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学术和荒诞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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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阿瑟·A.伯格的四部学术荒诞小说
作者：马汉广 来源：学术中国

　    摘   要：阿瑟·A.伯格的四部学术荒诞小说，在戏仿传统侦探小说的基础上，把理论论证变成了小说的叙述，把小说故事变成了理论讨论，在碎片拼贴之中对某个学科各家各派理论主张全面加以介绍，从而解构了现实的谋杀而使之成为了一种话语运作的符号，为后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规范。

　　关键词：戏仿 谋杀 拼贴 语言游戏

　　阿瑟·A.伯格（Arthur Asa Berger），是旧金山大学广播与电子传播艺术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据说他曾经到过中国讲学，但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不是很大。中国真正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后来这家出版社又连续推出了他的另外三部小说《哈姆雷特谋杀案》、《涂尔干死了》、《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和前者被并称为四部学术荒诞小说。后三部小说每部还有一个副标题，分别是“文学批评理论另类读本”、“社会学理论另类读本”和“大众传播理论另类读本”，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就应该叫“后现代理论另类读本”了。

　　《涂尔干死了》一书的翻译者曹雷雨在作者介绍里说伯格“身在学院，却没有丝毫学院气，他喜欢以轻松的方式引导学生进入一个学科领域，激发他们的兴趣”。①这大概是作者能写出这些作品的原因，每一部小说作者都虚构了一个谋杀案，而每一个破案的过程都变成了对各门学术理论的讨论，于是作者就有条不紊地把这门学科的各家各派理论娓娓道来，系统全面。但这样说似乎忽视了这几部所谓的“学术荒诞”是小说，是文学作品。因为作为学术著作，这些东西充其量是一种通俗读物而已，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作为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倒让我们感到新奇。可以这样说，伯格通过这几部小说，尤其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为后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范式。

　　在后现代语境之下，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打破了各学科之间的界限，也打破了文学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按照博尔赫斯的理解，艺术是一种虚构，现实也是一种虚构，它们都是一个无法找到出路的巨大迷宫，而迷宫的谜底是指向时间的；按照博德里亚的说法，整个世界到处充斥着的都是复制品，原件被淹没在复制品的海洋中，一切都是仿真，我们生活在一个仿真构成的类像世界中，所以艺术与生活，都是现实，也都是虚构，亦真亦幻。其次是碎片化的效果。后现代文学中的人物大都没有完整统一的性格，身份、地位不确定，甚至连姓名和性别都不清楚（贝克特），变成现实中各种话语堆积起来的一个抽象符号；后现代文学也没有了连贯的故事，如巴塞尔姆的陈词滥调的拼贴、约翰·巴思的戏仿等等。再次是解构式写作。后现代文学不再要求读者把作品所写当作真实的东西，而是非常明确地强调作品的虚构性。作家在作品中会以各种方式时时提醒读者这是虚构，甚至是把读者的阅读感受也纳入到作品的创作中来。如福尔斯为作品设计几种结局，让读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的空间来作出选择，如巴塞尔姆在作品中讨论自己的虚构技巧如何，甚至在作品的中间设计一张问卷来讨论这部作品的创作如何，还有像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的开头，虚拟读者是以什么样的姿势在读这部作品，竟然写了15页（中文版）等等。可以说后现代创作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在伯格的作品中，这些后现代文学特征的表现是非常独特的。

　　一、对侦探小说的戏仿。四部学术荒诞小说都依托了一个刑事案件，《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的开头，写在一次晚宴上，一阵短暂的停电过后，美国后现代主义之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托尔·格罗奇被人用四种方式杀死了。《哈姆雷特谋杀案》的开头则是阿格斯蒂诺·格利奥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教授，《莎士比亚研究》主编叙述如何杀死了自己的六个同事。《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开头则是写一次“传媒理论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的情景，第二章则写了巴黎第十大学教授让－乔治·西缪尔在作完自己的学术报告之后，也是一阵短暂的停电中被人用一把匕首刺进了背部，杀死了。《涂尔干死了》的开头则写几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来到伦敦参加“社会进步的前景”学术研讨会期间，马克思·韦伯的妻子和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先后来找福尔摩斯，声称韦伯的精神有问题，请福尔摩斯出面阻止他可能出现的过激行为或自杀。当天晚上在宴会上，韦伯和涂尔干发生冲突，随之涂尔干失踪，有人怀疑被杀，而布拉克内尔夫人价值连城的钻石首饰也在混乱之中不翼而飞。

