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说纪录片： 20世纪的活化石

湘里妹子

作者：赵忠祥
来源：央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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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left]http://www.cctv.com/tvguide/anchors/zhaozhongxiang/images/pho04.jpg[/img]　　   甲骨文的出土与发现，使殷商文化重现天日，也使中国文明史上溯了一千多年。此后，从春秋到中国近代史，从孔子，司马迁到范文澜，都为中华民族傲立世界之林提供了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然而五千年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的几乎所有文字、实物都仅能让我们在脑海中，凭想象复原历朝历代的人物风貌。甚至是想象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形象也只能凭演员来塑造。

　　当21世纪来临之际，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回顾二十世纪历史纪录片的《百年中国》，它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比之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信息不知扩大了多少万倍。这标志着记载历史的手段达到了全新的阶段。当然，这部电视纪录片由于制作时间的仓促，搜集文献资料的欠缺和篇幅所限，还有许多史实史料不能尽括其中，但它仍旧是迄今为止全面的展示20世纪整一百年中国的风云变幻和惊天动地的巨变的鸿篇巨制。而这部系列纪录片真真切切地让当代人和我们的后人看到的是活生生的曾经存在、曾经发生的历史人物的神情风采和历史事件的迭宕曲折。我有幸参与了《百年中国》的创作过程，在其间担任解说。我既是创作的一个成员，又是这部纪录片的第一批观众，因而它给我的感受更加浓、深、厚、重。《百年中国》掀起我记忆的奔涌和引发我情感的波澜，20世纪的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家、革命者的群体，和建立的卓著功勋历历在目。

　　这部片子使我想了很久，想起了很多……

　　一

　　历史是在发展中走过来的，记录历史风云的方法、手段、科学、技术也在历史的车轮滚滚中逐步进化与发展。我为自己能在纪录历史的工作中，担当一个小小而不可或缺的角色深感欣慰。42年的工作生涯，其中最绵长、最大量、最使我激动的工作，并不是16次参与春节晚会，甚至也不是在各种喧闹声中的现场主持。固然那些工作使我颇感风光，但真正能让我产生隽永回忆的是在一间小小静室中面对画面与话筒解说那终将成为历史的一部部纪录片。

　　我早就记不清经我之口所解说过的电视纪录片究竟有多少部集，更列举不尽它们的名目。能脱口而出的解说过的作品只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几部，其中就有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的20世纪三位伟人《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这也是三部大型文献片，均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当然，近年来曾获大奖的还有如下几部，那就是《庐山》、《大京九》，再就是数不尽道不清的介绍各地省、市、县、工矿、企业的专题片，介绍名山大川的风光片和叙述物质进步的科技片，如《黄山》、《九寨沟》等等。对了，仅九寨沟这一题材我就先后录过不同摄制组制作的五个版本。再往前想，文革中，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和这一期间的《太行山下新愚公》、《三口大锅闹革命》、《孔府》以及以后的军事题材的《干枝梅》等等节目，列出这几个题目可谓挂一漏万，难以说清。规模数量能说得清的也有，比如由我解说过的《动物世界》，20年来，共计有一千多集，以每集20分钟计算，约有3000万余分钟的长度，稿件字数仅从《动物世界》解说词集（1981——1991，华夏出版社）前十年的不完全收录中，计有80余万字，如果加上后10年和另外7年的《人与自然》各集解说字数何止200万。但这也不过是我工作中的一个部分，因为有些片子是只录不播的，比如女制片人美国贾维斯的《卢浮宫》，CBS由克朗凯特主持的《二战纪实》共20多集。前者优美的笔触和美伦美焕的画面，后者那惨烈的战况、悲壮的场景。我面对那惊心动魄的历史镜头感怀良久，不能平静。据说当年这部系列片送给在北戴河的小平同志看过，细节就不得而知了。

　　片山片海，往事如潮，难理头绪，不过饭是一口一口吃下去的，有滋有味的细节历历在目，那是永记我心的情景和永存心中的情愫，是我参与记述历史的宝贵经历。

　　二

　　1960年，我做为一名刚满18岁的高中生，从充满朝气、充满憧憬、充满可能不切实际理想的校园跨入了人生的一个门槛，走进了当年豪华得几乎令我窒息的广播大楼，屏息宁神，小心翼翼，开始了我42年乃至也许还长一些的电视生涯。细说当年，留待日后，此外只能简短捷说。

