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汝杰：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专题一 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华人社会 (

霜叶红

作者：游汝杰  （复旦大学）
来源：http://ling.ccnu.edu.cn/yy/artic ... elect=&keyword=

专题一  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华人社会

第三节   海外汉语分布和华人社会

一、海外汉语形成的原因

汉语不仅在中国境内使用，而且也传播到中国疆域之外的许多地方。海外汉语的形成有下述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在古代的东亚中华文化是强势文化，汉语是强势语言。汉语曾经是多个亚洲国家文人学士的共通语。朝鲜和越南曾经以汉语为官方语言，正式文件都用汉语汉字记录，一直到近代，学校都教授汉语。当地语言则用于家庭生活、个人交往等非正式场合。汉语在古代东亚的特殊地位与拉丁语在欧洲的地位差不多。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中至今还有许多汉语成分，即所谓汉语的“域外方言”，详见专题1。

另一方面，因为最近二三百年以来，西方列强，尤其是荷兰、英国和法国，对外实行殖民地扩张政策，而中国内政不靖，经济困顿，国运衰颓，所以大量中国人，主要是粤语区、闽语区和客家话区的人民，移居海外谋生。华人出国谋生有四次高潮：鸦片战争后的十九世纪后半叶；清末西方国家殖民地扩张时期；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四五十年代国共内战前后。在十九世纪早期以前也有陆续移居海外的华人，那时候他们的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移居海外的华人初期的身份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人口劳工，②工匠，③买办，④零售商。在海外华人的聚居地自然形成许多使用汉语方言的社区。海外汉语的使用者几乎都是华人，只有亚太少数地区例外。

海外汉语方言社区在历史上的分布情况不甚明确，难以在中国的史籍找到有关的资料，据国外文献记载，中国近邻远至泰国、马六甲，早年都有汉语社区存在。海外汉语社区的地理分布见附在本节末尾的附表1.3.1 和附图
1.3.1。

华侨社会最主要的方言是闽南话（在海外常称为福建话）、粤语（广州话）与客家话。虽然在这些社区里以官话为母语的人只占少数，但是官话的地位却日趋重要。官话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也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之一。这里所说的“官话”相当于普通话、国语或华语，在海外惯常称为Mandarin Chinese或Mandarin。
历史悠久的汉语方言社区，有的情况比较单纯，主要只使用一种汉语方言，也有许多社区使用多种不同的语言与方言，内部关系和历史来源相当复杂。它们究竟算不算汉语方言社区，有时难以界定。一般有关华侨社团的文献，很少着重他们的语言情况。本节资料主要来自本书作者之一邹嘉彦多年来实地调查的结果。

二、海外汉语方言和华人社区的共同特征

海外的汉语方言和华人社区有如下共同特征可资识别。

1．历史遗迹

当地华裔祖先的墓园可以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在当地并非暂短旅居，而是早已安家落户。这些墓园还可以与有关文献记载相映证。不过早期华裔的墓园在许多地方已荒废不堪，甚至烟灭无存。例如南非开普敦市太蒲顶山上的早期华裔墓穴几已荡然无存，只有该市郊外一处十九世纪建造的华裔墓园迄今犹存。不过早期华裔的后代一般都会记得先人的事迹，所憾多无文字记载。

2．社会组织

各种社团组织与社团活动也可证实华人社区依然生机蓬勃。一般有下述组织和活动。
1）同姓或宗亲组织。
2）同乡会馆。
3）同业会馆，包括中华总商会或类似的机构。
4）护养组织，包括医院，疗养院和养老院。往往得到同乡会馆、同业会馆或宗教组织的支持和资助。
5）民俗和体育活动。所开展的活动一般有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划龙舟、清明节或重阳节扫墓祭祖及武术竞技等。

3．宗教组织

传统的佛教、道教庙宇，新兴的华人基督教堂或天主教堂。

4．教育机构

各地的中文学校大多由华人社团发起，学生纯为华人或以华人为主。中文学校的兴办，说明华人社区尚有使用华语文和维系中华文化的主观愿望。

5．文艺和大众媒介

较大的华人社区一般都出版或销售中文报刊，有汉语节目在无线电台或电视台播放，有汉语录影带租售服务，有中文书店出售武侠小说等，还有粤语对白和中文字幕的电影放映。有些华人社团支持业余演艺团体，不过录像带的风行和国内演艺团体的到访，减弱了华裔演艺团体的活跃程度。

