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制、方言与广播电视节目

虎子

作者：李慎波
来源：http://64.233.167.104/

内容摘要：当下广播电视节目中存在着普通话与方言进行传播的双语制现象，本文采用了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对这一现象加以研究发现：双语制的存在有着符号学的考虑，同时还是进一步扩大传播市场的一种策略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方式。

关键词：双语制 方言 窄播 符号学


一、双语制 、方言及标准语言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方言在中国大陆的广播电视媒体的出现频率与日俱增。奇志大兵的方言小品广受欢迎，雪村那透着东北腔的《俺们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更是为大众广为传唱，而湖南卫视的《越策越开心》更是为方言与普通话的比拼打造了一个舞台。一时间，主持人汪涵的那句长沙味十足的口头禅“那确——实”成了青年人的流行语。从现实来看，粤语、湘语、东北话，几乎所有方言都上了国内广播电视，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通常而言，大众传媒在传播新闻、发布信息时都会用标准语言。在我国，媒体主要使用是以普通话为基础规范化的语言来进行传播的。但正如上面所谈到的，当前媒介利用方言进行传播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潮流。通常来讲,任何的语言共同体内都会有这种方言与标准语言共生的现象。我们把这种在某个语言共同体内存在两种相关而相对的语言（一种地位高而另一种地位低）的现象叫做双语制（diglossia）。标准语言（standard language）是在某个语言共同体中具有优势的一种方言，以至于其内在规则成为整个共同体中所尊奉的正误标准。
而方言（dialect）是一种以社会化或地域化为标志的某个语言的变体,它由特殊类型的句子结构、语汇及发音所组成。[1]
标准语言与方言的不同位势决定了它们具体的应用语境也是有所区别的。标准语言最有可能用于新闻广播、宗教布道、报章评论及传统的诗歌。方言则会用于日常谈话、体育评论、肥皂剧以及其他非正式的语境。按照一种无意识地建筑在社会因素而非语言考量上的判断，人们通常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印象，即标准语言的规范就是比其他方言更正确。这也就导致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标准化已经渗透进我们现实生活的每一个毛孔。而标准语言在大众传媒和国家语言政策的双重推动下到处“攻城略地”，扩张着自己的话语霸权。这就使方言的传播和使用处在日渐狭小的地域和渠道中。方言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似乎被人忽略了。在标准语言的规范化的压力之下，方言日益边缘化。
然而，近年来方言在广播电视节目中的广泛应用，似乎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它的特殊传播魅力。应如何看待当前广播电视节目中的这种双语制现象，应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做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如何分析其传播效果？这正是本文所试图探讨的。

二、我的研究与访谈


为了更好的认识这一现象，本文采用了文献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文献分析方面本文作者先后利用GOOGLE、3721、中文雅虎、百度、新浪等几个搜索引擎进行搜索，经输入“双语制”和“方言传播”、“方言新闻”等关键词，仅发现相关研究论文一篇——《方言影视的文化解析》（韩鸿）。同样的搜索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并没有发现相关研究论文。与此同时，本文作者还对一档方言类广播节目（《快嘴陈辣利》，湖南交通频道）的制作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
韩鸿在其专文《方言影视的文化解析》一文中对电视节目中的方言勃兴作了评析。他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渐勃兴的方言电视文本正成为方言区居民实现自我认同、从事意义和快感的再生产的文化资本，同时折射出地域亚文化不满自身现状、谋求重新建构自我身份、提升自我文化地位的诉求，以及地域文化在日益边缘化过程中的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策略。方言在电视传媒的繁荣和全面扩张给人以措手不及之感，方言电视潜移默化地发挥意识形态影响，成为民间文化的传播方式和展示舞台。在市场化背景下的收视率逻辑中，电视作为一个文化生产场，势必以所在地区为目标市场、以区域性观众为主要定位，这时方言这种“独特的言语形式”可望成为连接观众的纽带，尤其在以展现地方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的文本生产中，电视视听合一的要求使方言运用成为真实性所安排的一种选择。这一现象，折射出方言文本及从业者不满自身现状，谋求跻身精英文化及社会上层的意愿。同时，他还认为“似乎有必要把方言电视作为打开区域亚文化的一把钥匙，揭开笼罩在亚文化身上的层层面纱”。[2]
为了能够对媒体的双语传播的策略有较深的认知，本研究选取了湖南交通频道的一档方言类资讯节目—《快嘴陈辣利》作为对象，通过跟踪收听和对制作人员的深度访谈。该节目是一档服务资讯类节目，其使用语言为湘语系的长沙话，其播出时段在15：30-15：50和21：00-21：20两个时段。叙述方式采用讲故事的方式，用长沙方言向听众娓娓道来。
据该栏目的制作人员讲：该节目以前也是采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播报的，但后来经过受众调查发现，这些时段的听众多为男性，且大部分在车上收听，受众以本地人为主。针对以上这些特点，节目制作人员决定采用长沙方言进行播报，并将节目主持人塑造成一个“辣利婆”（在长沙方言中是一个热情有爱心且有点“百事通”老太太形象）的形象。这样每到节目时间，主持人就以“陈辣利（婆）”的形象面对听众，并以一种邻家大婶的口吻向听众用讲故事的方式讲一些当前与市民密切相关的交通、生活、气象、社会新闻。经播出效果颇佳，这在节目组人员进行的较大规模的听众调查和研究者进行的随机调查中都有所反映。节目播出之初，其受关注度曾一度达到90%左右的水平。据节目制作人员讲，该节目主要想通过方言这样一个载体、以故事化的方式将节目内容与文化对接，既体现当地湖湘文化的地域文化特色又通过定位明确的传播方式实现个性化传播、弥补市场漏洞，在普通话之外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三、现象探析

