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

虎子

作者：游汝杰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来源：　http://www.eywedu.com/xiucixuexi/xcxx2006/xcxx20060601.html　

　　提要　方言与普通话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并不互相冲突，而是互相补充。在当前的上海，存在双重语言现象和双层语言现象，普通话正在演变为高层语体，而上海话正在演变为低层语体。近20年以来，上海人的上海话能力并没有明显的减弱。方言是变化发展的，古今上海话不同，上海话的特点因时代不同而不同。普通话与方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有益的成分。两者将长期共存，和谐发展。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普通话方言双重语言双层语言 高层语体低层语体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交往日渐频繁。作为人们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语言也突显其重要性。普通话是当之无愧的全民语言，方言区也有越来越多的居民学会和使用普通话。在方言区，普通话的地位日渐提高，方言的地位日越式微。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世界上很少有单一民族、单一语言或方言的国家。只使用单一语言或方言的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较接近这种类型。许多国家虽然都有“官方语言”，但在社会交际上却是长期稳定地使用多种语言。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民系、多方言的国家。多种语言和方言的并存并用现象，是由它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不是行政命令或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正确的态度是让它们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共存并用，和谐发展。

　　社会语言学的理念和调查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本文即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以上海话为例，讨论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一　普通话的国语地位
　　
　　一个国家如果有两种以上语言或方言存在，就有语言地位问题，即应该以哪种语言为国语?以哪种语言为官方语言?是否要实行双语制或多语制?以哪种语言为地区官方语言?

　　在我国，普通话是法定的国家通用语言，也即国语。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普通话的国语地位是毋容置疑的。凡现代国家皆有国语，以满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现代化要求。所谓“国语”应该通用于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领域：国歌、政府部门的公务和公文、教育、电视电台、出版物、公共交通、外交、军事、涉外商务等。目前普通话在上海正是如此。

　　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普通话开始在全国大力推广。在当年的上海，普通话的普及率并无统计资料，不过可以估计普及率还是很低的，至少普通话还不是大中小学的教学语言。50年后的今天，在上海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人口已占全部人口的70．47％，比全国平均的53．06％高出17个百分点，成绩是显著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台北的国语沟通度已高达98％，超出上海甚远。在全国包括上海，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仍然是当务之急。
　　
　　二 高层语体和低层语体
　　
　　许多语言除了有一般的方言外，都有超方言的变体。一般的地域方言称为“低层语体”(lowvariety)，超方言变体称为“高层语体”(high variety)。例如在瑞士，标准德语是高级语体，瑞士德语是低级语体。在巴格达，古典阿拉伯语是“高级语体”，一般阿拉伯语是“低级语体”。双层语言可以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也可以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例如在海地，高层语体和低层语体是可能出现在下述不同的场合，见表1。(Ferguson 1959)

　　在上海这个言语社区里，目前的现实是：普通话是国语，也是高层语体，上海话则是低层语体。高级语体用于书面语言和较正式的场合，例如政府办公场所、政府工作会议、课堂教学、电视新闻、机场播音等，低级语体则多用于非正式的场合，用于一般市民日常生活沟通，如家庭生活、日常闲聊、小商店购物、地方戏曲或曲艺等。

　　不过，必须指出，在目前的上海，高层语体和低层语体的分别并不非常明显，不像上述巴格达那样典型。例如到政府机构或银行办事，如果双方都是上海人，谈话大多用上海话进行。在家庭生活中，父母亲也可能用普通话跟年幼的孩子交谈。只是与50年前比较，高层语体和低层语体的分野越来越明显。将来的发展，两者的分别可能会变得非常明确。
　　
　　三　双重语言和双层语言
　　
　　“双重语言”(bilingualism)是就语言的使用能力而言的，即社会成员个人有能力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例如在香港有许多人具备英语和粤语两种语言的使用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人称为双重语言人(bilingual)。

