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0年,是我带的武汉大学辩论队在全国拿了冠军,然后2001年我们到了新加坡,那现在我们把话题梢梢一转,谈谈我们武汉大学的辩论赛过程。
武汉大学从93年复旦大学的那场辩论赛后,武汉大学辩论赛就像国内所有大学一样,搞的如火如荼,有声有色,尤其是学生,民间的各种社团比较多,但是没有参加什么比赛。95年上海电视台办了第一届名校邀请赛,武汉大学也在被邀请之列。当时是由周运清和李兴老师执教,带队到了上海。第一场对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可以说是一个有辩论传统的名校,当时的辩题是一个关于环境的问题,他们的立场是环境危机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我们的立场则相反,这个辩题看来好像是对武汉大学稍稍不利,但我觉得不利方面也有很多的因素可谈。那么这场比赛是武汉大学输了,第一场初赛就输了,但我们一直坚持看完了比赛,后来灰溜溜的回来了。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紧接着97年武汉大学又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专业比赛“电脑杯”,它有一个分会场设在武汉,就是华工,那我们武汉大学就参加了。第一轮比赛我们武大赢了,第二场复赛的时候就碰到了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是支很厉害的队伍。因为它有个很厉害的选手,就是从97年那场比赛脱颖而出的。到2000年参加初赛,到2001年全国没有参加决赛的人,叫“顾霖云”,是南京人,我当时没有去看,而我的学生,就是后来我们队的三辩“余磊”去看了。他回来说:“一个‘顾霖云’把我的三辩手都打败了。”所以在复赛阶段我们就输给了电子科技大学,这次比赛又输了。
这两次失败给武汉大学辩论队很大打击,从那次后大家就好像对辩论失去兴趣了,因为每战必败,出去就输。后来到了98年“蓝带杯”,“蓝带杯”是国内第一届大专辩论赛,是第一届国内的,由中央电视台选拔最高级别的比赛。当时在邀请各个学校参加时,当然就想到了武大,但当时武大受到邀请后经过学校领导商量,我们婉言拒绝了。理由是没有准备,所以“蓝带杯”我们学校就没有参加。
时间一晃就到了99年,自从97年失败后,98年我们没有参加“蓝带杯”学校还是很着急,想着还是要提高学校的辩论水平。于是在校方的支持下,学校办了个班子
,请了几位老师组成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叫“辩论艺术课专家委员会”,然后开了一门选修课,叫“辩论艺术”,由十几个老师轮流讲课,从不同角度讲自己对辩论的理解,从98年开始我们每年开一学期这样的课,热爱辩论的同学都可以选修这门课,这可以说为我校的辩论发展起了一个奠基的作用。到99年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武汉的“凌云”集团出资举办了一场辩论赛,他们与武汉教育电视台联系后,双方一拍即合,那么就由武汉教育电视台主办了一次“凌云杯”全国辩论电视邀请赛,这个邀请赛由于是在武汉举办,当然武大、华工也在被邀请之列,所以我们武大就参加了。而华工说什么也不愿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准备组建武汉大学辩论队。我记的很清楚,5月份比赛,4月初武大团委书记找到我,想我带队。我说:“让我带队可以,我对辩论也很感兴趣,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辩论赛所有事情我说了算,任何人也不能干预。”他当时也很爽快,说:“好,我们学校全力支持你,整个辩论赛从选人到训练都是你说了算。”这样我就把辩论赛的事情接下来了,接下来就是选拔队员了。首先是报名,经过一轮演讲比赛。我因为上课事多,前两轮比赛我都没参加,到第三轮一对一的辩论我在去看时,余磊,就是后来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最佳辩手。他们当时组建了一个社团,叫“大学生辩论协会”。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举行辩论赛了,但由于97年后武大一直没有参加辩论赛,他也没有机会施展才华,他听说我要出面组织这次辩论赛,但不知消息真假。那天我去看第三轮考试时,他们几个辩协的同学都没有参加报名,看到我后就问我是否真的组织这次比赛,我说是的,然后他们就当场报名参加比赛,因为辩协的学生平时经常举办辩论赛,确实技高一筹,我挑了十个队员大概有六、七个辩协的。到5月3号我们正式集中训练,我选了六个对员进行封闭训练。当时条件很艰苦,因为一切都是刚起步,我只向学校要了两间宿舍让队员们住在一起,好集中训练。
