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座城市》（9）------邓刚与海滨城市大连

湘里妹子

邓刚简介

                                                   


1、简介：     

      邓刚 ， 原名马全理。山东牟平人。中共党员。1987年毕业于北大作家班。1958年参加工作，历任大连机电安装公司工人、质检员，大连市文联副主席，大连市作家协会主蒿，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2、主要作品：
     
      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迷人的海》、《龙兵过》、《白海参》，其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站直了，别趴下》、《狂吻俄罗斯》等多部。长篇小说《曲里拐弯》获东北三省首届文学奖，中篇小《迷人的海》获全国1983年-1984年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阵痛》获1983年全国短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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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里妹子

我经常到海边散步，迎着奔腾的浪花我的创作激情涌动，望着平坦的海面我的浪漫思绪飞驰。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女人们在礁石上捉蟹，还有一些人在垂竿钓鱼，整个城市因为有着海的滋润而新鲜。近年来我住的城市更是美丽得名扬天下，我的自豪感也就成倍地升腾。
                                                                               ---------邓 刚

                                                                       



　　[有轨电车]


　　这是中国城市中几乎绝无仅有的交通工具，因此它的存在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车上一群节奏晃动的乘客中，有一个脸上印有世纪沧桑的男人，他毫无目的地坐在那里，任凭有轨电车一站一站地驶过，直到终点他才恍如梦中醒来，恋恋不舍地走下电车。随之他又掏出一元硬币，重新坐进这辆返程的有轨电车，再次进入半梦半醒状态。


　　[电车上]


　　这个人就是我，写小说的邓刚。因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只能在这古老而现代的有轨电车上，寻找到我二十世纪时的童年。从我有记忆的第一天，看到的和听到的就是这叮叮当当行驶的有轨电车，那吱吱嘎嘎的绿色木制车厢（现在已经改成金属的，颜色也五花八门了），承载着我童年所有的美好理想，那叮叮当当的车轮撞击钢轨的声响，就是我最初享受到的动听乐感。在有轨电车上我曾有过一个最美好也最伤心的故事，当然，所有最伤心的事情一旦变成回忆，就像被糖渍过的苦菜，也会有着甜丝丝的品味。我想，等一会儿再品味这甜蜜的苦涩吧，*在有轨电车的时光通道里，你先随我一起光顾我赖以生存的城市。


　　我有幸生长在切入蓝色板块中间的辽东半岛，呼吸着鲜润的海洋气息长大。我用优美的笔调写着：我住的城市像一条硕大的鲸鱼，游进渤黄两海之中，家乡北边的渤海是女人般温柔的海，轻风卷动的浪花犹如少女的百褶裙，摩挲着平坦绵软的海滩，谷粒般金色的细沙在清澈的水波里晶莹闪光，连鱼虾也长得细柔苗条，游起来舞姿翩翩。家乡南面则是终日咆哮不止的男子汉般的黄海，滩涂坚实而隆起，岩礁林立，参差错落，像一排排勇士挽臂抱肩，抗击太平洋涌来的万钧之力；这里的鱼虾生长得威武雄壮，钢蓝色的鲅鱼炮弹似地在浪尖上飞蹿，武士蟹挥动长钳，在礁丛里咔嚓作响……


　　我经常到海边散步，迎着奔腾的浪花我的创作激情涌动，望着平坦的海面我的浪漫思绪飞驰。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女人们在礁石上捉蟹，还有一些人在垂竿钓鱼，整个城市因为有着海的滋润而新鲜。近年来我住的城市更是美丽得名扬天下，我的自豪感也就成倍地升腾。我们的城市确实挺美，因为她的洋建筑有别于我们中国的传统建筑，因为仅仅才有一个世纪的历史的城市，却有半个世纪是被殖民者统治，难以置信的是我们的城市曾经是日本关东州，也就是说曾是日本的一个省。至今，城市还留有殖民者的痕迹，中国传统的城市街道建筑是横平竖直的井字格，而我们城市的街道却是以圆形广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这种几何式的街道结构，与哥特式尖顶的异国建筑，存在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却依然是我们城市的主要风景，而且还正在影响着我们城市今天的建设风格。