　　绝大多数上海人都是双重语言人，即兼备上海话和普通话的能力。不同的调查报告表明，近20年来，上海人的上海话能力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雷红波2005年6月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新派上海话的词汇变异——兼谈上海方言的保护问题》，复旦大学《社会语言学》课程小论文)可以说明这一点。此项调查以11名上海市区20－30岁的青年人为调查对象，以1989年出版的《上海的方言俚语》一书所列的方言特征词作为词表，调查了他们对这些15年前记录的上海方言词汇的掌握状况。同时也对该书中提到的童谣、谚语等的保留状况作了调查。词表包括常用两大部分：名物类词语以及相关短语；特殊的方言动词。其中第一部分又分若干小类。被调查者须对下列三种使用情况作选择：A经常使用，B能听懂但很少或不使用，C不能听懂也不能使用。调查结果着重分析词汇衰退和废弃的现象。调查结果表明，在26项中，只有天象、地理、农业、文化教育和植物五类词汇，选择C项的比率超过25％。总计1919个词，不再使用的有273个，只占总数的13．39％。此外，在调查的196个方言特征动词中，不再使用的有26个，为总数的13．27％。

　　考虑到以下三因素，15年中上海话词汇衰退率是很低的。这三个因素，一是上述上海的方言俚语有一部分是老派词语，当年的青少年就已不用。二是词汇是开放的系统，任何被调查者都不可能掌握本地方言的全部词汇。三是任何方言的词汇在任何时代不断更迭都是正常现象。换句话说，青年人不再使用一些老年人的词汇，同时增加一些老年人不用的新词汇，这是语言发展的常态。

　　双层语言现象(diglossia)是就语言的社会功能而言的，即在同一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并存的现象，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在语言使用上有层级之别。双层语言现象在中国是普通存在的，方言区的居民大多也会说普通话，因场景不同选用普通话或本地方言。上海即是一个双层语言社会，即在公共场合通常使用普通话。在另一些私人场合则流行上海话。

　　有一项较深入的调查，可以进一步说明上海的双层语言现象和上海人的语言态度。这项调查一共设计了六个谈话场合：对方是说普通话的外地人、对方是说普通话的上海成年人、对方是说普通话的上海小孩、对方说上海话、郑重其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引用成语或谚语。受试者根据自己的实际语言使用情况，在“肯定用普通话”、“可能用普通话可能用上海话”和“肯定用上海话”三项中进行选择。被调查者一共40人，分四个年龄层：6－18岁的中小学生、18—35岁的青年人、35—55岁的中年人、5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个年龄层各10名。其中中小学生的构成为3名小学生、3名初中生、4名高中生。每个年龄层中男女各5人。调查结果见表2：
　　从表2来看，会说上海话的成年人互相交谈，几乎都是使用上海话，但是与会说普通话的小孩交谈却有75％的成年人会选择普通话，这说明小孩更喜欢讲普通话，而大人在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上倾向于迁就小孩。还有，当要郑重其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多数人选择普通话，这说明普通话在上海具有高层语体的特征。
　　2005年7月曾在闸北风华初级中学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的对象是初一年级学生，共45人。调查人是班主任宋英琳老师。调查结果发现大约70－80％的学生在学校里只使用普通话，15—20％左右的学生在学校里上海话和普通话都使用，在学校里只会说上海话不会说普通话的学生没有。在家庭生活中，大约50—60％的学生上海话和普通话都使用，20—30％的学生只使用上海话，10％的学生使用普通话或其他方言。这说明在学校环境倾向使用普通话。
　　上海是一个存在双重语言现象和双层语言现象的言语社区。
　　
　　四　上海话正在衰亡中吗?
　　
　　根据蒋冰冰等人的调查报告，上海市学生基本都能说上海话，只是有说多说少的差别。见表3“上海学生上海话语言能力调查数据表”。根据语言听说能力，上海幼儿园小班、小学一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一、高一和大学一年级学生中上海话说得好的比例依次达20％、59％、74％、83％、91％和100％。跟其他层次学生的情况相比，大学生在单项测试满分和总分满分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大学生上海话能力都属于“好”这一档次。表中，看图识词、看图说话和听力测试等三类单项测试的满分分别为30分、40分和30分。由统计可见，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满发的得分率逐步上升。(蒋冰冰 2005)上海话的能力和使用频率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与人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随年龄增长而提高是一致的，方言本来就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世界上活的语言有三四千种，而在古代世界曾经存在而在现代世界已经消失的语言更多。语言或方言与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有生也有死。同时与其他事物一样，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或标准是相对的。今上海话和一百五十年前西洋传教士艾约瑟记录的上海话已大不相同，例如，当年的上海话有8个声调，今天只有5个声调，声母和韵母也有所减少。见表4。(游汝杰 2004)

