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冶夫：纪录的边缘

冷冶夫

纪录的边缘
                                    　　
作者：冷冶夫   李苒
                                                              
      纪录片是什么？不知道有多少普通观众，即非业内人士能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言之有物的答案。纪录片是拍给谁看的？不知道有多少编导者，或者所谓业内人士能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言之有理的答案。

      2001年11月1日的《南方周末》，登载了一篇题为《纪录片的“国际惯例”》的文章，其中这样说道：“……就国内纪录片而言，拍出来以后真正进入市场，进入受众心中的片子又有多少？而真正能在电视台播出，或是能与受众经常打照面儿的所谓纪录片又是不是代表了中国纪录片的现实水准，能不能牢牢抓住受众手中的遥控器？获奖，是不是就意味着被认可？如果被认可，它是被谁或谁们认可？而认可的谁或谁们又是不是本作品应该面对的群体？”

      纪录片是否生就严肃的面容、阳春白雪的谈吐和不染尘事的眼神？纪录片是不是完全的精英文化？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的确，纪录片应该是有历史责任感的，应该是不媚俗的，更应该是非功利性的， 它是在以纪实的美学风格成为历史和历史中真实的原生态的人和事的见证，但这与取得相对广泛的普通受众的认可并不矛盾，毕竟，作为一种传播行为，赢得更多的受众，意味着获取更好的传播效果。
文章中所提及的问题，对于关注纪录片的人来说，似乎并不陌生，这种问题在历史题材等一些只能“向过去”取材的纪录片中尤盛。还记得2000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百年中国》开始在中央一套中播出，据收视率调查显示，最高时为0.7%，最低时0.1%，平均为0.3%。这个长达百集的宏篇巨著，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无论是制作水平还是思想深度都可圈可点，之所以未取得观众的广泛认同，除了将近午夜的播出时间形成的影响之外，内容和形式的“曲高”，不能不说是最后“和寡”的重要原因。的确，记录过去的历史，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转变一种观念也许能够使情况有所改变。

         “边缘”的“电影”纪录片

     也许并不是所有这类的纪录片都难以引起普通人的兴趣，1999年中央电视台在《环球》节目中播出了《失落的文明》，该片讲述的是关于西方近一个世纪以来圣经考古的起源、发展、成果等等内容，从题材来讲，也算是“向过去”取材的作品。由于没有收视率调查数据，我无权对其传播效果做实证的评述，但当时我曾留意到小众范围内对该片的评价——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我无意中提及该片，发现在场的十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没有看过，而看过的人无一例外的认为“好看”，归结“好看”的原因是“象电影一样”。我的这些朋友没有一个人是“业内人士”。今天回忆起这些话来，似乎觉得可以从中看到适用于某些纪录片的一种边缘路线，为叙述方便起见，姑妄称之“电影”纪录片——当然不是指用电影胶片拍摄的纪录片，而是指一种吸取了电影故事的叙事结构，借鉴了电影引人入胜的手法，甚至某些表现手法的纪录片。

      我想，可以归为“电影”纪录片的作品大概应该具备以下特征：其一，在可选的素材中选择尽量完整、独立、真正有故事感的情节——其性质类似于电影中以“场”为单位的戏，通过数个这种完整的情节结构成片；其二，全片结构紧密、节奏较快、信息量较大——以每一场“戏”及其高潮、冲突吸引观众，其三，有丰富的视觉元素——既有通常纪录片中贯穿全局的纪实画面，又有电影中构图、色彩、光效讲究的画面。目前，在纪录片和纪实性节目中，讲故事的叙述风格和对“场信息”的结构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与这里“边缘”得来的纪录片仍然是有不同的，它们常常是全片讲述一个或一段故事，用细节和偶发的情节构成趣味点吸引观众，节奏与前者比较相对较慢，画面以纪实为标志和原则，其优势在于向前取材，让观众有亲历感，例如以讲故事见长的《重逢的日子》、《小鸭子的故事》。