　　我工作开始的第一项任务是对画面做解说，沈力大姐当年20多岁，是我解说入门老师，她带着我先学放映，把一盘盘的16毫米的胶片，挂到放映机上，自己开关操作，自己上下倒片，然后对着小小银幕上的画面看着编辑们手写的稿件，一遍遍的对镜头，刚开始一段只有两三分钟的片子，我往往看过四、五遍，还记不住画面，往往张冠李戴，错个不亦乐乎。等到稍有长进，我就进了播音间，那时的电视播出一切的一切都是直播，看着眼前银屏上的画面出现，打开话筒的开关，照着白天对好的记号，一字字，一句句，一段段，一篇篇，就这么播了下去。一直念到今天，念了40多年。什么叫功夫，功夫就是花费的时间，付出的精力，栽过的跟头，出过的汗水，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42年。

　　记得当年，有急件时，剪辑间里几位大姐于碧云、李玉英、秦芸莲、戴辛芬，她们大都早已退休。当年的小同志高慧芬也早改行，她们把刚刚“出锅”的胶片，一段段撕开，一组组粘上，用胶水粘，用胶条粘，这就是画面剪接，编辑们则埋头写稿。领导刚坐等审片，我就默默侍立一旁，等待对片。有时我就在催促声中和等着拿片子的放映员一路小跑，放映员冲进放映间，手脚麻利地装上片子，冲着一面白墙（好像挂了一块银幕）投影。我则跑进播音间，气喘未定，眼前已出现画面，于是我就照着稿子对着画面，一字字，一句句，一行行，一篇篇，念啊念。汗珠一颗颗从腋下滚落，如果念错一个字，心头一阵急缩，眼前一阵发黑。有时眼前一黑一闪，不是念错而是我面前的电视机出现故障，画面一闪一闪。这时，我要在两段解说的缓冲时段，立马儿跑向门口，拉开门，大喊“技术员，快来！”然后我再冲回桌前坐下，开闸接着念。这时技术员已踮着脚悄无声息地走进播音间，快速地调整画面，一个星期至少有这么两三次险情。有时，我面前的电视机几乎全部黑暗，而稿子又没有空档，只好根据我对片子时记住的时空感觉蒙着念。您会问，这是新闻还是纪录片？都一样，短的叫新闻，长的叫纪录片，后来者都会把它们当成史料。陈汉元老兄总爱提当年的一件事，就是我和他的精诚合作，他撰稿我播音，国庆来临，我们白天上天安门转播，而晚上就把十多位记者一天拍摄的胶片，编成几十分钟的纪录片再播出一遍。晚上19：00播出，赶来赶去，饭也不吃，水也没喝，临播前几分钟，大家一路急跑从二楼奔向一楼播音间，放映员在二楼放片子，音乐音响在二楼，主控室对着画面放着磁带，我与汉元则神速抵达播音间，我拿起第一篇稿子，屏息凝神对准画面，热情洋溢开了腔。这时汉元就蹲在桌旁一面递给我稿子，一面指指戳戳给我指令，叫我念，叫我停，叫我快，叫我缓，有时候匆忙间用手在我面前一勾，划去一段解说，跳过几行字，再接着念。几十分钟一部大片，就这么播出去了。

　　这就是当年的工作细节和当年的电视片。研究电视史的人，从来没向我调查过当年的状况，不知他们怎么书写的当年，而当年的胶片即或存在，那也是光光的胶片，没有声音，声音早已发向太空虚无飘渺之处，黄鹤一去不复返，无迹可寻。可惜我10余年的精气神空忙一场，一无所获。更可叹的是，我自己从没听过我自己的解说效果，因为是直播，来者不拒，去者不留。

　　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任务，叫我为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条光学拷贝，电视纪录片《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配解说。那是1961年，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个令我欣喜万分却又疲惫不堪的熬人的夏天，其中的辛苦以我为最。这是第一条有声纪录片，录音员由刘杏圃担任，他比我晚来一年，工作认真，但工作还不熟练，配乐是宋玉珊，记得那时候，他面前的磁带一盘盘堆成小山，每盘磁带都夹着小白纸条，开关启动停止都凭这小纸条儿做记号，小纸条一转出来立刻停机，换另一盘磁带。我挤进又闷又热的小木屋念稿子。放映员把片子放出来，准备开始——1、2、3——放。字幕出，音乐起，旋即由我解说的声音掺了进去。这时画面、音乐、解说三套马车一同启动。“停”，“停”，“停”，那第一个晚上就在一片喊“停”声中度过。无论画面发抖，音乐放错，或解说念错，都要停下来。30分钟一盘胶片呀，也无论在哪儿错了，无论哪个环节错了，大伙都只能一块从头再来，就算是第28分，第29分出了一个错，也要从头开始，再来一遍。我的天呀，现在想起来都恐怖。其它环节都是机器，铁的，而我的声带是肉的。我念错了，重来自认倒楣，但他们错了，我也活该，再从头来。第一夜下来，没录成，第二天接着干，我记不得是哪一天哪一次总算完事大吉，留有我声音的片子，费了我多大的精力才算完成呀！

