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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22 2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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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中国的位置在哪里?———国内外语用学选题对比研究
作者： 钱冠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 510420)
来 源： 外语学刊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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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国内外语用学选题对比研究,作者发现,(1)我国语用学学者没有产生出重大的理论创造,(2)在学术原创性、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选题、语料运用、撰写语用学发展史这五个方面,我们尚未加入国际主流。作者在四个方面提出了推动我国语用学向前发展的建议。关键词:选题;原创性;
0、 前期理论简述
沈家煊(1996)指出,我国从事语用学引进工作的几乎都是外语系特别是英语系学人。对语用学的引进无论在速度和数量上都要优于西方其他语言理论的引进。语用学理论的研究比较薄弱,基本上是对西方现有的语用学理论加以评论、修正和补充。钱冠连(1990)认为,我们自己的理论创建(指出自中国人之手的、能揭示语言共性的语用学理论,不是仅仅适合汉语的语用理论创建,下同)还不够。我们不能跟在国外学者的后面踩别人的步子。我们在语用学理论上的新原则、新范畴、新论题的发现尚不太多。如果我们在语用学的理论上不来一个突破———有所发现和创造的话,赶上这一学科的国际水平,恐怕只是一句空话。老一代学者和中青年学者要合作,以促进有理论深度、有新意的成果早出和快出。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流派,在世界语用学发展的历史上找到中国的位置。文旭(1999)明确地希望“立足汉语的研究,创造自己的理论。”George Lakoff (参见叶蜚声整理的资料,1982)认为,“中国的学者要了解各种理论及其局限,发展自己的理论。”Charles J. Fillmore (参见叶蜚声整理的资料,1982)也认为,“种种路子可以参考,然后根据汉语的特点和语义描写的目标创造你们自己的最适合汉语的路子。”以上几位所做的判断,现在看来又如何?所提希望有无实现的迹象?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最近,在“Pragmatics九年首文研究”(钱冠连,2000)一文中,作者认为,集中九年间(1991-1999)的Pragmatics(国际语用学会会刊)每一期的首篇文章进行研究(以下简称“首文研究”)的意义有五点。与本对比研究相关的意义是:对初学者来说,首文集合具有最佳选题的启示;它们反映了某个学科的国际学术主流(由于PRAGMATICS为国际语用学会的会刊,就不能说它是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学派的主流),作者们的学术最佳兴趣点;它们概括了作者群体的学术原创性、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但是,限于篇幅,上文对选题启示没有充分展开。本文充分展开选题对比调查,以便观察:我国的语用学选题离国际主流有多远?即观察:在国际语用学的研究中,我国的位置在哪里?
本文分四个部分:(1)报告我国语用学者的选题状况(利用两索引与五刊共七种文献);(2)报告国际语用学者的选题状况(重点调查文献Pragmatics九年首文,共36期);(3)两点结论;(4)讨论:我国语用学如何向前发展?
