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

湘里妹子

来源：http://ling.ccnu.edu.cn/yy/article.asp

摘要:本文通过对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语言结构主义的历史逻辑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主义结构人类学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索绪尔的观点与语言学结构主义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索绪尔在语言学中虽然没有使用“结构”一词,但他对抽象的语言系统结构的强调,对后来的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20世纪中期在欧洲兴起的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1〕它缘起于世纪之初法国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理论,经由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的“布拉格学派”,最后在60年代的法国获得了空前的胜利。结构主义一反传统西方的主体中心说,在个人主体之外的语言结构系统中建立了祛主体性的全新语境。多斯曾评论道:“结构主义是对西方历史上一个特定时刻的抗争与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它表达了自我仇恨,表达了对传统西方文化的拒绝”。〔2〕这里所说的自我仇恨是指结构主义对笛卡尔以来一切主体哲学的贬谪和拒斥。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学术思潮。

一、索绪尔:能指与所指

说到结构主义,布洛克曼曾经形象地使用过一个空间上的逻辑关系,即“莫斯科(圣彼得堡)—布拉格—巴黎”。这也是语言学结构主义历史发生学的真实历史逻辑。当然,我们在此不可能完整地再现这一思想历史进程,只是选择其中的一些重要环节,特别是与拉康后来截取并用之于座架弗洛伊德的重要思想规定。

从时间上看,第一个要说到的人物一定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关系论。〔3〕我也认为,这是对拉康中晚期语言精神分析思想影响最大的东西。
索绪尔论说语言,起于他界划语言(ｌａｎｇｕｅ/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和言语(ｐａｒｏｌｅ
ｓｐｅｅｃｈ)活动的异质性。用他自己的标注,叫“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4〕语言是一种准则,是言语活动的一个主要部分,可是相对而言,言语是属于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存在范畴,它的性质更复杂,横贯于个人与社会、物理与心理多重领域。巴特认为,扩展的言语就是后来在后现代语境中受到焦点式关注的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5〕而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总体或“一个分类的原则”。索绪尔正是由此标举出自己独特的共时性语言学研究语境。这就像汉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和准则,可是中国人的言语活动则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标准普通话语到任何一种地方方言(如广东话和闽南语),会有极大的差异性。

索绪尔说,将语言从复杂的言语活动分离出来,就要从在个人行为中建构言语的交谈出发,交谈一定是两个以上的对话行为。这是一种循环式的社会事实。起点是言说者头脑中的一个事件,即“概念的意识事实是跟用来表达它们的语言符号的表象或音响形象联结在一起的”。〔6〕比如我们想说拉康的他者思想,首先在我们的头脑中,拉康关于他者概念的意义与汉字中的“他者”形象和发音是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在我们头脑中的心理现象,然后我们将这个词说出来,这个发声则已经转换为一个生理现象,而当这个发声传递到听者的耳中,就成了一个物理现象。可是,只有当听者能够听懂这个“他者”的汉字,这才构成一个言说的“社会事实”。如果言说者的发音是英语的“ｏｔｈｅｒ”,而听者固然听到发音而却不懂其意,这并不构成索绪尔所说的循环的言说的社会事实。所以,被索绪尔称之为社会事实的是如下一种经过无意识的“社会晶化”了的现象,即个人言说交谈中,每个人都在复制作为“平均数”的符号关系。这个语言结构化的无意识性,正是拉康在论说大写的他者时所关心和强化的东西。

假若言语是一种“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其中那种社会晶化了的符号关系则是社会性的语言。“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它是使一个人能够了解和被人了解的全部语言习惯”。〔7〕异质性的言语形成同质性的语言符号系统,后者是一种个人之外的有着确定对象的符号关系。索绪尔强调说,在语言中,“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这就是索绪尔那著名的所指与能指相结合的意指(ｓｉｇｎ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理论。