      需要强调，这种边缘路线并不适合所有的纪录片。一般说来，表现历史题材的作品或者人物传记式的作品比较适于这种路线，这类题材虽然缺少了向前取材所能带来的悬念和观众同步参与感，但是比起向前取材的作品，可选内容的包容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选题所有的资料理论上讲都可以找到，这为精选“故事”提供了可能。虽然在大量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取其精华，并把它们紧密的结构到一起，难度是很大的，但这种路线毕竟为在采访接采访和图片接图片之间徘徊的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可选路线。

       “电影”纪录片常常有两个标签：其一，是较多的非纪实画面，包括再现手法拍摄的场景和运用特技处理的画面。在表现过去时空的时候，不再单纯的使用人物的叙述和历史图片资料，而是运用真实再现的手法拍下重新扮演的场景，构成纪录片中的不同片段，将以往要用人物说和图片展示的内容外化为有具体形象的电视画面进行表现，当然，前提应该是通过前面的行文说明或在画面中用某中特技提示，使观众明确的知道：这一段落是真实再现的。这种画面的存在导致了第二个标签的产生：相对量大的解说词。与纪实画面相比，这类画面并不具有客观叙事性，或者说它的客观叙事性不容易被认可，因为画面本身是以虚拟的身份出现的，即使100%的复原历史，它也不可能被看成事实，它只是一部分视觉元素，所以在画面上需要铺陈大量的解说词，这个部分是能够被采信的。这两个“标签”构成了一个整体，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好比是编导者将一个普通观众在听到解说词时可能出现的想象有所依据的、具体形象的表现出来了。之所以将上述两个因素称为“标签”是因为在作品完成之前，很难界定它们是优点还是缺点，它们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处理得当是增色的亮点，处理不妥则成为影响全片的败笔。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外纪录片中的“电影”纪录片作品相对较多，反映历史题材的例如《紫禁城》、《失落的文明》，人物传记式的例如《路易塞特》、《裸族最后的大酋长》。
        
       “电影”和“纪录片”之间

      电影和纪录片当然是不同的，电影的虚构首先就违背了纪录片纪实的要义，但是电影对于讲故事的擅长却是纪录片所远远不及的，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边缘路线”取法于之的关键所在。其实电影未尝不可以看做一种大意义的真实和小意义的不真实的合体。电影讲述的故事和故事之中忽而风清云淡，忽而锣鼓喧天，忽而泪雨滂沱，忽而喜笑颜开的种种曲折无疑是夸张的、戏剧化的和不真实的，但其最终表现的人性、世态之类却又是真实的，我们的取法不妨将其中的真实最大化、将不真实最小化——纪录片中讲述的主题和主体毫无疑问必须是真实的，然而表现的手段可以允许不完全遵循纪实原则。

       “电影”纪录片取法电影讲故事技巧的结果，应该是在叙述中表现出一种“电影故事”的感觉。在《失落的文明》第一集《寻找伊甸园》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开头：画面是绿色的树叶、红色的果实和黑质白章的蛇蜿蜒而过，经过色彩和光效的艺术处理之后呈现一种神秘的氛围，解说词更加重了这种氛围：“这是一个关于引诱、上帝的愤怒和失乐园的故事，在很多文明中都能找到……”观众马上就会被其吸引，此时如果说这是一个电影，大概多数人不会怀疑。之后，编导者继续沿着已经布好的线索引导观众的兴趣深入：“我们来到了美索布达米亚……”，然后开始回溯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和苏米文明，叙述“死海文卷”的发现、圣经考古学的兴起，而后以圣经考古学中的几个重要的发现作为结构中一场一场的“戏”：19世纪，人们开始用考古学的方法证明圣经的真实性，1868年，发现了圣经铭文石碑，其中有摩亚国王对一场战争的记述；而此战争在圣经中也曾有过记述。最后一场“戏”是在巴陵岛的古代坟茔中发现了蛇的遗骸——“也许在美索布达米亚有一个花园，那就是天堂……”片中大量运用了再现以及特技处理的画面，视觉元素的丰富使故事的可看性大大增强。