符号学与双语制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双语制现象在当下媒体是广泛存在的一个现象。按符号学的相关理论，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那么简单。信息传播需要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接触，接触可以是口头的，书面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接触必须以代码作为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等等。信息都必须涉及说话者和受话者都能理解的语境，因为语境使信息“具有意义”正如（我们希望）现在我们进行讨论的语境使单独的词句变得有意义，而其他语境，它们不会有意义。[3]
也就是说，无论采用普通话还是方言进行媒介传播都是一种符号的传播。所不同的是两种语言的符码的编译规则。按照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媒介语言之能够被受众所解读，首先要通过编码者按照一定的规划对所获取的信息资料进行编码，使之呈现为一定表现形式的信息符号“成品”，最后该成品再通过译码者按照一定规则进行读解才能实现意义的传播。这也就是霍克斯所讲的语境。从符号学的角度上来讲，双语制在媒体的存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受众与媒介之间有共同的符码规则，那么采用方言抑或普通话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意义能够为受众读解，语言只能是形式。
市场空白与文化多元性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批评大众传媒的标准化时说“大众传媒同时也在散布标准化的形象。因此，千万人看相同的广告，相同的消息，相同的小说。少数民族的语言遭到了中央政府的压制，与大规模交通的影响结合起来，导致了地方和地区性的方言与土话接近消亡，甚至全部消失”。[4]的确，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众传媒对地域文化构成了不小的冲击。文化产品的“麦当劳化”已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标准化的冲击下，大众传媒市场处于饱和状态且处境日艰，为非群体化的传播工具的乘虚而入留下了空档。窄播（narrowcasting）作为一种全新的概念正在为大众传媒所接受，并日益成大型传媒公司弥补市场漏洞一种策略。传媒也日益明确的认识到少数人的节目就要用窄播符码来吸引确定而有限的受众。这样，从市场角度上就为双语制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我国当前广播电视节目中所出现的方言传播现象亦可以看作是其谋求相对稳定而有限的受众所采取的一种新的市场化策略，是对个性化传播、窄播化以及群体性传播工具非群体化的一种响应。同时，由于语言总是与文化相联系的，它不仅是重要的文化现象还是文化的载体。方言和语言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不过方言通行的较小的领域而已。但无论多小，特定的方言总是与特定的地域相联系的。地域文化总是方言无法背离的文化纽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媒体的双语制，为方言区地方文化的提供了一次身份认同的机会。地方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媒体的传播得到了确认。方言区的居民，因此也通过这种媒介的接触达到了提升自身文化地位的目的，从而有助于从强势语言的挤压下摆脱出来，避免被边缘化的境地。

四、小结

最后，既然双语制在当前的大众传媒中是一个客观实在。那么，我们就应首先承认其现实合理性，然后再做进一步研究。秉执一种客观的态度，研究者认为对双语制中的普通话和方言的地位要有一个正确的把握。标准化和推广普通话是大势所趋，绝不能以特色化来对抗主流化，在大众媒体上是要以推广应用普通话和强化标准语言的强势为主的。同时为保存文化的多元性，在一定的区域内在一定的节目上适度的采用方言对于突出地域文化、吸引特定受众也是情理之中。
注释：
[1]约翰·费斯克等（John Fiske et al.）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p.77
[2]韩鸿 《方言影视的文化解析》，《新闻与传播研究》[J]，2003第1期
[3]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p.83
[4]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p.54

李慎波: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2级研究生   湖南  长沙  410081

                                                   传播学论坛2004-3-23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