　　这四部小说的开头都涉及到了一桩刑事案件，四个谋杀案，加一个是宝石失窃案。作者在这里都用了写实的手法来叙述，完全是一个侦探小说的开头。而且作者是很会讲故事的，四部作品在叙述节奏和叙述风格上有所变化，有的是一开始就摆出了案件，有的是先铺垫然后再提出案件，作者知道如何吸引读者，使读者产生要读下去的愿望。但是接下来，作品则改变了自己的方向，脱离了传统侦探小说对案件的认真探察和与罪犯的斗智斗勇，而走向了对理论的探讨。这四部作品发生这样的转折，都源于一个契机，那就是侦探发现了一封信或一段文字。《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中是在格罗奇的身上发现的一张纸条，也是写给侦探的信： “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万一我惨死，这一理论会指向杀我的凶犯，要抓住一个理论家得靠理论——艾托尔·格罗奇”。②这封信一下子就把格罗奇的被杀确定在后现代的语境之中，并指定要利用后现代理论才能破案。因而侦探只能改变自己多年来侦破案件的做法，而开始通过和当时在场的人谈话，看格罗奇讲演的录像，他的书信等来全面系统了解后现代是怎么回事了；《涂尔干死了》是作品一开始，侦探收到了马克思·韦伯夫人的一封信，称他的丈夫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处于危险之中，请侦探帮助她阻止丈夫可能的过激行为。接着涂尔干来找福尔摩斯，同样留给了他一封信要他在允许的时候拆看。③而这种过激行为比如自杀、或伤害他人似乎也是一种社会学的内容，所以侦探也同样要通过买他们的书，或是和当事人谈话等各种形式了解这些社会学家家的主要观点；《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则是在侦探检察被害人房间时，看到了一部侦探推理小说《在花园里》的开头的一段话，讲一个谋杀案只有被害人牙齿里的一片油炸面托虾是唯一的线索。④这细节一方面表明此案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这种西餐式的快餐与快餐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就和大众传播理论有关了；《哈姆雷特谋杀案》则是完全以杀人者格利奥马自述的形式写成的。他对自己如何杀人过程的叙述则成为了一个文本，既是给读者的，也是给侦探的。⑤叙述者在这里把他与同事间的观点的差异，表现的各家各派关于哈姆雷特的问题讨论出来了。当这些契机出现，则谋杀似乎和被杀者所从事的理论研究有了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通过这样的契机，就使得这些案件形成了一种自我相关性：杀人者、被杀者的理论研究和案件联系到一起了。于是作品的发展方向出现了逆转，完全脱离了传统侦探小说的轨道，作品的开头则变成了对侦探小说的戏仿。

