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客家入迁原由与分布

湘里妹子

作者：　万芳珍，１９５０年生，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伦鑫，１９４３年生，南昌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来源：http://sdx.sru.jx.cn/sdx/sru/web/showart.asp?id=41  

内容提要　本文从明后期江西农村的经济凋敝，明末清初战事对闽粤赣三省的破坏，明中叶初露端倪、清中叶渐趋严峻的人口过剩，明清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对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的刺激等方面分析了导致明清时闽粤移民客家由南而北入赣的原由。并以三表一图具体分析了客家的原籍，统计了他们在各市县的建村总数及人户数，展示了他们在全省的分布大势。
　　
关键词　迁徙原由　原籍　村户人口　分布
　　
        此文是《客家入赣考》［（１）］续篇。上篇详考了客家入赣过程，本篇试对客家入赣原因作一初步探讨，并以图表形式配合文字对客家在江西的分布等情况作一统计分析。
　　　　
客家移垦原由

　　明清两代，闽粤移民客家持续不断入赣，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状况密切相关。

　　从政治方面看：首先，它与明后期因政治腐败而加剧的土地兼并、赋役苛繁、农村经济凋敝有关。专以江西言，明末，赣州府土地兼并最剧，于都县“寄庄户夺土著之山”，“产之归于寄庄户者已十之二三”，［（２）］或曰“田产大半为他邑宦家所有”。［（３）］信丰县“田土财赋蚕食于吉之万、泰者七八”。［（４）］袁州、瑞州二府则赋粮特重，“人户稀少、而科粮独甲通省，……民苦累已极。”［（５）］役法也弊端百出，小农田产被侵吞“而丁役仍存，至以一丁而三、四丁者”，［（６）］结果“田赋未符于顷，富者有田无役而富，贫者无田加役而益贫”，［（７）］又“粮多殷实人家，平日则花分诡寄以图轻差，以至审编，则营求贿属以脱重差”，“小民役重费繁，力不能胜，一年当差，即九年未得苏息。”［（８）］由此，不仅破产小农纷纷逃亡，有薄产的也“弃田不业，逃亡转徙者日甚，至动色相戒，皆谓有田不如无田。”［（９）］长宁（今寻乌）县小农，因“粮多赋重，……催科日近，或合家全逃，更名换姓；或壮丁远逃，撒妻丢子”。［（１０）］兴国县“户口则名邑５７里，实则不及一半，其有有里长而全无甲首者，有有甲长而止一二户者，户止存一二人者。以故，去县２０里外，行二三十里，寥寥星居不及十余家，人丁凋零，村里荒凉”。［（１１）］这就导致了南、赣、袁、瑞诸府，一方面因土地兼并，小农无田可业；一方面又因不堪赋役转嫁，小农弃田不业，大量土地抛荒，且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明中叶后，南昌、吉安等府“地不能尽之（民）使农”，小民本可移迁南赣等地谋生，但“一佃南赣之田，原籍之追捕不能逃，新附之差徭不可减，一身而三处之役加焉”，而“远去则声不相闻”，故“佃田南赣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１２）］时南、赣、袁、瑞诸府农村经济凋敝的积重难返之势，是闽粤客家得以最先迁入上述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明清递嬗之际，内乱外患、人祸天灾迭起交逼，闽粤赣三省都经历了少有的多事之秋。江西方面，袁州府：先有张献忠率部来攻，随后左良玉来剿，左军“淫杀十倍于‘寇’”，［（１３）］十年蹂躏，“赣湘边缘数百里人烟寥绝”。［（１４）］吉安府：“明季兵寇相仍，乡邑之民逃亡殆尽”，［（１５）］“自吉往赣，……及至万安，抵赣二百余里，沿途之庐舍俱付灰烬，人踪杳绝，第见田园鞠为茂草，郊野尽属丘墟”，“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无力可耕”。［（１６）］至康熙八、九年，又迭遭大旱，十年，瘟疫旋踵又至，“所在孑遗逃窜，死亡不可胜计”。［（１７）］全省范围内：顺治初，“金（声桓）逆一人反复，江民两次横尸”，［（１８）］“金逆拘乱杀人百万”，［（１９）］“加以丙戌（顺治三年）旱魃，丁亥（顺治四年）水灾……民亡十之六七矣”，“实计全省有主荒田４４５６６亩，无主荒田２４３９８亩”。［（２０）］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赣、吉、袁、瑞诸府又成四战之地。据统计，这次变乱，全省伤亡６３０００余丁口，荒田近９万顷。［（２１）］经此种种浩劫，赣境至康熙末尚未能恢复元气。为恢复社会经济，保持政权的稳定，自顺治年间，战事的破坏与召垦复业就在赣境变错进行，闽粤移民客家不少便是清初应召入垦，插草为标，定居赣地的。详情前文已论及，此处仅补充康熙年间召垦事一条：“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宁州（今修水、铜鼓二县地）连年兵燹，时遭水旱灾害，民不聊生，死丧及背井离乡者甚众，……抛荒田土山塘２８００多顷，占全县总面积１／３有余，缺赋粮一万余石无人完纳。康熙十七年，政局平稳，知州班衣锦奉谕招民垦荒，有闽广等处人民挈妻负子，闻风而至。后以亲邻相邀，迁徙人数逐年增多”，至“康熙五十五年，闽广两省迁来宁州人众数万”。［（２２）］闽粤方面，客家远离故土迁赣，也与明中叶后、特别是明清之际的战事相关。一是明中叶倭寇侵扰沿海，“闽人避倭寇之乱之赣，于宜春三关九图凿山种麻，迨后粤东之人亦至”。［（２３）］赣州定南县也有明代避倭乱迁入的。［（２４）］二是“顺治三年清师由浙南趋潮惠，兵事发展虽速，而明清交战于闽粤一隅，反复争夺者四十年之久。……闽粤人深感亡国之惨痛，相率他徙”，［（２５）］因这种情况流徙赣省的在在皆有。上犹张氏汝珍公房支，“原居粤东惠州府嘉应州小都村，本巨家大富，自明季迭遭兵火，湮殁磨灭，仅存者十之一二”，汝珍公之父“自康熙癸卯岁（康熙二年公元１６６３年）与伯父诸人挈家奔豫”。［（２６）］尤以“三藩”之乱对地方蹂躏最烈，“闽粤之民多流离于邻疆”，［（２７）］新余县下村公社马步凌村张氏即是因“康熙年间遭兵燹，十室九逃”，自上杭西坪白沙里迁入。［（２８）］三是清初的“迁海”政策，造成沿海闽粤居民（有一部分是明代由闽西粤东北迁去的）“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２９）］因“迁海”，“闽粤之侬破流亡，千里远来亦其一因。”［（３０）］湖南醴陵县客家多经江西转迁而去，县志对当地客家迁徙原因分析同样适合于江西宜春、万载等地客家。

