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方言研究的意义

湘里妹子

———读《乐清方言词典》
作者：洪禹平  来源：乐清日报 2004-12-11 13:48:16

    我早就听说乐清有人在研究乐清方言，所著书即将出版。我听了既高兴，又有些疑虑。高兴者，此事意义重大；疑虑者，方言研究难度很大，不仅需要具备语言学、文字学的专业知识素养和训练(主要是语音训练)，同时还需要广泛的文史知识。因此，我期待着此书的问世，但又不敢寄予太大的希望。然而，当《乐清方言词典》的主编包文朴先生将此书由乐清文联转给我时，我一到手略加翻阅就觉得这是部值得细读的书。于是放下手头的工作来读此书，并撰此短文，略谈所感。

    从此书《凡例》、《拼音方案》、《绪论》等可看出，编著者在语言学专业上是下过苦功的，尤其是语音学方面，对乐清方言的声、韵、调和发音特点，都作过细致的研究、探讨。在词汇学、语法学上，对乐清方言的特点也有所阐述，不过因为汉语语法学本身还存在许多问题，使方言的语法研究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我国古代没有语法学，清末才开始出现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大体上套用英语语法。后继者虽然不少，特别是解放后几十年，研究者颇多，但研究思路和理论框架还是西方那一套，很难解释古今汉语的许多根本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语言现象、语言事实。因此，我个人认为，汉语语法学迄今还是一门很不成熟的学问。方言的语法研究，我认为还是以搜集有方言特点的词、词组、短语等语言事实为要务，不必多作生硬而无用的语法解释)。关于乐清方言的成因，《绪论》从乐清地域历史的变迁和外地各种方言对乐清的影响，特别是中古汉语对乐清的影响，也作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探讨。不过，这里我想指出，所谓“中古汉语”，不是方言，而是中古时期的汉语的书面语，也就是中古时期的“普通话”(它的读音当然不像现代普通话那样规范)。由于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极为成功的创制和发展，中国上古就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书面共通语，即《论语》中所说的“雅言”，孔子就是用雅言讲学的。当然，上古雅言到中古是有重大变化的(特别是语音)，而乐清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在东晋以后开始频繁起来，所以中古雅言对乐清方言的影响也大起来。《绪论》用中古声韵和南朝顾野王的名作《玉篇》所收录的词语来论证乐清方言所受到的影响，可谓证据确凿，令人信服。由此可见方言还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保留着一些早已逝去的历史的陈迹，真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了。

    上述一切，意在说明方言研究的学术意义，但除此之外，方言研究还有现实意义、实用价值。

    人们往往不注意，现代汉语书面语(语言学上广义的“文学语言”)，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共通语(其口语形态即现代“普通话”)，有三大来源(三大要素)：一是日常口语，亦即各地方言，主要是北方话、北京话(普通话发音就是以北京话发音为基础加以规范化)；二是古代汉语书面语(主要是“文言”和明清以来的“通俗文言”以及以明清白话小说为代表的“白话”)；三是外来语(主要是英、法、日、俄等语)的翻译语。要使现代汉语健康发展，这三大来源(要素)都要适当地汲取、适当地组合。虽然，这些要素因不同的文体而有所偏重，但不可偏废，更不可乱来。从现代汉语文学、学术的语言状况看，常患偏废的毛病(如满篇的洋腔洋调，或一味地追求土气、俚俗，或半文不白半通不通等)；而最近几年，随着商品文化、垃圾文化的泛滥，加上多年来语文教育的失误，瞎造词语、滥用外来语(意译或音译)、误用文言词语、玩弄各种怪腔怪调等现象都相当严重，这就是“乱来”了。由此可见这三大要素要汲取运用“适当”是不容易的，首先就需要作家、学者、语文教师对此进行切实的研究和探求，可惜迄今为止，这样的研究、探求还不多不深。在方言研究上，像乐清方言这样小地域的方言，对它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包文朴先生等人可以说开了个好头。当然，正因为这是开创性的工作，失误和不足都在所难免。如进一步拓展思路，把方言研究与写作实践联系起来，那一定有许多新的收获。