      再看《紫禁城》叙述的故事，开头是这样的：1866年，地方官员杨素仁星夜兼程驰往皇宫，向皇帝报告其观察到的“不祥之兆”，然后从皇帝祈求风调雨顺的祭天开始，讲述了康熙、乾隆、咸丰、光绪、宣统等五个皇帝的故事和满清王朝200余年的历史。

      作为人物传记片的《路易塞特》，通过选取画家童年时在修道院的生活片段、少年时在监狱的生活片段和成年后主要作品的创作经过为故事素材，讲述了画家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
      
       这些作品在叙述“电影式”故事方面应该说是成功的，它们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好看”。“好看”是不是媚俗的要求？我想不是，绘画中常说“形神兼备”，在这里可以引申为丰富信息量和易为观众所接受的结构形式的结合。在《寻找伊甸园》中，要叙述的事件、传达的信息是颇为丰富的，在不到60分钟的片子里，重点讲述了圣经考古学的起源及其在19世纪的重大发现，而从它讲述的故事中，我们了解到的不仅止于此，还有发源于西亚的古代文明：圣经怎样在不同文明的冲撞之下形成与抄经人的流浪之中、汉莫拉比大法典如何制定了人类最早的法律规范，其中很多基本的法律精神又是如何传袭到了今天的法律之中……等等。而从《紫禁城》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是一部清代简史，从紫禁城的建筑布局、满请皇室的生活起居到清王朝中的史官记事、从顺治、康熙年间抑制太监专权的政策到官员任免及其日常行事、从最初的对外交往到宫内继承人的定夺、从康、乾的兴盛到晚清慈禧专权和国势衰败，清朝历史及其历史上曾对政治经济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事件，几乎全都有条不紊的结构在以康、乾为主、其余三个皇帝为辅的五个“故事”中，清朝历史的概貌脉络清晰的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样的“历史书”，读起来似乎并不枯燥、并不费力，然而留下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
        
       讲述“电影式”的故事，魅力也许正在于此。

       “再现”和“表现”之间

        “电影”纪录片中受到争议最多的，大概就是其中以再现的形式参与叙述和表现主题的部分，对此，我想说的是：纪实并不等于纪实画面，不等于“有实必录”的“记实”，纪实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美学风格和审美观点，强调的是叙述内容的真实，而不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片段的完全真实，有助于客观真实表达的再现应当是受到允许的，不加区分的禁止是武断而没有意义的。再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正如我们无法不允许在报告文学中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当然，前面说过，再现是处在临界点上的，它的使用远不如纯粹的纪实手法来得稳妥，但成败在乎运用之间，成功的例子并不少见。
        
       还是回到《重返伊甸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片段运用了再现的手段，主要包括：1847年，牧羊人在洞穴中发现“死海文卷”及1868年发现圣经铭文石碑一段、巴比伦对以色列的战争一段，还有苏美尔遗址中发现关于大洪水的记述一段，此外，几乎所有回溯历史的段落都是再现拍摄的，可以说，再现构成了全片的主要部分。在《紫禁城》中，再现所占的比重更大，电影化的程度更深，很多再现的片段单独抽出的时候都完全可以看作一个电影的片段，比较典型的例如：开头时杨素仁入京、皇帝祭天、康熙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交往、宫中太监、嫔妃的生活、乾隆与东印度公司来使马戈尔尼等人的交锋等几个片段。这些再现的段落使全片对历史的叙述形成了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具象，纪实性并没有被削弱，观众最终所得到的信息仍然是来自史实的。
        