　　这四部荒诞小说中侦探的选择也是颇有意味的。《涂尔干死了》中的侦探是大家都熟知的大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其他三部中的侦探则是所罗门·亨特，这让我们想到美国一部侦探电视剧《神探亨特》。在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福尔摩斯擅长在错综复杂的案情中发现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并精于推理；而《神探亨特》中的亨特则干练精明，智勇双全。然而在这四部学术荒诞之中，他们的特长基本上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完全陷入了对各种理论知识的探讨和学习之中。于是这些人物也成了对这些经典作品的一种戏仿。还有小说的题目，只有“涂尔干死了”是直译原名，然而原作副标题是“私家侦探福尔摩斯介绍社会学理论”（sherlock Holmes is introduced to sociological theory）却没有翻译，如果这个副题翻译过来，作品的戏仿味道会更浓。“学术会议上的惨案”也基本是遵循原作Mass Comm murders，但副题“五个传播学理论家的自我毁灭”（Five media theorists self-destruct）也没有翻译。另一本应该是“哈姆雷特事件：现代语言学会议上的谋杀案”（The Hamlet case:the murders at the MLA），和原书名差别最大的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原书名应该是“对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解剖”（Postmortem for a postmodernist）。这些作品原名本身对谋杀的暗示应该说也是很清楚的，而翻译者稍稍改动一下则更为明显。但如果从戏仿的角度来说，我总觉得原书名的的色彩更浓一些，改动后书名倒比较像一部正经的传统侦探小说了。比如“对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解剖”，其一语双关，既包含了在格罗奇被杀后的尸体解剖之意，又包含了在格罗奇被杀以后，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剖析之意，似乎更好一些。这些题目对形式案件的提示或暗示，像是侦探小说的题目，每部作品的开始也都设计了一个谋杀案，但后来的叙述则和侦探小说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题目本身也成了一种戏仿。

　　二、变论证为叙述，变小说为理论探讨的文本。如上文所说，每一部作品因一封信或一段文字的出现，脱离了侦探小说的模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逆转。我们以《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为例来说明这种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小说在开始叙述格罗奇被杀时已经留下了一个悬念，也为后来在格罗奇身上找到的那张纸条的出现做了铺垫，即他的脸上居然凝固着一种像是微笑的表情。这张纸条就像是对他的微笑的解释。第一、从这张纸条看仿佛艾托尔·格罗奇早就知道自己将要被谋杀，那么他为什么不早做防范呢？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怀疑直接说出来，或者是提前向警察报案，而不是这样让人们捉摸不透呢？甚至人们会感觉到这场谋杀就仿佛是格罗奇自己精心设计的，那么整个凶杀案就成了艾托尔·格罗奇——这个被谋杀者对侦探智力的测试和戏弄，因而，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如果说有故事情节的话）就不是一个侦探故事，而变成了一个后现代的游戏；其次、格罗奇把自己被谋杀限定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或者说他精心设计的这场谋杀是一场后现代游戏，他是按照后现代主义思想意识来设计的，因而也要求人们按照后现代的意识来破解这个谜语。然而对于像亨特这样的侦探来说，他根本不知道后现代为何物，那么他就必须先去充分了解后现代理论意识了，所以小说中近18章的篇幅对后现代理论的探讨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第三、侦探亨特对后现代理论意识的探讨，取代了对艾托尔·格罗奇被谋杀的案件的侦破，而成为了整个小说的中心线索。

　　亨特侦探看到这张纸条后的反应，“我要看关于这后现代主义的玩意儿，我能弄清些什么，‘抓住一个理论家得靠一种理论’，这就是格罗奇写的，是吗？很快我就会发现他是否正确。”他完全放弃了自己从事了25年侦探工作的经验和惯常做法，进入到一场后现代游戏之中，此后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和一个真正的侦探所应该做的背道而驰。他似乎被这张纸条引导着，把自己的兴趣完全集中在了解后现代主义是怎么回事上。因而他通过找当时在场的人谈话、看格罗奇的讲演录像、读格罗奇的通信等各种方式来学习和探讨后现代主义理论。⑥于是乎，侦探变成了学生、被害者和谋杀嫌疑人成为了老师，破案过程变成了一个学习过程，主动勘察案件变成了被动接受学问。然而，这两者又有一个相似点，即都要发现真相。侦探的破案要找到真正的凶手；老师和学生的教学过程是要揭示真理，这也是两者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但最终的结果，真相的发现不是让我们找到真正的凶手，而是通过学习使我们知道理论可以遮蔽现实，即在不同理论的语境之下我们对事实真相的看法会多么的不同。