　　大连城市的普通市民，最愿说的一句话就是"大连的风景绝啦（最美）！这是由衷的却又是浮浅地赞美；大连城市的知识阶层最愿说的一句话是"大连太没文化了！"，这是冷漠的却又是深刻的爱极生恨。这使我感到我们的城市实在是太年轻，几乎没有一个历史巨人或文化名人踏足过这个城市，文学巨著中没有一个故事与这个城市相关。近代史中爆发的日俄战争，倒是在我们城市最南端的旅顺口区打响，可那却是我从不愿回顾的一段耻辱，日军与俄军在中国的国土上杀得昏天黑地，但我们中国人像一块肥肉般老实地摆在那里，等着两个强盗火拼之后来占有。今天，一些人对日俄战争犹如讲有趣故事一样津津乐道：大鼻子（俄国人）怎样防御，小鼻子（日本人）怎样进攻……并依此建成旅游风景。*


　　我曾参与出版有关我们城市的几本画册，那上面印有许多殖民地时期的旧照片，每每翻阅这出土文物般的旧景，我往往是一阵热血涌动但紧接着就是长长的沉默。当漫长的历史叠印成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时，你会怅然若失却又会怦然激动，这是一种沉淀后的激动，而且伴随着肺腑深处的隐痛。因为锈痕斑斑的铜枪铁炮、明堡暗道和尖刺般屋脊的异国建筑；因为先辈们的愤怒、牺牲、抗争乃至殖民屈辱，都在你的血脉里滚动。无论你的性格乐观还是忧郁，你的性别和姓氏有何不同，但只要你是中华民族，是大连人，都将永久地背负着这历史的沉重。


　　我生下来的当时，我们的城市和我的家庭同样的贫困，如此的贫困使我们城市的孩子几乎全是啼哭的大王。被啼哭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父母们，无可奈何地按照迷信传统，用红纸写上咒符贴在城市的电线杆上和墙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路上行人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整个城市全是这样大大小小的红纸咒符，雨过之后，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小时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贫穷，苞米面、高粱面、还有红署磨成的面，这是我们一日三餐的主食。所以我每天都瞪着绿色的眼珠子，盼望好吃的美食，我们城市最高级的美食就是硬实的糖块、半红半绿的苹果和炒得香喷喷的花生。


　　我们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市民，都是一代代闯关东的山东流浪汉的后裔，即使是说着浓重的辽南乡音的"此地人"如果认真追溯几代祖宗，就会发现他们也是闯关东的山东人。我曾经很有兴趣地分析"闯关东"现象，这种至今还在缓缓流动的移民潮，让我惊讶不止。从远古的岁月以来，山东人闯关东有两条路线，一条走旱路，一条走水路。走旱路的大部分是山区的赤贫农民，他们拖儿带女，环渤海西部的河北地区，过山海关进入东北。水路是山东胶东地区的较富裕的农民和商人，他们很勇敢也很智慧的驾风使船，越过汹涌的波涛，踏上东北的桥头堡大连。大连是闯关东的第一站，能否扎下根来是要经过激烈的竞争，本来敢于往外闯的人就已经是人群中的豪杰，豪杰与豪杰在一起竞争，最终能在第一站立足的绝对是豪杰中的精英。我的父母就是走水路这一拔好汉，为此也就派生出我对父母的崇拜。我有一个脾气暴躁却又极其聪明的父亲，又有一个性格顽强并相当智慧的母亲，他们的结合给予我在任何艰难中都能健康活下来的本能，也给予我在任何危难中都能刀枪不入的本领。


　　我和我的城市都经历过一个严峻甚而严酷的年代，那个年代我因父亲"有问题"而成为"狗崽子"，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逼迫我十三岁就走进工厂当童工，同时又让我成为敢于扎进海底暗礁里捕鱼捉蟹的"海碰子"。"海碰子"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特产，是堪称全国乃至世界一绝的行当：剃着短短的刺锅子头（北京称寸头），手持锋利的渔枪，脚穿橡皮鸭蹼，凭着一口气量，赤身裸体地潜进冰冷的海底，在犬牙交错的暗礁丛里捕捉海参，海胆、鲍鱼等各种海珍品。海浪在你周围狂轰乱炸，激流拼命地把你拖向死亡的深渊，冰冷的水下犹如钢针刺骨，尖锐的礁石和贝壳就是刀枪箭镞……我敢说，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山海贼，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英雄好汉。