索绪尔说过,“语言是组织在物质中的思想”。〔8〕可在他看来,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对应它的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9〕这是一个重要的界定,语言不是反映论中指认的对象(实存)与其直接表象的关系,而是概念(存在=本质)与指认这一意义的示符———音响形象的关系。这是说,语言本身是一种关系,但它并不直接指称对象,而是语言自身的一种关系。拉康后来接受了这个观点。他特意说明,这个音响形象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这种声音和形象的“心理印迹”。所以,“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索绪尔说:“我们建议保留用记号(ｓｉｇｎｅ
ｓｉｇｎ)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ｓｉｇｎｉｆｉ啨/ｓｉｇｎｉ
ｆｉｅｄ)和能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10〕巴特说,索绪尔的记号区别于信号(ｓｉｎ
ｇａｌ)、指号(ｉｎｄｉｃｅ)、象征性的符号(ｓｙｍｂｏｌｅ),特指一种非象征意义上的任意的记号。而能指和所指这一对范畴,也是在他对形式(ｆｏｒｍｅ)和观念(ｉｄｅｅ)、形象(ｉｍａｇｅ)和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等关系性规定的比较中精选出来的。〔11〕而这是两个最难理解的范畴。我们必须在索绪尔的这个原初语境中做较为深入的解读。依索绪尔的说明,所指,是在语言符码中那个被表示、被指认的成分。请一定注意,这个成分不是实在的事物或对象,而是作为一定对象本质的观念意义。“所指不是‘一桩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表象”。〔12〕所以有人以“符码受指”或者“指符”来直译此词。能指,则是用来表示、标识一定观念意义的意符成分,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种由音响形象构成的指代符,所以也有人用“符码施指”或“符旨”来直译这个词。巴特说,“能指是一种中介物,它必须有一种质料”,声音与形象、物品与书写物都是能指的内质。〔13〕最重要的是,“索绪尔的记号只关心所指(概念)与能指(声音意象)之间的关系,从而把指涉物一脚踢到了门外”。〔14〕

我们一定要注意,所指和能指不是两个独立的东西,而是同一语言记号的两面。比如汉字中的“人”这个字符,其中书写下来的一撇一捺的“人”和汉语发音中“ｒｅｎ”就是“人”的能指或施指,而“人”所意指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的意义观念,则是“人”的所指或受指。所有的语言符号都会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不准确地说,这有一点像是记号的外部形式和它的意义内容的关系。巴特就曾说:“能指构成表达面,所指构成内容面。”〔15〕在另一处,索绪尔甚至说,语言就像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绝没有对所指和能指进行等级划分。而后来的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则将能指变成了象征关系中骑在所指之上的君王。

其实,这种记号并不仅仅存在于语言之中,我们生活中还有大量非语言的记号,如图画和象征性的事物。斯特罗克就曾经举过一个这方面的生动例子:

如果花儿还只是在静悄悄地开着,我们就无法把它当成一种记号,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已经呈现出来并将它变成一种记号。但如果对于文化来说,花儿可以并且常常被用作一种记号:比如把它扎成花环,作丧事之用等。在这种情况下,花环就是一种能指,用我们的话来说,它的所指就是“慰藉”。

同时,在索绪尔那里,所指与能指的关系首先为一种任意性。多斯认为,索绪尔这种观点来源于柏拉图《克勒泰勒斯篇》中赫莫杰尼斯与克勒泰勒斯的对话。在那里,前者就明确提出,词语是任意给各种事物的。〔17〕他说,“姐妹”的观念在法语中,与用来做它的能指的ｓ-
-ｒ(ｓｏｅｕｒ)这串声音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它完全可以用其它词语来表示。在这里,索绪尔还专门批评象征符号说,记号(ｓｉｇｎ)不等于符号(ｓｙｍｂｏｌｅ)特别是将能指与象征联结起来的认识,因为在他看来,象征恰恰不是任意的,不是空洞的意符,象征正好是有内在关联的指称。〔18〕这里索绪尔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化不居的。

也是在这里,索绪尔关于语言记号关系任意性的观点必然会引出一种质疑,如果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并且不与对象直接相关,那么,它们如何建构具有真实内容的意指作用?其实,这恰好引导出索绪尔语言结构主义的正面逻辑,即任何语言概念关系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只能依存于与符号结构总体的特定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内含着复杂结构的功能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为此他提出了“音链”和“语链”的概念。这是后来拉康能指链的逻辑导引。任何一种语言中的概念符号都是任意的、暂时的,因为它们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更。所以,没有基本内核的记号就必然只是一种共时性的关系存在,它们只能在一定的时间中通过与其他符码的差异性关系确定自己的存在。也由此,索绪尔说,语言系统中的概念都不是预先规定的观念,而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我们说价值与概念相当,言外之意是指后者纯粹是表示差异的,它们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它们的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19〕

