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二哥

巴蛮

（一）


前天到下乡，借宿农家，同屋的老同志半夜起来看书，害得我也睡不好，怪梦不断，其中一个是：单位通知我，要给我开追悼会。我说我还没死呢，但一位领导说，先开了，省事儿。开就开吧，我这个人一贯服从领导——即使在梦中。我回家跟妻儿告别（不知怎么回事，有两儿子，多一个出来了），然后上殡仪馆，看大家放鞭炮、致悼词，都正二八百地煞有介事，我也特感动，连忙上前一一上烟……

醒了，一身大汗，很奇怪做这么个怪梦。回家问爱人，她说肯定是王文艺英年逝世，对我心理造成伤害。这极有可能，一晃，王文艺已经去世十天了。这十天，日子过得飞快，一部片子还没做完，下一部又等着了，让我来不及感伤、怀念……但并不表示我完全麻木，对二哥的辞世，一点感觉也没有。

我和王文艺都是1989年进市广播局的，他长得眉清目秀，娇媚如少女（团堡人水色就是好！），以致于有人说，广播局有位领导想招女婿，看中他的长相，才强行把他要过来的——他毕业于中南民院，本来学的是化学，而非新闻。也因此，我常说他是禁脔。

开始几年，我一直在乡下从事技术工作，跟王文艺打交道的时间很少，但都是团堡老乡，聊过几次也较投缘，我这才知道，他才几岁时，即父母双亡，家庭极为贫困，他之所以上中南民院，也是看中中南民院助学金较高，整个大学期间，他没有花过家中一分钱。到市电台工作后，他俨然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要竭尽全力支持弟妹读书。那时他在市电台的收入比我高，但日子却过得紧巴巴的，了解他经历的人，感叹他不幸的命运；不了解者，常会批评他小气。

2000年广播局三台一，我们一起共事，经常一起外出采访，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他已经33岁了，仍单身一人，成为本地著名的单身汉，王二哥这一略带戏谑的称呼于是不胫而走。某局局座曾表态：他们系统有很多女职工在乡下工作，只要王二哥追到手，就负责调动进城。还有一个单位的领导在王文艺去签订广告合同时，他表示如果二哥当年能成亲，他在原有费用上增加一万元。　

但二哥总是让大家失望。我的一位姨妈曾给二哥父母牵线搭桥，听说二哥的情况后，在当地小学给二哥物色了一位女教师。说好星期六在我姨妈家见面，二哥却临阵退却。这类事儿举不胜举，给他做过媒的人，都知道二哥专门放的鸽子，都大骂二哥，诅咒发誓再不给他做媒了。现在想来，我们其实都冤枉二哥了，他很想成家立业，但也知道自己有宿疾，可能会害人家，思想反复不定，必然非常痛苦。

到2003年，我们对二哥婚姻已经完全绝望了，我于是与他打了一个赌：他哪时结婚，我哪时买手机——因为我拒绝用手机，很惹朋辈生气。结果当年国庆，二哥就找到心爱的人，一起步入洞房！我们都很高兴，但没料到一年未到，他的病情就突然加重了，被迫入院治疗。虽多方救治，仍于今年四月刚刚过完39岁生日后去世。

与他的骨灰一起运回单位的还有一个尚未动用的生日蛋糕。

                             （二）

二哥的骨灰运回时，同事们都到郊外迎接，想到他的一生，都不免感慨万千，尤其是三十岁以上的、和二哥同时代进广播局的同事都感叹说：“人生苦短，世事无常。要吃，就要吃个饱；要喝，就要喝尽兴。”然后暧昧地一笑，意思是：要嫖，也得趁早。——请别见怪，咱们土家人有“喜丧”一说，就是要大伙儿在丧事上瞎开玩笑，荤素皆宜。

晚上十二点，我们从殡仪馆出来，找了家大排档吃夜宵。三杯酒下肚，伤感就更明显了，平时不会说、不便说的话，也都说出来了。现在我没喝高，要我表述出来，还真有点困难。好在主旨并不复杂，即一个新闻工作者如何对待名利、对待同事。

