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的知识分子

monkey-E

来源：http://view.news.qq.com/zt/2006/intelectual/index.htm



　  今天，“知识分子”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当经济学家们遭受公众空前的置疑，社会学家为“一夜情”正名却被千夫所指，评选教授像炒豆子一样“一抓一大把”时，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崇敬渐渐烟消云散。

　　同时，人们对于老派知识分子的怀念却与日俱增：章太炎的狂狷、鲁迅的锋芒，李大钊的理想与马寅初的坚持越来越经常被提起，那些独立于利益之外，为国家与生民呐喊的声音成了怀旧的主题。

　　这一主题恰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定义相合：具有明确而稳定的价值观，不被强权左右，能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追求正义的一群人。
　　今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为季羡林先生庆寿，称季先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良知”。而人们则关心，中国有多少这样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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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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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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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社会的变革，也往往由他们发起。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五四”运动。但是，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置疑：不仅仅是他们的“良心”一再受到拷问，他们的“学术”也陷入了真假难辩的漩涡……
李银河：“自由派知识分子”引发启蒙争议
　
●
李银河：我是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
。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日前在为“一夜情”、“多边恋”、“虐恋活动”等现象正名时，谈到“当今中国需要启蒙”：“中国在性问题上刚刚走出中世纪的阴影。仅就这个领域的状况看，启蒙绝不是陷阱，而正是我们的社会所急需的，也是我辈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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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启蒙陷阱中的李银河

　　

在中国发言这么困难，请将李银河烧死吧！


经济学家：一个被“妖魔化”的群体
　
●经济学家，是中国最愚蠢的一帮人。 ——姚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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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学者说，经济学家的沉默，是社会的最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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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樊纲的“经济学家不应讲道德”，还是张维迎的“经济学家要坚持理性”，乃至钟伟“经济学者不应该替百姓说话”……从沸沸扬扬的“郎顾之争”到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指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直到近日经济学家称“中国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经济学家在公众中的形象日渐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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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明星现象：知识分子的“媚俗”争议
　
●知识分子研究知识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吗？学术研究必须平民化、大众化，让学术回到人间才是最终出路。 ——纪连海
　　从余秋雨到易中天，其实正好是近十多年间，随着电视和网络媒体的渐显强势，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与整个社会价值观念上，从“媚雅” 即追求精英文化，逐渐走向了“媚俗”即张扬草根需求、顺从大众品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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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学者的任务，是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判断其中的文化“品相”，提升文化格调，使大众摆脱纯原始形态的接受，而进入一个精神层次的攀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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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身上的“知识分子精神”与学者“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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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湾学者龙应台说她和内地学者吃了几十顿饭，发现他们很可怜，总在谈论孩子、房子、车子，没有知识分子话题
。——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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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雷海宗
　　面对自己所在的鞍山国税局的违法行为，李文娟痛心疾首地挺身举报，甚至为了证明材料真实性而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全然不顾自身安危，默默地承受着领导的嫉恨、同事的排斥，没有任何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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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杰：我们所处的社会大转折时期，现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前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得到的不过如此。但掌握着话语权的人们却保持了一致的、不可饶恕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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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历史长河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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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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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知识分子”：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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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精神的代表，即是自由、意义、价值和质的代表，而不是国家、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的代表”
。
——王培元
“奴性”与“独立”之间：传统的“士人”与知识分子
　
●中国学者追求的最高道德标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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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彻底放弃追求真理的职责，为当权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从而博得个荫妻封子、荣华富贵；还是因说三道四、指点江山而被抛进阴冷黑暗的深坑中？两千年前的知识分子面对着强权和利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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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大夫”阶层的产生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品格全方位的大退化，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奴化”：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行为的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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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节与思想：民国时期的“老派知识分子”
　
●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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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
　　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陈独秀先发起“文学革命”，后又标举“科学”、“民主”，这可视为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中国传统文明的第一次大规模运作。

