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生父出书回忆离婚真相：章含之有外遇在先(连载)

梦的轻波

1961年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享天伦乐     

从妞妞出生到“文革”前，那段时间虽然政治形势已十分严峻，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因为家庭和睦，妞妞又得到全家人的疼爱，一直生活在优裕、舒适的环境里。她的幼年是幸福的。那时家庭也让我感受到温暖、安宁。我每逢周末回家，妞妞要我陪她睡，给她讲故事。家里有一套英文的儿童百科全书，其中的彩色插图非常漂亮。她躺在床上听故事，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硬撑到我讲完才睡。那时每周一次与家人团聚，与女儿共享天伦之乐，使我忘却政治斗争的纷扰和工作中的烦恼。     

可是好景不长，“文革”后我的人生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自从我受到冲击后，妻子就从鄙视我到背弃我。从前的恩爱夫妻变成了话不投机的陌路人；从前的温暖家庭变成了令人心寒的冰窖。我心里明白：我的家毁了。妻子的不忠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的情绪跌到谷底。但我还死要面子，心里的苦衷对谁也不说，也不能声张，真所谓咬碎牙往肚里吞。  

“牛棚”给我启迪      

1968年我的处境愈来愈坏。有一次我被派到锅炉房劳动，任务是铲掉一个废弃锅炉的水泥座基。我扶着铁钎，由监工抡铁锤，突然监工的铁锤打偏了，一下打到我的手上。我感到钻心的疼痛，手一松铁钎就砸入我的小腿，伤口的血顿时往外喷射。我痛得卧地不起。由监工扶我走到校医院急救。医生检查后说幸好没打断腿骨，可是铁钎已砸穿骨膜了。校医把我的伤口用消炎粉简单包扎一下，既不打破伤风针，也不给止痛药就让我返。“牛棚”。我伤口整整痛了一个星期，晚上躺在稻草铺的地铺上，痛得无法合眼。第二天一早我一跛一跛地照常出工，不得休息。至今我的左边小腿上还留下一个深凹的疤痕。这是终身无法磨灭的印记。

梦的轻波

爸爸驮着两岁的妞妞于史家胡同

   陷入婚外情的泥沼

    经历过这一切，我心情的悲苦可想而知。我特别羡慕那些有幸福家庭的难友。他们平时和我一样，既要担负沉重的体力劳动，又要应付极不人道的批斗、忍受突如其来的羞辱。但是他们有盼头，每到周末他们回家一次，再回到“牛棚”时就像充过电一样，脸上的愁云消失了，干起活来劲也大了。他们暗中联系，互相传递外面的好消息。他们会偷偷告诉我：知识分子快熬出头了。而我仍然只知埋头劳动，心中没半点喜悦，没任何盼头。

    虽然每到周末我也回家，因为每周星期六下午六时至星期日下午六时，监改大院准许一般监管对象回家取粮票和替换衣服。但章经常避而不见，家里等着我的只有妞妞。我除了陪妞妞玩，给她讲故事，给她洗澡，没人可以倾诉。因为女儿毕竟只是个七岁大的孩子，她怎么懂得人间愁苦？她怎能明白世态炎凉？在她面前我还得强装欢颜，尽量逗她高兴。但是那个冷冷清清、濒临破碎的家，使妞妞的童年过得极不愉快。

    那时我在社会上、在家庭中感受到的孤独几乎使我窒息。我原本是个热情好客、喜欢热闹的人。但自从红卫兵把我打成“陆平黑帮”后，我被彻底孤立了。难得的是，我的同事田万苍教授在校园里见到我在“黑帮”队伍里低头行走时，还偷偷向我点头示意。这一瞬间的暖意令我心灵颤动，田教授的善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那种与社会隔绝的情况下，家就是最安全的避风港。但我没家可避。那时的我犹如汪洋中的一叶孤舟，任凭狂风暴雨吹打，无处可躲无处可避。这孤舟几乎在汹涌的浪涛中淹没。