湘里妹子

下半夜我到达海滩，这个时刻我往往很激动，因为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而感到收获的把握。我盼望第一缕阳光快些出来照亮海底，照亮黑鱼、黄鱼、海参、海螺和武士蟹的身影，我就可以拍打鸭蹼，挥动渔枪，大显身手。我浑身黢黑，皮肤上像长满了鱼鳞，手握着渔刀渔枪，脚板踩着尖砺的石子儿，吼着我们"海碰子"自己编的歌－－我们都是穷光蛋，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们都是阔大爷，海参鲍鱼就干饭！

　　前面我说过的最美好也最伤心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既自由又倒霉的年代里，为了捕捉海参鲍鱼，我去得最多的就是城市东南部的老虎滩，从我的家到老虎滩要乘有轨电车，那个年月我们城市的车站名称全都按照所谓革命的要求，改得坚硬并粗糙。但唯有通往老虎滩这路有轨电车，每个车站的名称都让你感到美丽而美好。什么"桃源街、秀月街、白云街、青云街……"然而最美的还是有轨电车售票员，全是还带点学生气的女孩。听她们喊着车站名字时，简直就是一首动听的歌。

　　我们终于在所有漂亮的女售票员中发现最漂亮的一个。她像所有售票员一样站在有轨电车的门旁，就唱歌一样地喊出：（女：下一站，秀月街，没有票的买票啦……）

　　我们被海水泡得发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她不看我们，她没看到我们，她也许故意看不到我们。她那空旷又丰富的眼神毫无邪念，从我们中间穿过去，从全体乘客中间穿过去，直向遥远。

　　啊，美好的旅程这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无可奈何，我们痛不欲生，我们舍不得这么快就买完票，递钱接票的一霎时碰到了她那雪白的手指（当然是有意识碰上的），就像在海底暗礁发现鲨鱼那样惊心动魄，又似看到大个头的海参一样激动万分。

　　[口述：我们每天都上车，后来就等她这个车.后来那个时候尼克松访问中国，他的坐机就是他乘坐的飞机有个名字叫七五年精神号，我们把这个名字命名给这个小女孩叫七五年精神号.

　　[电车驶来]

　　只要是谁提到"七五年精神号"，我们就激动得要死，但这与尼克松已经丝毫没关系了。

　　我们一群手持渔枪渔刀的"海碰子"站在那里，站在有腥咸海风吹拂着的老虎滩车站。刚刚从海里爬上来，我们疲乏得几乎就站不稳。有人喊道："七五年精神号来了！"于是我们全体为之一振，一个个立即士兵列队那样精神抖擞，并笔直站立。

　　我们有海参，有鲍鱼，有海螺，但没有人和我们结婚。我们全体吹牛说愿意为"七五年精神号"结婚奉献海参，但我们没一个人敢说与"七五年精神号"结婚。当然，在每一个海碰子心里，早就与"七五年精神号"结过一百次乃至一千次婚！

　　我们震惊和沮丧了一阵之后，却绝对地不相信"七五年精神号"会结婚，会被一个可恶可恨的流氓占有，我们绝对认定能与她结婚的男人一定是个十恶不赦的流氓。我们甚至放弃了可以使我们捕捉更多海参的大潮流，大家快步地朝老虎滩电车站走着，一起到有轨电车上看"七五年精神号"，好像走得慢一些就真正地失去了她。

