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汉语共同语形成和发展的军事历史背景

苏鸣

作者：李苏鸣
   
      任何一种语言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这一历史背景是由诸多社会现象所构成的。研究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必须考察与其互为作用的社会现象，并从中探寻语言与某一社会现象的共变关系。在本文中，我们将汉语共同语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与其发生共变关系的中国军事历史背景作一个对应的考究，并以此为论述语言与军事的共变关系寻求佐证。

      汉语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是复杂的；中国军事历史的沿革也有其曲折的途径。但是，这两种社会现象运行的轨迹并不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纵观这两条历史线索，尽管它们没有相同的起点，或许也将没有相同的终端；尽管它们不是完全叠合、始终交织的，但它们毕竟在共同的时空中延伸着，并每每在某一段历程中相触。这同所有社会现象的联系一样，人们总是可以从各种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之间找到它们的某些相互影响之处。如果把中国军事历史和其它社会因素一起作为汉语共同语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来考察，那么，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历史上的军事现象对汉语共同语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下面，就让我们沿着军事现象和汉语共同语发展的轨迹，去寻找它们的历史触点。

       超越于方言之上的共同语古已有之。从有文字可考的商代开始，一些记载军事行动的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已有传播范围较广的语言用于组织、指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甲骨卜辞中记载：“令游族冠周”，“令王族伐羌”等，这说明当时已有协调氏族社会军事行动的统一的“令”。晚商中期，军队组织已趋向制度化，文丁期卜辞已确切提到王室“三师”，师分左、中、右三列，边防部队中也有右戍、中戍、左戍的编制。我们不难想象，在这种较为严密的军事组织中，必须有统一的语言媒介，否则是难以做到令行禁止的。同时，军队的发展对共同语的成熟和传播也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到了商末，包括战争在内的群体军事行动次数更多，规模更大，军队这个特殊的社团也更加庞大。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商末周族征商朝时，“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有人认为“70万”言过其实，可能系“7万”之误，即便如此， 也足以反映出当时的军队已有较大的规模，而要组织庞大的军队征战，没有共同语作为交际工具是难以达到行动协调一致的。由此可以推知，这个时期的共同语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大约公元前11世纪，已取得当时天下2/3的周国， 征发兵车300乘，士卒4.5万人，虎贲3000人，在武王姬发的率领下，东向伐纣，攻入商都朝歌，帝纣自焚而死，而后，周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又带兵东征，平息了武庚等的叛乱。武王灭纣与周公东征，标志着周王朝统治的开始，也促进了商、周两族语言的融合。

      必须指出的是，语言的融合并不一定是以占统治地位民族的语言为主流的。周族征服了商族之后，商、周两族的居民开始杂居，语言也开始融合。特别是到了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原来商、周两族的语言又进一步交融。由于商族是一个大族，对黄河流域一带的统治有相当牢固的基础，生产水平较高，而周族人口较少，结果，周族的语言基本上为商族所同化。统治民族的语言溶入被统治民族的语言，并且接受了商族人所创造的文字。

      在周朝统治中国的时期，开始了历史上大规模的封国和封建割据，于是，方言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两种过程：一种过程是在各个封建诸侯国之中的小方言逐渐汇合为较大的方言；另一种过程是大方言区之间日益分歧。前者是由于各大小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并，许多小国被大的诸侯国所吞并，小方言被占领者的方言所逐渐同化；后者是由于各大地区之间政治和经济的割裂以及军事对峙，为各地域方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地域方言发展的同时，周朝王室周围也形成了一个共同语。在考察促使这个共同语形成的社会因素时，我们应当注意到当时的兵制。西周实行“国人”当兵的制度，所谓“国人”，是与“野人”相对而言的：“国人”是指群聚于郊内的周族人以及投靠他们的殷旧贵族及其宗族或家族；“野人”是指散居于郊外田野被征服的商族人。从本质上讲，“国人”是自由民，“野人”则是奴隶。西周兵役制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这种兵役制度沿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使得“国人”的语言在军事行动中与“野人”的语言渐融合。此外，周朝继夏、商之制，实行兵农合一制度，士兵也就是农村的农民。作为士兵，当然必须参加军队的集体行动，不同地区的士兵会集在一起，需要一种彼此可以听懂的语言——共同语。因此，士兵是一种共同语的维系者和传播者。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割据势力日益强大，大规模地扩大军队，进行兼并战争是当时的总趋势，下列数字足以反映战国时军事行动和军事组织的规模：

      齐国：“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临甾之中七万户而卒固已二十一万，一家而三兵矣”。
    赵国：“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孝成王率百万矣，赵括长平之败，丧师四十五万”。
    魏国：“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
    韩国：“地方九百里，带甲数十万”。
    燕国：“地三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栗腹之败于赵也，二军六十万，车二千乘”。
    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秦国：“昭王始有锐士虎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以上数据引自王晓卫、刘昭祥《历代兵制浅说》）