    最近二十来年，乐清文事堪称发达，文学上更是人才辈出，在省内外都有一定影响。我希望乐清文学界的朋友们都来关注这部书，从中必能看到许多特具艺术表现力的词语和语感(对于汉语，语感比语法重要，浙师大教授王尚文著《语感论》，多有精辟之见，可参阅)，适当地加以汲取运用，必能丰富自己的语言。这方面，温籍作家林斤澜先生做得比较成功，其语言风格特色鲜明，部分得力于此，可以借鉴。
    临末，我想还应指出，方言研究意义重大，但不要试图用方言来写作，那是早已有人多次试过而都以失败告终的。这是因为方言写作必须借用汉字，而汉字这种表意文字，自商周以来就早已发展成为上古“雅言” 的载体，从总体上说，根本不适应方言的书面表达。再说，方言之所以成其为方言，就因为它总被地域所局限，它的某些词语连同词法、句法、语感被民族共通语书面语所汲取运用，多少都要经过加工改造，有的还要加以注释，否则，不仅外地人读不懂，本地人也是很难读懂的。方言，没有、也不可能创制出属于自己的文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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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国涛 来源： http://yywz.yctc.edu.cn/ReadNews.asp?NewsID=264

　　在《中华读书报》（2002·11·27）上读到四川一位读者写的《不应该“跟我学上海话”》，我以为有点意思。他说，前20年成都街头遍贴“广东话培训班”的招生广告，现在不见了。可是又有出版社推出《跟我学上海话》，而且还有报刊为之介绍说，“沪语继粤语之后成为强势方言”。这位作者不以为然，他说应该写一本《上海人，跟我学普通话》才好。我以为他说得相当有理。方言应当保存；有的还应“抢救”。但这是语言学上的课题。我不懂这些，只想说点闲话。

　　我想到的是方言的文化意义，也许还有政治意义。每个国家的方言都很多，差异又大。凡是经济发达、政治影响强大的方言，也就受人重视，有时形成一种气势，进而有所影响，甚至标志一种身份。这也是中外皆然的事。在山西，解放前有这么一句民谚：“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是五台县人，当时官僚多出于此，故有此说。这是极端的例子，方言有了政治意义。一般说来，它只有文化意义。文化先进的地方，则其方言也为人所接受并模仿。比如，这些年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某些名人，说话就带一点港味，把“对不起”说成“不好意西（思）啦”，等等。前50年或前80年，就没人学这种腔调。不过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这种文化差异也将缩小。那么我国古代有没有这种事？也有。近日读万绳楠整理出版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其实是1948年万氏的听课笔记；史料极丰富，其中就有这方面的事。

　　南朝二百年最讲门第家世。东晋的贵族统治者是战败以后，由北方迁到江南，支持了百年；后来的宋、齐、梁几代也都是北人当皇帝，大官都是北人。所以那时说北方话表示身份高。南方人也就以学会北方方言为时髦。西晋原来建都洛阳，说洛阳话；那时河南、陕西一带的话，也都高贵，其次是楚语。“楚”的范围难定，当时就是以徐州为中心的淮北至鲁南一带的话，也比吴语更好。江南士族以能作“洛下书生咏”为荣，就是学着洛阳腔调来念书。这还好说，还有可笑的是，家里死了人，要大哭，也学北方腔调，“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那时南人把中原一带称“中国”，学“中国哭”就是学北方人的哭法。刘裕灭了东晋，建立刘宋，是南朝第一个皇帝。其实他是徐州一带人，说的是“楚语”。他先在江南过了几十年。《宋书》赞他“楚言未变，雅道风流”。可见他只会说徐州话，也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是“雅道风流”。这让我这个一辈子说徐州话的人，真感到高兴。可惜现在似乎没有人再对徐州话这么赞赏了。而且书上的那种赞赏也是对于皇上而言。但在当时，一般人说说，也很能表明身份高。

　　下面说点趣事。当时人的地位取决于家世，很严格，皇上也难以改变。家世要看这个家族的官位高低，其次是婚姻关系；但是，语言也重要。据《南史·胡谐之传》载：“上（即皇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亻奚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这里的“亻奚音”当时是指南方一切不标准的发音。可见，就是皇上要为你联上一门贵族婚姻，也会因为你家的人说南方地方方言而告吹。这位皇上还好，还派人到胡家去教北方话。你看当时的方言多么重要，有时都可以发挥政治作用。比如，东晋初建时，江南人不大顺服。大政治家王导设法进行统战联系，其中的一种方法就是同当地人用江南方言侃几句，以表亲切。这位王导好像有点语言才能，能作一点吴语，叫吴人听了高兴。其实他说的也很简单，只把石头凉的“凉”字，说成当地当时习用的字；他见胡地僧人，也能说两句胡语，像现在见老外说句OK一样。他一说，胡人也高兴。还有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谢安，知道桓温要害他，他仍坦然参加桓温的宴会。入座时，他仿浓重的洛阳口音，朗诵诗。对方被他的神态震住，没有加害。这事成了佳话。后来许多人都学他的腔调去朗诵，但都学不像，原来谢安有鼻炎，声音沉闷浑浊，谁学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