6．家庭

在华裔社区许多两代同堂的家庭里，两代人用汉语口语沟通，或下一代能听懂汉语。有些华人聚居的地方，多半家庭只是父亲说汉语方言，而母亲是不懂华语的当地妇女，这些社区不列入调查和讨论的范围。
许多海外华人社团都具备上述特征，但是也有的只具备其中一部份特征。特征不全的社区分两类，一类是历史不长的社区，自然没有可观的墓园，可能尚未设立养老院之类护养机构，也未必有种类齐全的社会组织。另一类是虽然历史悠久，但是日渐萎缩，上述特征渐渐减少或变得模糊，最后通常只是维持有名无实的中文学校。中文学校的入学人数趋少往往是华裔社区萎缩的先兆。不过也有些别的因素影响中文学校的发展，有些地方，如美国加州，中文教学以前是由华裔社区承担的，现在已部分改在公立学校进行。有些国家不准在公立或私立学校教中文，如印尼实行这种政策已经有二十多年，泰国也断续实行过这种政策。官方的禁令对作为教学语言的华语有直接的影响，而对华裔社区维系汉语和中华文化则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不同的社区可能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如果一个地方有数目可观的华裔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种或更多的汉语方言，那么我们就确定这个地方存在一个汉语方言社区，即使这个地方在过去二三十年曾有重大变迁，只要社区不致解体，我们仍将它当作汉语方言社区看待。在有些社区，例如法国的一些扬州人、温州人聚居地、菲律宾许多小城镇的闽语社区（人口少于二十万），只有男性家长会说汉语方言，而他与土生妻儿之间并不使用汉语方言。这些社区没有上述特征，按我们的定义就不能算汉语方言社区了。同类例子还有斯里兰卡使用山东话的华人聚居地、北欧使用汉语方言的越南难民聚居地。这些小社区有的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有的不久才形成。

海外汉语方言社区外分布在世界六大洲，而大半社区形成于过去一百年内，只有少数超过两百年历史，如印度与南非的社区。华人在邻近中国的地区和国家，有更早与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但这些不属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华人社区成员多为单身劳工。社区里的华人时多时少，有的早期劳工被遣送回国，又有新的移民前来定居。他们在当地定居后，往往转业经商。他们才是现有华人社区的真正祖先。

很多汉语方言社区往往与印度语言社区比邻。这些印度语言社区的形成过程与不少汉语方言社区不无相似之处。很有比较研究的价值。

三、海外方言社区的由来和分布

1、粤语社区的由来与分布

19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国家中，中国与英国的接触较多，大量粤籍居民远赴英国殖民地及其海外领土，包括澳洲、新西兰、新几内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南非、斐济和加勒比海上的岛国。有些后来又再次移民他处。例如：粤籍人士从香港移居那鲁岛，从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移居圣诞岛和可可岛，从毛里求斯移居南非。也有跟英国人到日本横滨通商而定居的。他们的移民方式跟印度人到其他英国殖民地或外国，包括早期青岛、上海和香港，有不少相似之处。

掘金热也是粤籍居民远涉海外的重要动因之一，许多珠江三角洲的居民皆曾投入这股浪潮，先是到北美洲，接着到南非与澳洲。其他目标还包括建筑铁路与种植甘蔗。很多早期移民是以契约劳工身份，包括“卖猪仔”及奴隶，到北美洲建筑跨洲铁路，或到北美洲西部的果园、古巴和其他加勒比海地方、南美洲、毛里求斯、南非和斐济及其他海岛的甘蔗园工作。十九世纪法国通过中南半岛的殖民地也在广东西部招收华工，导致大量华工在法国西印度洋殖民地落脚。

