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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0-6 16: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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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嘉论东亚南洋语言历史文化圈假说
文章来源：湘里妹子学术论坛-www.xlmz.net-2003
东亚南洋语言历史文化圈假说（一）
李葆嘉
提要：如果把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语言关系的早期类型确定为语网和语区，植根于印欧谱系树眼光和东亚南洋语言事实的龃龉所导致的语言系属关系观点的纷纭繁杂，有希望迎刃而解。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的价值就在于力图为未来的汉语语言史、中国语言史和东亚南洋诸语言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研究思路。在语言描写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参证语言年代学和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遗传学等领域的一系列成果，可以探索东亚—南洋语言的史前渊源、鸟瞩东亚—南洋语言的演变大势、阐释汉语和周边语言的同源异流现象，并且纵横中国境内语言的古往今来，溯源沿流华夏汉语的历史演变。
尽管从东西方古老的传统经济方式的差别，就可以窥见东西方语言关系类型的迥然不同，但是由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发轫于19世纪的西方，并且依据世界语言中少见的、由史前游牧文明所决定的分化轨迹的印欧语事实建立了谱系树模式，因此当西方学者和那些受西方语系说熏陶的东方学者以“印欧语眼光”审视远东语言的时候，谱系树模式与远东语事实的龃龉必然导致东亚南洋这一广袤区域的语言系属关系的众说纷纭[1]。如果把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语言关系的早期类型确定为非语系的语网和语区，印欧谱系树眼光和东亚—南洋语言事实龃龉所导致的语言系属关系的歧异，也许有希望迎刃而解。
一、 东亚南洋语言关系假说的歧异
（一）汉藏—印欧语同源说
1871和1872年，远东语言学研究的先驱艾约瑟（J. Hdkins）在《中国在语言学中的位置：揭开欧洲和东亚语言具有共同来源的一个尝试》中和施莱赫尔（G. Schlegel）在《汉语—雅利安语》中相继提出这一欧亚语同源言假说。1963和1965年，美国谢飞（R. Shafer）的《欧亚语》和《欧亚语言学的超级语系》中又发扬这一同源说。1995年，加拿大蒲立本《汉语的史后和史前的联系》中从语音结构和同源词两方面试图论证汉藏语和印欧语的发生学关系。他所构拟的上古汉语的两个元音的系统，与原始印欧语元音系统存在对应关系。在辅音方面也存在一些对应规律，如上古汉语 *N- 对应原始印欧语的 *g-，并考证出24个同源词。蒲立本并且认为汉藏语和印欧语的分化在6000年以前，即在利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出来的原始印欧语之前。德国学者张聪东在《古汉语复辅音在印欧语词汇的印证》（1991）中，从谐声字和印欧语词根音义相通的“同源系列”入手，试图揭示汉语和印欧语的相似性。如果这些同源系列对应可靠，那么东亚语和印欧语之间的古老的史前同源关系，其背后隐含着意义更为深远的人类语言起源单源论的证据。
（二）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同源说
1881年和1887年，格鲁布（W. Grube）和拉古勃里（T. de. Lacouperie）先后在《汉语的历史地位》和《汉文创制前的汉语》中讨论汉藏语言的系属问题。1911年，科诺（S. Kenow）在《印度语言调查》中最早提出侗台语属于汉藏语系，同时认为藏缅语的词序为SOV，汉语和台语的词序为SVO。在对藏缅语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法国马伯乐（H. Masp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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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1996年第3期。
提出了汉藏语系分为东支汉—台语族和西支藏—缅语族的设想。这以后，施米特（W.Schmidt，1914）、特罗姆贝提（A.Trombetti，1923）和普鲁伊路斯基（J.Przyluski，1924）都提到汉藏语或印支语。
1934年，赵元任《中国分省新图》中在阿尔泰语类之外，分出包括汉语系、太语系、苗瑶语系和藏缅语系的汉藏语类。1937年，李方桂以当时的语言调查和理论为基础，在《中国年鉴·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确定了包括汉语族、侗台语族、藏缅语族和苗瑶语族的汉藏语系，认定汉语和侗台语同源的主要依据是单音节和声调。张琨（1947）又证明了苗瑶语声调和汉语的一致性（1970），但后来马提索夫等提出“声调发生”的概念，认为声调的发生和语言发生学无关。邢公畹（1948）和俞敏（1949）从语法角度论证汉藏同源，但60和70年代，河野和桥本万太郎认为汉语和藏语的语法系统差别太大，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结构类型。尽管如此，李氏四分系统一直是中国语言学界长期认同的传统分类法。虽然《中国语言学报》（1972）在重新刊登李氏旧文时并加上了“李氏的论述在本质上仍然是正确的和有用途的”编者按，但是李方桂在《台语》（1974）中却承认台语和汉藏语系的关系从未明确建立。陈保亚认为，与美国学者的同源标准不同，中国学者的“汉藏语系说”研究方法采取的同构标准[1]。然而这仅仅是表象，在一些中国学者的潜意识中是“传统疆域标准”——即宁可把境外语言纳入汉藏语系，而绝不可以将境内貌似汉藏语的语言认定为非汉藏语系，除非这种语言和汉藏语的差距实在太明显。
（三）台语—加岱语—印尼语联盟说
与中国学者的“疆域文化决定论”不同，美国学者采取的是“语言文化决定论”。从1935年，美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在人类学家克罗伯（A.L. Kroeber ）的主持下，开始执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计划。1942年，白保罗（P.K. Benedict）的《台语—加岱语—印尼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提出台语（相当于侗台语族中的壮傣语支）、加岱语（包括黎语、拉嘉语、仡佬语等）与印尼语才具有发生学上的关系，而不是与汉藏语，台语和加岱语只不过在汉语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
白保罗认为：1．虽然加岱语[2]是单音节、孤立型，和台语一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但声调和词音单音节结构不能作为语言亲属分类的依据，而台语和汉语的对应词是借词。2．加岱语和台语、印尼语一样，是NA 、VO的顺行结构。藏缅语的原始形式是逆行结构OV，而卡伦语和汉语的VO顺行结构是受澳泰语、苗瑶语、孟高棉语影响的结果。3．台—加岱—印尼构成一个单一的语言连续体。虽然加岱语和台语的单音节与印尼语的多音节不同，但这是加岱语和台语从汉语中借来声调且音节脱落的结果。尽管加岱语更接近台语而不是印尼语，然而加岱语是这三位一体的过渡成员。 4．台语—加岱语—印尼语的祖先是原始澳泰人，也许历史上的澳泰人文化技术比北方汉人发达。台语词汇之所以与印尼语相差甚远，而与汉语词汇近似，是因为上古汉语向澳泰语借词后又贷词给澳泰语的结果。5．加岱人是中国中南部的土著居民。仡佬人的老家在贵州，由于苗族的进入而迫使他们南迁。白保罗进一步推断，长江流域以南是玻里尼西亚人或原始澳泰人的居住地，他们从中国南部海岸经过海南岛迁徙，北支迁移到台湾，东支迁移到菲律宾，南支迁移到越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印尼语曾分布在南大陆的语言底层，可以从加岱语中看出来。6．在孟高棉语为主体的地域以南的马来语今天异乎寻常的位置，只能解释为它是从印尼诸岛由海路迁徙而来的。北面的台语—加岱语、东面的占语和南面的马来语，在孟高棉语的周边呈现出弧形分布状态。而苗瑶语可能是原始南方语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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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保亚《百年来汉藏语系谱系研究的理论进展》，《语言学论丛》第21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
