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和古代日语的交融——《古事记》的语言特色

湘里妹子

作者：冯良珍
来源：http://www.sxu.edu.cn/yjjg/rbyjzx/zxflz1.htm

    【提要】《古事记》是日本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典籍。全书用汉字写成，是借汉字、汉语词及汉文语句来记录日本语言的一部尝试之作。其中日语和汉语交织，或以汉字记日本语音，或以汉语词表日本语义，于语序上虽以汉语的主谓宾框架为主，但日语的主谓宾的语法结构也时而出现，体现了日本早期变体汉文的一些特征。本文通过对其语言特点进行举例分析，可窥见汉字、汉文植根于日本语的初貌，同时也可看出由于属孤立语的汉语和属粘着语的日语二者语言系统的迥异，在借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据《日本书纪》关于太子菟道稚郎子“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的记载，及1978年（昭和53年）9月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士的铁剑上的115个汉字的推测，汉字传入日本的时代，最早可以追溯到四世纪末、五世纪初。此后的200年间，各个时期从中国直接移居、或经朝鲜半岛辗转移居日本的移民及日本的贵族学者们，尝试着用汉字来记录日语、记录日本的传说和历史等等，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到了8世纪初，就出现了《古事纪》这样的由天皇敕命编修的典籍了。

    《古事纪》成书于712年，是现存日本最早的一部以记载神话和历史传说为主的史书，也被看作是一部口头传承的古代文学作品，全书用清一色汉字写成，古代汉语和古代日语交织成文，体现了日本上古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变体汉文的初期特征。

     汉语和日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法系统。那么如何用借来的汉字来记录日本语呢？如果汉字是象拉丁字母的纯表音符号系统，那就极为简单了。但事实上，汉字不仅每字本身都是具有形、音、义（甚至于多音、多义）的表意符号，而且日本先民在接受汉字时，也并非只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来来认读的。汉字是作为汉文化的载体、随着中国的古代典籍一起传入日本，而日本的王公贵族以“习诸典籍于王仁”的方式，在学习汉籍的同时熟悉了汉字。因此在他们用以记述日语时，便将汉字、汉语词、以至于汉籍语句全面调动，以应其需。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才产生了《古事纪》中那种汉语和日语交融的变体汉文文体。

《古事纪》的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口承和笔录结合

     在汉字传入日本以前，日本尚无文字，是靠口传来继承自己国家的文学、历史等，而四世纪末，日本进入文字时代，到《古事纪》编修之前，这种口传的东西，已经出现过一些文字记录资料。这是可以推想而知的，也是可以得到证明的。

      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六世纪末的《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像铭文》

       池边大宫治天下天皇、大御身劳赐时、岁次丙午年、召于大王天皇与太子而誓愿赐、我大御病太平欲座故将造寺药师像作仕奉诏。然当时崩赐造不.堪者。小治田大宫治天下大王天皇及东宫圣王大命受赐而岁次于丁卯年仕奉。

　（铭文的意思是：于池边大宫治理天下的天皇，龙体染病。岁次丙午年，召大王天皇和太子，诏曰：为使我的病早日治愈，靖建一座寺，作一尊药师像。然当时驾崩而未未能造成。因此于小治田宫治理天下的天皇和东宫的圣德太子，受大命于岁次丁卯年作成此像。）

      以上铭文中划线的部分,明显的不是汉语,而是用汉字记录的日语。如“大御”是专用于天皇的敬语接头词，诸动词之后的“赐”，则是专用于天皇动作的敬语接续动词。铭文的文章风格和《古事纪》已极为接近。

另外，从《古事纪》的序中也可得到证明：

　　天皇诏之、朕闻、诸家之所赍帝纪及本辞、既为违证实、多加虚伪。当今之时、不改其失、未经几年、其旨欲灭。斯乃、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焉。故惟、撰录帝纪、讨核旧辞、削为定实、欲留后叶。

       此《序》中所谓帝纪、旧辞等，应是当时已有的文字材料。而《古事纪》一书，据其序言，则是由“年是廿八，为人聪明，度目诵口，拂耳勒心”的舍人稗田阿礼，受神武天皇“　语”，对过去的文字材料进行诵讲，而又由当时的正五位上　五等太朝臣安万侣整理、加工后，于女帝元明天皇和铜五年（７１２）年正月二十八日献给朝廷的。