估计任何一个记者在接手一条新闻线索时，都会先大致判断一下其新闻价值如何，如果价值较大，甚至会想得更细一点：这条新闻能否上上级媒体，能否在年底参评获奖？有时还会比较做这条新闻难度大不大，耗费的时间长不长，好不好玩（比方说到北京上海去考察就好玩），有没有实惠（有的被采访单位可能会派红包或香烟）？考虑这些，当然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尤其是在大的新闻单位，追求新闻价值大的新闻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是应该提倡的。但问题是我们是一个县级电视台，如果大家都去追新闻价值大的、可能会获奖的新闻，那就搞不好事。

我很尊敬二哥，就在于他作为一个屡次获得省州新闻学会嘉奖的老记者，他当然有自己的新闻来源，能够准确地判断新闻价值的大小。但为了单位的事业，他任劳任怨，从不挑肥拣瘦——在我的印象中，到北京进修或到上海香港考察的机会，从来没轮到过他。我们也习惯于把那些不好报道的、太花时间的以及没大价值的会议报道全部发给他。

2002年我们同在新闻部，他每个月大约要发20多条新闻，是数量最多的。他也是下乡最勤的记者，那年我和他下乡的次数可以占到全台的一半以上。事实上，那时他已经气息散乱，面带腊色，肝部时常作痛。真不知在乡下一走十多公里时，他是怎么撑下来的。

2003年后，二哥到广告部，我到专题部办《财经热线》，都较为轻松。有时熟悉的单位喊我去采访，我就偷懒（坦率地说我最害怕会议报道，坐得腰酸背疼，还写不出好新闻），把王二哥拉在一起，我摄像，他写稿和后期制作。据我所知，采用这种办法的绝非我一个人，王二哥成为许多记者的“听用”，不管是让他写稿，还是让他摄像后期制作，他都一声不吭，保管完成任务。以致于有个月他发的稿件与新闻部的专职记者一样多，害得领导把新闻部的记者批评了一通。我听说后，又去把二哥讽刺了一把，他也只笑笑，没反驳我。

到去年下半年，二哥的身体已经完全跨掉了，但他仍然经受着病痛的折磨，坚持采访——他患的病与焦裕禄周国知一样，他的工作态度也与两位前辈相同。我是个马大哈，虽然看到他脸色不太好，也只开玩笑地问一句“是不是水土流失严重”。到九月份，一位局领导强行要他上医院检查，才发现出大毛病，已经是肝硬化晚期。

我的办公桌里，还有两盘二哥用过的采访录像，但他淡淡的、略带忧郁的笑意已经不见。二哥辞世的第二天，我代表本台记者撰挽联曰：

一生清誉昭后世，

万篇新闻照汗青。

老实说，这挽联有点“大”，但我问心无愧，二哥勤勤恳恳对待工作、诚诚恳恳对待朋友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二哥，请走好！

梦的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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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蛮兄以幽默风趣而荒唐的“梦境”开场，首先就把偶吸引住了。

      一口气读下来，很想跑到哪里去大声地呼喊几句：“二哥，你回来，你别走啊，别走！”

      “二哥”的价值观、人生观表面看来是很不时髦了，但当我们读完这些看似不太精安排的细细碎碎的对二哥的“纪录”后，心灵的震颤不小，“一个新闻工作者如何对待名利、对待同事。”“二哥勤勤恳恳对待工作、诚诚恳恳对待朋友的精神”，这都是二哥给我们还活着的人留下的思考。

      生与死、事业与爱情、亲情与友情，当我们拥有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可一旦失去，才感到它的弥足珍贵。

      到2003年，我们对二哥婚姻已经完全绝望了，我于是与他打了一个赌：他哪时结婚，我哪时买手机——因为我拒绝用手机，很惹朋辈生气。结果当年国庆，二哥就找到心爱的人，一起步入洞房！我们都很高兴，但没料到一年未到，他的病情就突然加重了，被迫入院治疗。虽多方救治，仍于今年四月刚刚过完39岁生日后去世。

      其实，走了的人算是解脱了，给活着的人留下来的却是永远的伤痛。。。。。。

      很想知道二哥好不容易找到的那个“心爱的人”，她是如何来接受这个失去了二哥的痛的？

      人生如梦，活比死更艰难啊，偶想。

mengqing

应该有续集吧，或者前传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