[2]“加”Ka是拉嘉语、仡佬语“人”的前缀，“岱” dai是黎族自称。
台语—加岱语—印尼语的原型，就是施米特《世界的语系和语言圈》所划出的原始南方超级语系（Austric Superstock）的北支，与南支孟高棉语的分裂一定发生在华南—印度支那地区，随后这两支分别在南北定居下来。德国史图博（H. Stubl）在《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1937）中指出印尼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许多相同之点。黎族原有的印尼文化特征早已为大陆上汉化的加岱族所忘却，台—加岱—印尼共同的人种图象早已磨损得无从修复。
与白保罗共同完成《汉藏语言学》手稿的谢飞，早在1938年就通过基本词汇比较，发现台语和汉藏语之间缺少语音和语义上的紧密关系，认为台语不属于汉藏语系。虽然在《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1955）中仍然将台语归入汉藏语系，但认为汉语与藏语的关系比与台语的关系更接近。即使台语与汉藏语有关系，那种亲属关系也很遥远。同时，谢飞的汉藏语系说却把黎语和苗瑶语排除在外。奥德里古尔（A. Haudricourt）在《台语的语音和词汇》（1948）中认为，台语和汉语接近的常用词是数词、军事术语和工艺术语等一些容易借入的文化词汇，与之相反，人体部位名称和农业词语都和相应的汉语很少具有共同之处。通过基本词语比较，欧德里古尔也得出了马来—玻里尼西亚诸语言发源于亚洲的结论。伊万诺娃（E．B．Иванова）在《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1970）中认为：台语民族的祖先属于包括现代印尼和孟高棉诸民族祖先在内的同一原始人种集团。在起源上大概与汉藏诸民族没有关系，但是从太古时代就开始接触了，并且这些接触在台语族的语言文化中留下了若干痕迹[1]。赞同这一假说的还有易嘉乐（S. Egerod）、福雷斯特（R. Forrest）、包拟古（B. Nicholas）和马提索夫（J. Matisoff）等。
与白保罗的台语—加岱语—印尼语联盟说得到国际语言学家的普遍赞同相反，绝大多数中国语言学家还难以接受侗台语和苗瑶语从汉藏语系中分离出去的结论，依然固守传统四分法。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中国语言学家依据语言事实，从“疆域文化决定论”中突围出来。闻宥在《台语和汉语》（1957）中通过台语和汉语基本词汇的比较，认为二者没有同源关系。罗美珍在《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1983）中认为，台语是在汉藏母语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语言。古代台语民族即百越族，其语言原是多音节型。《世本·居篇》：“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扬雄《方言》所载的吴越词语是双音节，如怜职爱、煦暇热。作为百越的一支，南迁以后的印尼人保留了古老的粘着型和多音节。留居大陆的台语先民则放弃了百越语或原始马来语，换用了原始汉藏语。原始汉藏语分化以后，独立发展成一支语言的台语残留着原始马来语的底层。倪大白在《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1988）和《南岛语与百越诸语的关系》（1994）中，把侗台语和印尼语、阿眉斯语、布嫩语、回辉语、菲律宾语和马来语进行比较，得出侗台语和南岛诸语言的基本词汇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并且参照考古学和人文史资料，证实侗台语和南岛诸语言同出一源，但侗台语的语言类型已经转变，侗台语的系属应称之为“马来—支那语”。这些研究表明从基本词汇角度看侗台语和印尼语有亲属关系，从结构类型角度看侗台语和印尼语有亲属关系。根据混合语理论，侗台语可能是一种历史混合语（从公元3世纪开始），侗台语的“基础来源语”是南岛语，“混入来源语”是汉藏语。
雅洪托夫（S .E. Yakhotov）在《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1964）中认为，单一的加岱语支是不存在的，加岱诸语言互相接近的程度和台语支诸语言一样，而不是更接近些。无论是台语支语言，还是加岱语支语言，只能在斯瓦迪斯词表中找到10—15个与现代印尼语一致的词语，这表明台语—加岱语与印尼语之间的亲属关系比台语和加岱语之间，甚至比汉语和藏缅语族之间的关系都要远得多。雅洪托夫的语言年代学研究结果和白保罗的分类法一样，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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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俄]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许浩福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1980年。
台语和苗瑶语不属于汉藏语系。语言年代学方法以语言分化模式为前提，排除了诸语言之间的接触或混合，只是一种封闭性语言的均时发展的比较方式。因此必须折算或扣除接触或混合所引起的加剧的词衰减变量，以弥补均时语言年代学方法之严重不足。如果考虑到汉语对台语的巨大影响，就不能够仅仅依据台语与印尼语的一致性词语的10—15个来计算分化年代，而应当进行年代矫正。
（四）澳泰语系说
在《台语—加岱语—印尼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中，白保罗以“新联盟”为基础进一步提出澳泰语系说[1]。1943年写成的《汉藏语言概论》，由马提索夫找出来详加注释，直至1972年得以出版[2]，公布了白保罗将侗台语和苗瑶语划出去的汉藏语系分类法。
原始南方语（Proto-Austric） 原始汉藏语
北支澳泰语系 南支孟高棉语系 汉语 藏缅语 卡伦语
台语 加岱 印尼 苗瑶 孟高棉 越南
雅洪托夫在《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1964）中用语言年代学方法，提出与白保罗相似的澳斯特利（Austric）语系说。
原始澳斯特利语 原始汉藏语
印尼 侗 台 孟高棉—苗瑶 汉语 藏 缅 喜马拉雅
黎语 侗水 台语 孟高棉 苗瑶 藏语 景颇 缅语 彝语 卡伦
雅洪托夫认为：统计证明，在苗瑶语中可以找到很多与孟高棉语共同的词，而与侗台语共同的词却很少。苗瑶语也属于南方语系，而且在这一语系中比其他所有语言更接近于孟高棉语族，这可能是因为苗瑶语脱离孟高棉语族的时间比南方语系分化为三个语族的时间要晚。
（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
“南岛语系”这一术语据说是杰姆波沃利夫提出的，它包括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玻里尼西亚诸语族的语言。关于南岛语和汉藏语的关系20世纪初就引起语言学家的注意。1916年和1922年，孔好古（A. Conrady）发表了《澳斯特利语言和印度支那语言间值得注意的关系》和《澳斯特利语—印度支那语新的对应》。W.施米特用“共同底层”建立起包括这些语言的印支（汉藏语）—南方（南岛-南亚）超级语系。1942年，吴克德（K. Wulff）发表《论马来—玻里尼西亚语言和印度支那语言的关系》。通过泰语和南岛语、藏缅语和南岛语的词汇对比表，证明在澳斯特利语（南亚语和南岛语）和汉藏语（汉泰语和藏缅语）之间具有发生学关系，与藏缅语相比，汉泰语和南岛语的关系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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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保罗《澳泰：语言和文化》论文集，1975年出版。
[2] 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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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嘉论东亚南洋语言历史文化圈假说（二）
东亚南洋语言历史文化圈假说（二）
李葆嘉
