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发现、刊布60种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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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孙宏开
记者 张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基本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一些少数民族除了使用母语，还使用另外一种或几种语言。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陆续出版，丛书显示，中国有60多种语言，而丛书基本上是1956年至1958年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大调查收集的资料。那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究竟有多少种语言，带着这个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少数民族语言学家孙宏开研究员。

从“空白语言”到“新发现”语言

记者：新发现语言近年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关注，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新发现语言调查的大致情况。

孙宏开：1980年至1987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陆续出版。作为官方出版的语言描写性专著，原则上每个民族语言都应该出版一本。但是实际上共出版了57本，包括了59种少数民族语言。除了满族、俄罗斯族和回族没有编写语言简志外，其他每个民族都有语言介绍。有的民族使用的语言不止一种，如裕固族、门巴族、景颇族各出版2本，瑶族语言简志虽然仅出版了一本，但是包括了3种语言。

事实上，除了这60多种语言，我国还有很多种“不为人知”的语言。这些“不为人知”的语言仍有极少数人在使用，严格上讲，不能称之为“新发现”语言。

记者：这个调查为什么要叫新发现语言调查？

孙宏开：这里还有一段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濒危语言问题开始关注，我也希望对中国的濒危语言问题进行调研，但是有人反对，认为中国不存在濒危语言问题，因此濒危语言调研的立项工作遇到阻力。我不得不改用傅懋勣先生提出的“空白语言”的概念，当时他认为，“所谓空白语言，是指过去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时尚未来得及调查的语言或已经知道一些线索，但调查研究不深的语言。”于是，1992年“中国空白语言调查研究”顺利立项，从那时起，我们对“空白语言”的调研正式开始。但后来我认为空白语言也不确切，就改成了现在的名称——新发现语言。这些语言往往使用人口比较少，处在濒危状态或正在走向濒危的过程之中。

56个民族，134种语言

记者：您认为我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语言？如何确定一种“语言”是独立语言而不是方言？

孙宏开：通过这次新发现语言调查基本上摸清了我国的语言种类和特点，我们认为中国境内共有134种少数民族语言。

在近20年的调研中，要确定一种“语言”为独立语言时，必须综合社会历史和语言结构特点两个方面加以考虑。社会历史方面主要考虑五方面情况。第一，使用这种语言的居民有没有单独的自称。还要注意自称的来源和意义，不同的自称之间是否有关系。第二，除自称不同外，还有其他不同特点。造成目前语言差别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第三，调查这种语言的外缘是否清楚。一般来说，除了方言岛（或语言岛）外，语言的外缘是清楚的，方言的外缘是不清楚的。以尔龚语与嘉戎语为例。过去有人把尔龚语说成是嘉戎语的西部方言，但是我们在尔龚语与嘉戎语接壤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调查这两种语言，他们都是在本地世居，但他们彼此完全听不懂对方的语言。第四，调查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的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第五，本民族对周围其他民族语言的语感，一般有共同感的为方言，无共同感的为语言。

这些原则是从许多语言识别的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仅仅相对而言，不能把它绝对化。以自称来说，有的语言自称相同，但语言并不一致。但类似这种反例，在实践中是少数。

记者：我国有56个民族，为何会有这么多种语言？

孙宏开：出现语言数多于民族数这种情况，有各种复杂原因。首先，民族内部不同支系历史来源不同，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或相邻地区，民族意识和民族特点接近，解放后，按民族意愿定为同一民族，但同一民族的人使用着差别很大的语言。例如，瑶族分别使用属于不同语族和不同语支的多种语言，自称“勉”的使用勉语，自称“布努”的使用与苗语支语言接近的布努语，自称“拉珈”的使用与侗台语族语言接近的拉珈语等。

其次，由于征战、迁徙等历史原因，一个民族（或其中一部分）放弃了原来的民族语言，完全使用另一种新的语言。

第三，同一民族，由于长期隔绝，彼此完全断绝来往，他们使用的语言分别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久而久之，它们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形成了不同的语言。

还有一种情况是使用一种被学术界叫做“混合语”的语言，这些语言在谱系分类上十分困难，它们往往是不同语系、不同语族或不同语支的语言长期接触形成的既非甲、又非乙，或者既有甲的特点又有乙甚至还有丙语言特点的语言。例如青海的五屯话就属于这种情况。五屯话是汉语、藏语、保安语混合而成，但是学术界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此外，有一些境外相邻的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期陆续迁徙到我国境内定居，长期以来，繁衍生息，他们目前仍然保留着与境外民族相同或相近的语言。这个情况在我国境内并不少见。