    也许是我太渴望精神上的温暖、慰藉了，也许是妻子的不忠在我的潜意识里埋下了反叛的怨气，这股怨气摧毁了我一向尊崇的道德观。我徘徊在失落、绝望的歧路上，感到十分惆怅、迷惘。后来我自己也陷入婚外情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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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友嘘寒问暖互生情愫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一天正在劳动时，高音喇叭传来“揪出某某现行反革命、打倒某某现行反革命”的口号。不久“牛棚”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任务是到稻田去除稗子。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因为视力不好，分不清稻田里的禾苗和稗子，常把禾苗当稗子拔掉了。因此常遭红卫兵训斥，说她故意破坏。她在劳动时总是胆战心惊地跟在我后面，要求我教她如何识别禾苗和稗子。一次劳动小歇时，她向我透露她有一个女儿。她伤心地说：“将来孩子长大了，要是知道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妈妈怎么办？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奈，对她深表同情。这位女教师是我学生辈的。我没教过她，但她对我十分敬重，口口声声称我为洪老师。

    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她见我常常眉头紧锁，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经常对我嘘寒问暖。在当时我所处的绝对孤立的境况下，她的关切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深受感动。因此，我们从难友变成可以诉说心事的知心朋友。

    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以此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我们住“牛棚”的人一天三餐都排队去食堂打饭，她就趁机在我们排队时偷偷塞纸条给我。在当时这是我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1968年12月“牛棚”撤了，但我并未获得人身自由。我被派往三十七楼，住在学生宿舍接受监管。记得我住在三十七楼时，章含之曾来找过我。那是因为学校发还了我被扣两年的工资，是我通知她来取银行存折的。我们在宿舍走廊里见了面，我把存折交给她，她就走了。当时因为有红卫兵在场监督，夫妻间也未交谈，这是我在北大受难期间，章唯一一次到北大。

    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过去我对爱情是非常执著的，认为一生只能爱一人，认为既然结了婚就要白首偕老、终身相伴。像我家兄弟姐妹七人，除非是半途丧偶，夫妻都是举案齐眉，相伴到老的。这也是我的主张，我的理想。所以我与章含之谈恋爱后从未变过心。在我等待她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尽管有不少相貌、才学、家世绝不逊于她的好女孩倾心于我，我都婉言拒绝了。因为我的爱情观是从一而终的。可是“文革”开始后我的婚姻、我的家庭已经完了。虽未离婚，实际上我已经是孤身一人。章的不忠彻底粉碎了我的恋爱观，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想：妻子已经嫌弃我了，如今既然有人倾心于我，对我好，给予我莫大的精神慰藉，为什么要拒绝？出于这种心态我接受了这位女教师，犯下了婚外情的错误。这事被红卫兵发现后大做文章。他们认为两个住过“牛棚”的“黑帮”竟然干出这种事来，简直是罪不可恕。我也因此受到了更严酷的惩罚。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说得她哑口无言。从此，我的家庭便彻底破裂了，再无挽回的余地。虽然自1966年章张之恋暴露后，我俩早已是同床异梦的挂名夫妻，但她并未提出离婚。那几年，我和章濒临死亡的婚姻就这样勉勉强强维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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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

    鲤鱼洲再经考验

    1969年春，八三四一部队进驻北京大学，由军宣队领导北大的运动。同年10月，林彪为了防止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向全国发出紧急战备指示。因此党政军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散转移。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北大有60％的教职员工赴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我当然是其中的一分子。

    鲤鱼洲原是与世隔绝、荒无人烟的地区，由干校的五七战士围湖（鄱阳湖）造田，开垦出几千亩水稻田。北大的两千多名教职员工就在那里劳动，进行思想改造。为便于管理，军宣队按照军队编制，把干校的教职员工编入连队。如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组成一个连队，下设排、班等。干校的全体人员，个个称为“五七战士”。我摆脱了“黑帮”的称号，成为一名五七战士，也许境遇会好一些。可是我心理上丝毫没有轻松愉快的感觉。因为那时我党的组织生活尚未恢复，在干校的战士中间我仍被视为另类。对我来说，住“牛棚”也好，去干校也好，只不过是换个地方，变一种方式的劳动改造。

