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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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初志英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
2004-7-25 12: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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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民众中流传很广、影响很深。久而久之，它们似乎已脱离了文学的概念，而成了一部历史，一部教科书；其中的人物也不再是文学人物，而成了英雄和小人、正义和奸诈的符号，它们宣扬的精神和理念，更成了一些人心目中颠扑不破的真理。王学泰研究员和李新宇教授从历史的视角、以学术探讨的态度对这两部名著提出了质疑。以下是对两位学者的访谈。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
　　　　王学泰、李新宇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20.00元
　　
　　
　　 四大名著中的两部被两位学者提出批判，尤其是李新宇先生，彻底否定《三国演义》的经典名著的地位，可以说是对该书颠覆性的批判。那么，这样做是出于怎样的现实思考呢？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42年12月生于北京，原籍山西。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人的幽默》、《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等。与傅璇琮、许逸民、董乃彬等共同主编了《中国诗学大辞典》。
　　
　　
　　
　　李新宇：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导,1955年生于山东青州。著有《中国当代诗歌潮流》、《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的抉择》等书。
　　
　　
　　　　李新宇：我觉得称不上“颠覆”。———我很希望颠覆它，也很想抵消它的影响，但知道很难。因为它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我的区区几万字批判大概不会有多大作用。何况，这本书的发行量与《三国演义》相比，大概也不成比例。作为现实思考，我觉得国人受这种经典的影响太大了，而我的确不愿看到这样的作品继续塑造国人的灵魂。因为它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与健康的现代人文精神距离甚远，而且背道而驰，受它的影响太多，我们的精神就会更不健康。
　　
　　
　　　　王学泰：群众喜欢的文学艺术作品是谁也颠覆不了的。但群众喜欢不是该作品一定有正面的社会作用的标志。我要表达的只是我对《水浒传》的思考，就是它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过去一直说这是一部“农民起义的百科全书”，我认为不对，我说它是一部关于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梁山好汉大部分都是游民，不能代表农民，农民的诉求是土地，而梁山好汉没有这种诉求。另外这部书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从电视荧屏上流传开的“该出手时就出手”，最能说明它的精神本质，鲁迅说“中国确也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我认为“三国气”“水浒气”就是弥漫于中国社会几百年的游民气，它负载着强烈的游民意识，散播着与法制社会、公民社会的不和谐音，可以说《水浒传》在历史上起的作用负面大于正面。
　　
　　
　　　　这两部书毕竟流传了几百年，不仅家喻户晓，也可以说是我们文学历史的骄傲。请问这样的批判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李新宇：我不认为它是中国文学史的骄傲，而且一个民族的历史未必需要令人骄傲的东西。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学史上的确没有像样的小说，也没必要非得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捧上经典的宝座。说到批判的目的，我很赞同出版者加的副标题：“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中国有许多所谓“经典”需要解毒，可惜一直很少有人这样做。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开过一个头，倡导“价值重估”，宣布中国传统文学多是“非人的文学”，要建设“人的文学”，可惜未能得以继续。所以，当朋友约我写“三国演义批判”的时候，我尽管很忙，还是欣然同意了。因为我一直想做这样的工作，而且有个计划，想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价值重估”的事业，对具有广泛影响的各类经典进行系统评估，把那些野蛮的、残暴的、反文明、反人道、与人类健康文明相冲突的东西一一揭示出来，即使不能起到解毒的作用，也可以给人提个醒儿。
　　
　　
　　　　王学泰：清代思想家钱大昕就说过，中国在“三教”之外，还有一教叫“小说教”，“三教”是教人做好人，“小说专导人为恶”，“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水浒传》灌输的观念是“造反”，造反才是颠覆，这与马克思讲的“革命”是相背的。革命是讲社会的变革、进步，而造反是打碎一个旧秩序，重新建立一个社会秩序，打碎之后建起来的还是旧的，可能还不如旧的，只有嫁接的才能是更优良的。过去的造反活动由于没有系统的和科学的理论指导，它只是一场盲目的求生图存的武装暴动，一些走投无路、生活无着的人们在一些怀有各式各样动机的领袖人物（他们往往是社会边缘人或有经验、有学识的游民）带领下以生命作最后一搏，如果他们推翻了旧王朝，其所建立也不过是一个新王朝。从秦代以后两千年中大大小小的造反活动，打落过无数皇冠，但在新制度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建树，反而是专制极权越来越趋向极端。因此这些造反活动充其量不过对于封建制度起了修复作用。人民走投无路的暴力抗争、武装斗争是应该同情的、理解的，但造反是暴力的、非理性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造反带来人口减少、经济倒退、宗法被破坏，社会制度被打乱，中国差不多两百年一次动乱，给民众带来灾难。对《水浒传》的批判，就是要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