1990年，法国沙加尔论证了汉语南岛语同源说。[1]依据白保罗的台语单音节是音节脱落结果的观点，认为汉语的单音节词和南岛语的多音节词的末一音节对应。汉语的声调和南岛语的辅音韵尾对应：原始南岛语的-s韵尾和上古汉语去声-agh、-idh、-adh对应；原始南岛语的-p、-t、-k的和上古汉语入声-p、-t、-k对应。汉语辅音聚合关系和南岛语的对应：上古汉语的不送气清塞音、送气清塞音、浊塞音的对立，相当于原始南岛语的清塞音、鼻冠清塞音、浊塞音的对立。汉语介音与南岛语中缀的相近：上古汉语的介音-j-和-r-是具有构词作用的中缀，和原始南岛语中缀-in-、-ar-相近。已经发现的汉语和南岛语关系词有222个[2]，其中17个见于斯瓦迪斯词表。
谢飞（1955）曾提出：汉藏语和Athapqskan语配比的词根，与汉藏语和南亚语配比的词根完全不同，这是否表明汉藏语系是否实际上是两种更原始的语系：太平洋语系和南亚语系的某种混合物呢？伊万诺娃（1970）认为把汉藏语系、孟高棉语系和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联合成一个太平洋语系的理论，现在既没有可能创立但也不必拒绝。在汉语南岛同源论提出以后，邢公畹（1991）和郑张尚芳随即表示支持，提出包括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南岛语和南亚语的华澳语系说。
（六）汉语—藏缅语—高加索语同源说
汉语—藏缅语—北高加索语同源说，也称之为汉—蒙语系说。1853年，霍奇森（B .H .Hodgson）在《论汉藏语和蒙古语的亲属关系》中，对汉藏语和高加索语亲属关系的论证做过尝试。1939年，波达（K . Bouda）的《苏美尔语与巴斯克语、西高加索语以及藏语的关系》一文继续探讨了这一问题，因此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存在一个“汉—蒙语系”。1995年，俄国学者斯大罗丝汀（S. Starostin）在《上古汉语词表：一次历史的透视》通过35个基本词汇的比较，得出汉语和藏缅语24个同源、和北高加索语13个同源、和南岛语4个同源的结果，推断汉语和藏缅语关系最密切，其次是与北高加索—叶尼塞语。斯大罗丝汀提出南岛语和台语的关系相当于汉藏语和北高加索语的关系，因此汉语南岛语同源说必须放弃。
（七）苗瑶语系属的歧异
苗瑶语系属大致有三种假说。1．孟高棉语族说。英国戴维斯（H·R·Dawies）在《云南：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1909）提出此说。他还认为孟高棉语（不包括蒙达语的南亚语）、掸语、汉语和藏缅语有共同的起源。2．澳泰语系说。白保罗（1942）认为苗瑶语属于澳泰语系，但有所存疑。与之相似的是雅洪托夫（1964）认为苗瑶语与孟高棉语族关系密切，属于澳斯特利语系。3．汉藏语系说。王辅世《苗瑶语的系属问题初探》（1986）中，批评了戴维斯和白保罗的缺陷，从同源词和类型学的相似性确定苗瑶语属于汉藏语系，但对属于什么语族或是否独立为语族却未明确。
（八）白语系属的歧异
白语的系属大致有五种假说。1．孟高棉语族说。戴维斯在《云南：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中通过对一百个词的分析，得出汉语源42个、藏缅语源33个、孟高棉语源23个、掸语源2个。依据现代白语地区没有孟高棉语，推定这23个必定是白语的原词。2．混合语说。李澡在《大理县志稿·方言》（1916）中认为白语是固有蛮音从宋元以后与彝语混合，又受到明初吴越一带迁来的汉族居民语言影响的混合语。罗常培的《语言学在云南》也主张白语为“夷汉混合语”说。徐嘉瑞《民家语新诂》中认为白语是汉语和白蛮语的混合，当归入汉藏语系，别列语族。徐将“民家”考释为“名家”，其实“民”是汉藏人的自称。3．藏缅语族说。闻宥《民家语中同义词之研究》（1940）批评了戴维斯的白语孟高棉语族说，认为白语中最古的成分是藏缅语言，至于孟高棉语的成分简直没有。李方桂早年（1937）曾经认为白语属于彝语支，但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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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 Sagart：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990, U.S.A.
（1980）认为白语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系属值得怀疑。周耀文的《略论白语的系属问题》（1978）认为属于藏缅语族的一个单一语支。赵衍荪在《白语的系属问题》（1982）中同意白语属于彝语支。4．上古汉语方言说。三十年代，白族学者赵韬父《白文考》认为白语中保留大量周秦汉语“雅言”词汇，属于在汉代以前就形成的汉语方言，后来受到与之杂处的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成为白语。张海秋认为白族的“言语声音，实能保存三代以来之古语古音”。5．汉白语族说。白保罗（1942）的汉藏语分类把白语归入汉语族。郑张尚芳在《汉语和亲属语同源词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1995）中认为白语属于汉白语族，在《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1999）中论证了“汉白语族”假说。 吴安其在《藏缅语的分类和白语的归属》（2000）中认为，白语在语音、语法和核心词的构成上与彝缅语比较接近，词汇上与汉语的相近是借用造成的，从语音和语序的历史看，白语应是彝缅语的一支。实行古氐羌人习俗火葬的白族这一藏缅支系到达滇西北可能是战国至汉，其习俗不同于分布在洱海的较早从四川进入云南的古藏缅“昆明人”和滇池一带的“滇人”。但是，既然白族远祖是古氐羌人的一支，那么与来源复杂且与藏语同源的汉语之间的同源关系就是存在的。问题是要使“汉白语族”成立，就必须证明白语是什么时期从华夏语中分化出来的。
（九）阿尔泰假说和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假说问题可以说就是阿尔泰语系假说的问题。迄今为止，围绕阿尔泰假说问题仍然有许多争议。焦点就在于是否承认阿尔泰语系的存在，或者说阿尔泰语诸语言之间是亲属还是借贷关系。第一个注意到突厥、蒙古、通古斯语言之间存在相似性的是瑞典冯·斯特来林贝尔格（Von Stralingberg），在18世纪上半叶提出分为六个语群的“塔塔尔诸语言”假说。一个世纪以后，拉斯克重新命名为斯泰基诸语言，并将其中的语言做了调整。由于阿尔泰诸语言是粘着结构，因而这一特征一度成为判断是否与之相关的语言的主要原则。马克斯·缪勒将暹罗语、藏语、拉德维达语、马来语也扩大进来，称之为“都兰诸语言”。M·A·卡斯特林（M·A· Kastling）认为语言同源的本质是词素的一致性，只有乌戈尔—芬兰语、萨莫耶德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满语才构成相关语群，现通常分为乌拉尔语群和阿尔泰语群。兰铁司（G·J· Ramstedt）在《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中，确立了原始朝鲜语、原始突厥语、原始蒙古语、原始通古斯—满语的阿尔泰语系四种方言说，并建立了许多语音对应关系。
不接受阿尔泰假说的学者主要有两类：一类学者并不否认阿尔泰假说，但认为证据尚不充分；一类学者认为阿尔泰假说不能成立，把阿尔泰语中的这些共同成分解释为接触的结果。虽然阿尔泰假说的理论尚不完善，但迄今为止，反对者并没有提出使语言学家能够接受的、足以否定这一假说的充分证据。之所以有学者不接受阿尔泰假说，一方面，是因为谱系树模式或“语系”说的禁锢。以严格的印欧语系眼光来看世界语言，符合“语系”的除了印欧语系，可能就是闪含语系。狭隘的“语系”说禁锢了欧洲学者的眼界，认识不到——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方式决定了语言的发展方式。在早期语网的基础上逐步分化，又随着游牧经济相互借贷词语的阿尔泰诸语言，确实不可能也无须具有印欧语系那么严格的词语对应规则和明显的分化层次。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语言，结构类型的相似性应是衡量这类语言的亲缘关系的标准之一。依据元音和谐规则、粘着结构类型和部分基本词语对应，可以认为阿尔泰诸语言是以原始语网和相互借贷词语为基础的亲属语言。至于阿尔泰诸语言的内部关系，比如原始突厥语和原始蒙古语的关系、突厥人何时迁至西域、突厥人和西域土著的关系等，还值得深入探讨。一方面，西域地区的土著居民是雅利安人种，当地曾经存在过四种印欧语；另一方面，与蒙古人的草原文化有所不同，突厥人是西域地区的“绿洲文化”。
（十）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
1990年，李葆嘉提出“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稍后，在《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1996）进一步提出“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这一语言文化圈包括澳台语（日本语、朝鲜语、南岛语、侗台语）、南亚语（南亚语、越南语、苗瑶语）、汉语（南方汉语、北方汉语）、藏缅语（彝语、藏语、缅语、景颇语、羌语）和阿尔泰语（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又在《语言关系类型学：对谱系树模式的超越》中提出涵盖谱系树模式的世界语言关系类型的四分法。