        从社会方面看，明清两代前期相对安定的社会大环境下，小农得以休养生息，从而带来人口的过快增长，这也是闽粤客家徙赣的重要原因之一。《明实录》载明代户口数，“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３１）］《明史·食货志》编修者已表示怀疑，后之学者也多有异议。从乾隆《南昌府志》的记载看，南昌府自明初到万历３６年的户数，明初到嘉靖初年的人口数一直呈增长趋势，［（３２）］而隆庆以后的人口数也仅是统计数下降，非实际人口数下隆。［（３３）］可见，一般而言，明中叶后的人户数是明初的二倍左右。因可耕地的增长无法跟上人口的增长，故明中叶后，赣省的南昌、抚州等府出现“有可耕之民，无可耕之地”，［（３４）］“常有百万口无养”［（３５）］的情况。时闽省漳、泉、汀州等府也是“生齿日繁，以口度地，常一亩十口资焉”。［（３６）］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过剩危机，明中叶已初露端倪，移民成为人们拓展生存空间的需要。明中叶后，闽西、粤东北贫民开始初具规模地向本省内地及赣境移垦，不无人口过剩的原因。明末，人口增长势头因政治原因人为地受到抑制，清代历顺康至雍乾，人口过剩真正成了当时不可不正视的社会问题。康熙中期已有迹象。闽省“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自平定台湾以来，生齿日繁，山林斥卤之地悉成村落，多无田可耕，流为盗贼。”［（３７）］闽粤客家千里迢迢移徙赣西北义宁州，从自身原因来说，即是因“康熙３０年后，国家生齿日繁，……闽粤诸处之人散处四方”。［（３８）］康熙５１年，清廷“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对人口的增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雍正年间人口过剩情况变得严峻起来，到处是因“本地人多田少不能养活，故相率就食于外方”［（３９）］的流民。当时“惠潮两府户口较繁他郡，……生齿日繁，无业贫民资生无策”。［（４０）］因此，清代康雍以后的移民活动，既与垦荒相关，又与解决人口过剩危机相关，且后者渐成为主要原因。广东巡抚杨永斌曾就解决惠潮两府人口过剩问题建议：“在本省鹤山及近省各省荒地谕招有力商民承垦”，并将“三千户招为佃户”。［（４１）］雍正帝多次对安辑棚民问题作出指示，有的正是针对闽粤客家向赣浙的移民而发的。查阅赣省客家族谱，提到康雍间因“家口浩繁”、“人众业少”、“族大人繁”、“宗支日衍”、“后嗣子孙众多，地窄人稠”，“为长远计，必须向外发展”［（４２）］而迁徙的情况最多。至乾隆年间，“版籍日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数十人之食”，［（４３）］人口过剩的社会问题愈趋严重。尽管此时赣境基本无荒可垦，但客家移民潮不曾歇息，龙南“虽野无隙地，而践土茹毛者十倍于昔”，［（４４）］义宁州移民仍与高峰时的康雍朝不相上下，原因只能是“生齿日繁”造成“相继流入者愈多”。［（４５）］