       战国人口约有2000万左右，而7国兵力总数竟多达500万，如此庞大的军事集团，在各自集中、统一的军事行动中必须有军队成员彼此共通的语言，而频繁的攻并、征战、迁徙，又使得各国的方言有了相互融合、影响的机会。古籍中的一些记载证明，春秋时期方言的差异是较大的。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述晋人士会在秦，晋国怕他为秦人所用，派魏寿余假装叛晋投秦，诱使秦国国君派士会使晋，说“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意思是请秦国派遣能够讲晋语可与魏邑的臣吏通话的人出使到晋国去。秦伯听了寿余的话，果然派士会使晋。可见当时晋语与秦语尚有不同。又如《左传·哀公十二年》载，卫侯与吴会于陨，吴国扣留了卫侯，后来放了他，“卫侯归，效夷言”。这个“夷言”指的是当时的吴语。正是由于方言差别大，使共同语的使用更显得必要。

      在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并，战争极度频繁。许多小国为大国所吞灭。如原属商族的任、宿、须句、邾、郯、莒、杞等小国，在春秋时先后被齐、鲁、吴、楚几个大国所吞并。战胜国对战败国进行政治、经济统治，势力强大的诸侯不断扩大疆土，使各诸侯国居民的流徙、混合更加频繁。例如，公元前316 年秦灭蜀后，就曾迁徙秦民万户到蜀地，两国方言也互相交流和融合。晋国在春秋时征战最多，灭国最多，因此晋国的方言传播尤远。春秋时，晋与楚在争霸过程中攻战频繁，结果大大加强了南北方言的交流。本来，楚人的语言和诸夏相差甚远，直到战国时孟子还说楚人为“南蛮  舌之人。”但是在北方各诸侯国的影响下，逐渐接受了华夏的语言和文字。大量的史籍证明，这一时期，汉语共同语确已形成并且有了较大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结束了战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实行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并开始大规模移民和推行戍边等措施。从兵制上看，秦代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军事体系，二是无限度地征用民力。秦王朝普遍设郡兵，平时维护地方治安，并随时接受朝廷调遣征戍驻屯。据《历代兵制》所载，秦时“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镇五十余万，骊山、阿房之役又七十余万，兵不足用，而后发谪矣。”《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了大规模集团性、军事性行动的史实，如徙天下豪富12万户于咸阳，徙黔首3 万家于琅琊台下，徙3万家于丽邑，5万家于云阳，迁秦民于临洮，迫迁吕不韦等之舍人4000家到蜀地而定居于房陵，等等。这些行动大大促进了人口流动和中原共同语的传播。此外，还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派屠睢、任嚣等率50万大兵平定南越、戍守五岭等。这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中原共同语在各地的传播和使用。另外，秦实行“书同文”，文字的统一对书面语的统一和共同语的普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汉朝统治的几百年间，汉语共同语有了稳定的发展。此间，大规模军事行动是共同语发展的重要背景和条件之一。仅仅武帝在位时，就进行了约50年的战争，在北方击败了匈奴，在西方取得了36个属国，在南方平定了南越以及闽越、东越等的反叛，削平了各地的割据政权，扩展了疆土，使得中原地区周围的羌、匈奴、巴蜀、夜郎、东越、闽越、南越等族居民先后归顺于汉朝。汉朝统治者派遣大量官吏和军队进入各个地区，发生了汉人与各族人民杂居现象。民族的融合，使中原汉语得以更广泛的推广，正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所说：“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徒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 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这就出现了扬雄在《方言》中所说的“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的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汉语的传播更为广泛。从公元220年汉献帝被废开始，历史进入三国时期。魏国实行“留屯制”，即平定一个地方就留下一部分军队驻防，这种办法后来发展成固定的都督制，所涉之地有司隶、荆、豫、青、兖、杨、徐、凉、秦、冀、幽、并、雍等13州，即今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山东、河南等省，以及江苏、安徽、湖北的大部分。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实行留屯兵制，客观上为中原汉语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蜀国在与彝族的争战中，七擒七释孟获，后与西南诸少数民族发展了友好关系。在民族交往中，西南官话对邻近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增强了。吴国在长江下游大规模实行屯田，并派兵进入山区，让山越人当兵屯田；吴国还派船队前往夷州（台湾），与辽东半岛和海南岛等地也常有往来。这些行动使南北方语言的交流、汉族与山越族语言的交流有了客观的必要和现实的可能。