　　
　　
　　　　批判这样的作品，光有勇气是不够的，否则就有哗众取宠之嫌。那么，你们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和批判视角，倾向于学术的思考还是政治上的思考呢？
　　
　　
　　　　李新宇：当然首先是学术思考。我这个人不懂政治，也不喜欢谈论政治。但是，学术无法回避政治内容，因为政治也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比如，《三国演义》里就到处是政治，面对那些政治，我们就不能不作出自己的评判。我有一些做官的朋友，我发现他们也很喜欢读《三国演义》、《三国志》、《资治通鉴》这样的书，甚至从中学习“领导艺术”，这样的“政治学习”会是什么结果？
　　
　　
　　　　王学泰：文学批评本来是学术的，但在历史批评和文化批评领域形成教条主义和不近人情的倾向，这就是很不正常的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两个领域的大道理不论如何玄妙，但都离不开常理常情，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过去史学界一谈到“农民起义”就是廉价的吹捧赞美，对于招安和领袖人物做皇帝、或进入旧统治集团又责之太严，似乎他们只要起义了，惟有做“烈士”才最符合史学家们的心愿。我以为这在骨子里还是受道学家影响。我在本书中只是讲了一些很浅显的很普通的道理。比如，对招安的看法，很长时间以来批评界都把梁山好汉被招安定论为农民起义的失败，把宋江定论为背叛，其实这是我们对历史人物提出了不恰当的要求。他活不下去了才造反，被招安后有饭吃有官做，他自然就不造反了。但一旦形成了“叛徒哲学”，如果哪个学者说宋江不是叛徒，这个学者都成了叛徒，这就要不得了。每个人都有思想的权利和表达的权利，文学批评更应当尊重别人思想和表达的权利。
　　
　　
　　　　李新宇先生彻底否定《三国演义》，说“以这样的小说作为文学经典，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多么的可悲”！您就不担心冒天下之大不韪，伤了国人的心吗？
　　
　　
　　　　李新宇：伤国人的心也没有办法。如果国人的光荣和骄傲是建立在这种经典的基础上，我觉得伤一下也好。否则，可能真不知道我们的心是一颗被污染得不成样子的心。如果国人的心真与《三国演义》所宣扬的价值观连在一起，我看是应该伤一伤的时候了。事实上，您涉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经典的批判与对国民性的批判一样，必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伤国人的心。因为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它的经典都在影响着民族的精神，塑造着民族的性格。完全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经典，就有什么样的人心，同样，有什么样的人心，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经典。如果一个民族以恶为善，为丑为美，一切都与健康的文明拧着，在封闭的历史条件下，也会形成它的经典。这种经典形成之后，就会进一步培养和巩固着这样的人心，一代又一代，如果没有新的参照，人们会以为一切都天经地义，而且为传统悠久而自豪。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一个民族如果要进步，必须不断地清理自己的传统，淘汰自己的经典。如果自己的历史并不光彩，曾经很野蛮很不人道，就应该自觉地告别，不让历史形成的那些不文明、不人道的东西继续参与国人精神的塑造。像《三国演义》中所宣扬的那些东西，如果继续用以塑造国人的精神，我们就会与人类健康文明格格不入。比如，那个刘安见“皇叔”来了，为了表示对英雄和明主的忠诚和崇拜，就杀掉老婆给刘备吃，他的确很“忠”，也很“义”，却不把老婆当人看。这样的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受到了奖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健康的文明能够容忍这样的行为在文学中不受指责吗？再如，根据《三国演义》代表的传统见解，什么是英雄？能杀人就是英雄，“像砍瓜切菜一般”，连眼也不眨一下，越残暴就越是英雄。长期在这样一种审美价值观念的影响之下，人们就会美丑不分，善恶不辨，把残暴当勇敢，把恶魔当英雄。我们如果不能改变一下这样的“心”，就很难真正进入现代，很难与世界和平共处，也很难争取到像人一样的生活。
　　
　　
　　　　两位学者对两部名著的批判，确实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那么，你们认为应该怎样去阅读这两部作品呢？
　　
　　
　　　　王学泰：把它当作文学作品去读。鲁迅说过，“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鉴赏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充一个角色。”宋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各种运动，受小说戏曲影响很大，包括义和团、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戏剧色彩都很浓。戏不像生活，生活倒像一出戏。特别是社会底层百姓，看水浒时往往血脉贲张，充当其中的一个人物，走上造反的道路。应当看到明清两代的社会运动，包括下层民众的武装反抗大部分从通俗文艺作品中汲取灵感和力量，这与近代革命和外国许多社会运动从科学理论寻找指导方向是根本不同的。
　　
　　
　　　　李新宇：以批判的态度去读，警惕被它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俘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