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滨谈《铁路沿线》

山地之阿飞

来源：实践社



2000年春节之际，在陕西省宝鸡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垃圾台上，我看到一群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人。他们与这个中国人最大的节日显得极不协调。

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街道上都能看到这样一些人，也曾经有过一种冲动，想走上去与他们交谈聊天，但因为缺少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都被他们警惕地回绝了。这一次，算我走运，我走近我轻易地走近了他们，并开始了一次既无准备又充满刺激的拍摄工作。

说无准备，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起初根本没有打算拍纪录片，完全是冲着一个剧情片去的。只是在选景的地方发现了这样一群人。我第一个看到小新疆，他手里一把酷似真枪的玩具枪一下就吸引了我。还有一个重要细节是，他讲一口虽不标准，但我还听得懂的普通话，使我萌发了一种和他交谈的欲望。我走上去，问了一些很随意的话题，他都回答了，我拿出烟来递给他一支，他欣然接受了；我给他点烟，发现他的手很脏，边抽烟边自顾自地玩着手里的玩具枪。我试着把摄像机对准了他，他看到了，没有拒绝。半个小时以后，我决定暂时放弃拍摄剧情片的计划，改拍眼前的一切。当时我把自己身上不多的几十块钱全给了小新疆，让他给大伙儿买些吃的一块儿过年。（后来，我从其它人那得知，他并没有给大伙儿买吃的，而是把钱给自己买了炮，放炮去了。当然，我不能责怪他，在这样一个炮竹连天的日子里，作为一个孩子，童心正重，给自己买些炮又有什么不应该呢？）

其二便是机器设备没有准备。原打算采景用的松下VHS(VX7EN)掌中宝机器虽然曾经也立过汗马功劳，但也的确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一度在传统的后期机房中抓耳挠腮，如坐针毡的我曾发狠誓：一定要跟上时代，实现数字化升级。遗憾的是手上只有这一台机器，如果不用就只能放弃。北京朋友闲置的DV机器又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无奈又得抓起这匹即将退役的老马，使它再立新功。

第三是创作经验先天不足。此前，与这样的人群从未接触过，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习性、接人待物、思维模式一概不知，一切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后来听说有人做过文字的调查报告，也看了，觉得没看还好，这样有利于建立自己纯个人的经验和视点。

说充满刺激也有三点：

首先是由于对这类人群缺乏切身的了解，这样的生活方法确实构成了一种非常感性的刺激。他们在北方寒冷的冬天，露宿在户外，唯一的保暖设施是一床烂得掉出了棉絮的被子；唯一的取暖方法是集体烤火，而烤的原料就是旁边垃圾台的易燃物或拣来的烂塑料袋。火苗裹挟着热浪和毒气浸入每一个烤火的人，我经常被呛得躲来躲去，他们告诉我：你还不习惯，慢慢就好了。昼伏夜出的生活规律，也使我把他们的生活同黑夜犯罪挂起钩来。他们经常夜里一两点出动，从来不告诉我去哪里，而第二天一早回来，再去通宵录象厅花两块钱，买张票进去睡上一天。如此的生活，我深感刺激。

二是拍片的过程也很刺激。时常在我不经意的时候，一些可遇而不可求的画面或事件就出现了，发生了，非常鲜活有力，也需要我瞬间作出反应，给以判断，决定取舍。现在看来，遗憾不少，运气也不错，几个很好的段落都是从头到尾一个镜头拍下来的。这样的工作的确很刺激，完全靠直觉，靠反应，来的痛快，有劲儿。

三也是本身意义上的刺激。应该承认单独一个人和这样一群人在一起有某种潜在的危险性。拍片过程中也的确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情。其中一次便是：深夜我与大伙一起烤火，突然间来了一个河南人，此人年纪较大，一直拒绝我拍摄。他抓着我大声质问：“谁让你来拍的？谁让你来拍的？“一个新疆人（大胡子）手持砖头，在我面前怒吼。我被惊呆了，收起机器，准备听天由命。结果几分钟后事情平息了，他们没动我。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朋友母亲送给我的护身符起了作用。事后，我知道这两个人都是他们 的老大，一般不出现。但据说人也挺好的。还有一次也是深夜，我们一起烤火，来了一个穿着干净的本地人，说话很凶，胡骂了一通，没有人敢吭声，我也低着头不说话，在黑暗中，又躲过一次。后来听他们说此人跟公安有关系，打架心狠手黑，经常来要钱。总的来说，这种感觉也挺刺激的。

春节过完了，我结束了一个阶段的拍摄，去了西安。当我临走去跟他们告别时，发现那里一个人都没有了。旁边一个清洁工告诉我，他们都被公安叫走了。听到这消息，我心里一沉，一个是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另一个是他们会不会怀疑我是来卧底来调查他们然后再让警察去抓他们的。到西安后，我打电话托朋友去看望他们一下，并稍做解释。后来听朋友说他们说没事，经常被抓进去，没两天就出来了。正月十五过后，我又回到宝鸡，一下车就直奔垃圾台，看到他们基本上都在，心里很高兴。可短短的半个月，他们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是一种“人在江湖飘”的感觉。