      公元280年，全国统一于西晋。时过不久，战乱频仍，“八王之乱”、“五胡之乱”、“永嘉之乱”接踵而来。社会动乱，民众大量从中原地区向东南迁徙，散居于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少数民族的民众也纷纷居入黄河流域。据史记记载，西晋末年的流民竟占全国总数的1/12以上，这使中原汉语大规模地传播至东南各省，后人多次将此时的战争现象和语言现象并提。陈寅恪在《从史实论切韵》中写道：“洎晋永嘉乱起，人士南流，则东晋南朝之士族阶级，无分侨旧，悉用北音”。唐代诗人张籍在《元嘉行》中写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高尚志、冯君实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也说：在这一时期“氏族多数已与汉人杂居，从事农耕，不少人改为汉姓，使用汉语，已与汉人无大差别。”南北朝对峙局面形成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语的共同语地位仍然延续，魏孝文帝的“断北语（指鲜卑语）”、“从正音（指洛阳话）”之举便是例证。《隋书．经籍志》也有记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

      公元589年，隋文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400年的大混战，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全国大统一。公元618年， 唐朝建立，隋唐两朝的前期，社会相对安定，生产力发展，这对普及、传播共同语是有利的，这两个朝代中后期的军事活动又成为扩大共同语流行范围的契机。隋时对外用兵相当频繁：西击吐谷浑，降敌10万余人，“自西平临羌以西，且末以东，祈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书．吐谷浑传》）；西北击突厥，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并都与隋帝国结好；东北攻高丽，隋时对高丽4次用兵，规模宏大，征用兵力、 民力最多的一次达300万以上，但多以失败告终。 隋朝频繁地对外征战，使得刚刚繁荣起来的封建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与西部、北部外族的交战，以至后来的广阔占领与异族顺降，客观上增进了汉族与异族的交往，扩大了汉语共同语的影响。

      唐朝前期的军事力量十分强盛，对外族战争取得一系列胜利；在东部及东北部，攻拔平壤，降高丽王，渤海、室韦、奚、契丹等也曾先后臣服；在西部及西南部，完全征服吐谷浑，与吐番几度交战，征讨南诏，林邑、骠国、真腊等部族也臣服于唐；在北部及西北部，制服突厥，与回结好。这一系列的战事和后来的交往使唐朝前期各族之间的联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语言的交流和影响更具客观基础。唐代，长安虽是首都，但洛阳一带的语言仍是共同语的基础，唐人李涪在《刊误》一书中说：“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下之中，禀气特正”。这里所说的“东都”即指洛阳，唐时出现的许多韵书如《唐韵》、《切韵》、《韵诠》、《韵英》、《考声》等也多以洛阳一带的语言为标准音。这些书籍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中对共同语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末，战乱又起，河南西南部等地一大批居民被迫迁往并定居南方，他们使用的语言渗入闽、粤、赣方言区，形成一定影响。

      有关汉语共同语发展史的论著一般认为，宋元明时代是汉语共同语得以空前传播的时期。仅从其军事历史背景考察，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北宋时宋太宗先后灭掉南方的吴越和北方的北汉，完成了中原和南方的统一，促进了南北方的语言交流。二是南宋时金人南侵，宋室南渡，中原共同共语更渗入临安（杭州）一带。明代陈全之在《蓬窗日录》（卷二）中说：“杭州类汴人种族，自南渡时至者，故多汴音。”三是金人侵占中原地区后，中原正音为金人所熟习，并传入朔北。四是由于战争频繁，中原地区居民大批南迁，增多了共同语传播机会。五是蒙古军灭了夏、金、南宋，建立了元朝后，中原地区和边疆多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六是元朝被推翻，明朝建立后，多民族封建国家统一的进一步巩固。这几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活动纵贯南北，横穿东西，气势恢宏，对政治、经济、民族、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共同语的传播也有重要作用。此时，中原音仍是共同语的“正音”。

      清代中叶以后，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的“向心力”不断增强，北京音的地位逐渐显露，共同语的标准音由中原音向北京音转移，但当时北京音与中原雅音已相当接近，因此，这种转移并没有换过一套全新的语音系统。

      当我们概略地将汉民族共同语和中国军事历史的发展线索互为映衬地作了粗线条的描绘后，不难发现，不但语言分化的动因中有军事现象的“催化剂”在起作用，而且语言的统一也往往在与其并行的军事历史进程中获得契机。这看来似乎矛盾，实则不然，语言的变化与发展是语言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从语言对社会的依存关系来看，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的分化和统一往往影响到语言的分化和统一，而军事现象在社会分化和统一的动因中又总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战乱引起民众迁徙；战争形成割据局面甚至国家分裂；依靠强盛的军事力量一统天下，如此等等。当然，无论是军事现象还是其它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地对语言的变异产生着作用，它们总是在与其它社会现象的相互作用中与语言发生着共变。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分门别类地对与语言共变着的社会诸现象（如军事现象）进行相对独立的考察。

胡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