　
　20年代末和30年代，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新月”知识分子在上海发起“人权运动”，锋矛直指“一党专制”的国民党。至此，中国知识分子已是比较成熟的一群，他们有自己的明确的价值指向，在各自的职业外，热心关怀公共事务，关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并不断以批判姿态介入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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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与妥协：浩劫中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泽东
　　坚持：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不避风涛，坚持科学与真理，婉拒了周恩来总理要求“妥协”的好意，以八旬之躯对抗“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急风骤雨，从北大校长沦为戴罪之身，依然铁骨铮铮，毫无馁意，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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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协：巴金：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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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评：“文革”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留下的阴影，使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三缄其口，逃避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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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从“知识启蒙”到“既得利益群体”
　
●王小波：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李敖
：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80年代：
知识分子一重返社会广场，人们立即就听到了启蒙与批判的声音。
饱受劫难的知识分子以高涨的热情，自觉承继起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未竟之业，使停滞已久的现代化运动得以赓续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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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众多知识分子形成了以知识谋生的职业群体。知识与财富结合已成大势所趋，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并不输于常人，他们与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兼容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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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作家说：“靠俺一支笔，把一家老小都从农村写到城市里来了。”中国最高学府的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坐过北京的公共汽车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前那么挤？”掩饰不住对自己拥有专车的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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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知识分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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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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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金岳霖曾对“知识者”提出了几点希望：一、能“独立进款”，不依附任何权贵。二、不做官。三、不要成为商业的工具或金钱的奴隶。四、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这一忠告，是否能对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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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良心：知识分子需要自我反省？
　　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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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持独立的人格，说出事实的真相，总是很难，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一样。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磨难与使命，才凸显出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和他们的气节，也赢得世人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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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谁代言：知识分子与民众诉求
　　如果我们知识分子不能理解民众，如果我们不能运用一种现实的理性的态度来来思考现实，那么，我们很可能逐渐丧失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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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伏尔泰为卡拉冤案奋力抗争；19世纪，左拉为德雷福斯冤案而愤怒控诉；20世纪，波伏瓦为了德贾米拉案件挺身而出……正是这样的不倦斗争，才使真理不会断流、正义免于刑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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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想：知识分子要与政治和权力脱钩？
　　知识分子当然首先应是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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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知识分子无力左右造成他们心理阴影的社会要素，但是坚持准则是他们应该选择的道路。只有这样，他们才配以知识分子的称号，他们或者他们的后继者才可能真正摆脱权力依附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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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知识分子要作“表率”？
　　费希特：学者应该“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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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提高人类道德风尚是学者的重要职责。费希特借用耶稣嘱咐门徒的话说：“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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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一起冤案与一篇控诉
　当犹太裔法国上尉德雷福斯因为莫须有的叛国罪被流放至荒岛时，1898年1月13日，法国作家左拉的一篇伟大的檄文诞生了：《我控诉！》。>>>

　在这场战斗中，左拉“单挑”国家权力，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安宁作代价，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小人物伸张正义，彰显了无与伦比的良知、勇气与大爱。>>>

“德雷福斯案”催生了“知识分子”概念：

　一、要有左拉那样的行动，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追求正义。
　二、相当的数目。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三、某种明确而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不被强权左右的对正义和良知的认定。>>>

俄式“知识分子”
　
     在俄国文学中，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具有批判性的思考性格或多少带有虚无主义性格，且依其观念而相结合为一些团体的青年。他们献身于传播某种主义、理念与生活态度。并愿为此而奋斗。>>>  

萨义德与《知识分子论》

　 一、现今社会里，知识分子虽不应曲学阿世，但也绝不能离群索居，必须掌握时代的脉动，为正义、公理、自由而奋斗，以弘毅之士自许，发挥任重道远的精神；
　二、知识分子以知识和自由为职责，运用智能，独立判断，时时反省，不趋炎附势，不迷信权威，不贪恋财富，不屈从威吓，面对权势坦然道出真话；

　三、知识分子除了为一己的社会发言之外，还要秉持良知及道德勇气，即使面临强权横行的国际社会，也要坚守原则，反对双重标准，为全世界的和平、公理、正义奋斗不懈。>>>

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

　按波斯纳的理解，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牛虻，他们要像苏格拉底那样对现状发问，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

许纪霖：20世纪六代知识分子

第一代：最后的士大夫
代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

第二代：“五四”知识分子
代表：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周作人、陈寅恪……

第三代：“后五四”知识分子
代表：傅斯年、顾颉刚、罗隆基、闻一多……

第四代：1949-1966年的知识分子
代表：李泽厚、王蒙……

第五代：“文革”时期
代表：“老三届”