　　《哈姆雷特谋杀案》中，格利奥马自己叙述他如何杀害了自己的同事，《莎士比亚研究》的编辑们的过程，也就是展示各家各派理论是如何解读莎士比亚，尤其是悲剧《哈姆雷特》。先是格利奥马本人讲述他动手前曾请所有同事共进晚餐，在宴会上他让所有人都打开话匣子，谈自己的观点及新近的研究成果；然后是侦探亨特在找那些还没有被杀的人谈话时，也都非常注意了解他们各自的观点差异。克劳狄斯杀死自己的哥哥，窃取王位是一个谋杀案，而格利奥马谋害自己的同事也是一个谋杀案。艺术中的谋杀案和现实中的谋杀案在格利奥马的叙述之中合二而一了，因为读完小说之后，我们很难弄清叙述者讲的是真实的故事，还是他的幻想。但不管是真是幻，格利奥马内心的仇恨和嫉妒，以及他采用不同的方式杀死了自己的六个同伴，似乎都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应有之意，所以对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解读，也就成了对格利奥马行为的解读。《涂尔干死了》中福尔摩斯一收到韦伯夫人的信后，就开始很注意地了解这次学术会议的内容和这些专家们的不同观点，因为会议的主题是关涉“社会进步”，而案件本身似乎也关系到维系社会进步的人性的状况。小说结尾处揭示了涂尔干的失踪以及盗走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首饰，完全是他自己的一次学术试验。由此，谋杀案和失窃案又和他们的社会学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自我关涉、自我解读的循环。《学术会议上的惨案》是最像一个侦探小说的。西缪尔教授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做报告时被杀的，于是亨特警官就开始对这些专家们展开了调查，就在调查的同时，专家们还在一个个被杀，由此又牵出了一个间谍案，即这些专家都是一些间谍，甚至是双料间谍。然而这种表面的相似，并没有使它真的成为一部侦探小说。这里没有传统侦探小说的那种与罪犯的斗智斗勇，也没有缜密细致的逻辑推理，事件的真相是这些杀人者和被杀者，通过他们留下来的书信和他们的研究记录，以及对这些专家们的调查材料慢慢揭示出来的，而整个谋杀事件仿佛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循环是可传播的。这里现实中的谋杀案和他们的理论主张之间依然是一种自我相关和自我解读的关系，所以这部小说依然是一部对侦探小说的戏仿。

　　这种戏仿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的随意选择，只是为了写起来方便或者是吸引读者，其实它带来了小说创作上的一种新的形式，这也可以说是像阿瑟·A. 伯格这样的学者作家才可能运用的一种新的小说形式，即把小说的叙述和学术讨论两种不同的文本结合起来。作品是小说，作者要叙述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那些学术问题，又需要对那些问题阐述清楚。唯其如此，则小说不是直接以议论的方式来表现对这些学科学术问题的论述，而是在侦探侦破此案的过程中，通过访谈、审查材料、以及主动学习时叙述出来的。偶尔会有一些不同观点的讨论，也是通过对话的描写而揭示出来的。所以学术讨论就这样变成了小说叙述的文本。同时，这几部作品的刑事案件都指向了他们研究的学科理论，或者说他们研究的理论都不是与这些现实中发生的谋杀无关的东西，而是作为对这些谋杀案的一种解读乃至于多种解读。由于以上所说的契机的出现，使得作品的发展方向出现了逆转，后来的故事都脱离开了侦探小说的叙述模式，而变成了对各家各派理论的讨论，所以叙述文本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学术讨论的文本，这二者就是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在后现代文学中也曾出现过打破科学和文学界限，把科学理论引入小说的，如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其中就用了大量的篇幅谈论熵增原理，但作者的用意是要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解释社会人生的问题，和伯格能够在自己的作品里，把实际发生的谋杀案和不同学科的各家各派理论结合成一体，使之自我指涉、自我相关、自我悖谬、自我解读完全不同。正是这二者的自我相关与互文，才使得伯格小说实现了对文学以及世界的本体论怀疑，从而指向后现代思想观念的核心。⑦