    干校劳动　落下病根

    当初我们住的是草棚，后来住简陋的砖房，吃的是米饭就咸菜，那时近在眼前的鄱阳湖鱼产十分丰富，价格便宜，但领导硬是不让吃。说是为了培养五七战士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宁可舍近求远，特地从千里之外的北京运来咸菜当副食。后来我系的田万苍在食堂管伙食，他见干校的五七战士干的是超强度劳动，吃的是粗米饭就咸菜和水煮通菜，不见半点油星，很难下咽。田说知识分子太过艰苦了，很不忍心。他自作主张用极便宜的价钱买了几大筐鸭蛋腌成咸蛋，为我连队一百多人“双抢”时改善伙食。我们从凌晨干到天黑回来，吃晚饭时，每人获发一只咸鸭蛋，像见到山珍海味，个个欣喜若狂。此情此景和田万苍这位好心人令人难忘。

    在干校因为平时伙食太差，五七战士的肠胃里缺乏油水，人人感到营养不足。只能趁机会到南昌打牙祭。从干校乘船到南昌有一个多小时路程，但干校的纪律很严，五七战士要去南昌必须有充分理由才能准假前往。他们就借看牙医、汇款等理由请假。有时到南昌在街上见到头戴草帽、衣衫褴褛的一群男女，准是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当时北大、清华的战士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就是衣服、裤子都带铁锈色。这群两所中国最高学府落难的知识分子，可算南昌街上一景。那时馋了多天的知识分子，一办完事即拥进饺子馆。他们再也顾不上体面不体面了，每人一口气叫上一斤、两斤饺子，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

    知识分子不怕苦不怕累，但经不起铁锈水和疫病的侵害。当时我们喝的水是从井里打的铁锈水。那时用井水洗脸，第二天毛巾就变成铁锈红色。这种水根本不适于饮用，但我在干校两年（有些人是一年），煮饭、洗菜用的都是这种水。长期饮用这种水，对身体损害极大，最明显的变化是，在许多像我一般的壮年人身上会出现脱发、头发迅速变白，或牙齿脱落等现象。我在干校时，一年间就掉了六颗牙。

    在鲤鱼洲尽管自然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但我仍然努力改造自己。在那里我除了学会盖草棚，还练就了理发的手艺。在干校，军宣队规定每十天公休一日，让五七战士洗衣服、理发、料理家务。当时北大的教职员有夫妻双双赴干校的，也有拖儿带女全家一锅端的。我单身一人无家务可料理，就自告奋勇拿起理发推子，替战友理发；那时也不讲究发型，只要把头发剪短，图个凉快就行。我用理发推子试过几个人就熟练了，自然而然地成了连队的理发师。于是一到公休日，战士们排着队要我理发，一天要理十几个人，一人花半小时，我的公休日就在替人理发中消磨了。虽然累得够呛，但我心中乐意。因为既可以为大家服务，又有机会与人交谈说说笑笑，可暂时排遣内心的郁闷和孤独感。

    回想鲤鱼洲的种种，最不人道的是军宣队明明早知道鲤鱼洲是严重的血吸虫病疫区，在早期却故意隐瞒真相，不顾知识分子的安危，把北大、清华近六千多教职员工赶到那里去生活、劳动。后来我们得知，鲤鱼洲原来是江西省劳改农场的所在地，因血吸虫疫病猖獗，不得不把劳改农场迁走了。在这片血吸虫肆虐的荒洲，劳改犯尚且生存不下去，军宣队却把它划为北大、清华知识分子劳动锻炼的“基地”。

    由于鲤鱼洲环境太恶劣，等干校结束后，北大、清华确有人因患血吸虫病而死。在干校普查时北大就有一百多人被诊断为患血吸虫病的嫌疑者，我是其中之一。经过重重劫难从干校回来时，我的身体被整垮了，健康状况一落千丈，“文革”的种种磨难把我从一个壮实的健康人变成一个未老先衰的人。那时落下的病根使我百病缠身，对我的后半生影响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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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相见不相识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直至1971年9月“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结束，全体教职员工撤回北大，我才回到学校。在鲤鱼洲那样艰苦的环境里生活了近两年的我，完全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挣扎求生存。那时因女儿妞妞留在北京，为了询问女儿的情况，也有家书往还。但从家书中找不到片言只字的安慰话。其间，我于1970年夏天休假两星期回北京探亲。那时妞妞已九岁，因一向照顾她的外婆已去世，她妈安排她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住宿。我风尘仆仆从干校回到家中，丝毫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反而是寒气逼人来。因女儿住校了，只有到周末才能见到她，平时家中无人与我交谈。那时我的脸晒得漆黑，衣着邋遢，我不想见人也不愿上街。我常常独自坐在屋里看书，打发日子。