      在运用再现的时候，有一些原则是必须把握的，首先，基本构架的真实必须保证，前面讲过“不真实的最小化”，即是指在局部、片段处容许以不真实的形式表现真实。在前面提到，再现的画面承载不了太多内容，它实际就是一种视觉符号，只起到将观众在听解说词时脑海中产生的想象艺术的外化的作用。在《重返伊甸园》和《紫禁城》中，以历史真实结构的框架是显而易见的，在画面的表现上，《重返伊甸园》中利用地图、专家采访和文物来结构基础框架，而《紫禁城》中则是利用皇宫的空镜、历史文献资料、文物等来结构的。第二，在运用再现画面的时候，一定要给观众以明白的提示，再现和真实两个部分的内容应该有明显的区别。我认为《紫禁城》中有一些地方在这一点的把握上不是十分让人满意：片中涉及到很多历史文献，其中大部分在表现时利用了再现手法，例如皇帝的圣旨、日记中所载的文字，通常用扮演的画面配以第一人称的画外音构成，一般在片段之前都会交待此段文字的出处：“康熙曾在圣旨中说道……”诸如此类。但有几个段落没有这样的交待，比较的典型的是一个太监坐在灯前，画外音以其自述的形式出现，此时观众出于惯性的思考，对这段文字的由来会有所怀疑：这究竟是扮演的台词还是确有文献记载，如果是文献，又是出自何处？这种模糊认识的情况是应当尽量避免的。在《裸族最后的大酋长》中，导演对再现部分的处理就显得稳妥得多：她干脆就在片中交待了要进行扮演和再现的背景原因和参与扮演的成员，真实和再现之间立即泾渭分明了，这实际上是为以后的纪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实再现对于纪录片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22年，弗拉哈迪就在《北方的纳努克》中，让纳努克一家人回到了几十年前爱斯基摩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中，对于他们穿着的从英国进口的衣服、用于了解皮毛行情的收音机，弗拉哈迪统统排斥在镜头之外，这些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再现。有人评价弗拉哈迪对纪录片的理解是“寓言”式的，他根据自己对文化的理解，选择一个个体的对象，再从他们传统生活的角度去反映一个民族自己的形象，所以有人说“在弗拉哈迪那里，纪录片，其实就是一个寓言故事。”
        
      反观电影，我们发现，近10年来，独立电影异军突起，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从1991年的《冬春的日子》、《妈妈》开始，到2001年的《旧约》、《安阳婴儿》，王小帅、娄烨、张元、贾樟柯们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在他们的很多作品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纪实的气息，以拍摄于1997年、获得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的《小武》为例，不加修饰的纪实画面语言，逼近生活真实的场景和情节以及非专业演员的演出，让纪实风格在整部影片中一路贯穿，让人在看的过程中不断觉得这太像是一部纪录片。看过《小武》的人，多半震惊于它真实的力量，用导演贾樟柯的话说，影片表现的是“另一种真实，我自己看到的真实，很少被人重视的体验”。于是，他借鉴了纪录片的叙述方式——就象纪录片不如电影会讲故事一样，电影在追求纪实感觉方面的能力与纪录片相差甚远——尽管电影在其最初阶段也充满了纪实。
        
      现在有些电影象纪录片，有些纪录片象电影，让我想到俗话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讲故事的方法纪实、用纪实的方法讲故事，无论是创新也好，复古也罢，都给身处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见怪不怪得有几分麻木不仁的现代人带来了一点新感觉，这就够了。

来生缘

与伦

请教：目前纪实记录片大多是突出“即时”和“娱乐”欣赏效果，这也是电视市场营销手段，但这与强调的记录片艺术表现性是否相悖？

呼啦

纪录片是否符合中国普通老百姓欣赏口味，还是内容题材才会引起老百姓的兴趣。真正喜欢纪录片的观众，我想还是要有一定层次的，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wangbinp

纪录片是高级的东西，未必每个人都喜欢。拍纪录片就是把片子交给上帝，谁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个最刺激。

不丁

记录的是过程，收获的是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