      孔安国《尚书·序》中有“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佘篇”的记载。稗田阿礼的情形，大慨和伏生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伏生因“失其本经”才“口以传授”，而稗田阿礼则是在对已有材料进行“削为定实”的基础上进行诵习，并尽量以当时的口语进行口授的。《古事纪》的序言中，似可看出参考了孔安国《尚书·序》的痕迹。虽然存在着一种说法，认为《古事纪》的序是后人所加的，但即使如此，时代也不会相去太远。所以序中所言，当是可信的。

      既是口授、笔录的产物，那么可以说其内容、语言均应是过去文字材料和口头传说的再叙述、再创作，而这种再叙述、再创作所遵循的原则是不同于与之几乎同时代编撰、稍后成书的《日本书记》（７２０）年等典籍的。如果说《日本书记》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向具有《史记》、《汉书》的中国人表示，所以才一味模仿汉籍，并极力润色，，那么《古事纪》地撰写目的则是为了“欲留后叶”，即将真实的历史、传说传于后世。《古事纪》是以日本人的读者、听众为对象的，因此经口授、笔录的再创作后，使其语言更加和化、更加接近日本当时的口语。

（二） 以音和以训结合

      日本在没有文字以前，语言中每一个词都有自己本来的发音和含义。所以借用汉字来记录日本语，有两个途径：

     一是把汉字作为记音符号，有和日本语中发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一个汉字记录一个日本语的音节。这也就是所谓的“万叶假名”，亦称为“真假名”。　这种用法，《古事纪》随文注释中称之为以音”。

     二是把汉字作为表义符号，用和日语中代表同一概念的字或词，一个汉语词（古汉语中多数情况为一个字）记录一个日语的词，这就是所谓的“真名”，本文称之为“以训”，与上文“以音”相对。

我们以“镝”字为例：

　　镝（镞）：Ａ汉音　　　　       （teki）

               吴音　　　　　　  （chiaku）

             B日本音　　　　　　　（kabula）

　　　　　　　                     诃夫罗

     这里Ａ项的teki  、chiaku两个读音，是日本人对“镝”这个汉字音的模仿读法，通常黍之为音读，Ｂ项的kabula这个读音，是日本人对镝这个概念的本来发音。所以如果读镝字为kabula便称之为训读。反之，在记录日语中kabula这个词时，如果写作“镝”，便是以训，如果写作“诃夫罗”，便是以音。

     下面的例句，便是以音和以训结合：

①          其鸣　镝　所落之地，谓 诃夫罗　前　也。

　　　　　　　　　　　（记·中·一五）

      同样的一个诩＂镝＂，在同一个例句中，前面为普通名词，取其训，而后面放在地名中则记其音。同样一个词“镝”在同一个例句中，前面为普通名词，取其训，而后面放在地名中则记其音。

    《古事纪》中，叙述语言的动词、介词、代词等均搬用汉字的交训。而人名、神名、地名、歌谣都用记音的办法。这一点是与稍后成书的《日本书纪》、《风士记》等到相同的。下面再举几例：

        ②  故尔于宇陀有兄迦斯 弟宇迦斯二人。　　　　　

（记·中·一五四）

例②中“宇陀”为地名，“宇迦斯”为人名，故以音。其佘叙述文字皆以训。

       ③ 次生伊伎　岛。　亦名谓　天　比登都　柱。　　

　　（记·上·五六）   

例③中划线部分以音。这是神名，是对岛的形成的拟人化描写。但神名的中心词岛、柱不是以音，而是以训。另外，王子、公主的名字常为“～命”，其叫心词“命”训为“　　　”，而不以音。另外，前面的部分也有的音、训皆有，如：