二、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史前渊源
根据近30年来的考古学成就，中国境内的旧石器遗存和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并非仅在黄河流域，反之，多种考古文化的冲突交汇才形成了后来居上的中原文化。虽然考古学界最近宣布，1997年在河北南庄头出土的陶片、石器、角器以及谷物这些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东亚制陶史的开端提前了3000年，但仍然没有证据说明这就是东亚新石器文化的原始母体，同期的考古文化就有江南的溧水神仙洞遗存。黄河流域汉藏南岛综合体或单一的新石器文化母体可能并不存在，东亚南洋新石器文化母体更有可能存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个源头。在讨论了若干预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探索东亚语言的史前渊源，以建构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
（一）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的若干预设
1．夏娃理论和蒙古人种的形成
依据生物分子学的研究和考古文化的印证，现代人或新人起源于距今15—12万年之际的东非大草原。欧洲科学家依据线粒体DNA特征研究的分组结果，推测现代欧洲人的99%是由大约在4．5万年之际先后来到欧洲的七位女性祖先繁衍而来，并提出欧罗巴人种的“白化”在距今3万年之际。由此可以旁推，蒙古利亚人种也应形成于距今3万年前，东亚大陆的原始居民应是在这之前即距今4万年之际从中东地区迁来的。
2．采集狩猎经济型的连锁语网
俄国民族学家托尔斯托夫曾经提出“原始语言连锁扩散性假说”，澳大利亚的土著语之间很难找出明确界限，因而形成了扩散网络，可以推定新旧石器时代之交“原始语网”说。由于人类新石器革命进程的不平衡和生态环境所导致的自然经济方式的不同，致使世界语言呈现游牧型语系、农耕型语区、采集狩猎语网和渔猎型语珠等四种语言关系类型。在东亚大陆南部、东南亚以及南岛这一广袤区域，直至公元以后，一些地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甚至依然停留在旧石器，与印欧语的语系式分布状态不同，语网关系成为这一区域的语言分布特征。欧洲学者并非全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状况。本维尼斯特（E. Benveniste ）认为：在远东“存在着从藏语到缅甸语，再到怒江语群诸语言，其后到孟高棉语，最后到大洋州诸语言的逐步过渡。这些语群中的每一语群都不可能界定得清晰，每一语群都有其特点。其中一些特点使它与前一语群衔接，而另一些特点则使它与后一个语群衔接……。植物学家很熟悉这种‘连锁血缘’，也许只有这种类型的分类法才是我们现在构拟的这一范围内的一些大语群的唯一合适的分类方法。”[1]面对东亚南部区域的语言复杂性，可以设想，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南方语仍然是以由若干个语链组成的原始语网。
3．语言亲缘关系的历史性质
正如安德罗诺夫所说：“从语言本质的自然主义理解，留下的所谓一个语系内部诸语言的亲属关系不可能永久性的和最初性的，而是带有历史性的——它是逐渐形成的，同样也能逐渐衰弱以致消失。”[1]语言亲属关系的历史性观点揭示了语言关系的动态性，从而指明了语言亲属关系的认定只能以某一时期内的存在为依据。从理论上说，可以把这一上限确定为新石器时代的开端但实难统一，因为各地部落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先后不同，借助推测早期语言同源或接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分布不平衡。依据东亚大陆的考古文化系统，一般只能追溯到距今70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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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
马伯乐认为：“古代汉族文化与泰族、彝族、苗族文化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之点和显著的相似现象，以致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所有这些民族在史前时期就存在共同文化的想法。有过这样的文化共同是确定无疑的，它可以用汉、藏、彝、暹罗等语言中的大量亲缘关系词得到证实，比方说在所有这些语言中都有共同的数词。虽然不能根据这些相似形式就遽然断言，这些语言一定是亲属语言，但是这些词语可以表明：这些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彼此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也许它们不存在语言的亲属关系，可是明显地具有文化的亲属关系。”[1]既然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化在史前时期就彼此发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如果限定在某一个阶段，它们之间就具有某种程度的亲缘关系。亲缘关系的长河中，存在可追溯的“同源亲缘”，也存在本非同源的“接触亲缘”；反之，存在本非亲缘的“真性异源”，也难免亲缘泯灭的“假性异源”。
4．语言亲缘标准的综合性质
对于东亚地区语言结构的相似性，一些欧洲学者强调不是起源的共同性，而是接触渗透的趋同性。奥德里古尔（1961）认为：“在结构中的相似性足以论证语言在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时，认为有可能把东南亚语言地图的复杂性简化为二分法，使汉藏诸语言与南亚诸语言相对立……吴克德曾经试图使这些语言的关系互相靠拢。现在既然强调语言邻接的意义及其最终的表现——双重语言制，就不那么倾向于否定结构借用的可能性了，用二分法或单一性简化语言地图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按照这一假设[2]，除明显的现象以外，东南亚各种不同的语言区域在发生学上彼此间没有联系。”[3]此外，张琨（1969）、马提索夫（1973）和白保罗（1976）等，也同样认为类型学标准，特别是声调不足以证明同源关系。
也许，因为汉语的声调也可能是后起的，因此声调和词音单音节性确实不能作为同源的证据。尽管受汉语的影响，侗台语和苗瑶语等语言的结构类型发生了转换，但是仍然不能以语言接触中的“结构借用可能性”否认发生学上的“语言结构相似性”。如果史前语言的亲缘关系和结构类型不具有一致性，那么就无法讨论语言的同源。这一亲缘关系和结构类型的一致性，至今在许多关系语言之间还可以看到。所谓语言的同源，包括根词同源和结构同源两个方面。依据本维尼斯特“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按照类型相似组成语言集团的话，那么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觉得类型的相似性似乎是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的一个证据”[4]的观点，那么与他另提出的 “语言结构类似不能成为语言同源证据”不免互相矛盾，也就是说后者不具备历史语言学理论的普遍意义。
无论像中国学者为维护“汉藏语系四分说”所坚持的语言结构的稳定性（同构标准），还是像外国学者坚持把基本词汇的对应作为唯一标准（同源标准），其实都是无的放矢。在语言接触过程中，语言的任何要素从来不存在绝对的稳定性，问题在于接触的方式和深度。虽然结构类型的相似性可能出于长期影响，但基本词汇也并非不可能大量借用。依据语言的无界接触观，语言中的任何成分都可以渗透和借贷，不但结构类型和音系格局可以借贷，就是核心词汇可也以借贷。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所标榜的“语音对应规则”，除了可以作为语言同源的证据，也可能是语言趋同的结果。语言接触中最活跃的要素词语，其语音结构特征会对接触语言的个别音位乃至音系格局发生影响，其语义结构方式会对接触语言的语法范畴乃至结构类型发生影响。随着语言接触的深入，语言的任何要素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丧失其稳定性。因此语言亲缘关系的认定标准，应当是音系格局、结构类型、基本词汇以及文化特征、历史追溯的综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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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转引自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