　　这二者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的结合，在形式上就造成了小说叙事的中断，使得故事情节虽然从始至终都围绕着谋杀案，但实际上除了开始有一个谋杀真实发生过，结尾侦探得出了一个结论以外，中间几乎没有什么事发生。当然如果是多人被杀的，则这个过程要重复几遍。中间的几乎都涉及到各家各派理论的介绍和讨论，而各家各派理论除了属于同一学科之外，也都是各执一端，互不搭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作者也只是把这些理论主张罗列出来而已，并没有形成像一篇学术论文那样完整的论述，于是，这相互平行、相互矛盾和对立的各家之说就成了碎片，整个小说就成了碎片的拼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中断不是由外部硬塞进去的碎片造成的，而是在叙述的框架之内，由叙述的内容自身造成的。这样就使得小说在中断处不着痕迹，这一点也和其他的后现代小说不同。这几部小说也没有完整统一的人物形象，每一个人似乎都是为了某一种理论观点而存在的，如《哈姆雷特谋杀案》讨论的是关于莎士比亚的评论，其中的人物就分别是各种理论代表，作者在人物介绍中说的很清楚，美兰妮是心理分析学派的代表、鲍里斯是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代表、安娜斯塔西娅是女性主义评论家的代表、伊西是结构主义评论家的代表、克莱弗是社会学评论家的代表、格利奥马则是文学史评论家的代表、安妮是文艺学评论家的代表。作品中的侦探亨特、福尔摩斯则成了倾听者、学习者和他们这些理论的品评者。这种人物的安排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些学者们成了谋杀的凶手，而侦探成了各种理论的倾听者和评论者，这本身就是对这些理论的一个极大的讽刺。这也就从理论内部完成了对自身的颠覆和解构。

　　三、完美的罪行。这四部所谓学术荒诞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都有一个谋杀案的存在，其中尤其是《哈姆雷特谋杀案》和《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前者是《莎士比亚研究》主编杀死了自己的六个同事，后者是五个专家的联环杀人案，但实际上当作品后来发展，完全走进了后现代语境，这些谋杀案则只变成了一个符号。《涂尔干死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谋杀案，连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首饰的丢失，都只是涂尔干的一个试验而已；《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开始有一个谋杀案，艾托尔·格罗奇被杀，但当那张纸条出现，以及最后亨特侦探得出了一个具有后现代意味的结论：即格罗奇是在想杀他的人动手前几秒钟死于心脏病，这个谋杀也被解构了。由此谋杀和各种理论的探讨成为了相辅相成、相互缠结的两部分。首先，谋杀成为了一个语言符号。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中真实的案例，而完全成为了一个在语言游戏中可以运作和操演的符号，于是乎关于谋杀的动机、谋杀的手段、谋杀的进行等等都成为了一种语言游戏，直接和各种理论相关，而与现实发生的真实状况没有任何关系。其次，谋杀又是各种理论话语出场的诱因和运作的语境。因为谋杀的出现，才把这些思想家、理论家以及侦探聚到一起，同样因为谋杀使他们有了充分阐述自己理论主张的需要，而所有这些理论主张的阐述，又都必须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如何理解这场谋杀，也就是说谋杀为这些理论话语的运作限定了范围。