　　　　④娶阿多之小椅君妹、名阿比良比卖，生子、多艺志美美　命、次岐须美美　命、二柱坐也。　　　（记·中·一六Ｏ）

　　　　⑤神　沼　河　耳　　命、　　曰其兄神　八井　耳　命、　　“那泥”　　汝命、持兵入而、杀当艺志美美、故持兵入以将杀之时，手足和那那岐弓、　　不得杀。

　　　　　　　　　　　　　　　　　　　　　　　　　　（记·中·一六四）

例④中，“阿比良比卖”是女性的名字，“比卖”即“姬”的日语读法。也写作　卖、日卖等。例⑤中，“神诏河耳命”和“神八井耳命”均用汉字的训读记音。普通用语记音方式的不太多，但也是存在的。例⑤中的“那泥”，相当于汉语的“你呀”，用于和亲近的人对话前的招呼。“和那那岐弓”，   义即“战栗”。从以上这些例句中可以看出，书作者在借用汉字和汉语措词时，是音训并用。但都正确地放在了汉语的语法框架里。这种情况在全书中占主流。

下面再来看一组歌谣：

⑥其歌曰：

    阿加陀麻波  袁佐　比迦礼杼

　　　（赤玉）　　（绪光）

　　斯良多麻能　岐美何佘曾比斯

　　　（白玉）　　（君装）

　　多布斗久阿理祁理。

　　　　　（贵）

答歌曰：

　　意岐都登理　加毛度九斯麻迩

　　（冲鸟）　　（鸭著岛）

　　和贺韦泥斯　伊毛波和须礼士

　　（我率寝）　　（妹忘）

　　佘能许登　登迩。

　　　（世尽）

这是神话传说中久别的情人海神之女和天神之子相互赠送的诗。前一首的大意是：

　　　　鲜红的玉佩，连着丝缨一道闪烁光辉，

　　　　君那犹如白玉的容仪，是多么高贵！

后一首的大意是：

　　　　在那野鸭驻足的岛上，

　　　　缔结良缘的我的妻，永世不能忘。

由于歌谣是口头传承的地地道道的日本诗歌，用日语读起来朗朗上口所以只有用记音的所谓万叶假名书写，才能反映其全貌。这种歌谣在《古事记》中有１１３首之多，大大增强了本书的文字性，从语言上自然也增强了其口语化的程度。

上面我们主要分析了《古事记》中音、训交互使用的一面，也是其主要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一段文章全胜义训的情况，尤其是中参考了汉籍的情况下。如：

　⑦于是天皇、登高见四方之国诏之、于国中烟不发。国皆贫穷。故、自今至三　年、悉除人民之。是以。大殿破坏、悉虽雨漏、都勿修理、以　受其漏雨、迁避于不漏处。后见国中、于国满烟。故、为人民富、今科课役。是以百姓之荣、不苦役使。故、称其御世、谓圣世也。

　　　　　　　　　　　　　　　　　　　　　（记·下·ˉ二六主）

如例⑦这种行文，在书中也还是不少见的。这种语言风格，几近六朝汉文。

正台序言中述：“已因训述者，词不达心。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是以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这种音训相结合的表现方式，是《古事记》语言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也许正是古代日本人估运用汉字汉语记录日语时无法摆脱的唯一的方式。

（三）汉语语序和日本语序混合

      前面我们谈了《古事记》中尽量不打破汉语语法框架的一面。但是因为述作者做的是各借汉文录日语的尝试，在写作过程中自然会有意或无意地“越轨”。或为表达更接近日语口语而专意为之，或因习惯于日语思惟而自然流露出痕迹，在书中出现了一些语序不一致、即不符合汉语语法的例句。有些明显地合于日语语法，即动词放在宾语、补语之后。例如：

　　⑧悔哉、不速来。吾者为黄泉户　。

　　　　　　　　　　　　　　　　　　　（记·上·六四）

例⑧中“为黄泉户　”，意即吃了黄泉之门的食物。其中“黄泉户　”，动词在后、宾语在前，属日语语序。“为黄泉户　”，则是将“黄泉户　”当作一个动词性名词，再让菘当动词“为”为宾语。这种结构在古、今日语中都是存在的。古代日本人训读“吾者为黄泉户　”这句话为：