　　从经济方面看，首先，它与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跃，城市经济的繁荣相关。明中叶后，江南地区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区域应是包括苏、浙、鄂、皖、闽、粤、赣部分地区在内的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的一个大三角地带，它是国内商品市场的中心。赣省与上述地区经济交往密切。如“江广间织绫纱缎，多杂以ｚｈù＠①，非宜（春）产不中”，［（４６）］常熟印书商毛晋印书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４７）］龙南杉木，“乡人出厚资贩运江南，岁获倍息”，［（４８）］油茶、油桐，南赣所产省内最佳，“每岁贾人贩之他省不可胜计”，［（４９）］南赣民“种蓝作靛”又有“西北大贾岁一至，泛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５０）］城市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原料麻、靛、茶、烟等农业经济作物及竹、杉、桐、漆、油茶等经济林木的种植，对这一时期移民流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们除流向商品经济较为繁荣的城镇佣工外，还可进入尚未开发或未完全开发的山区从事商品性农业经济作物、经济林木的种植。赣境明末清初因农业凋敝和战事破坏造成的熟田抛荒总是有限的，尚未开垦而可辟为耕地的良田更少，而明末袁州府，清康熙末义宁州两地接纳移民均以十数万计，明清两代全省受容闽粤移民客家４００万以上，［（５１）］主要原因是明中叶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把山区的开发提上了议事日程，江西有广大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山区，这对当时的移民极具吸引力。袁州《麻棚谣》唱道：“山棚郁郁多白ｚｈù＠①，问谁种者闽与楚，伐木作棚御风雨，缘冈蔽谷成铸伍，剥麻如山召估客，一金坐致十石黍”，［（５２）］时麻棚的生产已不再是自然经济的补充，而是纯商品性农业生产。明隆庆间，吉安府万洋山以植蓝为业的“蓝户”被政府视为“商民”，［（５３）］说明他们也是从事纯商品性的农业生产。明清之交，资本主义萌芽虽一度遭到摧残，但成长中的新经济因素不与明朝同亡。清代康雍乾三朝，随社会经济的逐步复苏，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又有新发展。商业资本更活跃，农产品商业化的程度也更高，从而吸引更多的闽粤客家进入赣省山区从事商品性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清代史志称为“棚民”的流民，在赣境很大一部分即是闽粤的移民客家。雍正二年据地方官员的调查，他们的生计大都“或种靛麻，或种茶烟，或佃耕做纸”。［（５４）］在南、赣二府，种ｚｈù＠①麻有“闽贾于二月放ｚｈù＠①钱，至夏收ｚｈù＠①以归”，［（５５）］种蔗“悉系闽人赁土耕种”，“采载而去者，皆西北江南巨商大贾，计其交易，每岁裹镪不下万金”，［（５６）］种烟则“自闽人流寓于瑞（金），以莳烟为业，往往起家徒手，骤拥雄资”，“当春时，平畴广亩，弥望皆烟”。［（５７）］在吉安府龙泉（今遂川）县，客家多以种植竹木为业。方志载：“康熙间，粤闽穷民知吾泉有山可种，渐与只身之境，求主佃山，约以栽插杉苗，俟成林时得价而均之”，或“批山种竹”。［（５８）］在袁、瑞、南（昌）、广（信）诸府，客家以造纸为业的不少。分宜“南乡山深多竹，棚居者以造纸为业”，［（５９）］新昌（今宜丰）的黄冈、双峰，义宁州的石桥、排埠、丰田、二源（今均属铜鼓县）等客家聚居地，清代纸槽密集，仅上举义宁州四地，纸槽多时达千余槽，客家多赖以致富。排埠梅洞蓝氏，清代万载转迁义宁州，买下万载义宁交界处西坑的三丛竹山，子孙世代以造纸为业，到蓝生芳，最多时开７０余纸槽，成了当地的大财主。［（６０）］铅山县篁碧雷氏，康熙年间自汀州来做木材生意定居篁碧，后在当地买竹山，设纸槽，成为大纸商。［（６１）］且铅山因出毛纸，从事纸业非个别，“业之者众，小民藉以食三四焉”。［（６２）］随土之宜，麻靛茶桐的种植是各处客家的普遍生业。史志载“铅（山）多流民，艺麻茶、布山谷”。［（６３）］义宁州客家“青布裹头肩荷锄，沤麻才了又沤蓝”。［（６４）］至今客家村的不少村名还留下了当年营生的印记。如铜鼓县古桥乡公益林场有“蓝棚里”、“麻棚”、“蓝草湖”三个自然村，得名即因曾为客家种蓝靛的蓬场，看守ｚｈù＠①麻的蓬场及浸蓝靛的湖塘。［（６５）］萍乡市郊后埠桐子园自然村，原名庙前，清雍正间客家叶氏迁入后广植油桐，改桐子园。［（６６）］可见，明清社会经济中的新经济因素的滋生、发展，赣境山区适应新经济因素成长的丰富资源，是客家持续入赣的动力和诱惑力所在，而这是此前尚不具备的社会经济条件。其次，移民客家能扎根于赣境山区，又与明中叶玉米、红薯等高产粮食作物品种的引入密切相关。玉米、红薯有耐旱不择地的优点，它的移植，不仅为粮食生产开拓了新的品类，并成为耕山客家可靠的主食之源。赣境薯种还是“闽粤来此耕山者，携其泛海所得之苗种之”，［（６７）］且“耕山者出最多，大者重数斤，谷贵以此疗饥”，［（６８）］瑞金、龙泉“咸于烟树行间栽之”或种于“滋长未高”的杉苗中。［（６９）］玉米的种植客家聚居地也很普遍，萍乡客家“苞粟等屋高”，［（７０）］南赣二府，“朝夕裹腹多苞粟”，“或终岁不米饮，习以为常”。［（７１）］这为客家扎根山区，致力于商品性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后顾之忧，成为维系山区客家经济的重要前提。

        综上，明清时持续入赣的闽粤移民客家，是其时政治、社会、经济状况的综合产物，他们或因明清之交赣境农村凋敝，战事破坏，熟荒急待复垦而应召入赣；或因不堪当地兵火蹂躏流离邻疆；或因人口过剩向赣地发展；或受新经济因素刺激跋涉赣地山区，或常几方面原因兼而有之。他们本质上仍属流民，然已不同于此前时代的流民；他们仍属小农，但封建宗法关系已见削弱，反封建意识较强。清前期南、赣、吉、袁、瑞等府持续不断的棚民起义和佃农要求减租及抗租、争取永佃权的斗争，其主体便是闽粤移民客家。

湘里妹子

客家在江西的分布

　　依据赣省１９８１年地名普查以来陆续出版的各县市地名志资料，我们以图表方式，对客家向江西的移民情况、人户数及分布作了一点统计分析。各地地名普查中，对每一自然村的建村时间、原由、自何处迁入都有过详细调查，使我们的工作有很好的基础，不足的是，建村时间和原籍有的记载较含混，另开基老村原籍较显，后裔在当地的新建村原籍难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统计的精确性。

　　表一凡例说明如下：１．为与地名志配合，表格项目反映１９８１年底前的政区建置，县、市均为今名，排列上依清时所属府州归类，顺序依次为赣州、南安、吉安、袁州、临江、瑞州、义宁、南昌诸府州；２．本表（包括其他表、图）所称的“基础村”，是指一次性迁入的开基老村，该表仅统计由闽粤一次性迁入的这种开基老村。全县（市）总数不足５０基础村的不作统计；３．入迁时间上：凡记作明代的，作明正统后迁入。记作清代的，作清乾隆以前迁入。记传承世代数的，以２５年为一世推算；４．移民原籍：凡来自闽西汀州属县，粤东北嘉应州属县，潮州大埔县，惠州龙川、和平县的，所建村均看作标准的客家村。来自闽西建宁的，因主要来自与宁化接壤地，［（７２）］所建村视为准客家村；闽西南龙岩州、漳州迁建的少量村和粤北惠州、韶州迁建的一些村，因当地有先期迁入的闽西汀州、粤东北嘉应州移民，［（７３）］所建村也一概视为由上述地中转入赣的准客家村；泛言来自闽粤的，据我们实地调查，基本上是迁自闽西粤东北，［（７４）］所建村也一概视为准客家村。从表一见：从入迁时间上看，各客家分布县均以清前期入迁的最多，占全部基础村的６６％；从不同籍贯的客家所建基础村的总量看：闽粤相较，粤省为多；原籍明确的，闽西以上杭为多，粤东北主要来自嘉应州所属，又以兴宁为多；从赣境不同籍贯的客家基础村的分布看：来自汀州各属县，嘉应州各属县及惠州龙川的，分布面较广，又相对集中。来自宁化的，相对集中在今广昌、石城、宁都、永丰、兴国、瑞金数县，前四县及吉安、吉水、泰和、宜丰等县闽籍基础村均占全县基础村总数的８０％以上；来自兴宁的，仅今南康、上犹、崇义、遂川四县就占全部兴宁籍基础村总数的８１％，此四县及大余、井冈山二县粤籍基础村占全县基础村总数的８０％左右。闽粤籍基础村总数接近的有赣县、兴国、于都、安远、龙南、修水等县。