    而那时章含之已是外语学院的“通天人物”。毛主席派八三四一军宣队进驻外院，成立教改领导小组，章是副组长。因为她与我的处境不同，两人见面更陌生了。有时如果她回家，我只见到家中总是高朋满座。一班人高谈阔论，他们谈教改、谈学校复课。章摆出领导者的架势发号施令，口气很大。她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在北大仍是审查对象，党的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心中感到十分委屈、不平。章在我面前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样子，有时甚至盛气凌人。她的变化太大了，变得我几乎不认得了。我不禁想：过去那个温柔可亲、斯文优雅的人哪里去了？

    1971年9月我从鲤鱼洲干校劳动结束回北京时，章已在外交部工作，她是那年3月调到外交部的。从此她与我的地位更加悬殊了。当时电视除了重复播放八个样板戏之外，几乎无其他文娱节目。唯一吸引观众目光的便是每天的新闻联播，人人围着电视机看国内外新闻。所以在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时经常出现的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而我有时也会被人指指点点，说：“瞧，他就是章含之的爱人。”连我的朋友、同事也半点不知章已变心，以为我们仍恩爱如昔，还好奇地向我打听章的动态。我不想说出真相，只能支吾以对，十分尴尬。章在外面是风头人物，在家里也是趾高气扬。她在我面前从来不提她的工作，似乎她所从事的是很神秘的机要工作。我厌恶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心态，根本不屑于打听。

    离婚迫在眉睫

    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作。据说章自进入外交部后，从来不愿提她的丈夫是谁。即使同事间闲谈家常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也只说有个女儿叫妞妞，至于丈夫的名字她始终不愿说。但我的同学却知道，她的丈夫是谁。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我听后一点不吃惊，心想：这回准是她又爱上乔冠华了。以我的亲身经历，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取悦乔部长的。

    章提出离婚　未提毛主席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试想从1966年章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章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既然离婚的事已成定局，那如何向年迈的岳父、向年幼的女儿交代？我想：老人家绝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结局；而我最担心的还是离婚对妞妞的影响。女儿那年才十一岁，小学尚未毕业，对大人的事似懂非懂。突然一个家散了，孩子能接受得了吗？要跟她讲清楚我们离婚的前因后果，如何启齿？章含之胸有成竹地提出：先办好离婚，等待时机成熟再向老的、小的交代。其实那时关于如何安排女儿，章早有打算。她通过一定关系取得了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的名额。如此等女儿一走，她和乔冠华结婚时就少了一层阻力。关于女儿对章乔之恋的态度，在《红色资本》（2003年3月号）栏目《红门后代》中有记载：对章含之和乔冠华轰动一时的那段忘年之恋，洪晃的见解是“尊重但不接受”。女儿的这种反应，章早有预感。

    在办离婚前半年，当我得知她要送女儿到美国读书的计划后（那时妞妞并不知情），我趁1972年暑假把妞妞带到上海探亲。妞妞出生后一直在外公家生活，从未见过上海的亲戚。她周岁时上海的祖父、祖母来京看孙女，她毫无印象。我希望她赴美前见见洪家的伯父、叔父、大姑、小姑以及众多的堂兄妹、表兄妹。同时，女儿这一走不知何日才回国。我无法留住她，就格外珍惜与她共处的时光，我带她去上海度假是我们父女相聚的好机会。到上海后我们住在我大姐家，大姐特别疼爱这个侄女，除了每天准备好菜招待外，还要照顾妞妞，替妞妞洗澡。那些天大姐全家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在上海逗留十天，其间我还带妞妞和大哥的女儿小妹一起去无锡、苏州游玩。那短短的十天，我从女儿的欢笑声中感到无比欣慰。

