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

湘里妹子

作者：佚名   
来源：http://www.zhsc.net/Article/Index.html
2005-4-26

    我国古代文论中谈到文气的颇多，本文不可能对文气说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言论作一个粗略的介绍。

一
    古代文论中最早提出文气说的是曹丕。他说：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他在《与吴质书》（《典论·论文》）中也谈到气，其言有云：
    公幹（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
    仲宣（王粲）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曹丕在评论建安时代著名文人时，较多地使用了气、体气这类概念，如说徐幹有齐气，刘桢有逸气，孔融体气高妙等等。曹丕的所谓气、体气、体等，主要是指作品的气貌、体貌，即作品的风格；同时也兼指作家的气质、才气、性格等特征。在曹丕看来，作品的气貌和作家的气质、才气等特征是统一的，作家有怎么样的气质、才气等特征，在其作品中就呈现出怎么样的气貌。譬如徐幹是齐地人，汉代齐地士人，因受土风影响，其性格比较舒缓（见《汉书·地理志》），徐幹的文章也带有这种舒缓之风，这就叫齐气。又如孔融，其人有很高的才气，《后汉书·孔融传》说他“负其高气，志在靖难”；他的文章也是写得豪迈有气势，如其为人。当时刘桢评孔融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文心雕龙·风骨》引）也是兼指其为人与作品而言。刘勰说“孔融气盛于为笔”（《文心雕龙·才略》），又赞美他的《荐祢衡表》“气扬采飞”（《文心雕龙·章表》），则是称道孔融的散文富有气势。由此可见作家气质、才气等个性特征与作品风格的统一性。曹丕《典论·论文》等两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问题，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很有意义的。

      汉末魏晋时期，士人间的品评风气颇为流行。他们喜欢品评人物的才性。与曹丕同时的刘助著有《人物志》三卷，把人分为偏材、兼材、兼德三类。曹丕也著有品评人物的《士操》一卷（见《隋书·经籍志》），惜已不传。稍后，魏末傅嘏、李丰、钟会、王广四人论才性的同异离合，著有《四本论》（见《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其文亦不传。曹丕把当时品评人物才性的理论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提出了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问题，这是他的创造和贡献。

      曹丕称道孔融“体气高妙”，刘桢有俊逸之气。他对徐幹作品带有舒缓之气有些不满，对王粲文风较为柔弱表示惋惜。这说明曹丕对各种不同文风，是比较称道豪迈俊逸一类的风格，也就是后世的所谓阳刚之美。建安文人生值乱离，每每情怀慷慨，怀抱建功立业的壮志，其作品往往直抒胸臆，富有气势。曹丕偏重豪迈俊逸的文风，大约同当时创作的这种主要倾向也是有联系的。

      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意思是说作品的特色，首先表现在由作家气质、才性决定的风格方面，这里充分表现了他对于作品艺术特征的重视。但他接着指出作家的气质才性出自先天禀赋，清浊异体，非后天所能勉强，犹如唱歌的人发音好不好，也出自天赋，虽亲如父兄也难以改变。这就过分强调了天赋的作用，表现出较浓厚的唯心论色彩。在汉代，人们通常认为，人的不同的气质、才能、性格等等，都是由于不同的先天禀赋。大哲学家王充也是这样看的（参考《论衡》的《自然》、《古验》、《命义》等篇）。曹丕接受了这种气质才性禀赋论，并把它运用到文学批评方面。

      南朝文学批评大家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有不少地方谈到气和文气，而以《体性》、《风骨》两篇涉及尤多。《体性》篇专论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气、学、习的关系问题。篇中把文章风格区分为典雅、远奥等八种，并指出这都是作家不同的才、气、学、习所形成。刘勰认为，作家的气是根本性的，它是才能和志意的基础，所谓“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他还指出，作品风格有刚柔之分，是由于作家具有不同的气质，所谓“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在这里，刘勰把曹丕作品风格是作家气质才性的表现这一论点阐述得更为具体了。刘勰强调先天禀赋的才气的作用，但又较为重视后天的学习。他虽然认为才气与学习有主佐之分，但又指出二者必须很好配合，否则“虽美少功”，这比之曹丕片面强调才气的作用，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风骨》篇中，刘勰强调文章应当写得风清骨峻，即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语言劲直有力，呈现出清峻刚健的风貌。刘勰认为，作品的风貌是否清明，决定于作家的志气或意气，所谓“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风是气的直接表现，风骨即气骨（故后来文论中常常同时使用这两个概念）。《风骨》篇还引用了曹丕“文以气为主”和评论孔融、徐幹、刘桢的话，来证明文气的重要性。作品风貌清明，来自作家的气质禀赋，后天固然无能为力，但作品骨力是否劲健，在于语言的运用，主要靠学习锻炼；所以刘勰谆谆告诫作者运用文辞要精当简要，“无务繁采”，即不要追求繁富艳丽的辞采。繁艳的辞采，不但使作品语言显得柔靡无力，所谓“膏腴害骨”（《诠赋》）；而且由于繁采的堆砌，容易使文章晦昧而不明朗，影响到风。刘勰论风骨，引用了曹丕重气的言论，但又注意语言的运用，这也是他看法比较全面之处。