        这是地道的日语语序。原文中主语后的“者”，被读为日语主格助词　；动词“为”，读为日语中的相当于汉语“做”、“于”的　变动词，并置于句末。下面再举几例：

　　⑨自其地迁移而、於筑紫之冈田宫一年坐。

　　　　　　　　　　　　　　　　　　（记·中·一四八）

　　⑩尔其一言主太神、手打受其捧物。

　　　　　　　　　　　　　　　　　（记·下·三一六）

      例⑨中的“一年坐”，即“坐一年”。坐，在古日语中为“居”的敬语（若放在动词后，则为表示这个动作趋向、状态的敬语，详见下文例⒀、例⒁、例⒂）。《古事记》中用例很多，一般为“～坐～宫”的形式。如：“伊耶本和气王、坐伊波礼之若樱宫、治天下了。”（记·下）例⑩中的“手打”，此处为双手合十（或拍手）之意。日语中这是一个动宾至如归结构。古语为：“手打　　。”宾语在前、主语在后。

　　⑾神倭伊波礼　古命…从其国上幸之时，乘龟甲为钓乍、打羽举来人、遇于速吸门。　　　　　　　　　　　　　　　　　（记·中·一四八）

例⑾中“～来人、遇于速吸门”，即“於速吸门遇～来人”，或“遇～来人于速吸门”。这种 主语＋～之时，＋宾语～、动词于＋～的格式，是上代日本语中惯用的句形。在《风土记》中常见到。例如：

　　　　⑿品术天皇狞行之时，白鹿咋已舌、遇于此山。   

      （风土记·贺毛郡）

与例⑾一样，“遇”的主语是“天皇”，而非“白鹿”。

另外，日本语中固有的尊敬助动词、自谦助动词、方向、状态助动词等，都城选区用了汉语中对应的词，但在语序、用法上与汉语迥异。例如：

⒀有变三色之奇虫、看行此虫 而入坐耳。

                                        （记·下·二七四）

    ⒁故欲见行。自大宫上幸行。入坐奴理能美之家。  （记·下·二七四）

    ⒂白于于神御子：闻天神御子降坐、故、追参降来。  （记·中·一六Ο）

    ⒃天皇问赐小碓命……答白……         ·中·二Ο六）

以上例的“看行”、例的“见行”都是“去看”之义，日语为：鲍的“幸行”即“去幸”、“往幸”，前面动作为去的目的。例、的“入坐”，即“进去”之意，例中的“降坐”、即“降下来”。“坐”为趋向动词来、去、和持续态接续动词的敬语形式。如例中前面用“降坐”是对天神降下这一动作的敬体，而后面“追参降来”。（尾随天神而降下），则是天神之子对自己的动作的谦称。同为“降下来”，但对天神用“降坐‘，而天神之子对已用“降来”，形成了对比。“参”，亦是自谦之词，在《古事记》、《日本书记》、《风土记》这些日本古籍中用得相当多。直到今日，现代日语中仍保留着这一用法（即自谦词参,另文讨论）.例的”问赐”,即汉语中对身份高的人的动作加”赐”字表敬之义.便与汉语的用法不同.汉语中是置于动词前,如“赐教“。但在日语中则置于动词后作为表敬助动词。本文第一部分所举药师佛铭文中就多次出现这一用法。例中，“问赐”、与“答白”相对，“白”是身份低的人向身份高的人禀报，在上述的那几本日本典籍中使用频率相当高．

在语法上还有一人关联词的问题．如＂而＂、“故”等词的语法作用，大体与汉语相同，但用法有差异。汉语的关联词一般均置于分句之首，而日语则往往置于分句之末或二分句之中。如例的“而”、例之“故”。这并不是单纯的断句习惯问题。而是由于日语中存在与这些关联词相对应的“接续词”。日语中的接续词或紧接于某分句之后，或置于两分句之中，两边断开。这大慨于日语中的接续词均非单音节词有关。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例的“乘龟甲为钓乍、打羽举来人”一句。其中“乍”，日语中用以表示两个动作同时进行的，一秀放在前一动作之后，表示后面还有一项同进的动作。所以上面例那句话的意思是

（实际非一个句子，而是一个动词性定语中心词“人”的偏正词组）：

　“骑在龟背上一边钓鱼、一边拍打着翅膀而来的人”