    上海之行也聊以弥补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内疚和遗憾。在洪晃著的《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她的老友朱伟提到：“洪晃则在幼年太早又经历了‘情感缺失’。”这是实话。且不说父母离异带给她的伤害，即使在家庭完整时，父母与她相处的时间也太少，给她的亲情太少了。那时我和她妈妈都住在各自的学校里，只有周末才回家与她相聚。我当时所能做到的，就是星期六早点回家陪伴她、照顾她；每个月发工资后，按时把女儿的生活费和保姆费送交岳母。可是，“文革”后我成了“黑帮”，连尽一个父亲最起码的责任都难以做到。以上种种都是令我至今深感遗憾的。

    欺上瞒下先斩后奏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

    “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

    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

    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

    两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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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离婚走后门

    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她说：“这次行了，可以办成。”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办事的是同一个人，但态度迥然不同。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了。事后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应章要求回家做戏

    1973年3月办完离婚，章要求我周末还是要回史家胡同，要让妞妞觉得家还是完整的。她要求我在事情未宣布前，在家里要装做没事发生一样。为了避免刺激岳父和女儿，我答应照办。于是每到周末我照样回史家胡同，在女儿和老人面前还要做戏，要强忍内心的痛楚，装着没事发生一样。晚上我照旧陪妞妞睡，讲故事给她听。妞妞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却彻夜难眠。当时我知道妞妞不久要赴美，我想：如今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唯一让我牵挂的就是妞妞，将来妞妞一出国我就变成孑然一身了，此时一阵空虚、怅惘笼罩着我，人好像坠入了深渊。此后我又夜夜失眠，靠安眠药度日。我的痛苦，女儿也感觉到了。“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

    妞妞真是个绝顶聪明、善解人意的孩子。事实上，离婚后我在周末像往常一样回家陪女儿睡觉那段时间，离婚一事是瞒着她的。但从我忧郁的眼神和强装出来的笑声中，她幼小的心灵已感觉到家里出事了，感觉到我内心的痛楚。

    离婚令女儿痛哭

    离婚手续办妥后，章含之再一次把难题交给我。她要我跟章士钊先生和妞妞交代这件事。她不敢开口跟章老谈离婚的事，她明知章老不会同意我们离婚；而女儿也跟我很亲，由我对女儿讲也比较好。我想：离婚已成事实，她老是不肯讲也不是事情，要我讲就讲吧。而且要我继续像做戏般度日太痛苦了，所以我也想快点了结此事。

    因为妞妞暑假后会出国，我必须在她出国前告诉她这件事，所以我先对女儿讲了。记得是1973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妞妞住在北大。我斟酌了半天才开口，我说：“爸爸和妈妈感情不好，已经办好离婚手续了。今天才告诉你……”妞妞一听就哇哇大哭起来。而使我吃惊的是女儿的第一个反应，她竟然说：“我学校里的小朋友知道吗？老师知道吗？以后我的家在哪里？”

1973年洪晃出国前，与爸爸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我的家在哪里？”

    20世纪70年代父母离婚在社会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连孩子也感到有压力。孩子一是感到丢脸，二是感到没有家了。关于父母的离婚，洪晃在书中写道：“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     

     离婚的事算是跟女儿讲明了，引得女儿大哭一场。女儿那凄厉的哭声刺痛了我的心，我对女儿的那份怜惜、愧疚，令我再次陷入痛苦中，久久无法平复。     

      四个月后妞妞就离家赴美了。那时我已离婚，妞妞临行我无法去机场送行，只能在电话中告别。我说着说着鼻子一酸泣不成声就说不下去了。我对女儿思念已极，不得已只好拜托上海的妹妹吟霞和弟弟君涛，趁妞妞到上海转机时，到上海机场看望她一下。那一年，洪晃十二岁，还是红小兵时已远渡重洋赴美国学习、生活了。从那时起她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爱。洪晃在《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也谈到了她那几年在美国寄人篱下的感受。     