一、报告我国语用学者的选题状况
重点调查的文献共七种:
《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第一卷〔1949-1989〕(简《索引一》),《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第二卷〔1990-1994〕(简《索引二》),《国外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五种学报都是1995-1999的各期。这样,后五种学报的起始期1995年刚好接上《索引二》的终止期1994年,于是时间跨度就形成了1949到1999连续体。这样时间跨度下的两种索引与五种期刊代表中国语用学研究的大体状况,也就说得过去了。
1） 1949-1989年状况1)关于分期。为什么这一段要尾止于1989年呢?回答这个问题对将来撰写我国的语用学历史有好处。从开国到1989年为第一段,这样划分考虑到了三个情况。第一,1989年在我国召开了首届中国语用学研讨会;第二,大会主题报告“语用学在中国:起步与展望”刚好将中国的语用学研究总结到1989年为止,而这个报告当初被《现代外语》(90/2)最初发表之后又被下列两个权威机构采用,一是它以PragmaticsｉｎＣｈｉｎａ为题在国际语用学会的会刊Pragmatics上发表,二是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向上级报告近十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对未来展望的语用学分支报告(见下)所引用;最近又被《语用学论文精选》(《外国语》策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录;第三,《索引一》刚好是截止在1989年。鉴于上面三个情况,认为从开国到1989年是我国语用学的起步期还是有道理的,得到各方面支持的。
2)关于两个《索引》。高等学校外语学刊研究会所编的《索引一》,编委会由五个高等学校(当时的上海外语学院、广州外语学院、大连外语学院、黑龙江大学、解放军外语学院等)外语学刊的主编组成,许国璋先生写序。由此,应该说它是我国比较权威的语言学资料之一。因此,它所提供的语用学论文索引是基本可靠的、值得信赖的。遗憾的是,《索引一》虽然标明从1949年起始,可是它只是收录了外语院校学报的文章,而此外的宝贵资料它不会收录(《索引二》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例如,王宗炎(1990)先生后来指出,“有的人可能没有注意,在胡(壮麟)先生的文章还没有发表的时候,已经有人把语用学的一部分要点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些要点见于许国璋教授选译的Ａustin《言有所为》,1979年收入《语言学译丛》。我们不妨说,许先生静悄悄地、水鸟式地为我们引进了语用学。许、胡二位合写的《语用学》条,载于《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那是一篇短小精悍的佳作。”相信除了五种学报之外的各种学刊一定会发表许多语用学方面的作品甚至佳作,限于篇幅,这里只好忍痛割爱,另有机会再用。
3)调查情况如下:《索引一》语用学部份内共收录论文题目95个。从这95篇论文的情况来看,特点有如下两点:
第一,势头强劲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引进、评述。这种情况是完全正常的,积极的。以后的事实表明,正是这些引进、介绍,为我国语用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1989年以后的情况看来,下面这些论文选题在我国语用学发展的起步阶段,起了较大的作用:
语用学/胡壮麟,评斯金纳著《言语行为》(上、中、下)/王宗炎译(共3),格赖斯的“会话含义”与有关的讨论/程雨民,Principles of Pragmatics/孙建荣,格赖斯的会话含义学说/陈融,语用学———一门新兴的学科分支/张春隆,语用学论题之一(预设)、之二(会话含义)、之三(言语行为)、之四(会话结构)、之五(指示现象)/沈家煊(共5),中国学生在英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汉英语用差异调查/何自然、阎庄,《语用学的原则》介绍/廖秋忠,语用学说略/戚雨村,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诠释与批判/顾曰国,言语假信息:兼论合作原则的拯救、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不合作现象/钱冠连(共3)。
何自然编写的《语用学概论》出版在这一时期(1988年),“内容几乎囊括了Levinson《语用学》一书的各个部分,也增加了一些其他内容和汉语例子。”(沈家煊,1996)此书对我国普及语用学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他重要的选题还有:语用学及其方法论,语境,模糊限制语,言语行为模式,语法、语义学和语用学三者的关系,语用学与外语教学,句法与语用学,非言语交际,等等。