索绪尔说过,对于符码来说,“没有正面的规定,只有差别”。因为任何一种能指和所指任意构成的意符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它只能在一种语言的系统总体或“格式塔整体”(Ｇｅｓｔａｌｔｅｉｎｈｅｉｔ)中获得它的异质规定性。在这一点上,索绪尔倒真是接近马克思、海德格尔的“关系本体论”。在此,我们当然可以想起马克思那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他“全部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海德格尔那种只能“在世之中的”此在。这也就是说,一个概念并没有它什么“初始的意义”,“它不过是由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的关系决定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意义就不会存在”。由此,索绪尔很深地拒斥了传统语言学中的要素中心说和“以词为中心的语言观”,即语音论,而走向强调总体关系的音位说。所以,索绪尔有一句口号式的言论:“从总体来考虑符号”。〔20〕并且,这个至关重要的总体结构恰恰是我们无法直观的东西。捕捉一种抽象的语言系统结构,正是后来结构主义理论逻辑中最关键的思想本质。这个作为总体性出现的语言结构正是拉康的大写的他者之原型。
还需要最后提一下的是,索绪尔并没有使用“结构”一词,“结构主义”这个命名是后来的雅各布森认证的。

二、语言结构主义的历史逻辑

1913年,索绪尔与世长辞,恰巧这个年份也是当代思想史上讲述语言结构主义故事开始的时段。这里的第一批人物是20世纪初(1915-1930)云集莫斯科的一群文学理论家,他们的名号为“形式主义”。〔21〕有意思的是,这一学术思潮的名称并非自指而是起于对手带有贬义的批评。〔22〕其中,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是其主要代表,二人分别统领了圣彼得堡的“诗歌语言理论研究会”(1914年成立)和莫斯科的“语言学研究小组”(1915年成立)。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新的学术思潮也缘起于艺术。雅各布森就说,“我是在一群画家中长大的”。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毕加索、乔伊斯和斯特拉文斯基,以及象征主义、未来派特别是立体主义等美学艺术运动。显然,从学术内里层面上看,索绪尔的日内瓦语言学派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向性观念在更深的方面影响了形式主义。

与前面我们看到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一样,形式主义的艺术家们不满于当时在文学艺术领域居统治地位的声称“反映现实”的实证主义和现实主义,拒绝将文学艺术视为外部现实(客观内容)的简单镜像,他们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在传统艺术的形式和内
容关系上,他们更看重形式。

因为作为客观现实的“内容本身什么也不是,重要的只是用法”。〔23〕于是,他们声称要“从传统的形式类比中解脱出来,从形式作为外壳、作为可以倾倒液体(内容)的容器的概念中解脱出来”。〔24〕形式,在这里已经深化为一种导致艺术发生的变形和突显程序。这又暗合了索绪尔的一句话:“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这里的形式其实正是后来那个关键性的结构概念的雏形。而这种变形的程序就是所谓陌生化。
什克洛夫斯基最早提出了所谓“陌生化”(ｏｓ
ｔｒａｎｅｎｉｅ)的观点。〔25〕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手法(形式),在形式主义者看来,它却表征了艺术的本质,即通过“增加感觉难度和感觉时间的困难形式的手法”,以达到一种“破坏感觉自动性”的效果。〔26〕什么叫“感觉自动性”,这其实就是感觉在日常生活中的麻木性。在这种麻木的感觉自动中,“一个事物处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它,但是我们不再去看它。因此,我们就这一事物无话可说”。这种状态的实际结果就是人在日常生活中,丧失了任何新鲜感和生命激情。而在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比如托尔斯泰的小说里,感觉自动化被解构,我们仿佛都是“第一次看到”各种过去熟知的事物,在一种完全陌生化的艺术情境中,人与物都重新散发出神性的光芒。依从这种理论逻辑,艺术的本质就是反现实的。这倒直接暗合了超现实主义。

雅各布森1920年移居捷克,并按照莫斯科语言学研究小组的模式于1926年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学会,形成了著名的布拉格学派。也是此时,雅各布森读到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并且开始认真精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1935年,雅各布森他们开始使用“结构主义”名称。1928年,发源于索绪尔的日内瓦语言学派和布拉格学派共同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语言学大会。在那里,第一个以结构与功能为核心的语言学纲领出笼了。〔27〕在这个纲领性文件中,语言第一次被表述为一种自足的功能系统。原来那种在特定艺术形式(诗歌和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主体能动性,现在已经蜕变成言说主体一种特定的“意向性”的重构,语言成了一种功能性方法的、有着自身内在结构的系统。