[2] 根据上下文是指“区域接触性借用假说”。
5．同源词和借源词的历时相对性
词语的相似性有同源和借用两种可能。所谓“同源”，应当包括新石器时期以来的语系分化和旧石器时代的语网延展两种情况下的同源。虽然连锁型语网关系是东亚南洋某些语言地区域至今仍然可见的基本特征，但是不可否认新石器时代强势文明的形成促使某些地区的连锁型语网向同化型语区方向的演变趋势。随着强势文明的形成发展，其语言文化因子必然会向周边扩散，从而促使接触语言的或少或多的同化进程。由于东亚地区语网关系和文化扩散的交叉性，致使同源词和借贷词的区别变得非常复杂，最后不得不以“关系词”来指代“语词的相似性”。但是前代的借用可能成为后代的同源，二者只是不同历史层次上的关系词，因此相互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由于年代久远的早期借用和可能同源之间的界限趋于泯灭。当语言成分借贷到达一定程度，借贷双方也就成为亲属语言。最全面的借用也就是语言的换用。较长历史时期的持续借用和较短历史时期的迅速换用，只是过程长短不同而实质无别。因此无论是借用和换用，还是渗透和混合，都没有截然的界限。
6．语言混合是深刻接触的自然结果
以往的中国语言学界，谈到语言融合也只是所谓同化，或斯大林主张的胜利者的 “吃掉”，而根本没有想到通过混合会产生一种新的语言。在人类历史上，语言的混合是若干语言长期接触的必然结果。语言接触必然导致语言要素的渗透以致混合，而对于混合过程中的语言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最稳定的要素。在渗透较弱和层次清楚的两种语言接触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其主流特征确定其归属关系；在混合深刻和层次复杂的多种语言接触的情况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确定为混合语，揭示其“基础源语”和“混入源语”。对于这种混合语，到底是新语种的产生还是原语言的演变，这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而是一个民族学或文化学的问题。语种的质的规定性，绝不等于语言的差异度，而是取决于语主的文化心理的认同度。两种差别迥然的语言，由于文化心理的一致认同可以确定为一种语言；而两种差别微殊的语言，由于文化心理的拒绝认同则必须确定为不同语言。
语言的历史是语主的历史，语言的演变是语主的演变。从来不存在脱离语主的语言系统内部自身的自发演变，封闭社会的语言的变化几乎停滞说明了这一现象，而语主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耗散结构。一方面，由移民引起的语言历史分化，可以使方言演变成为亲属语言。另一方面，由移民引起的语主局部嬗变，也可以通过语言换用使所换用语言发生重大变化而成为一种方言。因此，语言演变是移民交融和语言接触的历史投影。
语言系统是人类文化系统中与其他子系统密切相关的的一个子系统。史前语言学既为“史前”，就不可能像现代语言学那样具有丰富的语料。以已有的各类语料为基础，采取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遗传学、民族学、社会学和相关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是探索语言史前状态的唯一途径。
（二）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的史前构想
根据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人类在距今5—4万年发生巨大突变，从体质上的现代人逐步转变成为心智上的现代人。可以选择这一关键点，作为建构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史前语言史的起点。距近4—5万年前，作为起源于新人的原始居民从中东出发，经过伊朗高原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东亚大陆。这些进入东亚大陆的新人，身材矮小且皮肤黝黑，和现代蒙古利亚人种不完全相同。北支从帕米尔高原向东进入黄河流域与大漠南北，然后继续向北，乃至经过白令海峡陆桥进入北美，逐步演化为东亚种群和北亚种群的新蒙古利亚人种，以及北极种群和印地安种群。其中东亚种群成为黄河流域居民的祖先，北亚种群成为大漠南北居民的祖先。
南支从印度次大陆[1]，经由东南亚再进入南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成为蒙古利亚人南亚种群，继续向东南进入大洋州的成为澳大利亚人种。其中南亚种群的北支——江淮类型成为长江流域居民的祖先，南亚种群的南支成为岭南—湄公河—恒河地区居民的祖先。如果汉藏语和印欧语确实存在发生学关系或一些远古同源词，除了可能源于最初欧亚人种的分化，就是分化后的文化扩散的借词。蒲立本认为印欧语和汉藏语的分化在6000年前的说法之所以不能苟同，其理由就是人种体质类型在距今3万年形成，虽然不排除东亚现代人并非一次性迁徙，可能是一波波迁徙而来，但是没有遗传学证据表明白种人从欧洲来到东亚后再转变为黄种人。
越过白令海峡进入北美的印地安种群，成为说印地安语言的祖先。滞留在北极圈沿海附近的“海上游牧民族”的北极种群，成为说北亚细亚语的祖先，北亚原始语链的破裂而形成离散性语珠。东亚北部原始居民所说语言即原始北方语言。留居中国北方和蒙古、南西伯利亚一带的北亚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所说的语言逐步形成分布在大漠草原的原始阿尔泰语群，后来陆续向北方、西北、东北方向远徙。在黄河中上游的东亚人种所说的语言成为原始藏缅语群，后来分为三支：留在黄河中上游的北支成为氐羌语；进入缅甸的南支成为缅甸语；由川康进入西藏高原的西南支成为喜马拉雅语。东亚大陆南部原始居民所说的语言即原始南方语。进入新石器时期以后，不晚于距今7000年前，存在着北支江淮（南岛）语群和南支南亚（孟高棉）语群。南支南亚语群分布于恒河流域、湄公河流域、马六甲-尼科巴-苏门答腊以及云贵高原，后分化为蒙达语群、孟高棉语群和苗瑶语群。北支江淮语群，一部分沿江越淮迁到山东—辽东—朝鲜半岛，渡海到达日本列岛，在这一范围内形成东夷语群。一部分留居在长江以南的鄱阳湖—太湖流域，演变为百越语群（侗台语群）。一部分迁往南洋群岛甚至以远，演变为南岛语群（印尼语群）。
虽然中国原居民都是蒙古利亚人种，但是根据GM单倍型频率却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方人群中GMag单倍型频率较高，在0·29-0·54之间，南方人群仅在0·03-0·25之间；与之相反，北方人群中GMafb单倍型频率较低，仅在0·08-0·39之间，南方人群却高达0·46-0·81。南北两大类型的地理分界线在北纬30度即长江一带[2]。与之一致，东亚大陆南北两支语言文化的显著区别是：作为基本词汇，北部叫水流为“河”，而南部叫水流为“江”； 作为句法结构，北部语言为OV、AN的逆行结构，南部语言为VO、NA的顺行结构，但粘着结构却是其共同的原始特征。借助考古文化系统研究的成果，以中国境内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形成为座标，可以为东亚新石器时代的远古语言概貌的考察找到了一个相对支点。在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形成之前，南方是原始采集—狩猎演变而来的迁移型原始农耕经济，而后在一些地区又形成定居型发达农耕经济；北方是原始采集—狩猎演变而来的半农半牧型混合经济，而后在一些地区又形成专门的游牧经济。依据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关系的性质可以推定，在东亚大陆早期农牧社会出现之前或原始采集—狩猎经济方式下的语言状况为连锁性原始语网，而农牧化引起的迁徙则是促使连锁性语网逐步分裂或重组的历史条件。南亚语、南岛语、藏缅语和阿尔泰语的部分底层相似性，也许正源于此种连锁性原始语网。
公元前5000年左右，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形成标志着青莲岗、仰韶、北方三大太古语区的形成，三大语区的共同特征是语言结构都是原始粘着型。由于中原地区得天独厚，多种语言文化的冲突交融促使原始华夏语的混成发生，因此包容着不同历史层次的孑遗。斯大罗丝丁之所以认为汉语和藏缅语关系最密切，其次是与北高加索—叶尼塞语，而和南岛语关系较远，就是因为依据的是氐羌化的周秦语料。沙加尔之所以认为汉语和南岛语同源，是因为利用的是搜集了许多南方词语的《集韵》，而《集韵》中搜集的用汉字书写的百越语或汉语东南方言词，正与南岛语的词具有对应关系。