后来学校给我们拨了3间宿舍,是地下室,又阴又潮,设备非常简陋,就几张硬板床,我们就安顿下来,以后就开始训练,直到5月18号比赛。这次比赛有8个学校参加。其中有我们的老对手?中科大,还有哈工大,济南大学等。这几支队伍都参加过98年时的“蓝带杯”有很多经验,我们觉得这三支不可小瞧。我们第一轮抽签对中国地质大学,就是武汉的两支大学自相残杀,抽到的题目是“体育商业化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因为现在体育商业化是个潮流。当时学校给我们支持的力度还是比较小的,没有太大多的经费,请不起太多的体育专家,最后是通过朋友关系请了体院理论教研所的老师来给我们讲了两三次。而地大则是雄心勃勃,他们把武汉体院的理论研究所的老师教授全部请去,讲了整整一天。但我觉得我们的学生理论积累扎实,经验多,我想我们一定会赢,后来果然在比赛中我们轻轻松松地打败了地大,5:1赢了。他们主要输在没有经验。紧接着,半决赛我们对济南大学,那场比赛题目恰好是与我的专业有关的,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是对垒还是融合”。但我方立场与我平时的观点却相反,我的学术观点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格局是冲突”。而我方抽签是“融合”,我说那也不要紧,反方该说的我都知道,所以那场比赛我方一辩陈词完了以后,对方一辩就不知道该如何说了,因为他要提出的观点全被我方质疑了,封死了,所以我们非常顺利地拿下了地二场比赛。第三场我们进了决赛。而另一边的四支队伍首先是华师赢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接着是中科大对重庆大学,结果中科大胜出。
紧接着是中科大对华师,非常轻轻松松的就把华师干掉了,那场辩论赛称得上是经典之战,中科大真是死而后生,破釜沉舟,他们的辩题明显占下风,是“和平共处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华师的立场是“和平共处是可能实现的梦想。”大家想一想,一般我们讲辩论赛的辩题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般是不会出“可能”与“不可能”的辩题,因为“不可能”几乎是没法辩,只要“有一点可能性都是可能的。而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才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的国家原则也是“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是人类一种美好的前进方向,如果说它不可能,岂不是给人类当头一棒,所以当初在报到时,中科大就提出这个辩题不公正,要求重新抽签,但委会拒绝了。华师呢,是满怀获胜的信心。在比赛的时候,华师正方一辩上来陈词,都是常规性的,比如“人民的期望”、“社会的发展”等,还举了很多的事实。结果没想到反方一辩的陈词,观点非常独特,弄得华师措手不及。当时中科大是这样立论的,我一直到今天都记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要辩论,首先我们要把概念弄清楚,我们先明白什么是“和平共处”,但是和平的共处不等于和平共处,就好像华中师范大学不等于华中的师范大学,老虎不等于是老的虎,老鼠不等于是老的鼠。这确实是这样,它是个专门术语,而国家呢?国家是阶级矛盾冲突的产物,只要有国家存在一天,就不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将来呢,将来呢,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失了,也就不存在和平共处这一说法了,所以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无论国家是存在还是消失,都不可能存在和平共处。
说得很有道理吧?和平共处的确是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嘛,两个人之间不能说是和平共处。虽然我们可以借用这个词。但这不是用这个词的原意。和平共处是一个专用术语,在辩论中他们一再强调,华中师范大学能说成华中的师范大学吗?华中有很多师范大学,它们都能叫做华中师范大学吗?显然不是,华中师范大学是一个专门的术语。接着往下谈,既然和平共处是国家间的一种关系,那么国家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因此国家只要存在一天,国内就一定有各种各样的阶级矛盾。而国际上,国家都是利益集团。每个国家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既然这样,国家间一定含有利益冲突,因此只要国家间的本质存在,它们就不可能和平共处。这时华师说,那国家间在未来不是可以和平共处吗?中科大随着说到共产主义上社会,国家都消亡了,那国家间的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当国家存在时,其本质决定它们一定不可能和平共处,当国家不存在时,也就不存在国家间的关系,也就不存在和平共处。所以无论国家存不存在,它们都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我觉得这是我见到的辩论赛中最高的立论,逻辑极其严密,条理清晰。特别是这个辩题是对自己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大家都觉得中科大是输定了的。没想到他们竟能反败为胜。这的确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结果,中国科技大以5:0战胜华中师范大学。