　表二凡例说明如下：１．村、户人口数为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数；２．“闽粤基础村”即上表“闽粤客家基础村”之略，安远县此类村最不明显，统计中把南部凤山以下五社镇全部自然村作“闽粤基础村”看待，其他县均为实际数；３．先期迁入南赣二府的客家，多有转迁本府或外府他县的，［（７５）］我们把这种在他县再次开基的老村称为“南赣转迁基础村”。宜丰由万载、铜鼓、修水迁入的村多为客家转村，以其半数附于“南赣转迁基础村”。［（７６）］本栏村户人口数，除标※号的户、口数是参照本地闽粤基础村村户人口数比例估算的，其他均为实际统计数；４．“客家总村户人口数估计”栏，考虑到两类基础村在迁入县因人口繁衍分支还会另辟新村，根据我们实地调查的印象，分四种方法统计：今“三南”、寻乌转迁村特多，以扩大两类基础村村户人口数的四倍计，［（７７）］今修水县等转迁村也较多，以扩大三倍计，南赣二府除上讲四县其他县转迁村也较多，但前将二府各县互迁村均作南赣转迁基础村看待，难免有扩大化的情况，故均以扩大二倍计；井冈山县转迁村线索清楚，最初统计时已混计于两类基础村，故维持原数不予扩大倍数。备注栏中凡标“２”、“３”、“４”的即表示分别扩大了二三四倍不等。江西客家的准确数，不通过专题性普查不易搞准确。客家在赣境扎根后，求生存图发展的竞争意识极强，初来乍到，或携眷数十口，或叔侄数人，或孤儿寡母，或单身一人。现衍及几百人数千烟上万口，遍及数县数乡社的不少见。因而，从整体上说这个数据还偏于保守。

　　简图凡例说明如下：１．限于一次性自闽粤迁入的开基老村在各市县主要社（场、镇）的分布，地区市未统计；２．基础村较多的县，仅标列相对数量较多或有特点的社场，基础村较少（包括全县不足５０村）的县，为全面反映客家聚落，不足１０村，甚至１～２村的社场，必要时也予标列；３．本图依１９８１年底政区建置。下面附以文字补充介绍，凡市县下提及的地名均社（场、镇）一级政区单位，地理方位参地名志提法。

　　赣县：４１３村。除东北三溪不显，各社场均有分布。绝对数较多的有北部湖江８６村、东部江口５６村、长洛３２村、西北沙地３４村。占全社自然村比例１／４～１／５的有中部茅店、石芫及江口、长洛。当地南赣转迁基础村最多。

　　兴国县：１０００村。除北部贺堂、南部龙口、社富及四个林场较少外，其余均在２０村以上，而以中部由东及西一宽横条地带最集中，其中６０村以上的有东部古龙冈６７村、东村７８村、南偏东江背７８村，中部长冈９１村。西部均村８０村、高兴６１村，西北崇贤７９村。占全社自然村比例１／３以上的有江背、长冈、崇贤。图中凡４０村以上的社均标列。

　　于都县：４３７村。各社场均有分布，而以县城为中心的中部一宽横条较多。２０村以上的有东部黄麟２７村，中部梓山２７村，西郊１０６村，西部罗坳４７村、西南罗江３０村、利村２０村，北部岭背３０村。另西北角银坑、葛坳、马安、桥头又相对集中，共６８村。

　　广昌县：２５８村。各社场均有分布，主要是东半部，又相对集中在东南部与闽省宁化、建宁毗连地。东南塘坊７８村、杨溪１８村、尖峰５５村、赤水３１村、驿前９村，这五社镇总１９１村，占全县闽粤基础村总数的７４％。另东北千善、水南、长桥也分别有１１、１４、８村不等，其余分散在西半部。

　　石城县：２４５村。各社场均有分布，西半部小松、小别、大由较少，东半部较多，又以县城以下东南一带最集中。中部观下３８村、南部横江３７村、东南罗家２９村，这三社占全县闽粤基础村的４２％，东北高田、木兰、丰山共４７村。

　　宁都县：２８０村。明清时县内大致以石上为界，分为北部上三乡和南部下三乡两部分。上三乡多土著，中部石上、安福、偏北的钓峰、东山坝、北部肖田客家极少或不显，属下三乡的县城以下梅江以西刘坑、竹笮、赖村、黄石也极少或不显。客家集中在下三乡东南一带，固村５９村、固厚３４村、长胜３０村，这三社占全县闽粤基础村的４３％。上三乡西北角黄陂、大沽、小布三社也有６７村。

        瑞金县：２７２村。各社场均有分布。以县城附近及东北角较集中。县城附近泽覃５５村，东北日东４０村、壬田３４村，这三地占闽粤基础村的４７％，占全社自然村比例１／３～１／４的有泽覃、日东。

　　会昌县：２５３村。各社场均有分布，大都是１０村以上。东南部较西北部多，其中洞头达５１村。

　　安远县：５１村。北部浮槎、双芫，长沙不显，其他社场均有分布。村大、转村多，整个基础村都显得少。总的以南部居多，凡实地了解较多处以１０村左右图例标列。

　　信丰县：２８０村。除西部正平不显，其他社场均有分布。大都在８～２７村之间。以东北一带稍集中，新田２２村，金盆山２７村、大桥２７村，古陂１６村。其中金盆山占全社自然村的１／２弱，大桥占１／４。

