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柴禾妞

来源：腾讯读书 http://book.qq.com/a/20061226/000030_3.htm

社会主义流氓学的纲领

觉起期（1980～2002）

八十年代以来的后毛主义时代，基于极权主义的逐步解体、人口的严重过剩导致大规模的土地危机、城市经济改革带来大量新的职位，从而导致流民现象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广义流氓社会死灰复燃，开始了全面复兴的进程。这一剧烈的社会变化促成了流氓学的苏醒。从八十年代后期到本文写作时为止，大约有几十种相关著作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或在互联网上传播，形成了流氓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其中正式出版物以陈宝良《中国流氓史》、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和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台湾）为代表，而互联网读物则当以王毅《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和任不寐的《灾变论》为样板。所有这些著述都大大扩展和深化了流氓学的研究，将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认知高度。

流氓学的四大类型

狭义流氓学、广义流氓学、外围流氓学和西方流氓学

狭义流氓学

流氓－帮会研究是狭义流氓学的主要母题，也是传统的国家主义流氓学的核心。陈宝良的《中国流氓史》是这方面的代表。

王毅《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一文，与陈宝良的著述形成鲜明对比：它仅仅是一个断代史的分析，但在社会文化心理方面却有全面而深入的铺叙，其思想分析深度为陈著所望尘莫及，是“影射史学”在流氓研究方面的代表。

王毅指出，中国传统的流氓文化在明代恶性膨胀。在既定的国家权力体制及其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中，明代流氓阶层比任何时候都善于通过依附权势、欺诈钻营等等手段而谋生和满足贪欲。在文章的末尾，王毅暗示了明代流氓现象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同构性。作者指出，中国君权专制制度就是流氓文化发展的根源。由于预伏了这样的历史文化基因，所以只要后世的专制权力恶性膨胀机制没有被现代民主制度所根本取代，那么流氓文化循着我们叙述过的既有轨迹而再度泛滥，恐怕势在必然。王毅的著述深入揭示了专制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之间的互动、互相依存和互相滋生的秘密，显示了迄今为止狭义流氓学的最高成就。

广义流氓学

广义流氓学不仅把狭义流氓，而且也把各种身份破裂者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游者”纳入研究领域。在这方面，王学泰的著述具有显著地位。他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首次打开了流氓学研究的视域，提醒世人关注作为“隐形社会”的游民社会。

王学泰认为游民即指所有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群，也即“脱序者”。它起源于流民，包括游侠、游士(游民知识份子)、江湖艺人等等。该书不仅详尽地分析了这些亚社群的特征，城市游民的生成机制，而且进一步利用民间通俗文艺作品，细致研究了隐含在游民文本中的游民意识和游民文化，如英雄崇拜、尚武习刀的游侠意气、忠义情结、平等意识、渴望发迹变泰心理、反社会性格、帮派意识、暴力倾向、复仇主义等等，从而为中国游民意识形态勾勒了一个基本轮廓。

此外，传播于互联网上的任不寐的《灾变论》，深入探究了流氓的成因，把灾变作为流氓形成的主要动因，尽管失之偏颇，但它所发出的警告，却是对国家主义的一种严厉警示。

无论狭义还是广义，上述著述无疑都是大陆学派的样本。大陆学派的流氓研究接受了国家主义的影响，其基本特征在于将流氓、游民和灾民都视为社会灾难的根源。在大陆学派的模式中，流氓（流民和游民）永远是负面的道德标志，代表着破坏、颠覆、混乱、解构等黑暗性势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海洋文化和游历文化为精神特征的台湾学界，却把游民视为一种正面的光明势力加以颂扬。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17是岛屿学派的杰出代表。该书从一开始就质疑“乡土中国”的传统理念，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居与游互动的社会”，它包含“居民”和“游民”这两种基本类型。游者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势力之一。但长期以来，存在着“土”对“水”的压迫和蔑视，这实际上是居民社会对流民社会的歧视，显示了居民社会的文化强权。导致这种霸权的建立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需要与土地联姻的固定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皇帝、官僚阶层和乡村宗法制度的坚定支持。

这是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对传统中国文化理念所作的重大颠覆。它推翻了大陆学派的居民社会主体论，建立了居民－游民的二元论体系，这个二元体系不是光明与黑暗的对位结构，而是两种正面力量的明亮互动。龚著还以此为逻辑前提，展开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历史探究，描绘了“游”作为民族精神内核的历史线索。龚鹏程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引用了文化精神分析和文化象征符码分析的方法，对现存历史文本作了全新阐释，从而为广义流氓学开辟了一条奇特的道路。龚著的缺陷是在赞美游民精神的同时，完全回避游民文化的负面价值，结果在摆脱大陆主义的桎梏之后，又掉进了岛屿意识的研究圈套。