第二,理论创造的蓄势期。上面所述几乎是清一色的引进与介绍,理论产出沉闷,还不能认为是中国语用学家的选题处在困扰焦灼之中。改革开放之始的大好时期,面对国外理论新风劲吹的局面,如不引进,就将错过时机。对国外理论的消化、吸收需要时间,时间表现为一个过程,深思与酝酿是理所当然的状态。这一个阶段可称之为理论创造的蓄势期。
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向上级报告近十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时,请有关专家就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写出了相应的报告。后来这些报告汇编成书,语用学分支报告(作者沈家煊,1996)中分析了我国语用学研究的三个方面的情况:面向外语教学的语用学研究,面向汉语语法的语用学研究,语用学理论的研究。在“语用学理论的研究”中,作者指出:“这一类研究(更加注重一般语用规律的探讨)在国内也比较薄弱,基本上是对西方现有的语用学理论加以评论、修正和补充,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他指出了四个方面,涉及到1989年之前和之后。现在将1989年之后的情况放在下面说,涉及到1989年之前的情况,唯一的一句话,是:“对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下属的各条会话准则提出不同的看法”,提到了钱冠连的两篇文章:“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与“不合作现象”。总而言之,这一估计与本文作者所谓之“蓄势期”云云,是一个意思。
2、 1989年-1994年选题状况
1)调查情况如下:
《索引二》(1990-1994)收录文章题目共143个。与1990年以前相比,发展出来的新题目是:交际策略探讨/陈思清,论格赖斯的非自然意义理论/李绍山,“一语多用”初探/周亚光,语篇语用学扎记/胡壮麟,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分界/沈家煊,对于预设与推涵的思考/李锡胤,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王得杏,John Searle:从言语行为论到心智哲学、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借鉴与批判/顾曰国(共2),论维索尔伦的元语用选择、语用学:语言适应论———维氏语用学新论评述、语言符号的局限性与语用学、论构建语用推理模式的出发点———新格赖斯理论评述/钱冠连(共4),自我认识与跨文化交际/王宗炎,也评“关联理论”/曲卫国。除此以外,还有各种句法、语言用法中的语用功能分析。徐盛桓系列论文见后。
2)对调查的概括:
第一,对国外的发展盯得更紧,几乎是亦步亦趋。
第二,开始出现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立的理论形态与理论意识。如徐盛桓的新格氏会话含意理论研究系列论文开始出现:语用推理,“预设”新论,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语用推理,会话含意理论的新发展,论“一般含意”,格赖斯的准则和列文森的原则,论常规关系,论意向含意,上指预测的语用因素。对这种判断(“开始出现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立的理论形态与理论意识”)的一个支持是沈家煊的“语用学分支报告”。报告中涉及到理论研究部分时指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出现后也有人(徐盛桓,1993,1994等)对这种语用推导机制加以修正和补充,进而提出自己的会话含义理论框架。
3. 1995年至1999年的选题状况
1)调查的情况如下:
《国外语言学》这五年期间发表的语用学方面的文章共5篇。
《跨文化语用学:人类交往语义学》评介/范文芳,什么是语际语用学/何自然,英语会话中的沉默研究/左岩,《语用学导论》介绍/徐海铭,《言语交际中的语义:语用学导论》评介/俞东明。
《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语用学方面的文章共16篇。较新的选题有:话语分析二十年、话语分析在中国/徐纠纠(共2),会话隐含理论的新发展/张绍杰,Ｈ.Ｐ.Ｇｒｉｃｅ的意向意义理论述评(上、下)/王传经,我国的语用学研究/沈家煊,含意本体论研究、疑问句的语用性嬗变/徐盛桓(共2),含义分类标准评析/熊学亮,评《相互作用中的意义:语用学导论》/洪岗。
《外国语》这五年所发表的语用学方面的文章共43篇。较为新的选题有:
