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迈进第二个50年——贺语言研究所50年所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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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蓝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100732）
来源：中国语文2000年第5期(总第278期)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隆重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50周年，我以双重身份参加这个大会，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代表院领导向语言所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到会的兄弟单位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同时也向语言研究所的创始者、为我国的语言学事业献出毕生精力、做出重大贡献的老一辈语言学家罗常培、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傅懋勣等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怀念；向语言所前所长李荣先生和刘坚同志表示慰问，向过去为语言所的事业做出贡献的老同志，向至今仍在笔耕不辍的离退休专家学者和正在第一线工作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们表示亲切的问候。

　　语言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成立的我国最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语言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人才济济和成果累累在学界闻名的语言所，在汉语音韵学、语法学、方言学、语音学、机器翻译、汉语史、语用学、词典编纂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上，都曾经或依然处于学科前沿。她曾拥有众多国内外知名的大学者，而且还出版和发表了众多很有学术价值、至今仍很有影响的传世之作。每一个语言所的人都有理由为此而感到自豪。

　　语言所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值得一代一代的所内同人继承下去。那么语言所的优良传统是什么呢？以我肤浅的感受主要有四点：

　　(一)学术的根子是爱国

　　爱国主义、崇尚科学是语言所前辈学术大师的精神特点，他们的风格给人的感觉是不那么政治化的，但他们内心对民族对国家却有着刻骨铭心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责任感。罗常培先生的一段往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卢沟桥事变”以后，北京陷落，罗先生加紧为《临川音系》定稿。他说：“故都沦陷之后，是否还应该每天关在屋里，埋头伏案地去做这种纯学术研究？这件事的是非功罪颇不容易回答。可是我当时想我既不能投笔从戎，效命疆场，也没有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那么，与其成天楚囚对泣，一筹莫展，何如努力从事自己未完成的工作，借以镇压激昂慷慨的悲怀？假如能在危城中，奋勉写成几本书棗自觉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学校，对得起国家！”(《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这些实实在在的话语很值得我们咀嚼体味。费孝通先生说，一代人认识上一代人不容易，中国上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有个“志”，这是其人生的着落；“匹夫不可夺志”，其志就是爱国、学术，学术的根子是爱国。我们今天继承语言所的优良传统，就是要树立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的志向，把自己学术的根子深深地扎在祖国的土壤中。

　　(二)开拓创新的勇气

　　语言所的学术大师们无一不是勇开风气，敢为天下先的学者。罗常培先生治音韵学，援引西方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利用方言和对音等新材料，构拟古音，开创新的局面，把这门古老的学问推向新水平。早在30年代罗先生就深入云南民族地区调查方言，后来还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文化语言学著作《语言与文化》。丁声树先生在汉语音韵学、方言研究、语法研究和辞书编纂等领域都做出了开新学、辟新路的卓越成绩。吕叔湘先生第一个构拟了汉语语法的表达论系统，第一个从事古代白话语法的研究，并创立了近代汉语学科，主编了第一部现代汉语用法词典。陆志韦先生兼通心理学，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这种知识结构必然使他的研究有着独特的个性，他的音韵学研究、构词法研究都给予后人以深刻的启迪。李荣先生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大词典》工程浩大，是汉语方言研究的创新性成果，前者在国内外的评价尤高。我们继承语言所的优良传统，就是要发扬学术上的创新精神，避免做那些缺乏新意的、低水平重复的工作，不断开拓进取，力争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

　　(三)严谨务实的学风

　　关于这一点，我想每个语言所的人都会有切身感受。语言所重材料，重实证，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要掌握死材料，也要调查活材料；提倡“材料务求第一手，文章不写半句空”，“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取精用弘，“小题大做”；语言所的人有个习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记到哪儿，到哪儿，学哪儿的话棗语言学是口耳之学嘛。语言所有个忌讳：研究问题千万别说“从我开始”，写文章要遵守学术规范，哪怕是一个例子，也要注明发明权；哪怕是一个标点，也不能马虎。语言所的文章干货多，水分少，不施粉黛，洗尽铅华。总之，语言所很好地继承了传统语言学的朴学之风，扎实、厚重、隽永。这些都是老一代语言学家身体力行，多年培养形成的所风，应该成为我们的传家宝，永远继承下去。