首先,索绪尔的如下原则得到认可,语言是一种以非象征性的记号为核心的符号学的事实。作品的记号性解构了反映论的映像模式,所以,语言只有作为一个总体才能成立。于是,第二个重要原则必然是语言是一个关系性的功能结构,“它的各个要素只能在此统一的框架内才能理解”。霍克斯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结构主义就像一种Ｘ射线,“它透过表面上独立存在的具体对象,透过‘以要素为中心的’(或‘语音的’)世界,来探究‘关系的’(或‘音位的’)”。〔28〕第三个原则,是主体的空心化(或者叫祛主体中心化)。由于任何言说、思想和文本都将是一定语言结构功能作用的结果,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主体都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定文本上下文结构———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或对话者之间共同建构的语义场。这一点,明显受到了承袭海德格尔关系存在论的艾伯奈尔和布伯等人的所谓“对话哲学”的影响。并且,这里的结构主义思想是拉康语言精神分析的重要学术资源。拉康后来的能指链和伪主体等观念均得益于此。

在此,我们还要专门交待一下雅各布森对诗学象征结构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隐喻与转喻的关系。雅各布森的这一论点上承索绪尔,后者在讨论语言的共时性结构中提出过词语建构的“水平”(组合)与“垂直”(选择)关系。1956年,雅各布森发表了《语言的两个方面和失语症的两种类型》一文。他在研究失语症的两种“组合错乱”(“相似性错乱”和“邻近性错乱”)时,发现这种精神病症与诗学中的两种修辞手法同构,即隐喻与转喻密切相关。这两种修辞中,都是针对一个事物提出另一个事物,而二者是“等值”(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的。比如隐喻中“日野轿车箭一般驰过”,“轿车”与“箭”的等值是以事物比喻代词之间的相似性类比为基础的;而在转喻中“克林姆林宫正重新考虑与德国的关系”,特定的建筑物与俄国总统的等值则是事物与它邻近的代码(总统的住所)联结为基础的。再借用索绪尔的话来说,隐喻的本质是联想式的“垂直关系”,而转喻的本质则是横向接合的“水平关系”。这二者的关系也是语言结构的共时性关系与历时性关系。拉康与雅各布森与1950年成了挚友,后者的思想直接影响到拉康。拉康后来将这一重要的象征性修辞结构与弗洛伊德释梦逻辑中的压缩和移置链接起来了。霍克斯说,正是雅各布森的这一对表达范式为拉康哲学提供了重要逻辑构件:“隐喻的概念说明了症候概念(一个能指被另一个有关联的能指所替代),转喻的概念则讲清楚了欲望的起源(通过能指与能指之间的组合连接,产生一种把这一过程延伸到未知领域的无限制的扩张感)”。〔29〕

结构主义的最后一站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在法国结构主义的大师行列里,有着这样一些响亮的名字:列维-斯特劳斯、巴特、阿尔都塞、克里斯多娃。拉康也已经以他自己的独特理论立于这些大师之中。因为拉康哲学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我将另文专述。当然,法国结构主义才是拉康中晚期思想建构的真正历史语境(或者叫同质性语境)。可是我的观点是,法国结构主义并非是结构主义逻辑的原发性语境,而不过是布拉格结构主义逻辑的一种区域性布展和专业侵入。结构主义逻辑最重要的理论构件已经在布拉格学派的学术平台上基本搭建起来,法国人只是接受和深化了这一理论逻辑,且又迅速解构了它。无论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还是早期巴特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这还应该包括早期福科的结构主义知识型理论和阿尔都塞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分析构架的问题式,都是将那种突显功能整体的结构主义话语具象为某一专业或研究领域的结果。〔30〕我认为,在这一理论平台上,真正属于法国现代学术界自己的东西,倒真是消解结构主义现代性本体论的革命,即德里达、后期巴特和福科等人的研究成果。