论荷恩的等级关系———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系统研究之十/徐盛桓,新格赖斯语用机制新在哪里/钱冠连,语用的体现关系/程琪龙,会话中的障碍修正结构分析/李悦娥,从Ｈ语法和语用学的基本方法论看两者的互补可能/熊学亮,话语含意化过程———含意本体论系列研究之四、含意研究的逻辑学思考/徐盛桓(共2),话语相关与认知语境/刘家荣,语用方式———语用的语法化/何刚,试论话语分析的三个标准/黄振定,胡塞尔、格赖斯和塞尔意向理论比较/徐海铭,调整语话语初探/戴炜栋、李明,亲疏尊轻的理论框架与人称指示的语用对比分析———汉外对比语用学的尝试/余维,发展语用学关于儿童话语能力的研究/丁建新,90年代看语用/何兆熊,语境的动态研究/何兆熊、蒋艳梅。
《现代外语》这五年所发表的语用学方面的文章共15篇。新面孔的选题有:认知论域与照应释义/吕公礼,选择、重构、阐发、应用,信息状态研究/徐盛桓(共2),语用学的方法论与解释力/易仲良,单向语境推导初探/熊学亮,两个语用原则与英、法、汉反身代词长距离照应特性/李燕玉。
《外语与外语教学》这五年所发表的语用学方面的文章共25篇。新的选题有:语用———语言研究的一个视角/何兆熊,含意本体论与句法语用学,常规关系和文化教学,含意本体论论纲,含意的两种形态,含意运用与常规关系意识/徐盛桓(共5),语用·认知·言外义/沈家煊,知识、策略和编码/彭宣维,语言形式与实体辨析的当代语言学意义/熊学亮,言语审美的语用意义探析/南佐民,有关语用隐喻的若干问题/胡壮麟,语用学的哲学渊源/钱冠连,关于英汉对比语用学的几点思考/陈治安、文旭。
2)对1995-1999年我国语用学选题的概括:
第一,一个明显的可喜变化是,我国语用学者的独立的理论意识增长起来。支持这一个判断的事实有,少部份学者对国外语用学理论已由单纯的引进与介绍转向了选择、重构、阐发、应用、批评的状态。徐盛桓的工作(两个系列研究)可以成为这个方面的一个代表。以他对新格赖斯理论的研究为例,对格氏理论上的扬弃的过程,首先要经历一个理论上的选择阶段。对列文森原来论述的阐发和作出必要的修正,是研究的深化的要求。他认为,对国外语言学理论要学习、要吸收,但现在似乎还可以提出:不要过多地依傍,也就是说,应该在研究国外语言学理论中创造一点自己的东西。还有一些学者的论文,可以看出明显的独立的理论探索色彩:对于预设与推涵的思考/李锡胤,单向语境推导初探/熊学亮,语言符号的局限性与语用学/钱冠连,会话中的障碍修正结构分析/李悦娥,亲疏尊轻的理论框架与人称指示的语用对比分析———汉外对比语用学的尝试/余维,等等。“关于英汉对比语用学的几点思考”(陈治安、文旭),意图在建立我国自己的语用理论的基础上(但须强调增加对共性与普遍性的支持,才是有意义的———钱注),进行英汉对比,显然还是主张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意识。还有,在介绍国外理论时,也没有一味盲从,不忘理论的修正。如,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诠释与批判、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借鉴与批判/顾曰国,等等。对《汉语文化语用学》的出版,王宗炎先生从提携后进出发,曾提出过作者的“理论建设最后在哪里表现出来”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这部专著的出版,只是表明了我国语用学者独立的理论意识的开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不能更多地说些令我们自己高兴的话。
第二,在源源不断地理论输入的同时,理论创造却尚未形成力量。大面积的语用学者的研究仍然处于对外国理论的亦步亦趋的引进、介绍、评述、阐发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好处是,毕竟可以跟踪国外理论的发展,给国内以源源不断的理论注入。可是,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已经二十多年了,自己的理论形态的缺乏,肯定是一个严重的的问题。这个问题下面还要提到。
二、报告国际语用学者的选题状况
调查的重点对象是PRAGMATICS。从它九年(1991-1999,共36期)首文选题研究之中,我们可以辩认出以下几个方面是国际语用学研究的主流:
1、 鲜明的学术原创性,注重理论上的创造。PRAGMATICS发表的语用学论文,经过一番对前期理论的回顾与检索(review或综合theoretical precedents)之后,总是能导引出超过前人的新理论来。一般论文如此,更不消说首篇论文了。九年的事实说明,论文价值的唯一标准是:originality.当然PRAGMATICS上也有介绍性的文章(不叫论文),一般以书评或者报告的面目放在杂志后半部。这类东西数目少,没有形成“主流”。这个方面与我们两相迥异了:他们是走自己的路,我们是绝大多数的学者长时间地走在人家的大道上。