　　龙南县：８３村。除西部安基山不显，他社均有分布，或与安远同原因，基础村也显得少。仅东部玉岩、南部临江超１０村，南部武当、西部渡江、西南九连山在７村以上。

　　定南县：１０７村。除岿美山不显，他社镇均有分布。大都在７～１５村之间，又以北部迳脑１３村、东北龙头１２村、南部天花１５村、老城１２村、下历１１村为多。因公社范围小，自然村又较大，一社的自然村数量少，象东部镇田、鹅公、柱石、东南九曲、西南三亨，虽基础村只有９～５村不等，但占全社自然村的比例都在１／１０以上、加上南赣转迁基础村及他们在当地的分支派生村多，客家事实上占定南人口的绝大多数。

　　全南县：８３村。除大吉山镇及四个场不显，他社均有分布。当地与定南一样，闽粤基础村也显得少，自２～１１村不等。较多的有西南大庄１０村，西北寨下１１村，北部陂头１１村、上江２０村，占全社自然村的比例，上江５／７、大庄、寨下为１／３～１／４，另西北部龙源坝８村、北部社迳８村，所占比例为１／８～１／９。

　　寻乌县：２０８村。除园艺场不显，各社场均有分布，大部分在１０村以上，如东北罗塘１６村、澄江１７村，东部吉潭１７村，南部岑峰１８村，西部中和１７村、桂竹帽１４村。又以东南一角最多，南桥３２村、南部留东２５村，加上岑峰，三社占闽粤基础村总数的３６％。

　　南康县：５６３村。除最南端龙回不显，南部三益、北部隆木、大坪、横市、麻双五社仅１４村外，其余社镇３０村以上的占多数。中部沙溪以下，南部浮石以上，包括县城在内的一横段较多，其中中部平田７７村，绝对数第一位。占本社自然村比例在１／３～１／４的，除平田，还有东南潭东、潭口、龙岭、南部东山，西南朱坊，分别是３９、３６、３０、３８、４５村不等。

　　上犹县：１３８村。各社场均有分布。从北部双溪到东部社溪连一线，东北一角稍少，客家集中在东南西南大部，除双溪、寺下、社溪连线上三社，其余各社镇占当地自然村的比例都在１／２～１／３，由西而南、五指峰４１村、平富３７村、金盆６７村、营前５１村、龙门２１村、梅水５１村、陡水２２村、油石５５村、清湖２８村、中稍４５村、黄埠３１村，占闽粤基础村数的８０％。

　　大余县：３１３村。除二镇不显，他社均有分布。占全社自然村比例在１／２～１／３的有东部青龙，西部内良、吉村，西南河洞，中部黄龙，东北樟斗，分别是７１、３１、４２、２１、２５、２１村不等，东部池江，东北新城、南丰，中部梅关也分别有２７、１８、１３、１６村不等。呈沿章水伸展贯通全县的分布态势。

　　崇义县：６３４村。各社场均有分布，总以县城横水镇以西、麟潭以北较多，均在３５村以上。绝对数多的有北部杰坝６４村，中部过埠８２村，西部上堡７５村、麟潭５９村，西南文英４４村。占全社自然村比例在２／３～１／４的社场是绝大多数。

　　吉安县：９７村。分布面不广，北部、中部呈零散分布形势，集中在东南东固，有５０村，占全县闽粤基础村总数的１／２强。西部前岭１２村、天河８村、官田８村，是又一相对集中地带。另东固一地兴国转村有１０４村。

　　万安：５２４村。除北部韶口、罗塘、麻源不显，其他社镇均有分布。县城以上北部较少，仅西北角高陂３８村，占全社总自然村的近１／２。东南大部最集中，绝对数较多的有涧田１０４村、宝山６６村、棉津８５村，占全社自然村比例在１／３左右的有武术、顺峰。又西南沙坪５６村，县城附近五丰３３村。另南赣转迁基础村１８２村中，有１０８村迁入南部。

　　遂川：１２７８村，除东部县城周围盆珠，瑶厦、于田、珠田、枚江几社较少或不显，县西南部最集中，左安２１１村、大汾１１２村、黄坑１０２村、藻林９５村，此四社闽粤基础村总数占全县的４０％强。最北部也有一集中地带，新江５９村、衙前６０村、五斗江６０村。另最东部碧洲３６村、巾石２８村、分别占当地自然村比例的１／４强、１／６强。

　　泰和：１７５村。分布在约半数的社镇。两个集中点：一是西部与遂川、井冈山、万安、吉安客家区界连的桥头、碧溪、和市，分别是６４、１１、８村；一是东部与吉安、兴国客家区界连的老营盘、中龙、小龙、上圮，分别是２５、２３、１６、１３村，这七社镇的闽粤基础村占全县的９４％，其余则呈零星分布。

　　吉水县：５２村。分布面不广，集中在县城以下东南部，其中水南２０村、丘陂８村，占基础村总数的强半。其他丁江、冠山、乌江、白沙、螺田、白水、新和５～１村不等。另西南临江３村、西北金滩２村。

　　永丰县：２６２村。北半部陶唐以上共１３村，集中分布在东部、南部，各社８～４１村不等，占全社自然村比例１／３～１／４的有东南南坑、中村，分别是３０、４１村，１５～３０村的公社还有东南石马、水浆、君埠、上溪、南部上固、龙冈。另兴国２９０个转村也大都在东南部。

        　永新县：５９村。分布面不广，集中在两处：一是西南三湾２７村，占半数弱；二是东南一隅的坳南、曲江、白沙塘，分别是９、９、６村。另东北高桥５村，禾川镇、烟阁有零散几村。
　　宁冈县：７６村。除二场不显，其他社镇均有分布。若从西北东上、东南柏露连一直线，北半部少，仅１２村，余皆在包括东上柏露在内的南半部。其中睦村，大陇各１５村，茅坪１１村，占闽粤基础村强半。

　　井冈山县：１４０村。仅北部厦坪不显，其他社场均有分布。以茨坪为界，北部少、南部多。北部拿山５村、罗浮２６村，南部最南端下七、长坪、黄坳最集中，分别是６１村、２０村、２８村。