白保罗认为台语与汉语词汇近似而与印尼语相差甚远，是上古汉语向澳泰语借词而后又贷词给澳泰语的结果，其前提——澳泰人的文化技术比北方华夏人发达——没有考古学证据。罗美珍的大陆台语先民换用原始汉藏语而残留着原始马来语底层的假说和倪大白的台语“马来—支那语”假说，都隐含着台语是历史混合语的潜台词，而问题在于：台语先民是什么时间换用原始汉藏语？是什么条件引发了百越先民的语言换用或接受渗透？雅洪托夫提出，4世纪以后中原居民的大量南迁促使侗台语先民的语言转型或语言混合。作为中介将台语和印尼语联系起来的加岱语群，其中拉嘉语等在越南境内，黎语处于台语和南岛语之间，正好填补了台语和南岛语推移的中间环节。同样，关于苗瑶语是属于南亚语还是藏缅语的分歧，正好表明苗瑶语处于南亚语和藏缅语的中间性质。加岱语和苗瑶语的过渡性正是语言接触渗透的产物。雅洪托夫依据台语、加岱语与印尼语一致的词语在斯瓦迪斯表中只有15个，推定其亲属关系比台语和加岱语之间，甚至比汉语和藏缅语族之间的关系都要远得多，以证明加岱语支并不存在。这一结论的不周之处是，既没有考虑语言渗透所引起的词衰减变量，更没有设想语原始网状态下的语言歧异因素。以单纯的语言分化论和封闭的语言年代学方法，也只能够得出这样的不尽符合语言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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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研究，印度次大陆的土著是被从北方来的达罗毗荼人赶入偏僻丛林的说南亚蒙达等语言的原始居民，后来达罗毗荼人又被从伊朗高原来的雅利安人向南方驱赶。
[2]张余善编著《中国人口地理》，商务印书馆1997年。
李葆嘉论东亚南洋语言历史文化圈假说（三）
论东亚南洋语言历史文化圈假说（三）
李葆嘉
三、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变迁鸟瞰
距今7000年前，在中国境内大致形成的新石器时代三大考古文化体系格局，奠定了这以后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创造者都是蒙古利亚人种，所说的太古夷越语、太古氐羌语、太古胡狄语就是现代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内诸语言的祖先。
（一）现代阿尔泰语是太古胡狄语的后裔
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持久冲突和交融中，除了进入中原的阿尔泰人融入华夏汉族而换用了汉语和迁徙中亚和欧洲的以外，留居大漠南北的阿尔泰人，则保留着原始胡狄语的粘着结构、SOV和NA语序以及语音和谐的特点。
粘着型的朝鲜语的系属比较模糊。处于朝鲜半岛的朝鲜语其基层为原始夷越语，基本词汇与南岛语同源[1]。从文化底层来说，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江淮平原等，在远古同属水耕文化系统，所说语言是原始夷越语。从文化接触来说，一方面，战国后期的燕国和秦朝先后控制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西汉初燕人卫满率领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以燕、齐移民为基础建立了政权，扬雄《方言》收录了朝鲜语词，辽东—朝鲜半岛文化受到中原强势华夏汉文化的持续影响；另一方面，辽东—朝鲜半岛的北面是阿尔泰肃慎、乌桓、鲜卑等的游牧世界，从商周时代，朝鲜语可能就受到阿尔泰语的影响。由于文化接触，由此形成了以原始南岛语为底层，以阿尔泰语为表层，又向汉语大量借词的后代朝鲜语。在语言谱系研究中，以往的一些学者之所以主张将朝鲜语划入阿尔泰语系，其主要依据就是只看到朝鲜语和阿尔泰语的语言类型的一致性，而不了解朝鲜语的底层语言也是粘着型。朝鲜语即使归入阿尔泰语，也是形单影只，在N·鲍培的阿尔泰语关系图中与“楚瓦什—突厥—蒙古—通古斯—满洲统一体”不相联系[1]。因此朝鲜语是一种历史混合语，可以看作南岛语和阿尔泰语的中间类型。
（二）现代藏缅语是太古氐羌语的后裔
参照雅洪托夫的研究，原始华夏语、藏缅语和喜马拉雅语从太古氐羌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是公元前25或35世纪（炎黄时代）。卡伦语分化出来的时间在稍晚，约在公元前20到25世纪之间（五帝时代）。藏缅语在公元前20到10世纪（夏商时代）开始分化出各独立语支。缅语从彝语支中独立出来是在4世纪或6世纪（东晋南北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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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安其《论朝鲜语中的南岛语基本成分》，《民族语文》1994年第1期。
在原始氐羌语的子语中，有些(如嘉戎语)还有着丰富的粘着词缀，有些已经不多。现代藏语中粘着词缀还不少，动词的时态都用词缀表示。藏语还存在着被认为可能是后起的屈折方式，由此使藏语的语言类型表现为粘着→屈折→孤立的历史演变趋势。河野和桥本万太郎所说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大有关联，然而在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主要是指现代藏语的粘着结构、SOV型及NA 、AN的并用。词汇方面藏语和汉语大有关联，是因为源于氐羌的姜周使华夏汉语“氐羌化”； 藏语的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并非受阿尔泰语影响所致，而是原始氐羌语即粘着型而藏语保留着古老的句法结构。进一步向远古追溯至距今一万年前，原始氐羌语应和原始阿尔泰语具有亲缘关系。
（三）现代南岛语是太古夷越语的后裔
南岛语系的分布区域相当辽阔，北起台湾，南到新西兰，东到南美洲以西的复活节岛，西到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岛。与世界上其他语系相比，南岛语系的数目较多，约有九百多种。中国台湾就有二十几种南岛语言。白保罗、欧德里古尔都推断南岛语源于中国大陆，从大陆出发南迁的居民将南岛诸语言流播到南太平洋群岛，马来—玻里尼西亚语和亚细亚—马来人的发源地应该到台湾和海南岛之间的中国大陆的华南去找。如果不是美国学者戴恩（Daien）以萨丕尔（1916）的“任何一群亲属语言的最早居民的故乡是现有多种语言的地区”的假设为前提，提出马来—玻里尼西亚语起源于美拉尼西亚的假说，那么“南岛语源于中国大陆”的观点应是公认的了。麦尔多克（Mekdok）认为，应当放弃在南岛语言和东南亚其他语系如台语、加岱语之间寻找亲属关系的尝试，中国南部——台语、加岱语的可能故乡——距离美拉尼西亚太远[2]。也许，麦尔多克根本没有注意到，南岛语东到复活节岛、西至马达加斯加的分布状况，表明南岛居民是非常善于海上迁徙的民族。而在从南美西岸的太平洋到东非东岸的印度洋的广大区域中，中国南部正处于中部位置。
1984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白乐思（Robert Blust）根据语言分类法推论：南岛民族的故乡就在台湾。台湾语言学家李壬癸，推阐依据语言古生物学提出的南岛民族的扩散中心在台湾中南部假说[3]。除此之外，台湾南岛语扩散中心的这一假说的证据还有语言学原理和考古学证据。越早分裂的语言，彼此之间的差异越大；越晚分裂的语言，彼此之间的差异越小。越早分裂的语言，距离起源地越近，越晚分裂的语言，距离祖居地越远。其他南岛语区的纷歧性普遍不及台湾地区。南岛语区的其他考古文化遗址年代，都没有台湾发现的距今大约6000年的大坌坑考古文化古老。如果依据台湾考古文化推断南岛居民在6000年前就定居在此，那么6000年前的南岛居民的前身又从哪里来？这仍然需要用语言学方法，找出与南岛语言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以及语主更早期的居住地域。比较可靠的证据显示，南岛语和南亚语很可能具有亲属关系，它们的共同起源地应是在亚洲东南部一带，台湾只不过是南岛居民迁徙的一个中转站。据白乐思推测，共同起源地大概在距今大约8000年以前的缅甸北部。凌纯声认为南岛居民原居住在长江流域，尤其以左洞庭而右彭蠡为中心区域。最早见于中国古史者名为“九黎”、“三苗”，其后在西南曰“百濮”，在东南为“百越”。从考古学材料来看，古代中南半岛及东亚太平洋区域文化与中国南方的濮僚和百越民族具有密切的关系，与荆楚文化亦有关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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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李增祥《突厥语概论》，28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2]详见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中的地位》。