　　[口述：我们每天都在那个电车上看她，后来有人说咱们给她递一封情书，那么怎么递呢？大家都叫我秀才，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爱背后写点什么，说你这个写的也挺好，给她写封情书，我说好.我就到了这个商店，那时候商店卖一分钱的信封和一分钱的红格信纸，那很郑重的买了这个信纸来家.大半夜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话都写不出来.因为他有很多无法说出口的那些尴尬和艰难.我本身就是那个狗崽子能写什么呢，另外它又不代表我，代表整个海碰子.所以就是很困难.突然我想了一个方法，写封空头信就是一个字也不写.因为假如我们要是递给她，它当时一下子翻脸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好害怕，那是个非常严酷没有情感的世界，如果那个女孩说你们干什么，耍流氓，当时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怎么耍流氓了？那你给我递一个纸条干什么，是个空的什么都没有呀！还有一种胆怯，于是我们想到这个智慧来，就是一个一字每没有的情书。这样我就把这个红格信纸叠的就像这个信一样非常小巧，叠好。第二天我就对海碰子讲，他们兴奋的完后说太棒了，简直就有恶作剧带有一种这个非常刺激的行为。

　　有轨电车还是那样有节奏地摇晃着，"七五年精神号"还是那样瞪着亮晶晶的眼睛，唱歌一样地喊着站名。我却激动得要死，甚至激动得不敢去看"小泼妇"。 "小泼妇"非常从容地把情书递到"七五年精神号"的手里，那一霎时我们几乎都停止了呼吸。但没想到"七五年精神号"更从容地把情书接过去，就像接过买票的钱一样，很自然地把它扔到装票的皮夹子里，这个动作使我后悔万分，我觉得我应该在信纸上写点什么。

　　在海边上我们全体沸腾了，那天我们兴奋得扎猛子也有了劲头，气量也比平日里长多了，过去一口气只能扎进一座暗礁，这天我们一口气能扎到两座暗礁丛里。我发觉我的耳朵也灵得赛过雷达，每当从水里钻出来，都能听到老虎滩车站上有轨电车的笛声。

　　就像上帝知道我们干了这件坏事似的，随后的几天刮起了大风，海水被滔天的巨浪搅得浑浊不堪。

　　[口述：一连就几天的暴风雨我们都不能下海了。后来就渐渐的把这个事给忘掉了。为什么忘掉呢，就像象这个事我们做完了，就好象我们结过婚了一样就这种感觉就再没有提起这件事了。那么这个小女孩呢，那么接没接到这个，接到情书什么感觉，什么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最后我们渐渐就大了，那么这个小女孩我想她现在也活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她现在可能变胖了也可能边丑了也可能长的非常瘦了也可能是个干部也可能早就下岗了，她的一生中也可能经历了不少事情，可是她永远不会忘记就在那个严酷的年代里有一个头上打发蜡的小伙子走到她眼前递给她一个一个字都没有的情书.

　　我真正地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立业已经绝无可能，狗崽子是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干任何重要的工作。尽管我每天都手持焊枪在工作，但在心里我最酷爱的是文学。我曾无数次激动地拿起笔来写诗歌写散文，写我手中的的焊枪怎样喷射五彩缤纷的焊花，但怎样激动怎样五彩缤纷地写却总是退稿，退稿信上也总是千篇一律的四个字"不拟采用"。 最后，一个面孔冷冰冰的编辑告诉我"狗崽子"是不能发表作品的。

　　我体魄健壮，身高一米八以上，在陆地上挥焊枪技术高超，在浪涛中挥渔枪英勇无比，走起路来还有点"红灯记"李玉和的英姿。可是为了找个能成家的女人，为了不让母亲忧伤，世人耻笑，却上跳下蹿，东奔西走，低三下四，并委曲求全只是为找个对象。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一个20岁的女孩子，她天真烂漫，什么也不懂，不知各种政治压迫的利害关系，我心中暗喜，庆幸自己撞到这个理想的目标。于是，我抓住时机，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以满腔的激情给她讲各种生动感人的故事。

　　但就在我大功告成之际，上面突然下了命令，说是我们国家人生得太多了，要刹车少生，提倡晚婚晚育。也就是说等到那女孩子有权登记结婚的时候，我已33岁。这简直就叫你惊慌恐惧，一旦过了30岁，那女孩子变卦，我就全完了。

　　1979年9月28日是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但在我们结婚前一天的一个早晨，我带着渔枪、鸭蹼和水镜，一个人偷偷地乘公共汽车来到离城市百里之外的鲇鱼湾，潜进灯塔附近的海底。

