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国学大师启功先生

孙兰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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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著名国学大师、书画大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因病于２００５年6月３０日凌晨２时许在北京逝世。这是启功先生在1998年的留影。 新华社发

    新华网北京６月３０日电 我国著名国学大师、书画大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因病于３０日凌晨２时许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３岁。（完）
   
    在各种报道中，特意提到和评介了启功先生的语言学名作《汉语现象论丛》。大师风范与人格永存！

启功大师生平简介

     启功先生字元白，1912年生于北京，满族。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中途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尔鲁先生（羲民）、吴熙曾先生（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绥之先生（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沅叔（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援庵先生（垣），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

     援庵先生慧眼识才，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至今。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启功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启功口述历史》等。

[ 本贴由 孙兰荃 于 2005-8-12  15:39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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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11月19日，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中，启功（后左）、刘乃和（后右）前来看望陈垣。陈垣是北师大原校长，启功的恩师。

      启功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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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雅昌艺术网
2005-7-2 10: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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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启功先生千万个学生中的普通一员，我深深怀念离去的大师，同时也满怀思索和忧虑———我们的时代还能造就出这样的大师吗？”还没来得及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启祥教授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声带哽咽。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她曾因《红楼梦》的校注工作和启功先生有过较多来往。

　　吕启祥说，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大师的成长过程来反观现在的学者个体和教育、学术体制。启功先生早年生活清苦，没念过大学，全靠自学、勤学、苦学，砥砺成才，成为学问博、通、专、精，文史书画造诣深厚的一代大家。这样的学术积淀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取得的，除了孜孜不倦地向传统学、向社会学、向实践学外，也和启功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态度密不可分。先生为人淡泊洒脱，为学平易而不故作艰深，也正因此而终成大家。

　　吕启祥举了两个例子：10余年前一次碰巧看到启功先生的工资条，他说自己从不存款，没有积蓄；1984年，启功先生在《自题小照》中写道，“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淡泊洒脱可见一斑。

　　吕启祥认为，现在的教育、学术界更多的是“浮躁的风气、功利的心态和僵硬的体制”，往往用量化标准来衡量学术成就，这样的土壤很难造就大师级的人物。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陈垣把身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师的启功带到师大，最终成就一代大师，如果放到现在，只有中学学历的启先生恐怕很难登上大学讲坛。

　　吕启祥说，大师凋零，感慨之余我们应更多地思考，如何为未来的大师提供好的土壤和空气，如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这或许是对远去的大师们最好的慰藉。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从互联网上获悉启老过世的消息，深感惋惜，并由此想到了今年4月刚刚过世的费孝通等大师。

　　刘梦溪认为，我们现在的大师大都产生于百年前的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恰逢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瓦解和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正是在东西方文化的激荡中，产生了一代伟大的学人。”像梁启超、王国维、粱漱溟、章太炎等等，均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大师。而启功先生、张岱年先生这一代，则是20世纪大师的遗影。

　　刘梦溪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几个产生大师的重要时代。一是晚周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这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而中国第一批思想家在那个时代涌现。

　　二是明末清初，那个时期中国又有一批大思想家出现。比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等。

　　三是清末民初。刘梦溪将这三个阶段称之为“晚周、晚明、晚清，三晚。”

　　刘梦溪认为，现在之所以不容易出现大师，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的断层关系很大，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教育都有很多问题。没有相当好的教育怎么可能出一些大知识分子呢？”

　　时代环境也造成了一些差别。刘梦溪表示，在大师产生的那个时代，中国文史哲学术发展繁荣，而现在我们讲的大师，实际上是讲人文学术的大师。因此，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大师的出现，与历史环境有关系。”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剑雄教授指出，要成就一位大师，除了天赋、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态度等个人因素外，也需要良好的客观条件和环境。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同时兼具这诸多要素，惟其如此，大师的出现从来就是凤毛麟角。社会的物质条件可以逐步积累，并且一定是越来越进步，人文条件却并不必然如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很可能看不到下一位大师的出现。

　　葛剑雄认为，自己这一代中年学者在求学过程中恰逢各种运动此起彼伏，这是“先天不足”，而在治学过程中又曾受到各种不正确观念的影响，走过一些弯路。至于年轻一代学者，他们的父母则往往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传统文化涵养。葛剑雄举例说，西谚有云“三代培养一位贵族”，试想，一对知青父母又怎能对子女的文化底蕴起到太多潜移默化的作用？

　　葛剑雄指出，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极端观念流行。我们往往过于强调竞争，却忽视了对个体的人格塑造和全面陶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但葛剑雄同时也强调，费孝通这样的大师成长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我国的很多学科还处于初创阶段，客观上使他们能够在年轻时就占据学术高地，这是时代所赋予的特殊条件。而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各学科的学术水平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学者即使有启功那样的水平，也不太可能再拥有那样的绝对权威。从这个角度说，学者个人可能很难超越已经远去的大师们，但学术水平的整体提升仍然不可抹煞。

　　葛剑雄表示，大师已经为学界和社会贡献良多，似乎不应再向他们索取些什么，但希望仍健在的大师们能将学养尽可能传输给年轻一代的学者，毕竟，这是国家和民族弥足珍贵的瑰宝。

　　本报北京6月30日电

　　近年来辞世的大师们

　　张岱年，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早在1936年，张岱年就完成了他的名著《中国哲学大纲》。他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最有威望和成就的大师。张岱年于2004年4月24日逝世，享年95岁。

　　董辅礽，中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瞩目的研究成就使他得到了“一代经济学大师”的美誉。2004年7月30日，董辅在美国病逝，享年77岁。

　　陈省身，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的发展，被杨振宁誉为继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2004年12月3日逝世，享年93岁。

　　费孝通，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中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费孝通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费孝通于2005年4月24日逝世，享年95岁。 (万兴亚 中国青年报 2005-07-01 10:09:40 )

孔显涛

金克木于2000年逝世，张中行也在本月离我们而去，听说季羡林也卧床不起了。未名湖畔三雅士之后还有几个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