　　现代上海话塞音韵尾的简化也很明显，见表5。词汇方面的变化更多，句法方面也有不少变化。但是，我们仍然称它为上海话。

　　20多年来新的方言成分也在不断产生，例如新的上海方言词“腔调(素质、格调、品位、风度)、差头(出租汽车)、掏浆糊(蒙混)、阿诈里(骗子)、销品茂(大卖场)”。新的句式：“不要+忒+形容词+语气词(噢)”，表示极高的程度。例如“勿要忒潇洒噢!”

　　今后的上海话可能有更多普通话的成分，但它仍然是一种方言，仍然是上海话。上海话的涵义因时代不同而不同。正确的论述应该是上海话正在演变中，而不是衰亡中。

　　就使用人口而言，上海话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方言，也是与广州(包括香港)话、闽南(厦门和台北)话地位相似的汉语强势方言。强势方言又称为优势方言或权威方言，与它相对的是弱势方言。一般来说，每一个城市方言相对于它的乡下方言来说，都是强势方言；在一个较大的地区里，中心城市的方言往往是强势方言。强势方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强势方言才有可能成为地区共同语。例如广州话是强势方言，又是粤语地区的共同语。

　　第二，强势方言的背后是强势文化。强势方言往往是某一个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的方言。方言扩散的方向和文化扩散的方向是一致的，即都是由强势向弱势扩散。例如上海话在吴语地区是强势方言，它的背后是上海文化。上海话和上海文化都有向周围地区扩散的倾向。

　　第三，强势方言在它所在的方言区威望最高，因而成为弱势方言仿效的对象。语言心理跟其它文化心理一样，有追求时髦的倾向。在语言接触中，强势方言代表时髦。例如只有乡下人学说城里话，而没有城里人学说乡下话。再如在广东只有客家人或潮汕人学说粤语，而没有粤语区的人学说客家话或潮汕话。

　　第四，在方言接触中它有较多的词汇输入到弱势方言，替换了弱势方言的固有词汇，例如上海市区方言词汇近几十年来大量替换郊县的本地话词汇。

　　第五，强势方言充满活力，一般不会轻易退出社会生活。弱势方言则较容易被强势方言或民族共同语所替换，例如粤语区各地方言渐渐接近广州话；许多方言岛上的方言濒临衰亡。

　　上海话、广州话、闽南话等强势方言，将长期与普通话并存并用。在别的国家或地区，强势方言的处境也差不多，例如德国的通用语言是一种公共德语，同时科隆方言仍然存在。五方言是普通话的重要养分 。
　　一方面，普通话对方言的强劲影响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应该指出，方言向来是汉民族古今共同语(雅言、官话、普通话)的重要养分。现代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其语音则以北京方言语音为标准。同时普通话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南方方言的有用成分，以增强自己的表现力。最明显的是普通话从方言吸收词汇。例如从上海话和广州话进人普通话的外来词。有时候仅根据书面形式很难判断某一个词是在哪一种方言产生的，例如“自助餐、飞碟、自选市场”。也可能一开始就是书面语。比较容易判断的是音译的外来词。因为方言的音系不同，所以可以从外来词的书面形式及其读音，并对照外语原词的有关音节，来判定它是通过哪一种方言吸收的。例如英语cookie[ku：ki]译作“曲奇”，符合广州话音系，“曲”音[khut7]，“奇”音[kei2]，与英语原音相合。“曲奇”上海话读作　，与英语原音大相径庭。又如英语sofa['soufe]译作“沙发”，符合上海音系，“沙”音[sol]，与英语原词第一音节相合。此字广州音作[sal]，与英语原音相差悬殊。根据上述原则，表6和表7分别列出从粤语和上海话进入现代汉语的外来词。