他们不仅重视应用研究,也重视纯基础理论研究。仅举两例加以说明:Learning to think for speaking: Native language, Cognition, and rhetorical style (Danl. lobin,1991/1)认为,我们仅能彼此交谈和理解的是一种具体的语言。我们在孩提时代学会的某种语言或某种语言不是客观现实的不偏不倚的符号系统。每一种语言都是对人们经验世界的主观取向,这一取向影响了人们说话时的思考方式。Language ideology: issues and approaches (Kathryn A. Woolard,1992/3)指出,语言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与谈话形式的中间协调环节。作为如此关键的环节,语言意识形态比以往更为值得(在协调性与分析性上)注意。这两例是对语用学的哲学思考。又如,对现有理论进行讨论与修正的例子:Register and the redemption of relevance theory: the case of metaphor (Andrew Goatly,1994/2)一文的新见在于,指出格赖斯理论,尤其是很有潜力的、从格赖斯理论发展而来的关联理论,也有缺陷。它不能处理文化与社会语境;但是,企图将语言语用学与语言使用的更为有社会意识的模式(诸如语域、风格理论)相联系,却能产生有趣的杂交,并对两者(格赖斯理论与关联理论)都受益。Katsuya Kinjo (1996/4)在“An indecent call from A Man: narrative as revelation of frame work”一文中认为:“人以话语来做事不一定局限于Searle所认识到的行为。”这也是基础理论的研究。
与此相比,我们在“纵看”部分已陈述过,我们虽不乏个别的理论创造,但从全局上看,我们没有产生出理论体系与重大的学说,我们的理论创造尚未形成力量,远未形成气候。
2、作者群体的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多样的研究方法
Indirectness and interpretation in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discourse(Marcyliena H. Morgan,1991/4)研究的是非(洲)裔美(国)籍人语言社团。Ｓ.Ｃ.Ｌevinson (1992/1)在Prime for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spatial description and conception中所用的方法是田野调查。语用分析与政治挂钩的是Susan Galand K. A. Woolard(1995/2)的constructing language and publics: authority and representation论文。将语用学深入到语法领域、词汇领域的是Todd Squires (1994/1)等人。Michael Meeuwis and Srikant Sarangi (1994/3)进行跨文化交际的研究。Ｓ.Gunthnerand H. Knoblauch (1995/1)研究交际风格。Maria R. Baroni and C. Nicolini (1995/4),Ｈ.Jucker and S.W. Smith (1996/1),Ｅ.Ford and J. Wagner (1996/3):会话分析。Bruce Fraser (1996/2)讨论语用学标记。Eddy Roulet(1997/2)讨论语篇结构。Dell Hymes (1998/4)寻找的是口头叙述有一个几乎可在处处都能发现的模式层次。
我们呢?因为在选题上基本上是对国外的理论处于亦步亦趋的状态,所谓学术视野也就是跟着别人的视野。在研究方法上,我国尚未出现过田野调查,也无人问津资源非常丰富的语言社团。一步被动,步步被动。
3、 在选题上,非常普遍、深入地将语用视角射向一切现实生活领域,职业领域。通过选题就可以看出,语用学家贴近生活,表现出充沛的学术活力与敏感。“if he speaks Italian it's better”:MetaPragmaticsin court (Marco Jacquemet,1992/2)从法庭找到了案例。Self-presentation in a speech of Newt Gingrich (Pamela S. Morgan,1997/3)另辟蹊径,从一个真实人的真实演讲中发现了“自我陈述型结构”。Introduction: from the ideal, the ordinary, and the orderly to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pragmatic research (Ｌ.Briggs,1997/4)所介绍的几篇论文牵涉到美国总统克林顿发救济与屠婴暴力。ＧｒｅｇＭａｔｏｅｓｉａｎ(1998/1)拿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案例做文章。Ｍ.Grosse and A. S. Orvig (1998/2)把诊疗接谈当成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进行语用分析。Ｓ.Ｇ.Obeng (1999/2)探讨Akan (加纳,西非)当地法庭上司法语篇状况。
我们呢?因为不愿用汉语做语料,也就非常可惜地放弃了与自己血肉相连的汉语文化环境中的现实生活领域与职业领域中人类行为的话语个案。好在这种状态有了一点儿改变.
