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出阳关有故人

湘里妹子

作者：刘红梅
来源：纪录·中国      
2004-04-02 16: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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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年后，每每提起康健宁，略晓一二的人还是要回到1989年，回到《沙与海》(康健宁与高国栋合导)。一周前，康健宁在北京三多堂，谈到某电视台又拿《沙与海》说事，忽地面色一沉，声调却提高了两倍——我就不相信，一个纪录片获了个奖，它就是一颗钻石了？就是什么里程碑了？这么多年了，还在说!
   
　　知者无怪。此言虽重，纯粹是一种对待纪录片功利主义的过于鲜明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康健宁成其为康健宁的原因之一。十四年了，他那条不轻的船，也行过了多少重山水；《沙与海》至多只是其中的一站。但是另一面，也唯有那一站，让众人还算清晰地看到过他一次——尽管他自己始终不以为然。从那以后，康健宁这个人其实一直处在“见首不见尾”的状态。一个在中国首次拿到 “国际大奖”的纪录片导演，曾经的宁夏电视台部门主任和副台长，从来不在这样那样的小圈子大圈子“闪亮登场”，却经常从单位彻底地消失，少则数月半载，多则两三年；回来了，除了面容衣襟添些尘土色，往往仍旧只是沉默。很难有人说得清他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

    《沙与海》之后的十四年来，康健宁在做些什么？这里有一份还不够清楚的清单：

    《石头上的印记》（1991），未播出；
    　《雪域》（1992），未播出；
    《泸沽湖》（1993），未播出；
    《天籁》（1994），未播出；
    　《生活》（1995，合导），未完整播出；
    《阴阳》（1997），未播出；
    　《公安分局》（1998），未播出；
    《当兵》(2001)，未完整播出；
    《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2002），未播出。

    这些纪录片的重量，够得上担当任何一种中国纪录片史的压舱石。但它们不仅基本上未在国内主流媒体公映过，而且也极少进入其它的“小众”传播渠道，更勿论参加评奖研讨会之类。这个目录还不够清楚，是因为另有一些被他自称为“乱七八糟”而排除在外的片目，其中包括《景德镇》、《改革开放二十年》、《20年·20人》、《晋商》、《唐之韵》之类声名远播的系列片——当然，分布在不同时间序列和各类人群里的观众，很难记得住它们的总导演是同一个人；去年，他还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个剧情片《出汗》。

    稍有纪录片常识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份清单对十余年的人生意味着什么。试问同康健宁差不多一起上路的人，“主流”也好，“独立”也好，今天有几个还在身体力行地做着当年追求的“纪录片”？而借着这三个字，远比康健宁“有名”、“有利”的，又何止一二。中国纪录片最热闹的时候，大概在90年代中期前后，纪录片的媒介地位正如日中天，真个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但庄稼的收成不只与鸣蛙有关，俯首犁地的耕牛就一向弄不出什么响动。

　    康健宁“消失”的原委，也就这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只不过是在做纪录片而已，只是埋头在做，其余万事皆不关心；就因为做得太过专注而与所谓的“纪录片圈子”两相淡忘。康健宁明明知道，自己尽心竭力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收不回任何看得见的成本——身前如此，身后也未可知——他依然这样一路走来，一个人；直到此时此刻，仍在路上。

    这个人的身影就像他的纪录片一样，沉重得不合时宜。可他又自比为补锅钉碗的小工匠，纪录片对他来说，早就褪去了“光荣与梦想”的色彩，转化成另一种“物质”的生命形态。

    但为什么偏偏选择纪录片？为什么又偏偏“一意孤行”地走了这么远？康健宁答：可能我呆的那个地方比较封闭，封闭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让我“心无旁物”；心无旁物，就一心一意了，一心一意，就把有些事情变得可能了。