使用粤语的海外华人可以分成三类:
（1）三邑（即南海、番禺、顺德）人。这三个县邻近广州省城，方言很接近广州话，有些海外华人社团以南海人与顺德人为主，并设有南顺会馆，例如在加尔各答、毛里求斯、约翰尼斯堡等地。

（2）四邑（即台山、开平、恩平、新会）人。这四个县在珠江三角洲西部，处于三邑之南。方言虽属粤语系统，但四邑方言与三邑方言互通程度不高。

（3）中山人。这个临海地区在珠江口的西边，处于澳门的北邻。中山方言与标准广州省城话很接近。中山人有时也包括龙都人与南郎人。他们的方言属于闽语而与粤方言迥然不同。
一般来说，操粤语的海外华人包括大量的技工与小本商人，前者以三邑人较多，后者以中山人较多。这些社团的地位有一定的差别。三邑人可能因为比较接近省城，或因为有一技在身，常常在华人社区里占比较重要的地位。三邑人多生活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或城市化地区。三邑话也往往成为其他粤籍人士，甚至其他华人的共通语。例如在越南一带、西马来西亚的中部大城市吉隆坡、芙蓉、怡保与太平等地。相比之下四邑人聚居较多的地方在经济地位上相对偏低，如缅甸、泰国、新几内亚。

2．闽语社团的由来与分布

使用闽语的海外华人可以分四大类：
1）闽南（主要有泉州、漳州、厦州）人。此三地有特别多的人移居海外，尤以南洋一带为最。有时也把闽南话称为福建话。

2）潮、汕地区（主要包括潮州、汕头、潮阳及海丰县和陆丰县）人。这些沿海地区虽然行政上属广东省，但它们的语言、文化却相当接近闽南。

3）海南（主要有文昌、定安、林高等地方）人。海南话虽然不能与闽南话或潮州话直接互通，但属于同一方言系统，所以略加学习以后，互通的可能性就会很快提高。
4） 闽北、闽东（包括福州、福清与莆田）人。人数比较少，其主要分布在南洋一带。这些方言很独特，与闽南话或粤语迥然相异，不能通话。
闽籍居民有悠久的出洋历史。在加尔各答、毛里求斯、南非等地的华人坟场与中华会馆都可以看到他们艰苦奋斗的历史足迹，感受到他们早期开发当地的巨大贡献。南非的早期闽侨来自荷属爪哇，而印度的主要来自印度支那半岛。可惜的是南非与印度闽籍社团已经不存在了。目前闽籍社团主要集中在南洋一带，还有一些新兴的台籍闽语社团在美洲出现。

3．客家话社团的由来与分布

使用客家话的海外华人可以分成两大类：
1）来自广东省东部（包括梅县、大埔等县）。这些人散居各处，地理分布最广，住地包括千里达、牙买加、夏威夷、大溪地、毛里求斯、加尔各答和南非。

2）来自福建省西部（永定、武平）。来自闽西的客家社区集中在南洋，他们多半与闽南社区比较接近，有时候也自认是福建人。

4、 国语社团的由来与分布（见邹 1988）

以国语（官话）为母语的海外华人不多。在国外，他们的社区主要在毗邻中国大陆的地方，例如缅甸北部、泰国北部、印度东北部及中亚细亚地区、朝鲜以及日本。泰国与缅甸北部的华人社区用西南官话，在加尔各答的少数官话社区主要来自湖北省，而俄罗斯“东干”人社区用的东干语与西北官话很相近。

近年来新加坡极力推动华语（即国语）。因而促使新、马一带的年轻华人使用华语，可是华语为主要方言的家庭未见显著增加。还有毛里求斯与南非的教育部也于近年接受“中文”为中学会考科目，使华语在当地的地位提高不少。不过这一改变不足以促使大量华人家庭改用华语作为家庭语言。

在美洲，由于近几十年有大量台湾移民定居，形成新兴的国语社区，最显著是南加州的特利公园与纽约市的“福来兴”Flushing区。在南美洲巴西、阿根廷与巴拉圭交界的新兴市镇Ciydad、 Presidente、 Stroessner也开始有大量的台湾商人与香港人定居。这些地方有可能形成三个华语社区：闽语社区、国语社区与粤语社区，它们最后会不会形成内聚社会或外附社会（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尚待今后观察。