　　宜春县：９９村。县城及南端洪江、东北寨下不显。其余社镇呈零散分布状。也有两个相对集中点：一是与萍乡、万载客家区界接的西北慈化、北部丰顶山、楠木等地２０余村；二是县城以南、洪江以北一横条地带的温场、新坊、南庙、彬江、西村共７０村。另西北慈化、丰顶山、金瑞三社有万载转村１４１个，应有相当部分是客家转村，因未实地调查，未计入客家村内。

　　萍乡市：２５０村。四个大区均有分布，仅芦溪区的华云、新泉，湘东区的腊市、排上、白竺及城关区的安源不显。芦溪区的芦溪镇、南坑均２０村以上，湘东区的麻山、龙台，城关区的郊区、高坑，上粟区的桐木、东源在１０村以上，其余社镇６～９村不等。

　　万载县：４８４村。除鹅峰不显，其他社场均有分布。从南部岭东经白良到东北罗城连一线，包括县城在内的东南一隅相对较少，大都３～８村不等，仅南部高城３８村。西南大部密集，北部高村５９村，中部茭湖５９村，西南潭埠４６村，西部仙源４７村、白水４６村。占全社自然村比例１／２～１／５的除上述地，还有西北西坑、官元山。当地南赣转迁基础村不少。

　　新余县：９６村。分布面不广，集中在西北部。２０村以上的有观巢、界水，另下村、欧里、马洪、仁和、沙土也有１４～７村不等，总村数占闽粤基础村的９０％，东北、东南的水北、北冈、水西、珠珊、九龙山也有呈零星分布的１～３村。

　　宜丰县：８２村。分布面不广，以与万载、奉新、铜鼓客家区毗连的西北黄岗、双峰、石花尖，北部潭山、天宝，西部车上一带最集中，总村数占闽粤基础村的近９０％，黄岗一地４７村，就占半数强，其余分布在同安、花桥、桥西、敖桥、芳溪等地。当地还有万载转村８９、铜鼓转村３５、修水转村４２，其中大都客家村。

　　修水县：６９６村。分布在近半数公社和４个林场。从东北南岭到西南程坊连一直线，东南部较多，西北部较少，仅１７村。东南部又相对集中在４社１场。何市５１村、黄沙１１４村、黄沙巷７７村、黄沙港林场１９村、汤桥７０村，总数占全县闽粤基础村的４９％，这五社场以及南部漫江、桃坪、中部赤江的村数占本社自然村的比例均在７／１０～１／４，且漫江的绝对数达９８村。

　　铜鼓县：４７６村。除西北幽居不显、其余社场均有分布。分布态势同修水，东南较多，西北较少。东南各社场的村数占本社自然村的比例均在４／５～１／４之间。绝对数较多的有东部大ｄｕàｎ＠②７８村、三都５０村，南部二源４１村，东北古桥４７村。西北港口、棋坪、花山也都有十余村。

　　武宁县：８９村。分布不广，集中在以县城新宁镇、西部ｌǐ＠③溪、东南严阳为三点所组成的一个大三角地带，其中县城及黄ｄｕàｎ＠②、县茶场共２９村，西部甫田、ｌǐ＠③溪共１６村，西南石渡１０村，东南严阳１８村，村总数占闽粤总基础村的近８０％。另东林、船滩、石门、罗溪、杨洲、宋溪、泉口共分１０余村。

　　靖安县１２８村。除东部仁首及４场不显，其余社镇场均有分布。以中部高湖以西五社最集中西南东源２１村，西部官庄２０村、石境３２村，西＠④都１７村、中部高湖１２村，总１０２村，占闽粤总基础村的８０％。另东北周坊９村，东南香田、雷公尖、中部水口、北部三爪仑、西南西岭有１～５村不等。在高湖、东源、ｚàｏ＠⑤都及东部仁首等地有较多的南赣基础村。

　　奉新县：１７０村。把全县纵向分为三部分，县城以东东部干洲、宋埠、罗塘三社不显；县城以西、罗市以东也较少，ｚàｏ＠⑤下、会埠、赤岸共１４村；罗市以西较多，西北石溪４０村、仰山２３村、澡溪１１村，西部西塔４村、七里１１村，西南甘坊２３村、上富２７村、罗市１７村，此八社总１３５村，占闽粤总基础村的９１％以上。当地南赣基础村７３村，分布在罗市以西的占６９村。

　　以上是闽粤基础村在５０村以上的市县分布情况。５０村以下的市县，仅就目前所知的作一介绍，并标列确有闽粤基础村的社（镇场）。

　　景德镇市：极少，仅知鹅湖区刘村自然村人说客家话。［（７８）］

　　莲化县：南村白竹村，下坊冲头村各一兴国转迁客家村。［（７９）］又六市、荷塘也有几十户客家。

　　分宜县：２６村。主要分布在与新余客区毗连的界桥、湖泽、双林、洞村等社。上述地及苑坑还有１０余个南赣基础村，上述地及西北杨桥、操场、高岚等社万载铜鼓转村达６３个，应当会有一部客家村在其中。

　　清江县：６村。东南店下４村，临江镇１村，西部山前一村，又东南＠⑥山有南赣转迁基础村２村。

　　上高县：１２村。分布在东南蒙山、南港，西部镇渡、田心、九峰一带。这三社二场还有４个南赣转迁基础村，３０余个万载、新余等地可肯定为客家村的转村，１０余个极明显的闽粤基础村的转村。

　     高安县：３村。分布在西北角伍桥、华林，东北祥符。华林垦殖场还有近２０个万载、奉新、修水的转迁村，大都为客家村。

　　进贤县：３６村。分布在县城以下的南半部。自西而东有架桥、大塘、温圳、张公、前途、李渡、白圩、长山晏、下埠、衙前、池溪、钟陵等社镇、各１～６村不等、县城以北只有七里４村。另衙前，池溪有信丰、瑞金转村３个。

　　德兴县：１３村。分布在东南部，东部龙头山１村，东南绕二１０村，西南张村、花桥各１村。绕二及西南万村、东北占才又有４个南赣基础村，西南黄柏、万村、张村及西北香屯、东部李宅等地还有３０多个福建村，其中也会有客家村，因赣东北来自福建的移民原籍较复杂，暂不予统计。