[3]李壬癸《台湾南岛语言的重要性》，台湾《汉学研究通讯》，1996年58期。
[4]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虽然，南岛语专家李壬癸不赞同沙加尔的汉语与南岛语同源说，但是，这一假说仍然得到了许多语言学家的首肯。因为汉南同源说不但有着欧洲语言学家探讨东方历史语言学的学术渊源，而且有着6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文化史家对于太平洋岛屿文化和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文化史前关系研究的学术背景。美国俄勒冈州大学人类学家杨江，根据语言文化、建筑风格、人种遗传、社团组织和宗教信仰的相似性以及文化习俗的共同性等方面的证据，提出越国人后代文化或“百越文化”与马来—玻里尼西亚文化有着远古时代的悠久联系[1]。早在6000年前，马来—玻里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开始了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出发的长途迁移活动。途经台湾、海南岛、中南半岛，向南行进穿越菲律宾到达印尼。尔后一路向西，最远到达非洲东部的马达加斯加岛；另一路向东，到达南太平洋群岛和夏威夷、伊斯特岛。杨江甚至给出了一份东迁时间与到达地点的年代表：距今6000年，到达中国东南部和台湾；……距今4000年，到达密克罗尼西亚……距今1400年，到达夏威夷。除了部分人与当地土著巴布亚人混合之外，他们到达的都是荒无人烟的岛屿。一方面，他们上岛时带来了不少原先饲养的动物以及原产于东南亚的椰子、野芋等植物；另一方面，没有和其他文化的产生影响和出现冲突，因此保持着源于大陆东南部的文化习俗。
依据白保罗加岱联盟的假说，台语是留在大陆的一支远古南岛语的后裔。拉古勃里（T.Lakubeli）试图用台语的起源来解释汉语和台语中的相似性，他把台语的形成说成是南部诸孟语言和北部诸语言——汉语和其他语言的混合。按照他的研究，这一混合过程的结果就是台语词汇中包含了三分之一的汉语词汇，并且接受了汉语的单音节性和声调系统。研究泰国中部语言的史莱格（shlegel）也持有同样的意见。罗美珍和倪大白的意见与之相仿，只不过将语言混合改为语言换用，将底层语言诸孟语言改为马来语。苏俄莫列夫（L.H.Molev）提出，不排除汉语和台语起源于统一原始语言的可能性[2]。根据雅洪托夫研究，汉语和台语的共同词汇数量相当多，但是见于斯瓦迪斯基本词表的却较少，修正表中完全没有，这些词汇都是较晚的汉语借词。雅洪托夫认为，可以用黎语作为佐证，它明显与台语具有亲属关系，但几乎完全没有来自汉语的借词，由此否认了台语通常被认为是汉语亲属语言的普遍看法。
粘着型的日本语系属一直比较模糊。在漫长的冰河时代，日本列岛和大陆相连。1949年，在群马县发现了岩宿旧石器文化遗址，表明日本列岛当时已有居民居住。分布在日本北方诸岛的阿伊努人，人类学家认为是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和赤道人种澳大利亚支系之间的混合类型。但阿伊努人也许并非分化后的南亚类型和赤道人种澳大利亚支系的后起混合类型，反而更可能是南亚类型和澳大利亚支系未分化前的原始太平洋人种或旧蒙古利亚人种的后裔。
日本大和语，西方学者拉姆斯太特认为和高丽语和阿尔泰语近似，但松本广信在《日本语和南亚语比较词汇的研究》（1928）中认为，日本语和太平洋群岛的马来语和支那语关系密切。二者的分歧隐含着日本人是来源于北方的高丽人，还是来源于南方的马来人的推测。日本人源于高丽人还是马来人这二者并没有本质的矛盾，因为这二者都源于太古夷越人或原始南岛人。根据日本绳纹考古文化遗址都在北方，可以推断大和远祖是从北方即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列岛的，然而他们并非是原始阿尔泰人，而是原先居住在大陆东南沿海的原始夷越人（南岛人北支）的根在长江以南地区。日本早期居民的这一迁徙路线，和大陆水稻传入日本的路线（江淮—山东—辽东—朝鲜—日本）相一致。至于日本语和南亚语（实指南岛印尼语族）的相似性，是因为说这种语言的马来人也是从长江以南地区再南迁印尼—马来海岛的。大和人的远祖，除了是从北路迁入日本列岛的原始夷越人，并不排除稍晚时期部分原始马来人从南路经台湾、琉球而后进入日本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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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杨江《马来—玻利尼西亚与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关系》（吕凡译），《浙江学刊》1991年第1期。
[2]详见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中的地位》。
除了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移民，从夏商到周秦，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仍然陆续迁入日本。倭人“男子无大小皆鲸面而文身，闻其旧语，自谓泰伯之后”（《魏略》），其俗近江南吴越，又自称先周泰伯之后，当是在周代从江南由海路迁入。公元前三世纪，日本进入弥生文化时代，据一些学者考证与秦人徐福东渡带来新的周秦文明密切相关。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赐日本“汉倭奴国王”金印。五世纪前后日本使用汉字。中古期，先后派遣隋使、遣唐使及大批留学生和僧人来大陆，摄取中国文化。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适合记录日本语言的假名，平安文化时代形成了民间假名文化和官方汉字文化的双层结构。2000年来，日本语虽然在语音结构和词汇系统方面深受到汉语的巨大影响，但是语言结构的粘着类型却没有改变。无论从原始大和居民来源还是语言类型，日本语当源于原始南岛语，为太古夷越语的一支后裔。也许正是列岛居民来源的南北交融性和历史层次性，才致使日本语具有与其他南岛语后裔不尽相同的特殊性，因此一些日本学者主张日本语为混合语说。
（四）现代南亚语是太古夷越语的旁系后裔
根据白保罗的澳泰语系说，南亚语和南岛语皆源于原始南方语，分化的时间估计在新石器时期早期。现代南亚语的词音结构通常表现为一个主要音节，有时前面可再加一个次要音节。前缀和中缀比较普遍，但后缀不普遍。尽管现代南亚语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是词序，但可以推定原始南亚语是粘着语。不可否认，南亚语从粘着型向孤立型过渡，华夏汉语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素。
作为古代苗蛮后裔的苗瑶族，秦汉魏晋居住在洞庭湖流域。南亚人最初的居住地在云贵以南，也许是在南岛人向东南迁徙以后，他们才从南部进入长江中游这一带。随着永嘉之难以后中原居民的大批迁来，苗瑶族迁往湘西和云南。根据雅洪托夫研究，苗语从瑶语中分化的时间是公元4世纪或10世纪，恰巧与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和黄巢起义所引发的中原居民南迁浪潮相吻合。在苗瑶语中，可以找到很多与孟高棉语共同的词汇以及少量的与台语共同的词汇。显然苗瑶语属于南亚语系，在语系内部最接近孟高棉语。苗瑶语中与汉语对应的词，多半是晚近即永嘉之乱以后的借词。
系属比较模糊的越南语，和汉语的语言类型一样。雅洪托夫认为，越南语中有很多来自汉语的词，见于斯瓦迪斯基本词表的有13个，无疑这是较晚的汉语借词。越南与同台语关系复杂，越南语和台语相同的词有些是台语借词，但有些或与台语和孟高棉语，或与台语和印尼语分别具有对应关系。越南与台语的对应词见于斯瓦迪斯词表的有30多个，其中19个与孟高棉语或印尼语具有一致性。关于越南语的原语有两种假说：一是百越语说，一是南亚语（孟高棉语）说。前者如马伯乐的《越南语历史语音学研究》（1912），由于对越南语的单音节和声调有着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于他尽管面对越南语中占优势的孟高棉语基本词汇成分，还是假设了越南语和侗台语的发生学关系。后者如白保罗（1942），他认为越南语作为孟高棉语群最东北的一个成员具有特殊的地位，越南语和孟高棉语系的关系正像台语和印尼语一样。由于汉语的影响，越南语和台语的词音结构大量简化，失去构形词缀，形成完整的声调系统。鉴于台语的词根在越南语里不是无足轻重的，这些变化必须归因于台语的影响。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基本词根还是孟高棉语来源而不是台语来源。根据白保罗对台语的分析，可以类推出孟—高棉—越南语具有发生学上的关系。