在俄罗斯境内的东干族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说是一种兰银官话。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往俄罗斯，他们的后裔自称“中原人”，说“中原话”。前苏联和日本学者称他们为“东干族”。东干族在国内的原居地是甘肃、陕西、新疆的土鲁番和伊犁，在境外聚居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989年时约有七万人口。各地东干话的语音系统基本上与西北官话相同，他们的文学语言是以甘肃官话为标准音的，不过声调已简化，只有三个，目前使用的文字是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胡振华 1993）
海外汉语方言社区大多是多语（multilingual）区，很多成员能说一种以上方言或语言，这跟大陆方言区的一般情况不同。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某一种方言是母语，其他方言是后来学会的。比较各种方言作为母语和非母语的使用人数，可以看出各种方言在华裔社区的不同地位。见表1。

表1 海外各大汉语方言使用人数比较表（单位：百万人）
粤语 闽语 客家 官话 合计
A:母语+能说 估计最少 10.10 6.00 0.50 3.00 19.50
估计最多 12.00 11.00 1.00 5.00 26.00
平均 11.00 8.56 0.75 3.50 23.81
B:母语 估计最少 5.00 5.00 0.50 0.15 8.65
估计最多 6.00 6.00 1.00 0.20 13.00
平均 5.00 5.00 0.75 0.18 10.93
占总数的百分比 45.77 45.77 6.86 1.60 100.00
B 占A的百分比 45.45 58.82 100.00 5.00

估计以粤语或闽语为母语的人口各有五百万，各占以汉语为母语的总人口的46%左右。估计以粤语为母语的人口为四百万至六百万，加上粤语非母语而能说粤语的人口总共在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之间。换言之，以粤语为母语的人数只占粤语使用者总人数的四成半，就是说粤语并非大多数使用者的母语。至于闽语，59%的使用者是以它为母语的，使用者主要是厦门人、汕头人或潮州人。客家话与粤语或闽南语大不相同，它的使用者几乎都是以它为母语的，这就是说，客家话大体上是本民系自用方言。此外，以官话为母语的人数只占以汉语为母语的总人口的5%，但地位越来越高。

表2 显示在海外以以汉语为母语的总人口估计在八百六十五万至一千三百二十万之间，平均为一千一百万。海外华人（不包括港澳）总数约为二千二百万至三千万①。将这两项数字加以比较，可知海外华裔社区的方言归属度平均大约是55%。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数据仅仅是对整体的粗略估计，并不是对个别逐一统计的归纳。还必须强调，很多社区正处于同化过程的转型阶段，语符替代现象非常明显（参阅邹 1975）。总的说来，在一个社区里，方言的归属度以老一辈较高，这里的“老一辈”既指年龄较长，也指在社区生活时间较长。就社区所在的地点与语言归属度的关系而言，城镇社区的归属度比乡村高。 上文述及的社会组织对维持语言归属度也有明显的正面影响。此外，别的因素也有可能影响语言归属度，例如南非长期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有利维持语言归属度。
下面将粤语、闽语和客家话在海内外使用的人数（见表 2 ）和有关情况作些比较分析。
表 2 海内外粤闽客方言使用人数比较（单位：百万人）
地区 粤语 闽语 客家话
两广、海南 38 15 5
福建 21.60 4
台湾 15.50 0.50
港澳 5.75 0.25 0.25
合计 43.75 52.35 9.75
海外（母语+能说） 11.00 8.50 0.75
海内外 55.75 60.85 10.50
海外（不包括港澳台）占海内外总数百分比 20.09 13.97 7.14
海外（包括港澳台）占海内外总数百分比 30.54 39.85 15.29

由表 2 可知，粤语使用者约有20%居住在海外，闽语使用者则约有14%居住在海外。表中的闽语包括闽南方言、闽东方言和闽西方言，这些方言相互间的可懂度是很低的。估计在福建省的闽南方言使用者约为一千万，加上系属上较接近的广东省境内的潮汕方言使用者约一千万，在中国大陆的闽语使用人数总共约二千万。而在中国大陆以外的闽语使用人口为二千四百二十多万，比大陆内部的闽语人口多，而且光台湾一地的闽语人口也比他们的祖籍福建多。因海峡两岸生育政策不同，两者的差距将会加大。