   以上的这些表达方式，都是变体汉文的特征。这些表达方法在全书中虽非主流，但它却打破了汉语的语法常规，可以说这正是借用汉语来记录日本语过程中的突破性进步。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古事记》的语言特点：文语口语兼存；音读训读交替；日语汉语夹杂。除此之外，《古事记》的语言可明显的地看出受了汉译佛典的影响。汉译佛典主要是供僧人估讲经时诵读使用的，所以极为口语化。体现在《古事记》中，一是故、而、于是、故尔、尔、亦、然等类连词用的特别多；二是语言风格、用词等与六朝口语极为相近。

《古事记》是一部变体汉文的故事集。其文体是利用中国的汉字、汉文的措词、汉语的语法框架来记述日本语的一种“和化汉文”。7世纪的文章，主要是用真假名（万叶假名）记录一般语汇，其后，又用汉文体和真假名结合使用。而《古事记》就是一训尝试着确立一种用汉文字来书写日语的文体的划时代之作。它标志着变体汉文这种文体的确立。在日本的语言文字 史上，它比同时期的那几部（如《日本书纪？、〈风土记〉等》书，更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于它是一部探索性的早期之作，又受到汉语、日语二者语法体系截然不同所造成的局限,书中的确存在着一些以日语\以汉语均难以理解\文意含糊的句子.如:

⒄故刺左之御美豆良、汤津津间栉之男柱一个取阙而、烛一火入见之时……

　　　　　　　　　　　　　　　　　　　　（记·上·六四）

例⒄中划横线者为真假名记音字，Ａ．古代日本人留的分为两边的角发；Ｂ．有很多齿的梳子；Ｃ．梳两边的大齿。全句大意为：

　　　　　“将插在左边角发上的密齿梳子的边齿折下一个，点着火，进去一看……”

原文中Ａ、Ｂ两部分之间的语法关系不明；主要动词“取、阙”也不以明确表达“折”之义。“烛一火”，在措词上也不明暸。再如：

　　　　　⒅五濑命於御手负登美古之痛矢串。

　　　　　　　　　　　　　　　　　　　　　　　　　　（记·中·一五Ｏ）

例⒅中“痛矢串”无论是语法还是语义均不明确。同例在《日本书记》中作：

　　　　有流矢中五濑命肱胫。

诸如此类问题的出现，概来自两种语言系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日语作为一种粘着性语音，它着实需要有一种简便的、记音的文字；同时它又摆脱不了曾给了那个民族、那块土地载去知识、文化、文明的方块汉字。于是产生了假名（平假名、片假名），形成了假名、汉字参用的日本语言文字系统，直至今日。这也许正是日本语言文字的宿命。　　　　　　　　　　　

【附注】

⑴  变体汉文是指与纯汉文相对的一种文体。其主要特征是：①用汉字写成；②存在着不符合汉语用字、措词和语法习惯的所谓“和习”；③包括意在写纯汉文而流露出和语痕迹，及意在写日语文章却脱不开汉语的两种情况。

⑵  真假名：记音汉字，与字义无关。因《万叶集》中多用这种记音汉字，故称之为万叶假名。下文中“真名”：表义汉字，用其汉字义训。

⑶  本文所引例句，据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中的《古事记·祝词》。

⑷  本文所引例句中的假名注音，据西宫一民编的《古事记》，樱枫社出版。考虑到印字不便，将个别古代特殊假名均统一改写为现代片假名。

⑸  此歌谣的假名注音及汉字旁训均据西宫一民编的《古事记》。

⑹  役，原文作单立人旁，下两例亦同。

⑺  人类靠语言思维，而在用非母语的语言说话、写文章时，难免会流露出用母语思维的痕迹。参看拙文《日本书纪中日本语“思维》（横滨国大国语研究91年3期）

【参考文献】
1、《古事记·祝词》及注释，仓野宪司武田佑吉校注，岩波书店，昭和33年6月5日
2、《古事记》及注，西宫一民编，樱枫社，昭和53年11月10日
3、《古事记·附现代语译》，武田佑吉注释，角川文库，昭和43年7月30日
（此文原载《中国语言学报》第七期）

孙兰荃

这是日-汉对音对文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力作,在本坛尚比较少见。汉学学术要发展，必须要走向世界。比较交流，对比研究，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个贴子的楼主有眼光。象这样的材料楼主应多贴上一些供大家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