4、 从人类行为模式中寻找相应的语言运用模式的研究非常普遍。Keith Sawyer (1993/3)在The Pragmatics of play: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during children's pretend play一文中独具慧眼,从“孩子扎堆玩耍”中看出社会行为又看出“社会话剧游戏”规则。行为模式不同(请从孩子扎堆玩耍推广开去),言语运用模式就不同。而行为模式是无穷尽的,所以言语运用模式就无穷尽。E. Ford and J. Wagner (1996/3)的论文Wagner, interaction-based studies of language: introduction旨在解释,Schegloff称为原始(primordial)语境的语言,即交互作用中的谈话(talk-in-interaction)。对于那些将解释人类行为视为已任的语言学家、人类学者、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来说,越来越明显的是,没有对语言如何适应基本的交互作用功能的密切而仔细的注意,就不可能完全地理解语言。
我国语用学家尚未见开辟出人类行为的话语模式分析。
5、 以语料而言,非常重视拿小语种与稀有语种做语用学的研究原料。如 the samoan CIA suffixasan indictor of Agent defocusing (Kenneth William Cook,1991/2)对萨摩亚语中的Ｃｉａ(一个表被动的后缀)的语用功能研究(从构词法中寻找语用功能)。On preposing and word order rigidity(Asha Tickoo,1992/4)对克什米尔语中的前移在功能上不同于英语中主题化与焦点移动进行了研究。Speech levels: the case of Sundanese(Edmund A.Anderson,1993/2)以巽他语(印度尼西亚西爪哇岛人之语)为语料。Collab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a dispute about space in an Indo-Guyanese village (Jack Sidnell,1998/3)使用的语料的发生地是印度-圭亚那人的一个村子。Grammatical Pragmatics: Power in Akan Judicial discourse (Ｓ.Ｇ.Obeng,1999/2)探讨Akan (加纳,西非)当地法庭上司法语篇的语用状态。On the polite use of Vamos in Peninsular Spanish (Ｍ.Chodorowska -Ｐilch,1999/3)此文考察了西班牙语话语中Vamos (要求缓冲语气)的使用情况。使用小语种有两种情况。第一,在我们眼中的小语种,却是作者的母语。作者不以“小”为耻,不去舍小趋大(英),不去舍母语趋英语。第二,该语种并非作者的母语,他采用“小”,纯属学术眼光,这就更值得注意了。经查,我国极少人拿小语种与稀有语种做语用学的研究原料。我们许多情形下是拿国外经典著作里已使用过多少次的英语例子做语料。
6、 重视语用学发展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用pragmatically historiographic concern来概括对语用学学科史的关注。John F. Pressman(1994/4)认为二十世纪晚期的语用学研究陷入了撰史法的危机,警告了语言学的宗派的偏见给语用学的撰史法带来损害。Kerbrat-Orecchioni (1997/1)追溯talk-in-interaction作为学术问题的研究历史。我国语用学选题中还比较重视语用学研究的一段时期的(十年、二十年)综述。但尚未见语用学史的撰写。
三、两点结论
经过上面纵看(两索引与五刊)与横看(Pragmatics九年首文研究)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事实是:
1、 因为在深层次上我们没有产生出理论体系与重大的学说,我们的理论创造尚未形成力量,也远未形成气候,更没有形成主流(不要说加入国际语用学的主流,只说在国内理论创造与引进介绍相比,前者比例大于后者比例就行了),所以表层次的东西就是我国语用学学者的大多数的学术活动长时间地依傍国外。简言之,理论依傍国外。
2、 在鲜明的学术原创性上,在作者群体的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上,在选题非常普遍、深入地将语用视角射向一切现实生活领域与职业领域上,在语料的利用上,在撰写语用学发展史五个方面,我们与国际学术主流之间的差距,比米差里遥更远。简言之,五个方面不入国际主流。
如果以上两点结论(一说理论依傍国外,二说五个方面不入国际主流)不错,就可以说,我国的语用学研究的主流仍然处于幼儿的没有断奶的时代。没有断奶就是靠别人喂奶。
《中国语言学年鉴·1992》说,“总的来说是过多地依傍国外的学说,缺乏一种理论上创新意识和开疆拓域的勇气。”可见我们“目前仍然靠别人喂奶”的说法还不算过火。可能会有人指出,对1992年之前的判断怎么可以代表现在呢?请注意:本对比研究的取材是到1999年为止的。
四、我国语用学如何向前发展?