四、官话和粤语在海外的地位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传统的社会语言可以分为三层来分析（见邹1980和1983）。官话是全国性的“顶层语言”，就一个地区来说，“高层语言”就是通行整个地区的强势方言，各地的小方言则是“低层方言”。目前的实际趋势是“三层减略为两层”，也就是说尽量把地区性的高层语言的语用领域让位给顶层语言。这种趋势与多年来大陆的推广普通话的语言政策有关。关于语言的语用分层第二章第一节还要深入讨论。
顶层语言在中国境内历来是官话，但是对海外的方言社区来说，却不是官话。在绝大多数社区，官话不是母语，而是一种引进的“外来”语。如果硬要提高官话的地位，把它当作顶层语言，就会引起原有的社会语言系统的困扰，而达不到最终目的（见邹 1990）。

如果海外华人社区并不通行官话，而在中文学校里用官话作为教学媒介，常常引起不良后果。因为这些社区没有足够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来维护官话。这样做不但会加重学生的负担，而且可能适得其反，促使年青人干脆放弃学习和使用汉语，进而使他们在文化认同上也发生变化，甚至在民族认同上也有所改变（见邹 1990和Wang 1988）。

上文提到官话和粤语的非母语使用者都比母语使用者多，究其原因，并不相同。母语和非母语使用者人数的差异，就官话而言，主要是因为官话在海峡两岸、新加坡、联合国具有官方地位，并且在二次大战后官话已经在一些社区里成为教学语言。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以官话为母语的社区在四种方言社区中是最少的。以它为母语和会说的人数也远远少于粤语和闽语。还有，有能力使用官话的人数实际上可能比估计的还要少。在中文学校里念过书的人常常自认为能使用华语，但是实地调查所得资料表明，许多人对华语只能程度不同地达到被动的理解。他们在与说官话的人对话时，必须借助粤语、闽语或客家话来回答。在加尔各答、南非和越南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

从母语非母语的比率来看，官话的地位与影响力是最大的。这与官话被定为官方语言有极大的关系① 。但是如果从母语使用人数、非母语但会说的人数和分布地域这几个角度来看，官话的功能不比其他方言大。以母语人数来说，官话跟其他方言相差数倍至三、四十倍，估计全世界华人中还维持汉语方言为母语的人，七十个之中只有一个以官话为母语，而以粤语或闽语为母语的人十个里就占了九个多。

从地位与功能方面比较，可与官话分庭抗礼的，大概只有粤语。相对于闽语、客家话而言，粤语是强势方言，除了官话以外，粤语的社会语用领域最广泛。在海外有的社区，有些中文学校还保留粤语作为教学语言，例如在北美、澳大利亚和越南。在许多海外华人社区，粤语就是共同语，例如越南的西贡（今名胡志明市）、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怡保、北美的多个唐人街，包括其中最大的纽约、温哥华和旧金山唐人街。在这些社区以粤语为母语的人通常只会说粤语，而以其它方言为母语的人往往兼通粤语。

粤语在海外的至高地位是与粤语在香港的地位分不开的。香港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区之间一向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粤语长期以来在香港是英语之外的官方语言，在立法、执法和行政方面都兼用。在教育方面，粤语口语是唯一从小学到大专学校都通用的教学语言。在国际航空服务方面，在汉语各种方言中，除了用官话作为广播语言以外，许多航空公司也用粤语，甚至有些航空公司只用粤语。正因为如此，粤语在香港的基础和地位十分稳固。还有，香港的大众传播事业非常发达、成功，粤语电影、电视节目和流行歌曲在海外华人社区备受欢迎，从而推动了各社区对粤语的认识和使用。