    如此，就是宁夏的风沙与黄土塑造了康健宁，虽然也仅仅塑造了这一个。而他对这片土地所倾注的生命，应该足以报答它了。

    还得回到著名的《沙与海》。一般人知道，《沙与海》断断续续地拍了半年多；而就在《沙与海》之前，康健宁还做过两部“另类”的纪录片，都是对“贫穷”与“封闭”的苦苦追问：一部是《闯江湖》(1988)，拍的是宁夏最贫穷的地区西海固；更早的一部是《窑洞·人》(1987)，拍的是陕北窑洞。在思想逻辑的时间线上，康健宁至少用了三年的推敲叩问，才成就了一部《沙与海》。

　    《沙与海》之后，康健宁也曾一度“闯江湖”一般，裹在众多的摄制组里，不辞万里，跑去雪域高原，拍青海，拍西藏，拍泸沽湖。但他很快发现那里不是他的领地，于是他回到宁夏，继续关注刘泽远一家的生活；到了1995年，将续拍的部分与《沙与海》之《沙》衔接起来，合成了纪录片《生活》。

    这一年秋天，在吴文光的推荐下，康健宁带着《生活》去了趟山形电影节。那里的人群和热闹依然受到他本能的抵制，但山形还是留给他一个印象：为了一部五六十分钟的片子，居然有人不惜耗费整整五年的时间做前期调研；而且七老八十了还在拍!此人名叫怀斯曼，是康健宁至今能够记住名字的唯一一个外国导演。他看到了一种对待纪录片的态度，真正知道自己该怎么走下去了。

    从山形回来，康健宁重返西海固，在有备而来的搜寻中，他等到了风水先生徐文章的出现——这就是后来拍了三个年头的《阴阳》。这一次，他深深地沉到了黄土的最底层。对于中国的农业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症结，《阴阳》的沉潜与提升几乎都到了极致，是一部当之无愧的集大成之作。康健宁编完《阴阳》是在1997年，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进驻陕北的窑洞刚好十年。十年磨一剑，他的“黄土情结”至此终于有了一个了结。

    这以后，他才调转目光，拍了城市题材的《公安分局》和《当兵》。最近的一部纪录片是去年完成的《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形式单纯的个人口述历史；康健宁说，这是《阴阳》之后他个人最为满意的一部纪录片。

    樊先生何许人也？看过《阴阳》的寥寥数人大约不会注意到，它的片尾字幕里，有一个“文学顾问”樊修章，就是这个樊先生——50年代北大的一介书生，被打成“右派”远赴宁夏，在农场以烟盒作稿纸翻译了《浮士德》。近期轰动一时的电视系列片《唐之韵》，撰稿也是樊先生。每集结尾压轴的一首唐诗，用的是童声朗诵王维的《送元二使关西》：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惺惺相惜的别情，清凉而恬淡，犹在触手可及的眼前。想必樊先生有意用这样举重若轻的心境，作别气象万千的唐朝，作别三千六百多诗人，也作别自己颠沛流离七十年的往事。

    事实上，康健宁本人也并非宁夏土生土长。人生辗转飘浮，何处无离别？何处不相逢？何处是永久的故乡？或许在路上就是人生的唯一归宿，也是他的纪录片的唯一归宿。

    事实上，康健宁最初听到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还是始能诵诗书的年纪，距今也有三四十年了。那位年逾古稀仍默默著述不止的老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隐在他背后的精神源泉。

    每当选择纪录一个人的时候，康健宁总要看看那人背后站了多少人。牧民刘泽远、“阴阳”徐文章的背后，站着十几亿的中国农民；樊先生的背后，站着一代命运多舛却是出污泥终不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说，古来圣贤皆寂寞，那么康健宁也好，樊先生也好，都谈不上孤独。向他们的背后回首望去——向历史的更深处望去，那里有整座星空。

    又记：在我仓促行文之际，康健宁正在一边筹划宋词的电视系列片制作，一边抽空到内蒙古，为中央电视台拍摄一个关于蒙古族的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