　　普通话词汇库因方言词汇而日益丰富。方言特别是它的词汇承载着地方文化，中华文化的内涵，也因不断新生的方言词汇而日益丰富。

　　在语音方面，例如在今普通话里，古清音人声字分别读作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分派的规律不强，这是受多种方言影响的结果。

　　在语法方面，普通话中“动词+掉+了”(如“输掉了”)这样的结构是从吴语吸收的。“输掉了”用吴语苏州话说是“输脱哉”。吴语中的“脱”作为补语，有表示结果(如“滑脱哉”)和表示动作简单完成(如“死脱哉”)两种用法。北方方言中的“掉”本来只有结果补语一种用法(如“滑掉了”)，但是因受吴语中相应的同形结构的影响，“掉”有了表示“简单的完成”的新用法，如“输掉了”。(赵元任 1985)
　　
　　六　方言的其他社会功能  

     上海话或其他方言除了有上述的作为低层语体的言语交际作用外，还有其他难以替代的社会功能。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方言则是民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从社会心理和语言心理来看，方言又是民系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同属一个民系的人民对自己的方言有一个“语言忠诚”(language loyalty)问题。每一个民系都有忠诚方言的倾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汉语各民系的语言忠诚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客家人(客家话)、广东人(粤语)、福建人(闽语)、江浙人(吴语)等。“语言忠诚”和“民系认同”是汉语方言长期保持独立的重要原因之一。“语言忠诚”和“民系认同”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加强，这也是为什么上海的学生讲上海话的频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的重要原因。

　　方言是灿烂多姿的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载体之一。方言是地方戏曲和曲艺的脊梁，例如越剧的方言基础是浙北吴语；滑稽戏用上海话；评弹用苏州话，如果改用普通话，这些剧种将失去生命。方言又是联络乡情最重要的纽带。试想两个陌生的同乡人在异乡相遇，方言将会是互相认同，唤起乡情的最直接的媒介。南方的宗亲会在开展活动如清明祭祖的时候，力言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交际工具。

　　方言与服饰、饮食、节庆之类民俗一样，都有追求时髦的倾向。一个地区往往有某一个地点方言是强势方言，或者说是地区共同语，例如在整个上海地区乃至临近的浙北和苏南地区，上海市区话是强势方言，是人们仿效的对象。目前上海郊县各县城和小城镇的本地方言越来越接近市区方言，许多青年人都同时会讲市区话。方言中新的表达方式一旦被视为时髦，很快就会流行全社会。例如近年来上海话中重新起用的旧词“掏浆糊”(比喻蒙混或蒙骗)已为社会各阶层和各年龄层次所采纳。使用强势方言和新的表达方式能满足人们追求时尚的语言心理，这也是方言和语言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在特殊的场合，例如军事通讯、体育比赛和商业竞争，使用方言还可以起到对外保密的作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有时能起到重新组织谈话参与者的作用。

　　语言不仅是社会的资源，也是个人的资源和权利。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一个人掌握的语言越多，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也就越强。“双重语言人”在上海生活和工作比“单语人”更适应、更自如。在方言区放弃使用方言的机会和权利，不是明智之举。事实上，由于社会交际和语言心理的需要，方言也不可能轻易退出社会生活。

　　一般人的所谓“母语”即是某一种方言，除非他是一个“无母语人”，从小在家庭生活中使用方言是绝对必要的。“母语”对于大脑发育和培养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母语”比第二语言更能精细地表达个人的恩想感情和地方文化。
　　
　　七 结语
　　
　　1、方言与普通话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并不互相冲突，而是互相补充。
　　2、在当前的上海，普通话正在演变为高层语体，而上海话正在演变为低层语体。
　　3、在当前的上海存在双重语言现象和双层语言现象。上海人的上海话能力并没有明显的减弱。
　　4、方言是变化发展的，古今上海话不同，上海话的特点因时代不同而不同。
　　5、普通话与方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有益的成分。两者将长期其存，和谐发展。
　　附注：本文初稿为“上海市纪念国务院《关于发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发布50周年学术座谈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