越南北部居民，在秦汉典籍中称之为“南越”。秦兵的南征和建立象郡、南越王赵佗的统治、西汉的建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都对越南的语言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欧德里古尔所认为的汉语对台语和越南语的最大影响的公元3到6世纪[1]，正是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居民的大规模南迁时期。939年，交州人驱逐南汉而吴权称王，越南从此成为独立国家政权，但是汉文化的影响并没有中断。这种持续的影响无疑是促使越南语，包括台语，类型孤立化的根本动因。根据雅洪托夫研究的结果，越南与同台语的对应词30多个，其中有19个与孟高棉语或印尼语具有一致性，也许可以这样解释：越南西南部的源语是南亚语，越南东北部的源语是百越语（或百越人南迁后所占据的原先南亚语区），越南语是西南部南亚语和东北部百越语（台语）的历史混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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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中的地位》。
四、华夏汉语和周边语言同源异流现象阐释
美国学者罗杰瑞和梅祖麟在《古代华南的南亚语》[1]一文中提出，一些不见于早期汉语甲金文记录的词语是源于原始南亚语或澳泰语的借词。通过汉语的“牙”*Nra（上古）、*Na（中古）、ia（现代），与越南语“象牙” NA 和原始孟高棉语* No、*la，以及原始台语“獠牙” *Na的比较，罗杰瑞认为这是来源于原始南亚语的借词。确定为汉语借自原始南亚语的理由是：1．最早的甲骨文献中记录的是“齿”，其词义包含臼齿、动物獠牙、长牙和象牙。2．“牙”比“齿”晚出。3．安阳殷墟曾发现象的遗骨，表明北中国有过大象，但在商周时象牙稀少且珍贵，主要是从长江中下游的越人地区进贡，如《诗经》：“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
这一结论颇有可以商之处。首先，依据某汉字不见于甲金文，就判断为当时语言中没有这个词的前提不能成立。假使如此，那么依据出土甲骨文所见5000多个字符，就会推出商人语言只有5000多个词语的荒唐结论。其次，根据《说文》“牙，象上下相错之形”，其形如臼齿相磨之状；根据段注“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前当唇者称齿，后在辅者称牙”，可见“牙”并非取象于象牙之形，“牙”指象牙是引申义。再次，因为不存在可与甲骨文比较的越南语等古代文献，因此无法证明是越南人等最先使用 * NA 这个词来专指象牙。根据泗洪的考古发现，距今5万年的淮河流域生活着菱齿象，根据殷墟发现的大象遗骨，表明中原地区也有过大象，即使商周时来自淮夷的象牙稀少且珍贵，即使原始南亚—南岛人可能最先使用 * NA 这个词来专指象牙，也没有理由认为这就是借词，因为原始华夏族的族源包括古代黄淮一带的夷越人，由东向西推进的、导源于青莲冈考古文化系统的龙山文化就是原始夷越人创造的文化，殷商人就是西进中原的夷越人的一支，在原始华夏语中存在原始南亚—南岛人后裔语言中的词语并不奇怪。当然，如果仅仅从姜周时代的语言层面考察，可以认为 * NA是殷商时代语词的承袭，但这一论断包涵着华夏语仅起源于藏缅语的预设。同样，在闻宥和张永言的文章中[2]，也列举出一些见于汉语书面语稍晚而存在于现代南岛—南亚语言中的对应词，并且将这些语词判定为上古汉语中早已完全“归化”的外来语成分。如“贝”，泰语 beer；占语、吉蔑语bier；马来语 bia等。商人文化源于东部沿海的海岱文化，“货贝而宝龟”，以贝为装饰和货币，没有理由认定“贝”壳动物不是商人祖先原始夷越族的生态环境中的常见生物，而一定是舶来品。
依据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和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无论是侗台—苗瑶语，还是华夏汉语，其语言文化的动脉中都流动着太古夷越语的古老血液。如果这些词确实非常古老，也只能够是太古夷越语的后裔所共有的，即是华夏汉语从“远祖”语言那里继承下来的固有词，而并非是从“弟兄”语言那里借来的外来词。之所以这些中外学者，将见于现在南方民族语而在汉语文献中“晚出” 的词，不见于甲骨文而见于先秦时代并不晚，确定为上古汉语中的外来语成分或归化词，就是因为他们首先预设了建立在谱系树模式基础上的“汉语仅与藏缅语同源”或“殷商人也是藏缅人”，而与南岛—南亚语没有同源关系的前提。然而，如果立足于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就可以改换一种新的思路，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一直认为，预设前提决定了材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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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Jerry Norrman & Tsu-Lin Mei: The Austro 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Reprinted from Monument Serica,vol.32,1976.
[2] 闻宥《语源丛考·鸭鸥鹜三词次第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张永言《汉语外来词杂谈》,《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2期；《语源探索三例》《中国语言学报》，1988年第3期。
如果从语言史观追溯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史观，之所以认定中国北部语言曾经向南亚语言借词，是因为首先预设了史前南亚文明可能曾高于黄河—长江流域文明。1966年以来，在泰国北部班清（Ban-Chiang）墓地考古文化的发掘过程中，尽管有一些美国考古学家通过测定死者骨骼周围的木片，推断套在人体手腕骨骼上的青铜手镯是距今6000年的青铜器物，以致出现了青铜文明的发源地是两河流域还是泰国北部的质疑。但是，后来对骨骼直接测定的年代结果却是在公元前300—50年之间，因此青铜手镯的年代，远远在商代青铜文明之后。尽管泰国北部盛产冶炼青铜的锡，但根据文化传播的理论，泰国北部后起的青铜文明可能源于更早的中原青铜文明，而不可能相反。
由此可见，依据汉语与南岛语发生学关系的证明，依据史前考古文化表明当时最高的夷越文明发源于江淮，并且溯黄河而上混合形成原始华夏文明共同体，而大陆居民向中国南部沿海以致南洋岛屿的迁徙在远古时期就开始了的考古文化学证据，“汉语仅仅与藏缅语同源论”就不能够成立。因此白保罗在一系列文章中，试图采取南方语言文化向北方中原传播的思路来建立新石器时期以来的大陆语言演变的模式的设想[1]，与东亚—南洋的文化史实和语言史实不相符合，马提索夫由此推定早期台语对汉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的观点也同样不能够成立。归根结底，为欧洲学术界至尽仍引以自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其主要贡献——谱系树理论，只是欧洲语言学家根据印欧语言材料和古代经济生产方式所建立的一种语言文化演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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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K. Benedict：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1942；
Early Chinese Borrowings, 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早期汉语借词》），1976.又 J. A. Matisoff的观点见《马提索夫教授谈历史语言学和汉藏系语言的研究》，《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徐通锵整理)，《语言学论丛》第13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
原文刊载于李葆嘉《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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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0-6 1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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