三、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主义结构

人类学不过,这里我们还是需要专门讨论一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31〕列维-斯特劳斯可能是法国学界最早与雅各布森建立紧密关系的学者之一,1941年,他在美国纽约就与在同一所学校中任教的后者成了好友,并深受其语言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多斯说,他们在那里相互听课,形成了学术上的“共生现象”。〔32〕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将结构主义引入人类学的研究,开始形成一批重要的结构人类学的成果。于是,结构主义中那种祛主体中心论的观念极强烈地影响着他。列维-斯特劳斯公开追随索绪尔,提出“主体是认识论的绊脚石”,直接否定笛卡尔式的“我思”。在关于神话的研究中,他就直接确认过“神话是匿名的”,“神话是用主体的嘴说出来的,却不让主体知道他说了什么”。〔33〕以此,证明主体存在的非法性。在列维-斯特劳斯眼里,语言结构主义的要义有四(这是他转引特鲁别兹克伊的表述):第一,将意识层面的语言现象研究转为对其“无意识底层结构”的研究;第二,词语本身不再是独立的意义实体,符号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焦点;第三,语言是一个系统;第四,语言系统的活动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

我注意到,其实他更关注的是语言结构主义中的无意识的功能性关系体,即他称之为语言学中那种“作为无意识思想过程结果的、由关系体系组成的基本的与客观的实在”。〔34〕更重要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结构主义直接引入到对社会现象本身的分析中,要建立一门研究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科学。具体说,他自己的人类学就是要揭示出“每一种制度与每一项习俗后面的无意识结构”。〔35〕显然,这里同时也有着弗洛伊德的背景。列维-斯特劳斯很早就熟读弗洛伊德的论著。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

一方面,无意识活动的各种规则一直是外在于主观感知的(我们能够意识到它们,但是把它们当作对象);然而,另一方面,正是它们规定了这一感知的各种样式。……精神生活的各种基本现象,也即制约精神生活并规定其最一般形式的各种基本现象,是处于无意识思维的层面上的。于是,无意识是我与他者之间的中间项。〔36〕

依他自己的说明,这里对弗洛伊德的引证是直接受到毛斯的影响。并且,他这里对无意识等要领的引证已经远远越出了弗洛伊德的语境。多斯说,列维-斯特劳斯的“这个纯粹形式化的空无一物的无意识,这个纯粹的容器,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颇有南辕北辙之势”。〔37〕同时,我们在此也发现了拉康的影子,即列维-斯特劳斯此处所指认的“我与他者”的关系。甚至他还区分出主我与客我,这个的“客我”即拉康后来那个“最陌生的他者”。关于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自己曾直接认可过拉康的自我和他者的“深刻”理论。〔38〕

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到马克思对他的影响。“在马克思那里,列维-斯特劳斯学到了一个原则:表层现实并不是最重要的。研究者必须建立一个模型,以超越物质表象,深入现实的根基”。〔39〕马克思是他自己指认的三个理论“亲戚”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弗洛伊德和地质学。为此,他还专门引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人们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懂得他们正在创造它”。〔40〕这是在说明一定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历史无意识。这是列维-斯特劳斯与处于精神分析学语境中的拉康的第一个共同兴趣点。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论点在前者那里是建构性的,即用来正面描述原始社会社会体制和传统习俗中象征关系;而在拉康那里,这一观点的布展则成了主体无意识能指关系的伪证性批判。

其二,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列维-斯特劳斯思想中那深深的象征主义(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这种象征主义来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的诗学和先锋美术运动。〔41〕而将象征主义运用到社会现象的解释,则是法国社会学家毛斯。〔42〕列维-斯特劳斯自己说,毛斯在1924年就开始向心理学说明社会生活是一个“象征关系的世界”。〔43〕所以,他会将毛斯称之为法国的“结构主义的精神之父”。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人与动物最关键的异质性恰恰在于二者与现实世界的不同关系,动物是沉浸于物性经验过程的,而人通过语言将现实的直接感性关系提升为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象征关系。对他来说,“社会是在它的习俗和制度中象征性地表现出社会性的”。〔44〕在对原始部落中存在的神话、图腾制度和亲属关系的研究中,列维-斯特劳斯发现在人类原始思维发展前期,当理性规则还没有居支配地位的时候,思维是一种以没有观念的“形象”,即象征性的能指来指认人类与世界和类族关系的,这是一种“未被驯化的思维”。〔45〕这种非观念化思维的核心是以形象为主的“象征系统”。他发现,在这些象征系统中,“所指是根本不存在的”。〔46〕在那时,“如果观念还没有出现的话,形象可以为观念保留未来的位置,并以否定的方式显出其轮廓”。〔47〕这里的观念即理念化的所指,而形象则是未被观念化的能指。