      建安文人的作品，大抵意气峻爽，语言刚健有力，富有风骨，后世称为建安风骨。刘勰没有直接使用建安风骨这一名称，但他多次指出建安文学的这一特征。《时序》篇评当时文学为“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明诗》篇评当时诗歌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乐府》篇说：“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又赞美孔融散文气盛（见上文）。都揭示了建安文人才气纵横、文气旺盛的特征。《文心雕龙》还有《养气》一篇，其内容谈作者应当心地清和，志气调畅，使精神爽朗，思路畅通，保证写作时能够从容命笔，得心应手；否则心情烦躁，思路壅塞，就不能在写作时取得良好效果。《养气》篇谈的是作家在作文时应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不是谈作家的才气与作品的文气问题。

      与刘勰同时的钟嵘也很重视文气。他赞美曹植诗“骨气（即气骨）奇高”，赞美刘桢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其骨凌霜，高风跨俗”。是肯定建安时代的代表诗人曹植、刘桢作品气貌峻爽刚健，富有风骨。他还赞美晋代刘琨的诗“仗清刚之气”，“有清拔之气”，也揭示了刘琨诗清峻刚健的特色。

      曹丕、刘勰等人的所谓文气，大致上有两种涵义。一是泛指作品的气貌或风格，由于作者的气质才气不同，因此有各种不同的气貌，如徐幹的齐气、刘桢的逸气等等。一是专指清峻刚健的气貌和旺盛的气势，如说孔融的气盛，建安时代文章多气。这后一种气貌是评论家所大力肯定的，因此他们提到的更多，几乎形成了一种思想倾向。钟嵘《诗品序》提出的建安风力，便是代表这种优良文风的典范，对后来产生很大的影响。唐宋以来文论，讲到文气时大多数采用后一种涵义。如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说李白诗“词气豪迈”，杜甫诗“气吞曹刘”，都是赞美李杜诗气貌刚健雄壮。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赞美“杜子美诗专以气胜”，又说“杜诗雄”，也是其例。清代魏禧《论世堂文集序》说：“世之言气，则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穷，动而不止者当之。”也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文章风格雄健豪放者就是有气。

二

    唐代以来，评论者不但重视作品雄健的气貌，而且还注意把文气和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这一点在古文家的言论中表现得尤为鲜明突出。韩愈的《答李翊书》首先较为具体地谈到了这一问题，文有云：
    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韩愈这里所说的气，是指作家由于思想和道德提高了，培养了良好的气质和品格，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正直刚毅的气魄、气概，一种正气。韩愈认为，这种正气需要长期培养，培养的途径，主要是学习《诗经》、《尚书》等古代圣人的经典，学习孔孟所强调的仁义等一套儒家的伦理道德。正气培养得旺盛了，发而为言辞文章，表达力就会很强，文辞不论长短高下，无所不宜了。事实上作家的气盛了，文辞表达不一定就会好，其主张存在片面性。

      韩愈的这一主张，是吸取了孟子的言论而建立起来的。《孟子·公孙丑上》云：

    （公孙丑曰：）“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指人经过思想道德修养而形成的一种正气或气节。它需要“配义与道”，在思想道德上经过长期培养，才能达到“至大至刚”的完美境界。孟子自称善于培养浩然之气，而且由于思想境界提高了，还善于知言，即辨别人们诐辞、淫辞、邪辞、遁辞等种种不正确言论的弊病。韩愈生平非常崇拜孟子，他把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发展为立言养气说，从而建立了培养浩然之气以树立优良文风的理论。后来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韩愈能培养孟子提出的浩然之气，所以能够“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明确指出了韩愈对孟子学说的继承关系。

      韩愈认为作家的思想道德提高了，培养了旺盛的正气或浩然之气，文章就能写好。这里涉及到道（或理）、气、文三者的关系问题。在韩愈看来，正气以儒家孔孟之道为思想基础，也就是孟子所谓“配义与道”，是更为根本性的东西；道决定气（今天俗话也还说理直气壮），气决定文。过去孔子说过“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后来欧阳修也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都强调了作者的思想道德修养对于文章的决定性作用，但没有提到“气”这一环节。明初方孝孺说：“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师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与舒君》）比较扼要地说明了道、气、文三者的关系。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没有直接谈到文气，但他强调要培养的是孟子提出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这种气表现到文章上，自然是一种雄壮刚健的气貌。孟子、韩愈的文章都是气势浩瀚奔放，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后来的评论者大都是这样理解的。所以韩愈的养气说，不但和历来提倡文章应有刚健气貌的主张相通，而且还为这种主张提供了途径和方法。韩愈的这一理论，强调了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对于文章的影响，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忽视了作家还应当重视写作技能。他所提倡的道是“六经”孔孟之道，也表现出浓厚的封建味道。韩愈的立言养气说对后来影响很大。宋元明清时代，不少文人谈作文养气，大抵承受孟子、韩愈的看法。除上引苏轼、方孝孺的言论外，这里再举几例：