　　这就是当年用如此笨拙手段纪录历史的历史瞬间。

　　对比起今天，它就是延安窑洞，它就是大寨梯田，它就是红旗渠水，它就是洪荒中的劳动号子。但充满激情，充满艰辛，也充满青春年代的浪漫。

　　三

　　面对曾经有过的历史，我们不应该怠慢任何一个环节，但历史有时偏爱“会喊的娃儿”，而默默无闻的，不爱吭声的人，几乎往往会被人淡忘。

　　记得一位名叫郭熹的放映员，老革命老师傅，几年前已默默的离开人世，但我会永远记住他，他与我同住302单身宿舍，我们工作完了，一块走出去吃夜餐。半升啤酒，一碗馄饨，冬天的积雪，夏日的夜风，仿佛就在昨天。他不显山不露水，但他是个能人，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纪录片用西门子16毫米涂磁片播出。我天天录音，在播送室听声我自己还满意，可是一到电视上声音就发尖难听得很。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时，郭熹告诉我，由于电影制作工艺的限定，每秒24格，而电视格式是每秒25帧，这就是你的声音从电视里出来发尖的原因，这等于说磁带转得快。啊，原来如此。更让我佩服的是，这位老兄不但他能“把脉、诊断”，第三天，他告诉我，一切都已“搞掂儿”。从此以后，我才在电视中听到了真真切切、原汁原味的声音，至于他怎么干的，什么时候干的，他没说我也没问。啤酒照喝，朋友照做，但他的功劳却记在我心中。如今他早已走了，但每想起他，我都在怀念之中有着几分感激之情，也就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我的解说也有了一席之地，解说才更成了我的第一职业。

　　还应该感谢的一个人是邵昌友，邵工，台一级的领导。如今已退休，还住在台后宿舍的小院里。

　　当年，文革风暴来临，人人自危，一天陈伯达来广播局检查工作，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广播里不准出一个错字。”这错字当然不仅是读音的错处。我从未经过这样精神紧张的时刻，电台已经由直播改为录播，而电视还没有录像机的使用。任何一个字儿都只能直播。如今，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其实充其量只是半直播，因为画面的伴音是事先录好的，直播仅限于播音员的图像部分，而早年，影片画外音也只能直播。直播象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不知哪天掉下，掉下来就可能是杀身之祸。

　　这时，邵工的一句话扫去了我的愁颜，他说：“片子画外音也可以用磁带条，对着画面放。”我的天，这可真让我松了一口气。那时候大家都还年轻，说干就干，没有几天，在播放新闻时，我们都眉开眼笑地看着这原始的双片播出。邵昌友可能体会不到，他让我少死了多少脑细胞。当然，在同步器还没安放时，这两条带子，因为磁带和胶片走速不同，时有误差，胶片不能调速，只能用放音机调速，但有一点大家都很清醒，胶带放错了，那是技术差错，而要是播音员念错了，轻者是政治错误，重了说可就“上不封顶”，即便屈死也说不定。总之我像过闸口的最后一条鱼，在闸口关闭之前溜过去了。

　　溜过去了，就意味着幸免于可能有的一难啊。

　　再往前就是天宽地阔，海晏河清，于是更多的更精彩的电视纪录片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在我面前出现了。《百年中国》使我回忆无限，感慨良多。我想起我为职工汇演写的两句诗，写下来，权做本文的结尾吧：

　　“曾记否——

　　风卷红旗，笔走龙蛇，高天流云，金蛇狂舞，

　　我燃过火树银花，

　　我唱过凯旋金曲。

　　我喝过庆功酒，笑语喧天，

　　我洒过男儿泪，肝肠寸断。

　　四十年轮番的阴晴寒暑，

　　四十年不尽的浩然兴叹。

　　沉寂中我也会浅吟低唱：

　　‘桃花尽日逐流水

　　寒雨连江夜入吴’”

　　我为曾亲历的辉煌岁月而自豪，

　　我为曾有过的光荣梦想而骄傲。

　　面对今日的灿烂时光，

　　我真的还想再干40年。

　　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愿神州大地永远天朗地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