　　[口述：

　　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郎官在结婚的今天都是非常高贵的，他们都得养尊处优至少那几天得保护起来，可是我们还在风浪里搏斗，为了我们结婚婚宴上的一桌菜而搏斗.那时候也真有点好处，正好有个渔民摇着船过来了他看到我他说，他看到一个小船在那，他说哎呀，怎么回事，原来是我扎猛子的时候有个小船跟着我，这个小船就是一个渔民小伙子他曾经跟我学过焊接的技术，所以我认识他，他拿船拉着我，这样可以节省我的力量，我就不用从海边游到海里面了。从船上直接跳下去.他说我的师傅就要结婚，完了这个老渔人从他的船上咯打了一抄子今天叫什么，就叫鱿鱼啊，就那么一抄子哗一下就扔到我的船舱里了.我这么一接一看能有二十多斤，就那个大鱿鱼.那时候鱿鱼不可能在饭桌上，在市场上看不到，那真是天降喜讯.

　　当深深的夜里我赶回家时，全家都急得要哭出来，他们以为我死在海里了！我说我不但死不了，还发大财呢！当家里人看到我拿回来的大虾，都惊讶得不敢相信。

　　然而，结婚后我与妻子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就是她把我的渔枪、水镜等下海的工具藏起来。我知道她是担忧我的生命危险，但我却凶狠地对她喊着，要是你把我的碰海工具砸坏了，我坚决同你离婚！在妻子的哭声中，我恍然感到，我不应该再是个山狼海贼了，我应该回到城市文明。

　　我坐在有轨电车上，叮叮当当的车轮声渐渐敲碎了我的思绪。我们的城市建设得越来越美了，美得使我感到这不是我的城市。当年我腾波踏浪的地方，现在已建成了各种各样的花园和娱乐场，当今的年轻人欢呼着去拥抱这崭新的美丽，而我却瞪着陌生的眼睛，寻找当年自然的野味儿。我们城市西部有一条马栏河，每年雨季都要浩浩荡荡地奔涌，彻夜的轰鸣使街上的孩子心花怒放睡不着觉。站在河边望着滚滚激流，你会想起黄河，想起长江，想起雅鲁藏布江……总之，我在地理课本上学到的所有河流，都会在这里找到它的风景。现在这条河流早已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混凝土建成的河道，还有一些人工做成的假山，这使我更加痛不欲生地怀念那清清的流水、绿色的草地还有白花花的鹅卵石。更陌生的是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这些现代城市的建筑形象，让我有些不知所以然。

　　我陡然地感到，一个人四十岁以前与他赖以生存的城市是同步的，但四十岁以后尽管他还与这座城市朝夕相处，寸步不离，但却会越来越感到陌生，感到疏远。因为四十年来的城市形象已经牢牢地盘据在他的脑海里，并融解着他的情感，塑造着他的生命。尽管我现在每天都在电脑前构思着我的城市故事，但与这个城市的今天已经毫不相干。实际上，已经成为故事的东西，就是昨天前天乃至过去。你不能不承认，文学的本质内容就是回忆。然而正是这种陌生和疏远却又使一个人有了审视城市能力，无论赞美还是批判，他的目光都具有历史的深远和深沉。

　　二十一世纪，当二氧化碳使地球的温度升高，当大气污染、江河污染给人类带来灾难时，人们开始憎恨城市，认为城市的出现是农村得了肥胖症的结果。在这肥胖症的城市中，建筑拥挤就是脂肪堆积，道路塞车就是血管不畅通；而且还不断地出现混乱和吵闹就是永无休止的炎症。城市文明变成城市灾难，回归自然几乎就是生命的归宿。然而人们忘了，今天人类对大自然倍感亲切，正是有了城市后才产生的奇妙效果。一个人能像鲁滨逊那个活下来，只能是生命战胜艰苦的奇迹，人们可以钦佩鲁滨逊，但决不会想往鲁滨逊。

　　尽管面对日新月异的城市我越来越感到陌生，但正是这种陌生才赋予我回忆的深情。因为我的苦难我的幸福都是这个城市给予的，喜怒哀乐地活着才有情趣才有力量才有生动曲折的故事，所以，没有城市，我不能想像人类会怎样生存下去，所以，我对我所赖以生存的城市，对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都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