      要说离婚后我最痛苦、最失落的阶段是在女儿赴美之后。“文革”这场浩劫剥夺了我的工作，剥夺了我的尊严。现在家没了，而唯一属于我自己的，与我最亲近的女儿也走了。女儿这一走我真是牵肠挂肚，因为那时中美两国之间不能通邮，更不能通电话。我与女儿的来往信件只能通过外交部的信使传递。妞妞刚去美国时，基本上每个月给我寄一封信。每封信我都要反复读好几遍，从中得到不少乐趣和安慰。到后来信就少了，可能她功课繁重了，顾不上按月写信报平安。有一次几个月没收到女儿的信，我怕她病了，内心一直惴惴不安。万不得已，我只好打电话到史家胡同询问妞妞的情况。章在电话中说了一句：“你以后再不要往这儿打电话了。”就收了线。从此我尽管仍然时常惦着女儿，但也学会了把思女之情埋在心里。

    每逢佳节倍思妞妞   

     记得自1973年妞妞赴美直到1976年她返回北京，整整三年时间我都是一个人过的。那时我早已获得解放，有了人身自由。但我变成孤零零一个人，反而比关在“牛棚”里更孤独、更冷清了。最凄凉是每逢中秋节、春节时。在欢乐的节日里，家家户户合家团聚，吃月饼、吃团年饭，而我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几年在大年三十晚上，人们可以看到，在海淀长征饭店空荡荡的餐厅里，只有我一人在自斟自饮，偶尔我看到在远远那头的另一桌，也有一个孤家寡人在吃饭。他就是北大俄语系党总支书记孙某某，他的夫人是苏联人。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因政治原因他夫人不能来中国了，所以他也只能一个人过了。      

     其实每当过年过节，还是有我的堂兄或中学、大学的同学邀请我到他们家里过。我因怕见到人家夫妻恩爱、儿女绕膝的场面会触景生情，所以总是一概谢绝。那时我常常会想起妞妞问过我的一句话：“以后我的家在哪里？”      

      1976年，女儿从美国返京，听说是外交部专案组去机场接她的，但没人通知我这个爸爸，所以等到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女儿已经回来了。我当时那份惊喜和激动可以想见。

     离婚激怒老人

    离婚的事向女儿交代过后，接着应该向老人交代了。如何能讲清楚？真是太难了。章含之根本不敢面对面向父亲交代此事，要我单独跟章老讲。我感到非常为难。章老当时已九十二岁高龄了，再加身体十分衰弱，长期住北京医院疗养。其实1971年我从鲤鱼洲干校回北京时，老人家已经在医院里了。那时我每星期都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从家中带去可口的菜和汤，坐上一两个小时陪他聊聊天。老人身体这么虚弱，我怎忍心用这等不愉快的事去刺激他，加重他的病情？我真怕他老人家受不了这个打击。  

      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情况，蹰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这是章老听到我们离婚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      

     对于老人的去世我深感遗憾，老人对我的厚爱我铭感终身。我想：即使章老那年健康地返回北京，我也会劝老人家成全他女儿。过去几年章含之的种种行为，我从未向老人家透露半句。所以老人一听到女儿要离婚，总以为是偶然的突发事件。他满以为：只要他老人家出面，事情就可以挽回。殊不知他女儿的移情别恋已经不是头一回了。我心里想：章的心早就变了，又何必把人留住？章老所以反对我们离婚有几个因素：章老是很封建的，尽管他自己可以纳几房妾，但决不允许女儿未经他的同意就办离婚。在他看来，这是离经叛道的事，而他最不放心的是他视如掌上明珠的外孙女妞妞。父母离婚了，孩子怎么办？      

至于章含之书中写到的章老对我们离婚所表的态，完全是另一个版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　 *　 *   

胡适的《实验主义》写道：“真理原来是人造的……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按照胡适的话，真理和历史事实都可以捏造。似乎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任由人们装扮的女孩子。对这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历史这个女孩子任你把她如何涂脂抹粉，任你把她打扮得如何娇俏、艳丽，甚至整过容，等她年华老去，最终会露出她的本来面目。所以说，历史作不得半点假，真理也不容捏造、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