第六代：“后文革”知识分子
代表：六十年代出生的，在大学里面现在担任教授的、博导的一代人

非常道·中国知识分子剪影

　　变法失败，谭嗣同从容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有日本志士苦劝他东游，谭不听，再四强之，则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故及于难。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八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黄炎培对黄万里教育甚严，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黄炎培多次教育下属说，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三，戒骄傲。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王小波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时，说他想起了陈寅恪、冯友兰这样的教授。对陈教授，他想到，后者穷毕生精力，考据了一篇很不重要的话本：《再生缘》。王小波说，想到这件事，他并不感到有多振奋，只是有点伤感。

　　——摘自《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余世存编）

胡吉成

现在外界的诱惑远比过去多！

余音

[size=-1]       端木赐香在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一书中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进行了分析，将其分为五种：一是招安情绪；二是臣妾心态；三是怨妇心理；四是争宠心理；五是“好女不嫁二夫”的贞洁心态。其实，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又何尝不是呢。
       卡尔.曼海姆提出的知识分子“自由漂移”论是这样论述的：“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却已把知识做为一种货币资本，依附于利益之上。可悲！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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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东方网 2006-08-22 09:04:05　　

上个周末，朋友相约去承德，其实去的是兴隆。兴隆属于承德的一个县，刚出北京不远，在密云的西面，清东陵的北边。兴隆没大听说过，有什么样可看的？晚上躺在床上，见床头柜上有一本《知我兴隆》，拿来一翻，兴隆竟有十大景观，为首的是雾灵山，高2118米，是燕山山脉的主峰，国家级森林公园，还有拍老电影的“青松岭”、明长城、九龙潭，等等，其中的“兴隆史话”更丰富，有200个题目，什么“公孙瓒管辖过兴隆吗”、“曹操征乌桓究竟取道何处”、“《水经注》怎样记载雾灵山的”，以及窦尔墩、李世民、石敬瑭、常遇春、戚继光、康熙等等与兴隆的事，连“毛泽东瞩目雾灵山”，指示“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也没拉下。不到半小时，知道不少兴隆事，而且兴趣来了，照着地图，一一查看曹操当年进兵乌桓的路线，收获不小。

《知我兴隆》最大的特点是故事化，每一个故事千把字，200多个小标题，很通俗。如果这书搞成“历史篇”、“地理篇”、“经济篇”、“文化篇”，而且很专业、很学术，我恐怕也就翻一翻而已。由此想到一夜窜红的历史教授易中天，他的窍门其实也就是“三国人物故事化”，上电视一侃，一下成名天下知，书一印就是上百万册，稿费据说好几百万，连过去卖不出去的书也重新排版搭车，签名售书累得快吐血，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整个一“历史超女”，方知“做一个名男人更难”。不少严肃的历史学家和教授对易中天很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他掉份儿，整个一历史讲坛上的混混儿。可易先生正如日中天，腰包鼓胀，粉丝无限，没功夫搭理这些。有电视台的朋友对我戏言，能不能找一个像易中天这样的主儿包装一下，也让他火一把？

从网上看到，“红楼超女”刘心武对易中天有一评价：不过是有点文化知识的单田芳。这话有点靠谱。别小看了单田芳，那张嘴能把死人说活可不是谁都行的，那也是本事，不信你试试？在严肃的红楼学家眼里，“红楼超女”更是胡说八道，捣乱加浆糊。“文化超女”余秋雨也不大招人待见，可中国文坛上这三位异姓“超女”就是红得发紫，三足鼎立，无可奈何。成就他们的除了电视不可比拟的覆盖面外，通俗、故事化等大众形式也功不可没。我们与其站在旁边愤愤不平，不屑一顾，还不如平下心来研究研究。

最让中国理论家们不平衡的是，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来的大部头、大块文章，报纸上宣传，电视里讲座，可就是深不下去，别说是一般老百姓，就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也往往是一头雾水。要说那些理论不精采，那可是没良心，那是多少精英多少个日日夜夜“爬坡”、“翻山”才整出来的呀！有一位理论家曾就一篇得意之作发表感想：这篇文章有许多创新的东西，其中有些话非常经典，很快就会流传开的。可文章发表了几个月，经典并没有流传开来，反到是一些政治顺口流不胫而走。据说有个著名的劳模开完中央的会，回传达时就说了三句话，非常通俗，很快就在老百姓中传开了。

经典是需要的，但《知我兴隆》也需要；严肃的音乐是需要的，可超女也不要一概排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有“粉丝”总比光杆司令强。（蒋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