五、 方言社区的语言标志

有不少汉语方言社区通过与其他语言或方言的接触，形成了独特的群体内部的语言标志。各社区成员根据这些语言内标，可以分辨、认同各自的社区。这些标志常常是独特的词语，是从其他语言或方言引进的外来词。例如“小木棍”在一些越南的汉语方言社区里变成了来自法语的batong,这个词在香港称为“士的”，借自英语stick。马来语的roti，在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社区里普遍取代了“面包”这个固有词。在东南亚一带的“南洋华语”里有原来在汉语里不读入声的字，也读成入声（Kubler 1985）。例如“剃头”的“剃”变读入声。再看几个见于欧洲华人社区的例子。

试比较英国Tyneside 粤语和香港粤语的两个词（Li Wei,1994）：
英国粤语 香港粤语 英语
浴室 bafong (bath + 房) saisanfong （洗身房） bathroom
酒 toijau (table + 酒) jau酒 table wine
再比较法国巴黎的温州话和中国温州话的三个词：
巴黎温州话 中国温州话 法语
公共汽车 by s（法语译音） go dy tsh tsho（公共汽车） bus
地铁 mi thu（法语译音） dei thi（地铁） metro
法国 ho la sei（法 兰 西） ho kai（法 国） France
这四个词汇很明显是从英语和法语借入的。

这样的演变，假以时日，也可能形成新的语言变体或新的小方言。英语的情况就是这样，海外英语方言社区的历史比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历史长，现在已经公认的有美式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印度英语、西印度群岛英语、星马英语等。海外或境外的汉语已经成为新方言的只有“东干语”，“南洋华语”和“台湾国语”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内标，但是还没有被公认为是新的语言变体。

六、语言接触和文化同化

在海外长期居住的华人难免与当地的语言和文化接触，进而与当地文化融合，甚至发展到被完全同化。由于各种因素，主要包括移民是否陆续到来、种族、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移民的主要职业、居住环境等，同化的情况与过程，会因时因地而异。就语言能力而言，海外华人可以分为三类：A. 只会说汉语方言的华人。B. 汉语方言与当地语（非汉语）兼通的华人。C. 只会说当地语言（非汉语）的华人。

一般而言，同化的过程可分为五个连续的阶段，由最初的“作客期”蜕变到最后的“融合期”。第八章第一节将深入讨论这一话题，这里先略而述之。各阶段具有如下特徵：

（1）“客居期”：华侨社群里主要只有会说汉语的华人，他们的心态是把自己视为客居异地，想在适当的时候从“侨居地”回到原居地，初期的移民，或第一代移民常有这样的心态。（以A类为主）

（2）“聚合期”：双语现象开始出现，同时会说方言与当地语言（非汉语）的华人逐渐增加，但人数比不上只会说汉语方言的华人。这些社团里的成员主要是为了生活，开始适应他们群体之外的语言和文化。当移民的子女开始上本地学校并且能够掌握当地语言，甚至以当地语言回答父母的问题，这就形成相当典型的聚合期。（A类多于B类）

（3）“过渡期”：使用双语的华人数目增加到比只会说汉语的华人或只会说当地语言（非汉语）的华人还要多。（B类多于A类或C类）

（4）“混同期”：双语人数比只会说当地语言的华人多，同时只会说当地语言的华人比只会说方言的华人多。（B类多于C类，而C类又多于A类）

（5）“融合期”（或同化期）：只能说当地语言的华人比只能说汉语的华人与能操双语的华人多（C类多于A类及B类的总和）。

从语言行为来看，这五个文化同化上的分期也有显著的社会语言特征：

（1）“语言移借”：从当地语言吸收大量词汇，创造音译的借词，用来表达新的概念或事物。

（2）“语言替代”：用来自当地语言的新词来替代汉语里原有的词。

（3）“语讯交替”：在句子里或句子与句子之间交替使用汉语与当地语言。

（4）“双重语言”：可以适当地运用汉语与当地语言。

（5）“残余干扰”：除了在特别场合里掺用极少数的汉语词汇外，只能用当地语言。有时候还保留一些华人的“口音”。

语言与文化融合过程的五个阶段是互相对应的。从婚姻方面也可以看出一种与之相应的趋势，就是在第一阶段到第五阶段的同化过程，一般情况是先有同族联婚，而发展到同时出现同族联婚与异族通婚的现象，最后发展到差不多全为异族通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