相信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看出,本文的目的不在作出上面两点结论,说我国语用学者的研究与国际主流相距甚远,我们的目的还在讨论:我国语用学如何向前发展?我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本文作者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建议。
1、 我们明白了引进与创造的关系,就可以将力量正确分配。首先有一点要肯定的是:问题不在引进与介绍太多而把引进的步伐放慢,而在理论创造跟不上。因为大量的引进与介绍不是引起理论创造缺乏的直接原因,甚至连间接原因都不是。介绍国外理论对创造自己的理论有益无害。自己理论的贫穷并非是引进国外理论时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引进介绍根本不需要牺牲自己的理论创造。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引进、介绍国外的理论是正常的,全部学者都去搞引进介绍而忘了创造自己的理论,肯定是不正常的———强调人数的分配。一个学者的一生中的一段时期用来引进介绍国外理论是正常的,整个的一生全部用来搞引进介绍肯定是可惜的———强调时间分配。有兴趣搞引进的,尽可以继续;但鼓励理论创造。我认为在“Pragmatics九年首文研究”中的如下观点是值得考虑的:借鉴国外选题时,有两点原则:第一,借其形式(如案例),而不抄袭其结论与理论形态。这种情形可比喻为“借窝下蛋”:窝是人家的,蛋是自己下的。第二,借鉴思路,自引事实,自下结论,建立自己的理论形态。这种情形可比喻为“自筑窝自下蛋”: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原创性。
2、 弄清缺乏理论原创性的原因,是前进的开始。缺乏理论原创性,原因之一是我们长期将实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对立起来,轻视非功利理论、超验理论与“空头”理论(这种情形与实用研究如外语教学的大量研究形成鲜明对比),殊不知,最终的结果必是将实用研究的源头也掐断。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对理论指向不太明确有关。语用学理论目标具有解释性(解释语言交际何以成为可能)而不是指导性(“教”人如何使用礼貌语言,如何推理,等等。指导语言交际有另外的学科,如伦理学、公关学、交际语言学之类)。语用学的一些原则与假设同当代语言学其他理论一样,是针对语言运作的普遍机理提出的。而研究某一语言的个性(如用汉语为语料),是为了更全面更深刻揭示共性,使语言理论(包括语用学理论)更严谨、更概括。有了这样的理论目标,研究者的理论意识就会增强。理论意识增强,创造性的研究才会多起来。
缺乏理论原创性的原因之三,恐怕是与我们的文化心理传统、外语学者的素质有关。下面的现象多次被人指出过:同是理论创造,对来自国外的,我们众多的人长时间地依傍不舍,对来自同胞的,却吝施扶持。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恐怕还是得从文化心理与学者的素质上找原因。比如说,对同胞的理论创造,互相吹捧不好,互相冷漠以待就好了吗?更不好。对同胞的理论,不要说像对洋理论那样众星捧月似地引用与介绍,正常的评论与推介,都还未形成。对同胞中的理论创造,我们最好多给些注意。举一个例子以说明。李锡胤在“转向:在别人还没注意时,先看出问题”对言语行为理论有创造性的见解。他指出:“人类的活动(或行为)有三个方面:一,肢体活动;二,心智活动。三,言语活动。心智活动一般地可以从言语活动加以观察和研究。这样就增加了言语行为的价值。哲学家对言语行为兴趣,多半是为了听其嘴而观其脑;用他们的术语拐个弯子说:为了研究‘意义’。言语行为是嘴巴的行为,它执行三种功能:一用嘴巴发出的物理动作……二用嘴巴表达的交际行为,目的是陈述、询问、表露……三用嘴巴实施约定俗成的仪式或手续,……言语行为也同样,我们无法用现在的嘴吹出昨天或明天的口哨,或者喊出昨天或明天的口令。所以,所谓performative 句式只有第一人称现在时。至于用嘴巴表达交际行为时,一般都省去‘我现在说’,‘我现在问’,‘我现在惊叹’等帽子,直接叙事或发问,所以不受此限制。我以为没有必要提出implicit performatives (隐含施为句,即去掉‘我宣誓’、‘我宣告’、‘我命令’、‘我打赌’等帽子以后的施为句———钱注)这一概念,否则全部命令式句子都揽进去了,甚至陈述句也剩不下。总而言之,我认为从语言学角度说,只要把performative句式中出现的动词罗列出来,一一加以分类研究就可以了。