　　乐平县：１村。在港口，名龙塘村，６１户、３８４人，来自汀州。另泛言迁自福建及迁自邵武、莆田、建宁的１２村。

　　余干县：１村。在黄金埠，名株桥村，８０户，４０６人，来自上杭。另泛言迁自福建或迁自建阳的共１３村。

　　玉山县：１７村。分布在北部紫湖、南山、少华、东部四股桥、东南六都五社。当地还有泛言来自福建及福建汀州以外地区的移民村３２０村，南赣基础村５村，其中定有部分客家村。

　　上饶县：３０村。分布在东南花厅、前程、４８都、铁山等社场。

　　横峰县：龙门上源排戈家村有五六百人说客家话。［（８０）］

　　铅山县：２１村。主要分布在西部偏南的武夷山、陈坊、太源、天柱山、篁碧、港东等社场，另北部新滩、石溪、鹅湖也有几村。当地泛言来自福建或闽西汀州以外地区的移民村还有４６０个，其中会有一部分是客家村。

　　广丰县：２０村。主要分布在南部关里、比古、岭底三社共１２村，其他分布在大南、沙田、排山、五都、下溪等社镇。当地还有７个南赣基础村及２４０余个泛言来自福建汀州以外地区的移民村，据此，广丰客家基础村应不止２０村。

　　贵溪县：樟坪、大塘等处有汀州畲族迁入，也有宁化的伍氏、连城的江氏、陈氏明清时建的村，当地有闽粤基础村无疑，但具体村未作统计。

　　南城县：２村。在里塔下源，总３１户１６５人。当地还有泛言来自福建的移民村２６个，其中或有客家村。

　　乐安县：１村。在招携午田下通，２１户１２８人。又乐安南部包括招携及坪溪、金竹三社还有３０余个闽粤移民村（包括畲族），其中确有客家村。

　　另弋阳、东乡二县、明清时有闽西畲族由闽或赣境他地散迁定居，新干、资溪、南丰、黎川也都有少量的闽地移民村，这些县也可能有呈零散分布的客家村。

　　简图局限于闽粤基础村，又一县数量多者不尽标列，南赣基础村因把握不准不标列，基础村在当地的分衍村因地名志不显又无法标列，这使简图与当地客家实际分布状况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地名志上反映不出有闽粤基础村的社（镇场），当地或客家分衍村极多也完全可能。然标列处必有客家村是无疑的，故略备参考，也可见江西客家分布之大势。
　　　　　　　　　　　　　　　　　　