这样我们和中国科技大学两个学校打入决赛。当时我就对我的同学说,这个学校不可小看,在当天晚上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干。首先看电视,看看他们几个辩老鼠不等于老的鼠一样,我们就用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手,尤其是四辩刘继海,他是三朝元老今年大家都看到,他仍是四辩,只不过现在有点不如当年的机智,敏感。现在的条条框框很多,年纪越大,思维可能易僵化。在当时他真的是口若悬河。他的口音带点东北话,是沈阳人。我非常喜欢这个辩手,但他有一点狂。据说他中学就搞辩论,所以我说这个辩手不可低估。因此安排了于磊和另外一个同学来压他。于磊是个快攻手,结果比赛时非常有趣,这次又是一个关于环境问题的老题目。95年周运清老师带队到上海就是环境问题输给他们;这次我们又是反方,题目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保护应优先于经济发展”。这种情况下,我们制定了适当的战略。我当时分析:他们很可能把发展经济变成经济发展,发展经济本来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发展经济是一个过程,我们提到的发展经济不是只要经济不要环境,我们是要一种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不是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是强调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不同的。经济增长只讲量不讲质,经济发展可以说既讲量又讲质,要求多方面综合发展。我们当时估计对方很可能做这个文章。对方要拿可持续发展这张牌,他们只能说发展中国家已不是象过去那种粗放式发展,不止是单纯追求数量,而是已考虑到质量考虑到环境。因此我们首先要发展经济,但他们讲的发展经济是经济发展。在估计到这一点后我对我的队员说,你们要搞清楚这一点:首先,发展经济不能转变为经济发展,即使是经济的发展也不能转变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个专用术语,就象老虎不等于老的虎,。后来果然如我们所料,所以这场比赛从头到尾一直是我们控制主动权,最后以4:1赢了。但我始终认为对方四辩是一个很优秀的辩手。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比赛后,评委休息时主持人忽然想到一个题目,本来主持人想把这个题目改成决赛题,但主委会没同意。他的题目就是“强权胜公理还是公理胜强权”。在休息时,主持人建议双方四辩立场发挥试辩一下这个题目,刘继海做为正方首先陈词,没有一分钟思考时间,站起来就说,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一口气用了七个排比句,确实厉害。当然我们四辩也很厉害,但刘继海还稍逊一筹。这样,我们就拿了冠军。虽然比赛规模很小,武大却很高兴。在当时的庆功会上,一个老师就提出一个口号叫“一年上北京,两年下南洋”。
意思就是说我们明年拿到全国大专辩论赛的冠军,然后再到新加坡去参加比赛。我当时的想法也是拿冠军,所以这个辩论队就没有解散。在当年的“金秋艺术节”上我又挑选了一名新队员。也就是一辩蒋可,当时她发挥得很好,但后来由于受到束缚,在其他三个师兄面前,她一直是很乖巧的女孩。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以后的发挥还不如在武大的发挥。所以2000年全国大专辩论赛中的队员有三个是以前的老队员,在97年我们就进行了训练。2000年全国大专辩论赛中武大是第一个报名参加的。到了四月底,所有报名的队伍(18支)分成三个赛区到北京抽签,当时我代表武大到北京抽签。坦率地说,那些评委里有很多人是我的朋友。因为99年我已经是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评委了。他们和我都指导过国际大专辩论赛。2001年,他们当中仍有如几个是全国大专辩论赛的评委,这里面当然有些面子。但我知道中央电视台是要在全国播出来的,所以你要靠实力。如果没有实力的话,他和你的关系再好也不敢把你搞成冠军。我当过评委,我是知道的。我被分到上海赛区,其他两个是上海赛区
和成都赛区。我当时就反对,凭什么把我分到上海赛区,湖北是在西部呀!我为什么不愿意到上海赛区呢?因为上海人特别排外,上海历来比赛都是有上海队就保上海队,没有时,按照地域,江苏、浙江队离它更近的,他就越偏袒,离它越远就越不关照。
所以这样,我们到上海是最远的,上海有两个队伍,复旦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武汉有两个学校,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另外两个是大连海事和中国科技大学。但我的反对并没被主委会同意,没办法只有去上海。六个队中先淘汰三个,剩下三个再进行循环赛,最后角逐出两个队参加全国的比赛。我们估计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会出线。6月比赛,第一场即使华中师范大学对中国科技大学,巧得很,双方的辩手都是各换了一个。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都来自武汉,当然要互相帮助。因此,我们把当初和中国科技大学比赛的录像给了华中师范大学。我们队对大连海事,可以说很幸运,因为大连海事是最弱的,但是我们到网上查看支持率时发现,武大的支持率是最小的,因为武大以前没有参加过全国性的大赛。