这也就引出第三点,即列维-斯特劳斯眼中的符号学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我发现,他一反索绪尔的观点,率先提出能指先于所指的论点。多斯评论说,列维-斯特劳斯“拿起索绪尔的记号,目的在于腾空它的所指,或者不惜代价。削减所指与能指相比时所具有的重要性”。〔48〕这是对的。列维-斯特劳斯自己说过,“各种符号要比它们所表征的更实在,能指先于并规定着”。〔49〕这是由于,在所指与能指之间总存在着某种意义过剩的不平衡,这种差异恰恰因之于“能指过剩”。

在努力理解世界的活动中,人总是掌握着一种意义过剩(他根据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研究的象征思想的法则在事物之间分配意义)。这一补充配给的分送———若是可以这样说的话———对于总的来说相互之间仍然处于互补关系(这一关系是运用象征思想的条件)的自由的能指与确定的所指来说是绝对必要的。〔50〕

这里最重要的关键词是“象征思想”与“自由的能指”。这种逻辑链接直接导致了索绪尔原本所指和能指说基本逻辑的颠覆。我以为,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拉康。二是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拉康突显能指作用的象征理论。当然,拉康的能指干脆没有给所指留下位置,而是逐放了所指,它成了能指与能指间的被锚定的意义节点。也是在这种象征性描述中,列维-斯特劳斯像雅各布森一样大量使用了隐喻和转喻的手法。

其实,不仅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影响了拉康,反过来说,拉康的思想同样影响了列维-斯特劳斯。〔51〕更何况,当时的法国思想界中,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福科和巴特曾被认作是作为结构主义的“四个火枪手”共同出场的。〔52〕其实,这里的情况会更加复杂一些。真正算得上自始自终的正统结构主义者的只是列维-斯特劳斯,福科和巴特都一度是结构主义者,而后来都成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反叛者和解构者。拉康,至多只能算是借用了结构主义的资源,在理论深层却证伪结构主义合法性的人。

最后我们必须提到,1968年以后,除去列维-斯特劳斯,“火枪手们”几乎全都反叛了结构主义。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似乎是萨特式主体性哲学的再一次复活。于是,这次“革命”被人称之为“不可一世的结构主义”的末日。在左派学生那里,无人的结构主义成为了被反讽的对象:“很显然,结构不会上街游行”!〔53〕可是,当戈德曼对拉康说,你的结构就是五月风暴上街的人们时,拉康却直接反驳道:“如果说五月发生的事件还能说明些什么,那它们说明了,正是结构走到了大街上”!〔54〕

注:〔1〕这里的结构主义主要是指语言学语境中生发出来的结构主义思潮。结构主义还有另一个发生学路径,即从复杂性科学特别是系统论和控制论中形成的结构主义思想,其典型学术代表如皮亚杰的建构主义思想。具体思想可见皮亚杰写下的《结构主义》一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关于结构主义的历史语境及其演进过程,可参见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下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目前我所读到的有关结构主义思潮最好的学术史传记。
〔2〕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上卷,序言第4页。

〔3〕索绪尔(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ｄｅＳａｕｓｓｕｒｅ1857-1913)瑞士著名语言学家。1857年,索绪尔出生于日内瓦。1875年入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1876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历史语言学。1878年发表《论印欧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一文。1880年,以《梵语中绝对所有格的用法》获博士学位。长期在巴黎和日内瓦从事语言学研究。1913年2月去世,终年56岁。代表性论著为生后由他的学生巴利(Ｂａｌｌｙ)和薛施蔼(Ｓｅｃｈｅ
ｈａｙｅ)整理出版的课堂讲演录《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

〔4〕〔6〕〔7〕〔8〕〔9〕〔10〕〔18〕〔19〕〔20〕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页、第32页、第115页、第157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4页、第163页、第167页。

〔5〕〔11〕〔12〕〔13〕〔15〕巴特:《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7页、第131页、第136页、第140页、第134页。〔14〕〔17〕〔32〕〔33〕〔37〕〔39〕〔48〕〔54〕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上卷,第65页、第59—60页、第17页、第339页、第158页、第19页、第39页、第163页。