     陆游：“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

    （元代）姚燧：“大抵体根于气，气根于识。识正而气正，气正而体正。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曰‘以直养而无害’，又曰‘是集义所生者’，夫如是谓之学。”（《卢威仲文集序》）

    （清代）魏禧：“气之静也，必资于理，理不实则气馁。……琅霞龚子之言文，主乎气者也。其文浩瀚蓬勃，出而不穷，动而不止，依乎六经而不背于道。”（《论世堂文集序》）

     姚燧的所谓“识”，是指对儒家孔孟之道的认识；魏禧的所谓“理”，即指“六经”孔孟之道。魏禧还指出了其友人琅霞龚子由于气盛而文章气势旺盛、浩瀚蓬勃的特色。

    作家的气既以“六经”孔孟之道为思想基础，道或理是更为根本性的，因此这时期人们又提出了“文以理为主”的说法。如元代刘将孙说：“文以理为主，以气为辅。”（《谭西村诗文序》）明代周忱说：“文以理为主，而气以发之。”（《高太史凫藻集序》）都是。过去范晔说过文“当以意为主”（《狱中与诸甥侄书》），杜牧说过“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答庄充书》），但他们讲意，并不强调要以孔孟之道为指导。“文以理为主”说的提出，反映了宋以来理学形成、儒家思想对文学领域影响的加强。实际上作家的思想道德提高了，也不一定就能产生浩然的气概。宋代王柏说：“道苟明矣，而气不充，不过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气虽壮，亦邪气而已，虚气而已。”（《题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后》）比较中肯地指出了道与气二者有时会产生矛盾。但王柏同样认为道是根本性的。

     从“文以气为主”修正为“文以理为主”，标志着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元明清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和要求。“文以气为主”说，认为作品的风貌是作家气质、才性的表现，作家的气质、才性出自天赋，禀气清刚，作品就能写得爽朗刚健。此说的指导思想是当时流行的才性论，重视禀赋，不重视用后天的学习来培养作者的气质、才性，不要求作品应有某种思想倾向。孔融的文章，曹丕说它“理不胜辞”，但大家（包括曹丕）都说他文章才气飞扬，加以赞美。“文以理为主”说，认为作者应在“六经”孔孟之道的指导下，培养起正直刚毅的气概（浩然之气），发为文章，就能文辞畅达。此说与这个时期流行的理学在思想上息息相通，强调儒学的指导作用，强调学习儒家经典，强调养气，把提高作者的思想道德修养放在首要地位。至于要求文章写得气势旺盛，风格刚健，则是两说所共同的。

三

   唐宋元明清时期，除上述韩愈一派以道或理为气的根本的理论外，也有专就气势来谈论文气的。如唐代李德裕《文章论》说：

    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词丽藻，为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玉矣。鼓气以势壮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宕而忘返。……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透迤，观之者不厌。

    李德裕要求文章写得气脉贯通，气势雄壮，但又要有节制和变化，是完全从艺术角度来谈论文气的。后来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就沿着这条路子谈论文气，其理论以刘大櫆为代表。他的《论文偶记》说：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

    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李翰云：“文章如千军万马，风恬雨静，寂无人声。”此语最形容得气好。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

    刘大櫆所谓“神”，是指作家不同的才气性格表现于作品的精神面貌，所谓“气”则偏重于指文章的气势。这神、气二者，过去评论者大抵统称为气，刘氏把它析而为二，指出二者中神是根本的，提出“文以神为主”的主张。它实际上是曹丕“文以气为主”说的一种发展。

    刘大櫆还批评了“专以理为主”的说法。他认为义理、书卷、经济一套思想、学问，是作者行文时构成作品思想内容的材料；但有了材料，不一定就能写好文章，写好文章还需要技能。这技能便是神气、音节、字句。《论文偶记》说：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刘氏认为神气是虚的，必须通过音节字句来体现，强调了创作中运用语言的重要作用。后来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里把作文的能事分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项，就是根据刘大櫆的言论发展变化而成。刘、姚都重视语言的运用，这同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强调锤炼精要的文辞以追求峻爽刚健的气骨，在立论上有相通之处。唐宋以来不少文论强调明道是养气之本，往往忽视技巧，有其片面性；刘、姚注意语言的运用，有着补偏的积极意义。至于他们注重音节字句，专从摹拟古人文章的语言上下工夫，则又表现出严重的弱点。

    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说，到元明时代修正为“文以理为主”说，再到刘大櫆提出“文以神为主”说，历史就是这样走着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