半年后，当我拿着自己剪好的片子去找他们的时候，却发现除了滚滚的热浪和偶尔被风吹动的茂密的枝叶，垃圾台上空无一人。我决定碰碰运气，结果不多时，碰到了年前那群人中的大老王。此人憨厚老实，他告诉我当时那些人的现状。我听得目瞪口呆。他说大四川周富疯了，这让我立刻想起我刚认识他时，他说的一句话：“迟早要给憋出病来不行。”莫不是……，我不敢想下去。小龙去给别人当学徒工了，腰里还别上了BP机；火狐狸走了又来了，来了又走了；小新疆也回去了一阵，又回来。孙岁雄开始跟车（跟着火车拣瓶子等）；凤翔干了个啥案子让公安局给抓走了……。我不敢相信。为了确定信息的准确，我推迟了返京的计划，决定死等。运气不错，第三天，小龙听说我来了，就找了过来，我们俩又回到原来冬天聊天的地方，狠狠地叙了一下旧，从他那里，我证实了大老王的信息。

后来，我又看见了小云南，孙岁雄。他们都是偶尔经过此地。小云南穿戴很干净体面，说话也很得体。一点儿也不象流浪儿，两次见他穿的是不同的衣服，我想，他可能是租了房子，便问他，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其它的衣服放哪儿了？他说现在夏天好过一些，衣服脏了，就到河边洗一下，一会儿就干了。不穿的衣服就给其它人穿了。他还告诉我现在垃圾台上又来了一群新的小孩，多得很，撵都撵不走。他现在是他们的老大。孙岁雄被收容站剃了光头，看起来很凶，而且比年前长高了许多，也结实了许多，不再是一副软弱的样子。一看到我要拍他，马上就要跑掉。我叫住他问“为什么不让我拍了？”，他说“万一我做了什么坏事，人家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记得年前，孙岁雄还把摄像机当作是控诉他父亲罪恶的对象。实践社

没有变的只是垃圾台。这些人都变了。如此真实的、残酷的、戏剧的变了。

这是一部记录“实在”意义上的流浪汉的生活的影片。

将近2000年春节，就在我积极准备拍摄我的第一部DV电影的时候，我碰到了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群准确的说是有家难回的流浪人。一种强大的自省使我暂时搁置了那部DV电影的计划，用当时采景用的家用松下VHS掌中宝开始了一场毫无准备又充满刺激的工作。现在看来，我喜欢这样的工作。

慢慢地，他们放松了对我的警惕，我与他们每个人都成为朋友。我一直隐瞒自己的拍摄目的，我想这是我在其它地方很难做到的。他们对我的身份有各种猜测，有人认为我是电视台来搞调查的，火狐狸――片中那个9岁的小孩说我是公安，被派来这里找破案线索。但即使是这样，他们对我一样很友好。

这使得整个拍片过程，成为我与他们认识然后熟悉了解、相互信任乃至成为“哥们儿”的过程。我深知这样会破坏一种审视与被审视的关系，最终会使摄影机后面的我丧失某种天然的优势，以至给拍片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我没办法，这方面总是失控，最后索性放弃。

有人说在纪录片现场出现作者的采访是一种无能的表现。但是在这样一个题材的环境中，我无法掩饰自己强烈地、直接地想与之交流的冲动。相反，我倒觉得掩饰自己和摄像机的存在在这里成为一种蹩脚的手段。因此在现场，想说就说，想哼就哼，我不能面对一个孩子在讲述他的不幸经历的时候，始终保持一种近乎无情的冷静。

为了不使谈话过于沉重，我努力使他们在讲述自己的不幸经历之后能够回忆起这样的生活里也存在的乐趣，回忆起他们也曾拥有过的亲情或友情――对任何一个人，这都该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一种起码的需求。尽管这种努力在多数时候是无效的。

有人说我无意中捕捉到了一个最为有力的隐喻，那就是从片头开始就不断反复出现的铁路和火车驶过的景观。这种场景是对当下中国生活的隐喻。我没有想这么宏大的命题，我只是想，如果以铁路为界，我和被我记录的这群人其实是在左右两边的，它们永远也不会交叉。铁路这边的人其实永远不会知道铁路那边的人在想些什么，他们又如何生活，更有些人会回避。因为真实的情形会伤害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面对。我不漠视这种差别的存在，也没有想过遮掩。我想我们有质的差别，同他们所失去和能拥有的东西相比，我有什么资格说我们同属底层，我同他们是一样的呢？

新年的夜晚，这群人在铁路边聚在一起，拣来一堆树枝、塑料袋生火取暖。贼王唱了一首歌“我们都是流浪的人……”，这时恰好有一列火车驶过，车上的灯光让人有一种对家的想象。而此时，车下，有这样一首歌。

这群人就象被飞驰而过的列车甩了下来，他们永远也无法再回到车上。我不经意中窥见了他们的游荡，作为记录者，当我把每天拍完的素材拿到家中回放时，作为记录者的角色就不由地转换，成为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者，裁判者。最后我发现，这绝非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文化类型等能够解释的问题。我说不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但最终我知道我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记录他们的生活和谈话，记录摄像机后面我的反应和直觉，然后把它们呈现给更多的人，让这些人和我一起想，我想不清楚的东西。

如今，一些人看到了我的片子。而一直想看到自己在电视上是什么样的人却没有如期看到他们自己的样子。伤害再一次发生，我还不知道怎样面对。实践社

《铁路沿线》制作人员名单

制作：杜海滨

中文字幕：李霁 谢丽佳

英文字幕：朱红绫

技术：舒友英 史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