系列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优质资源迅速稀释，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上学难、上学贵”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高校弄虚作假、形式主义严重，大学生“被就业”频频发生，研究生学制三年到两年，又从两年到三年摇摆不定。正是这种决策模式，把教育决策的优劣，维系在少数领导身上，人们也由此期待新的领导能带来英明决策。但很显然，如果教育决策模式不改，依靠某个领导的英明决策，是难以保证教育决策不走样，能代表广泛的民意的。因此，期待好领导，不如期待好制度，我们期望新任领导能开创教育科学、民主决策新模式。

其次，要真心“还权于教”。在最近的一些评论中，有人列出一系列问题清单，抛给新任部长。细看这些问题，不少涉及学校的具体办学问题，比如征地、盖房、中小学教师上课、大学教师考核。把这些问题揽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手中，是教育部所不能承受之重。从中小学生跳集体舞、学唱京剧，到高校统一标准的评估；从管理大学生在校外租房到规定大学生的毕业设计，教育部做了太多自己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既浪费精力，又导致怨声载道。对于我国的教育发展而言，教育资源的高度垄断和办学的高度计划性，降低了教育的竞争性，也限制了办学的活力。教育部门所应该做的是，把该归还给学校和社会的权力，分别归还给学校、归还给社会，给教育营造公平、自由的竞争与发展环境。只有发挥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教育积极性，以及保障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益，教育才能办好。

再次，要竭力“办全民满意的教育”。从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中，教育部应该感受到自己是全民的教育部，而不是少数团体的教育部。一直以来，由于关注精力、教育话语权主要集中在教育部部属高校、公办高校、普通高等教育，教育部曾被教育内部人士认为是“重点大学的教育部”、“公办高校的教育部”、“高教部”。这种局面极不利于各类教育的平等发展，也不符合国家发展公共教育的价值导向。从保障每个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出发，教育主管部门不能在教育内部设立门户与等级，而应促进教育的开放。否则，满足了少数群体的期待，却有可能让更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大失所望。

总之，教育部部长的更替所引发的社会关注，正可以视为努力推进教改的力量，教育改革有这么广泛的群众关注、支持、热情参与，实在没理由再踟蹰不前，而应如温总理要求的那样“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

疯狂滴石头

“问计于民”。
“还权于教”。
办全民满意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