初步统计，我国56个民族中，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民族有24个，占我国民族总数的42.9％左右。还有一些待识别族群也分别使用着一种或两种语言。这表明语言和民族既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也不完全画等号。

调查研究遭遇“四难”

记者：对一种语言进行界定涉及多方面复杂因素，那么新发现语言调研项目中还遇到了哪些困难？

孙宏开：新发现语言的调查研究有许多困难，最主要的是“四难”：发现难、调查难、记录难、鉴定难。

首先是发现难。新发现语言调查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发现它。一些新发现语言实际上包含在某些大语种里，过去往往在调查研究该大语种时，发现它与大语种差别大，不像是某个大语种的方言。在人文特点方面也与周围民族不大相同。但是多数新发现语言是在进行大语种调查时偶然发现的，有目的地去发现、调查新发现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办法是发动所有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实地调查的学者，通过各种方式对有差异的民族语言进行地毯式的排查、访问、记录和分析。

在调查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更是数不胜数。新发现语言基本上分布在边境、海岛、高寒山区、人烟稀少或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区，有些还跨境分布，调查研究新发现语言要比调查大语种付出的艰辛多得多。以调查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格曼语、达让语和义都语为例，该地区在喜马拉雅东段中国西藏、印度和缅甸三国交界地区。无论从拉萨或昌都去县里，都要翻越多座4000至5000米的雪山，而且没有班车，我们只能雇私人车，不仅车费昂贵，而且一路上“抛锚”、修车、推车是家常便饭，饥一顿、饱一顿也经常发生。在当地调查，住在乡政府的“招待所”，即使撒了许多“六六六粉”，仍不能消灭虱子、跳蚤。在那需要自己做饭，购物也困难，通讯不畅，这些困难是住在大城市的人难以想象的。

记者：在实际操作中，调查者对调查对象语言不熟悉，是否也会造成一定的困难？

孙宏开：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记录难。我们对新发现语言的结构特点、分布状况、来龙去脉基本上没有可以借鉴的资料，完全靠个人已往的调研经验。我们编写了统一的调查大纲，但是，由于对调查对象语言的情况不熟悉，尤其遇到语音、语法系统比较复杂的语言，记录、分析起来非常困难。有时，为搞清楚一项动词的语法范畴，往往要问几百上千个句子，才有可能将不同声韵母的动词词形曲折变化搞清楚。

新发现语言多数正在走向濒危或已经濒危，调查者往往要用极大的耐心启发发音合作人回忆自己母语中固有的词语和语法现象。有时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把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的语言现象来替代本来母语中应该有的语言现象。

除此之外，鉴定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前所述，为了界定一种语言是独立语言而不是方言，我们提出了一些识别语言的方法以及区别语言和方言的标准。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有许多理论问题不容易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待于继续摸索。鉴定难的另一个问题是新发现语言的定位问题。对新发现语言的调研，我们要求在论证它为一个独立语言的同时，要进一步论证它在同语系、同语族、同语支中的历史地位，而且这项要求在本项研究中占重要比重。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广博的知识，收集大量亲属语言的相关资料，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找到同源关系的确凿证据，并在此基础上，解决该语言的谱系分类问题。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出现同一个语言，不同学者在调研后，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的情况。我们认为，由于掌握的资料不同，站的角度不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出现这种情况是允许的。这为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抢救濒危语言刻不容缓

记者：这些新发现语言使用人口少，调研难度大，投入20年的精力苦苦调研的意义何在？

孙宏开：语言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现象，是该语言使用者传统民族文化、传统经验最直接、最集中的具体体现。

就语言学本身来说，我国丰富的语言资源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宝贵财富，从某种意义来说，积累的语言资源越丰富，发展语言学的潜力就越大。目前，我国有许多小语种，至今还没深入调研，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但学术价值极高，其中不少语言保留了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许多古老面貌。有的语言资料，通过深入研究，是揭开历史上许多谜团的钥匙，因此对即将消亡的语言资料，进行抢救性记录和保存，是发展中国语言学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也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项打基础的工作。

记者：目前，抢救濒危语言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关注的话题。

孙宏开：是的。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我国一些弱势语言研究情况已经为外界所知，已经发现有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学家到我国新发现语言分布地区进行实地调研。抢救濒危语言是当今国际语言学界的热点问题，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重视的一项国际性工作，重视对濒危语言的保护，重视弱势语言资料的调查研究，并由我们自己加以记录、保存和刊布，这就意味着在国际上争取了主动。

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对中国语言资源进行过大规模普查，但是由于普查的目的、要求和细致程度不同，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回答除汉语以外我国究竟有多少种少数民族语言。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国情，中国语言学界有责任、有义务把它基本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