湘里妹子

　　注：
　　（１）拙作《客家入赣考》，载《南昌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２）（３）（６）同治《于都县志》卷５田赋志，卷７名宦志。
　　（４）同治《信丰县志》。
　　（５）（９）同治《袁州府志》卷３食货志田赋，卷９之二艺文，议。
　　（７）道光《赣州府志》卷６６艺文，明文：《赣县均役记》。
　　（８）雍正《江西通志》卷１１５～１１８艺文《差役疏》。
　　（１０）同治《长宁县志》卷１４艺文、疏。
　　（１１）（１２）同治《兴国县志》卷３０艺文。
　　（１３）同治《袁州府志》卷５武备、武事。
　　（１４）（１９）雍正《江西通志》艺文。
　　（１５）（１７）道光《吉安府志》卷３３赋税考。
　　（１６）谢国桢《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所载户部残题本。
　　（１８）（２０）《江西巡抚夏一鹗题本》，载《历史档案》１９８１年１期。夏一鹗，顺治八年任江西巡抚；又据雍正《江西通志》艺文所载，顺治九年至十一年任江西巡抚的蔡士英《清豁除荒芜疏》：“通省有主荒芜田地山塘７万２２２２顷８５亩８分，无主荒芜田地山塘３万５３１８顷４２亩９分。”
　　（２１）《江西赋役经制全书》；又据雍正《江西通志》艺文所载王新命（康熙十七～十八年任江西右布政使）《请除荒疏》：“自十三年变叛之后，杀戮逃亡人丁７０余万口，抛荒田地１７万余顷”，未知孰是。
　　（２２）新编《修水县志》引《全善局志》。
　　（２３）（３０）民国《醴陵县志》卷６氏族志。
　　（２４）《定南县地名志》。
　　（２５）王胜时《漫游纪略》载于《清鉴辑览》卷９。
　　（２６）（２７）上犹县《张氏族谱》：“汝珍公自序”，“汇修家谱序”。
　　（２８）《新余县地名志》。
　　（２９）同治《福建省志》卷８７疏，议。
　　（３１）《明史·食货志》卷７７食货一，户口、田制。
（３２）（３５）乾隆《南昌府志》卷１２民赋户口。洪武１４年：户１６万３７８０，口８０万４８４８。至嘉靖初年：户２３万８８４９，口１１５万９７１４，隆庆６年后户几３０万。
　　（３３）同上。按曰：“隆庆６年后，户几３０万，口几９０万，特土著成丁者，其未成丁及老病男女奚啻百万，每户未报者亦不下数十万，流民移户尚不在此数，是几２００余万口也。”
　　（３４）同治《兴国县志》艺文。
　　（３６）沈寅《止止斋集》。
　　（３７）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高其倬传》，载于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３８）同治《义宁州志》。
　　（３９）《雍正ｚｈū＠⑦批谕旨》雍止５年１０月１３日浙江巡抚李卫奏折。
　　（４０）（４１）《雍正ｚｈū＠⑦批谕旨》雍正１０年５月２７日、１１年３月４日广东巡抚杨永斌奏折。
　　（４２）依次见于新余仁和朱家村《吴氏族谱》，袁州《张氏重修族谱》“五郎庙汝英公房序”，万载高村公社高村《吴氏族谱》“重修宣公墓祭文”，宁冈《张氏重修族谱》“源流记”，上犹《张氏族谱》，铜鼓《坳上卢氏史资料集》“坳上开基记”。
　　（４３）《清续文献通考》卷２９户口考。
　　（４４）（４５）（４８）道光《龙南县志》卷２政事志赋役，卷２地理志物产。
　　（４６）同治《袁州府志》卷１之二物产。
　　（４７）《小石山房丛书》：《汲古阁主人小传》。
　　（４９）（５０）天启《赣州府志》卷３舆地志，物产。
　　（５１）民国《宜春县志》武事志，新修《修水县志》及本文统计数。
　　（５２）道光《万载县志》卷２９艺文。
　　（５３）《明实录》隆庆二年。
　　（５４）《雍正ｚｈū＠⑦批谕旨》２年３月２８日江西巡抚裴ｓｈｕàｉ＠⑧度奏折。
　　（５５）（５６）乾隆《赣州府志》卷２物产。
　　（５７）光绪《瑞金县志》卷２物产。
　　（５８）同治《龙泉县志》卷１５艺文。
　　（５９）民国《分宜县志》卷１１实业志。
　　（６０）据铜鼓县地名办肖同志，铜鼓县县志办杨方箴同志介绍。
　　（６１）据铅山县县志办郑富金、邹和卿，地名办张慕元等同志介绍。
　　（６２）同治《广信府志》卷１之二地理志、物产。
　　（６３）同治《铅山府志》卷１１名宦志。
　　（６４）新修《修水县志》载清熊为霖诗《过桃花岭》。
　　（６５）《铜鼓县地名志》。
　　（６６）《萍乡市地名志》。
　　（６７）同治《玉山县志》卷１７物产。
　　（６８）同治《安远县志》卷１之九物产。
　　（６９）道光《瑞金县志》卷２物产。同治《龙泉县志》卷１５艺文《物产说》。
　　（７０）民国《昭萍县志》卷１２艺文志周大球《棚民谣》。
　　（７１）同治《赣州府志》卷２０风俗。
　　（７２）广昌县迁自建宁的最多，据地名志，主要来自与宁化、归化交界的均口、中畲、桂阳、客坊、里心等地。
　　（７３）明清时，闽省漳、泉、龙岩州，粤省河源、连平州、韶州都有来自闽西汀州、粤东北嘉应州等地的移民客家，拙文《客家正名》（载于《客家民系研究》一书，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２版）已论及。复以族谱再证之：台湾《谱系与宗亲组织》：粤东北嘉应州、饶平等地钟氏，明清时有迁居漳泉并由此入台的；梅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客家姓氏渊源》（第一集）所收《杨氏（新杨）族谱》载：明中叶后子孙转徙移居２２４处，包括韶州、河源及赣省兴国、万载等地。又同书所收《蕉岭汤氏族谱》载：明中叶有一支分迁曲江、乐昌及赣省寻乌、会昌、泰和等地。因此，其时由龙岩，漳泉或河源、连平、曲江、乐昌等地迁赣的移民，很有可能是来赣依附亲族再次转迁的客家。如万载高村《吴氏族谱》就载：“二十世康熙３８年由兴宁鸡婆塘迁长沙善化，停居三年，壬午年徙袁州万载黄茅。二十二世、由粤东惠州府连平州忠信杯陂而来……择（万邑）清溪叶家洲居焉。二十一世，清雍正六年，由兴宁迁万邑”。同一客家吴氏，来万载的路线有的直接，有的迂回，然所建村应均为客家村。
　　（７４）修水县、铜鼓县较为典型，两县闽籍基础村４９５个，有４２２个泛言迁自福建，两县粤籍基础村６０５个，有４３５个泛言迁自广东，我们实地进行方言与族谱调查，证实当地闽粤籍移民均迁自闽西汀州和粤东北嘉应州等地。
　　（７５）客家从闽粤迁入南赣后，有的经一代或数代又搬迁或分衍内地府县。万载杜平、张翼翔、凌楚生三位客家长征干部，始迁祖均由赣州府长宁等地转迁入万邑；又查阅万载高村公社高村《吴氏大成族谱》：２２世由福建上杭移居赣州于都，２３世偕兄由赣于都移居袁州万邑，２４世二公乾隆１２年由长宁县罗陂徙袁州宜邑。”高村《张氏大成谱》：品玉公”康熙壬戌（２１年）同侄明九、科一（由上杭白沙）徙虔州兴国置产居住，……买屋场一处，禾田七顷，茶头荒土畲岗等业。居１５载，犹未惬心，遂将是业遗侄……适袁郡万邑”；奉新澡溪乡澡面村《廖氏族谱》：志诚公“于康熙３年，由广东石崖头迁于南康县，乾隆１３年迁入宁州”。又据地名志统计，仅兴国一地转迁吉安府的，永丰２９０村，泰和２００左右，吉安１３０村。新余、靖安则有不少迁自会昌、定南、信丰的村。
　　（７６）客家从闽粤迁入吉、袁、瑞、义宁等府州后，再转迁本府或外府他县的也不少。宁冈荷花乡《钟氏族谱》：“我１２世祖香清公由广东兴宁岗背迁移遂川廖坊开基立业，后益贵公派下往宁冈三保赤岭立业”，宁冈柏露刘家源《谢氏族谱》载：“大清初，我祖效蕴公由粤东嘉应州迁徙西江至龙泉”，“占籍斯土，生齿日繁”，“择地而分居之……自后嗣裔居泉者三，居宁者六”。据地名志和实地调查，时由遂川转迁宁冈、万安的较多。万载因康熙年间驱逐棚民，当地客家不少到邻县避难，湖南醴陵客家多由万载“散居县境，久乃立籍。”宜春县政府办雷××同志曾告知，他祖上是从万载黄茅迁宜春，明清时宜春的万载转村４７７个，应有一部分客家转村。因上述转迁情况不及南赣转迁的情况突出，故一般不统计，宜丰则属于经调查较确实的特例。
　　（７７）如龙南，我们曾据地名志对玉岩公社下罗江大队下廖自然村客家廖氏繁衍情况作一统计，廖氏，福建迁入至今２２代，现分布于当地１１社３７大队９２自然村，有３５３户，１９５０５人。又汶龙公社杉树大队老祠堂自然村蔡氏，上杭迁入，２５代，现分布于６社１０大队３９个自然村，有９６４户，５４３２人，可见繁衍快的远远超出４倍。
　　（７８）本系梁淼泰先生告知。
　　（７９）《莲化县地名志》。
　　（８０）颜森《江西方言的分区稿》，载《方言》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收稿日期：１９９４—０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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