　　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莫过于《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在艾托尔·格罗奇身上找到的那张纸条，一下子就把谋杀和各种关于后现代理论话语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一下子就消解了一场现实中的谋杀案，使之成为了一个语言游戏中符号；而最终侦探在把所有人召集起来，要宣布结论时，为本案设计的四种情景，并指出只有第四幕是最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都把这种语言游戏进行到底。其他作品虽然也成功地把谋杀和理论话语结合起来，但没有这部作品那么不着痕迹。《哈姆雷特谋杀案》中，现实的人物和这场谋杀，不断地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其是和《哈姆雷特》这出剧进行比较，这表面上看是出于一个多年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的潜意识，但在这种比较之中，无疑现实的一场谋杀似乎被作品情景再现的表演所取代。表演即play，这个英文词既有表演，又有游戏的意义，在这里二者也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在《学术会议上的惨案》中，我们注意到了书中出现的一些变体文字，即描写梦境的或是引述文字，如第一章里当米哈伊拉问以利亚睡眠好吗？以利亚进入了一段和米哈伊拉同在莫斯科的幻境描写、西缪尔的演讲、在西缪尔房间发现的那本侦探小说的段落、丽莎和米哈伊拉的信件、以及哈德雷的研究课题报告等等，都在现实和虚幻之间打开了一扇大门，使得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坍塌了。因而现实的也就是虚幻的，实际发生的也就是语言运作中的。《涂尔干死了》一书则是直接由韦伯夫人和涂尔干来找福尔摩斯，提出了犯罪和自杀的问题，这既是现实中马克思·韦伯存在的问题，也是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因而由此把现实问题引向话语游戏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几部作品最终都是以谋杀案而结案，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彻底把谋杀作为话语进行到底，但其理论话语与现实事件的合二而一，还是在进行着话语的运作与操演。

　　作品中，为了能够尽量做到把每一学科的各家各派理论介绍全面，除了在叙述中要每个理论家去阐述他们的理论之外，还在每一章之前，引述了一段本学科著名理论家的论述作为插话。这一方面使得话语游戏的意识更为强烈，另一方面也使这种碎片的拼贴感更加强烈，而这两者都使得这部小说愈益远离传统小说，更像是一部后现代小说。然而，掩卷而思，“谋杀”两个字，似乎承载了太多的象征意味。因为一场谋杀，杀出了这么多蕴含和意义。这让我们想到了波德里亚的《完美的罪行》，波德里亚说：“本书写的是一桩罪行——谋杀实在罪的始末。也是消除一种幻觉——根本的幻觉、对世界的根本性的幻觉的经过，实在不会在幻觉中消失，而是幻觉消失在全部的实在中。”“假如没有表面现象，万物就会是一桩完美的罪行，既无罪犯、无受害者、也无动机的罪行。”⑧在波德里亚的理论之中，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一桩完美的罪行，因为实在首先被谋杀了，而当实在被谋杀后，幻觉也同样被谋杀了，世界变成了一个由仿真构成的类象世界。那么这个没有罪犯、没有受害者、没有动机的完美的罪行，不正是这几部学术荒诞小说中所谓的谋杀吗？实际发生的谋杀只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而已，而真正的谋杀正是发生在这个虚拟的语言的世界之中。那些各学科的各家各派理论变成了对谋杀的一种解读，一种限定了具体语境的解读，也即告诉我们，现实是可以这样看的。我们接受了不同的理论观点，自然就可以对现实有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见，理论既能对现实加以解蔽，了解真相、揭示真理，假定我们掌握的是正确的理论；同时也可以遮蔽现实，假定我们掌握的是一种错误的理论。然而当我们无法确定哪种理论是正确的、哪一种理论是错误的呢？或者理论根本就无所谓正确还是错误的，只是在一个具体的网络系统中运作的结果而已呢？于是乎，后现代的解构走向了极端，开始了自我解构的过程。

　　① 《涂尔干死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桂林，封二。

　　② 阿瑟·A.伯格《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洪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桂林，第24页。

　　③ 阿瑟·A.伯格《涂尔干死了》，曹雷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桂林，第8-9页。

　　④ 阿瑟·A.伯格《学术会议上的惨案》，蒋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桂林，第93-94页。

　　⑤ 阿瑟·A.伯格《哈姆雷特谋杀案》，李永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桂林。

　　⑥ 参见拙作《“谋杀”成为了一种话语》，载《外语学刊》2006年第6期。

　　⑦ 参见麦克黑尔《现代主义文学向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旨嬗变》，载佛克马、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⑧ 波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北京，第4，6页。

作者简介：1963年8月生。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西方现当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