〔16〕〔46〕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第13页。〔21〕这一文学理论思潮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语言学家维克多•埃利希首次将其介绍到西方。然而,1965年,也正是结构主义开始真正兴起的时候,托多罗夫才编译了《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这一流派立即引起了法国思想界的高度重视。
〔22〕参见:《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23〕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页。
〔24〕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25〕据说,“陌生化”一词,是什克洛夫斯基在自己的《散文论》中试图用俄语“奇怪”一词构造一个新词时,少写了一个字母而误为的,后来就将错就错地使用了。
〔26〕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27〕1929年之后,胡塞尔应邀在布拉格发表演讲,这种学术交流一直持续到胡塞尔去世。布洛克曼认为,胡塞尔的意向性构成概念为布拉格语言学派的语言结构注入了新的活力。参见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5-67页。
〔28〕〔29〕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第79—80页。

〔30〕多斯曾经将法国结构主义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科学结构主义”,其中包括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和拉康;二是“符号学的结构主义”,其中有热奈、托多罗夫和塞尔;三是“历史化或认知性结构主义”,这里有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福科、德里达和韦尔南。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上卷,序言第9页。我认为,多斯的分类是外在和牵强的。

〔31〕列维-斯特劳斯(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1908-),法国现代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生于比利时。1914年后随父母移居法国。1927年入巴黎大学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和哲学教师资格。1932年起在中学任教。1934年任巴西圣保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同时开始接触人类学文献。1936年发表第一篇人类学论文。1941年在美国初识雅各布森,并开始将结构主义引入人类学研究。1848年获博士学位。1950年任巴黎大学高等学术实验党校社会人类学室主任。1959年,任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主任。同年,入选法兰西学院。其主要学术论著为:《南比夸拉印地安人的家庭生活》(博士学位论文,1948年)和《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年)、《苦闷的热带》(1955年)、《神话的结构研究》(1955年)、《结构人类学》(1958年)、《未驯化的思维》(1962年)、《图腾主义》(1962年)和《神话学》(四卷,1964-1971年)。

〔34〕〔35〕〔43〕〔44〕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第26页、导论第5页、导论第7页。

〔36〕〔38〕参见列维-斯特劳斯为毛斯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一书所写的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导论第14-15页、导论第8页注1。

〔40〕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给出这段引文的具体出处。后来齐泽克又专门引述马克思这一表述。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译文参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马克思的原文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90-91页。

〔41〕象征主义为19世纪70年代在法国文学界兴起的一种诗学思潮。其早期代表人物有韩波、魏尔伦、马拉美等人。1886年,莫雷亚斯发表《象征主义宣言》。象征主义认为,在可感世界的深处存在着一种更为真实的世界,只有艺术家所具有的特殊的超常感知力———“通感”才能达及这种真实。在他们的眼里,世界是一个象征的总体,通感即是从象征式地通向真实的道路。后来,这种思潮又深刻地影响到音乐和美术领域。

〔42〕毛斯(ＭａｒｃｅｌＭａｕｓｓ,1872-1950),法国当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家。1872年5月10日出生于法国埃皮纳尔的一个犹太家庭。1891-1892年在法国波尔多大学学习法律。1892-1893年服兵役。1895年入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第4部和第5部学习历史与宗教。1925年创办“民族学研究所”。1931年当选法兰西学院“社会学讲座”教授,1932年当选“中世纪哲学史讲座”教授。1938年,当选高等实践研究院宗教科学部主任。1945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荣誉教授”。1950年2月11日去世。主要论著为:《宗教史论集》(1909);《民族志手册》(1947)、《社会学与人类学》(1950)。

〔45〕许多论者将列维-斯特劳斯的这本书名ｌａｐｅｎｓ啨ｅｓａｕｖａｇｅ,译成“野性的思维”,但从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的真正语境中看,他所研究的图腾制度和早期亲属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一种还没有被彻底观念化(所指化)的形象(能指)思维,所以,译成“未驯化的思想”更接近原意。参见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并参见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897年版,第249页。

〔47〕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897年版,第27页。〔49〕列维-斯特劳斯:《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导言》,参见《社会学与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50〕参见列维-斯特劳斯为毛斯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一书所写的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导论第26页。
〔51〕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52〕这是由莫利里斯•亨利所作的一幅素描。刊载于法国《文学半月刊》1967年7月1-5日,第19页。参见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下卷,第114-115页。还有一种说法是,法国结构主义的“四个火枪手”分别是拉康、福科、阿尔都塞和巴特,而列维-斯特劳斯则是他们的共同父亲。

〔53〕此语出自当时“五月风暴”中学生哲学会员大会的一项动议。相近的激进口号还有:“巴特说:结构不会上街游行。我们说:巴特也不会”!“阿尔都塞无用,阿尔都塞不是人”!参见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下卷,第158页;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