　　(四)关注现实，学以致用

　　这个传统在五、六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语言所的专家学者们积极投入简化汉字、制定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的语文改革工作。通过语音研究班为全国培养推普队伍和方言研究人才做了极为有效的工作，现在国内许多优秀的方言学家当初都曾在语音研究班受过启蒙教育。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的《现代汉语词典》当初就是为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而编写的。吕叔湘、朱德熙二位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工人、学生和干部。我们要学习这种大学者抓科普的精神，更多地关注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

　　那么在语言所的传统中有没有一些值得改进的方面呢？我以为有。首先，以我个人的感受来讲，我觉得相比之下我们对理论探讨重视得不够，提倡得不够。我们反对脱离语言事实空谈理论的倾向，反对把外国的理论照搬过来食洋不化的倾向，但是这不等于对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就可以只限于说说而已，更不能以此作为忽视理论研究的理由。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想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也是这样。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增长知识，揭示规律、发现事实、提出理论是一切科研活动的直接目标，最能体现人类精神价值的创新成就莫过于重大规律的发现和新理论的确立。不强化理论意识，就容易陷入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难以提升研究的档次。不注重理论思考，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会在许多方面进一步拉大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其次，学术研究讲究师承，以便形成学派，延续下去，发展下去。但我认为，这并不等于学生只能按照老师的路子走。梁启超总结清代正统派的学风，其中有一条是：“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迕。”我们应当鼓励年轻人独立思考，鼓励学生走出新路子，唯有这样，学术研究才能保持旺盛的活力，从而不断向前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过去提倡得不够，因而语言所的年轻人显得虎气不够，闯劲不足。学术需要在一种自由的、开放的、民主的气氛中才能得以健康发展，而任何创新思维更有赖于这样的人文环境。应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包括语言所的学术环境是相当不错的，这里有充裕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有比较充足的研究资料和经费，还有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群体，便于互相切磋，形成浓厚的学术空气。这样的环境无疑很有益于人才的成长，有益于学术的养成。我们大家都应该珍惜这样的环境，并为在我院营造更加优良的学术人文环境而努力。

　　历史上的成绩已成为过去，当我们告别语言所的第一个50年时，正当世纪之交。还是那句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历史已经证明，前辈语言学家们是无愧于他们的时代的，他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使我国的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的革命性转变。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以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为标志的高新科技时代，如何跟上时代的脚步，做好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这篇大文章，是摆在全国语言学同人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也是摆在我们语言所全体同志面前的紧迫问题。我们寄希望于全国奋发有为的年轻一代，其中当然也包括语言所的青年人。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年所里的青年人中博士硕士越来越多，一批中青年学者正在健康成长。他们有的已是院所重点课题的主持者，有的是这些项目的主要骨干，他们的论著在语言学界有很好的反响。我们要热情地鼓励青年立志成才，同时也要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正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所提醒的：“人们应当防止向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的同胞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地超过他对他们所做的贡献。”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在商品大潮的激荡冲击之下，科研人员必须具备对于研究对象的浓厚兴趣和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必须怀有以学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祖国人民的理想和情操，才能保持平静、自得的心境，也才能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获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这一届所领导提出要在近几年建设一个包括方言和口语资料在内的较为完备的语料库的重大项目，以此作为推进今后研究的基础工程，这是很有眼光的决策，希望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发扬实干精神，切实把这件事做好。基于语言所的过去和现状，我们有理由对她的未来抱有信心。我们相信语言所的全体同人一定会更加团结，更加努力，在院所两级领导下，在全国语言学界的支持帮助下，稳步迈进第二个50年，书写出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