其他问题就拜托哲学家费心吧!”这种对言语行为的深刻见解,对言语行为的价值的认识的角度,对哲学家为什么提出言语行为的中肯观察,对“隐含施为句”概念的否定,都很有参考价值。不要说理论勇气是值得效法的,就是理论本身的智慧,也是不让外国同行的。在上面提到的徐盛桓、顾曰国、熊学亮等人,提问题的角度、批判的勇气、利用材料的新鲜,都值得我们充分注意。又比如,对我国语用学有开先河作用的许国璋、王宗炎、胡壮麟、何自然、沈家煊、廖秋忠几位的贡献,我们在发现、利用、开发上都还不够。他们在那儿“静悄悄地、水鸟式地为我们引进了语用学”(王宗炎,1990),作为同胞,我们不能埋没他们的功劳。有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1997年,听说我们中国在酝酿成立语用学会,马上就传来了日本准备抢先成立的消息。日本人的学术团队精神,该不该使我们脸红与深思?上面说“缺乏理论原创性的原因之三恐怕是与我们的文化心理传统、外语学者的素质有关”,真不是瞎说。窃以为,我们真该要一点学术团队精神与中国意识。不知同胞们以为如何?
3 、硕士与博士如果能善于利用自己的理论与方法论上的势头,他们在母语学习上分出一点时间,敢于使用自己的资源去证明语言的共性(而不是强调汉语的特殊性),面向现实生活与职业领域,必然会给中国语用学界带来新鲜的活力。
4、理论酝酿是要花时间的,但问题是要把酝酿的时间与精力花在(1)理论意识的建立;(2)学术视野的扩大;(3)方法论上的多样化;(4)语种选择的多样化上。丰富的理论引进底蕴毕竟是好事。语用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时间不算长,在中国的引进期也更短。有了丰富的引进垫底,等待一个时期也不算大问题。
选题意味着什么?选题可以说是研究中的The Pearly Gates———通向天国之门,研究的重中之重。窃以为,国内外选题对比研究对我国的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故有本文。
参考文献
1〕Pragmatics,Quarterly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IPRA),Antwerp, Belgium.1989-1999.
〔2〕路式成、魏杰.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Ｍ〕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3〕路式成、魏杰,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90-1994】〔Ｍ〕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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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1999各期.
〔6〕《外国语》,1995-1999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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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1999各期.
〔9〕王宗炎.中国首届语用学研讨会侧记〔Ｊ〕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1).
〔10〕沈家煊.我国的语用学研究〔Ｊ〕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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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文旭.中国语用学二十年〔Ｊ〕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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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19 08: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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