结果,到上海后的第一场比赛,华中师范大学就被中国科技大学打得一塌糊涂,第二场我们对大连海事,较轻松得以5:0胜利,第三场是上海的两支队伍。最后很明显复旦大学胜利。果然如我们所料,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通过第一轮比赛,接下来是循环赛,三个队伍要两个出线。第一场我基本上没有换,在对方队员心里就产生恐惧心理。就像刘继海说的,我们怕的不是辩题,怕的是武汉大学。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场我们又讨论环境问题,好像只要对中国科技大就一定会是环境问题,那么辩题是“旅游开发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我们做为正方,中科大作为反方。比赛结果我们取得了较明显的优势5:0胜利。实际上这时我们就已经出线了,除非我们以0:5输给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又0:5 输给中国科技大。但这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没有掉以轻心,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全国冠军,最后决赛的题目是“高中毕业生出国利弊谈”。我们是反方,结果我们以明显优势胜利。接下来是中国科技大对复旦大学。很明显,谁赢谁出线。比赛就在当天下午举行,但两点钟时,复旦忽然来人说,他们弄反了辩题,本来应该是正方,但他们却准备了反方的资料,但这是他们自己的失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复旦也太掉以轻心了,当时中国科技大很有风度地提出要换一个辩题,但被复旦拒绝。在比赛中,复旦临时准备的稿子。当然发挥很不好,但最后评委竟然判复旦大学赢,在各方面一致反对下,主委会不得不重新投票,并且请去了中央电视台等权威人士到场,这样,中科大才得以出线。
武汉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出线后,移师北京进行决赛,在决赛过程中,我觉得打得最艰难的是和中国政法的比赛,中国政法是在青岛赛区出线的一支队伍。大家都知道,中国政法是一支很厉害的队伍,他们培养的都是律师,都是搞政法的,都是口才很好的。那次的辩题是“高中生出国留学利弊谈”我们刚在上海和复旦大学辩的就是“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利弊谈”。那时,我们作为反方,结果到了这里,我们又作为正方,讲的是“高中生出国留学利大于弊”,这是很矛盾的,而且中国政法也有我们在上海辩论时的录像,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那场比赛可以说打得势均力敌,只有在自由辩论中,我们比中国政法稍胜一筹。第二场就是很轻松地战胜台湾东部大学,最后一场决赛,我们碰上了电子科技大学。前面已经讲过在97年,华中理工大学输给了他们。那次的辩题是城市交通问题,我们作为正方,观点是“交通问题主要是设施”,反方的观点是“交通问题主要是管理”。我们材料准备得非常充分,而且我们知道对方喜欢搞一些知识性、技巧性的问题,在半决赛和初赛时我就发现对方二辩总是喜欢想对方提一些知识性的问题。
就此,我们做了一些准备,果然二辩在公辩时又提了一个知识性很强的问题,我们是有备而来的,我方队员不慌不忙的站起来反驳他:“我们这是辩论赛,不是知识竞赛,我想你说的这个问题不但我回答不出来,就是在场的评委、专家也不一定知道,我们再来共同探讨”这番话立即赢得了一片掌声。在接下来的比赛下,对方二辩再也没有提问类似的问题,这样我们就控制了主动权,赢得了这场比赛。
我想到了2001年的比赛就不必多说了,第一场对香港大学,非常顺利,第二场对新加坡国立大学,以5:0取胜,第三场是对马来西亚大学,首先怪我运气不好,那个题目是很不平均的,“钱是否是万恶之源”,我们作为正方,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同学们看电视播放的只是片段。
现场很多我们占优势的都没有播出来。因为中央电视台代表党中央的声音,有很多东西它不便播。就在我们占优势的情况下,评委仍判马来西亚大学赢。这个结果是很出人意料的。中央电视台副主编在当天中午的闭幕会上说:“我看武汉大学表现得很好,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没有拿到冠军,但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今年我到北京做评委,我就对中央电视台提意见,明年的全国大专辩论赛要改革,今年全国大专辩论会我是评委会主任,整个过程我都参与其中。但今年的比赛不精彩,因为这个赛制已经过时了,我们的原意是以辩为主旨,但现在的辩手都以背为主要成分。《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说今年辩论赛不精彩,要与时俱进,所以辩论赛要改革,从明年开始我们计划了一种新的赛制,既然是国际比赛,评委也要国际化。
好,今天我讲了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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