外围流氓学

所谓外围流氓学，实际上是一些其它领域的研究，在其中的某些章节或阶段与流氓学领域相交和重叠，或是某些单一流氓现象的专题性研究，等等。

西方流氓学

这其实就是广义流氓学在西方社会学研究方面的应用。但华人有关西方流氓社会的唯一研究专著，就是尹虹女士的《十六、十七世纪前期英国流民问题研究》。该书不仅填补了国人进行海外流氓研究的空白，而且在两个方面对中国流氓学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性意义。

英国流民群体的兴起和解决的历史过程，与饱受流民困扰的中国转型社会，形成了微妙的讽喻性关系，因而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文本，同时，该研究所指涉的西方流民现象，也拓展了中国流氓学的研究视域。

“流氓”的古代分类

“流氓”作为一个具有广泛概括性的语词，是近代以后所发生的变化。而在清以及清以前，两千年以来，中国社会曾经耗费了大量的语词来指陈这个群体，它们包括各个种类的游民、流民和流氓，也就是囊括了从狭义的流氓到广义的流氓的所有社会学类别。

这个历时两千年的庞大的“流氓”谱系，包括了从流民、游民、土匪到地棍等各种样式，其中，除了“侠”、“哥”为褒义，以及“士”、“民”、“爷”、“党”为中性，其余大多属于贬义。在古汉语中，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类型的语词谱系拥有如此庞大而驳杂的名称系统，显示它不仅受到了掌握知识体系的儒家史官的蔑视，也揭示出流民和流氓在中国社会的严重地位。

狭义流氓学的政治叙事

狭义的流氓学研究的对象是所有违反道德习俗和法律条文的人群。这个群体无疑是官方叙事和传统精英叙事的后果。但“流氓”一词据说出自近代上海——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它的问世终结了有关流氓的复杂的指称系统，也就是逐渐取代其它语词，成为一个主要的现代能指，用来称谓那些被国家宣判为在司法上和道德上双双“有罪”的人，并最终形成我所说的狭义的“流氓学”的语义框架。

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的司法定义中，流氓仍然是社会暴力和色情行为的主要实施者，而流氓罪则始终是一项语义宽泛的罪行，其中包括奸淫、猥亵妇女、同性恋和街头滋事，暴力伤害他人等各种类型的罪行。直到1997年刑法修订，才把其中一些罪行从“流氓罪”中移走，作了单独列项。经过漫长的司法挣扎，流氓的庞大队伍终于开始减员。但流氓作为一种社会景象，却变得越来越惊心动魄。中国历代政府对流氓通常采取严厉的惩罚。在国家与流氓的战争中，法律的尺度总是让位给了政治需要。

狭义的流氓就是道德沦丧者的一种称谓，它事实上就是对人类系列罪行的一种简约化命名。但狭义的流氓极易造成一种假象，即流氓的问题只是少数人的问题。只有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流氓，才能对中国历史文本做出合理的解释，即为什么一个据说是被儒家学说全面掌控的国家，最终却完全丧失了儒教的特征，成为一个暴力横生、充满腐败的道德涌流、并且长期陷入勾心斗角的内讧之中的“酱缸”？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民间文化在八十年代以来会成为反讽主义的天下？这些国民的精神特质与儒家教义毫无干系，而是显示了浓重的泛流氓化的特征。但大部分西方汉学家并不能清晰地看到这点。他们宁可继续逗留在所谓儒家文化领导中国的幻象之中，并就此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做出经久不息的误判。

广义流氓学的论域和使命

广义的流氓学超越了把狭义流氓作为罪犯和道德沦丧者的框架，是文化意义的“流氓”，这里关于流氓的指陈完全没有贬义，恰恰相反，站在民间叙事而非官方叙事或精英叙事的立场，流氓就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和关怀的那种事物。

社会学论域：流民、游民、灾民

社会学论域中的广义流氓就是游民、流民和灾民这三民，他们的特征就是无地和无籍，丧失身份，流动、贫苦、非法地居住在城市，面临被拘留、强迫劳役和强行遣返的危险5。这是农业中国的一个致命的缺口。

王学泰的研究强调了流民和游民之间的分野。他认为，流民是指离开故土进行集体迁徙的人群，它们往往保持着严密的家族宗法结构（客家人是这方面的范例）；而游民则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群，以游走、冒险、居无定所和没有稳定职业，时常以不正当手段牟取财物等为标志6。而灾民则可能是上述任何两种，但这个指谓却强调了它的成因：因战乱、灾害和饥荒而被迫离开故土。无论如何，这三种人群构成了社会学视域中的流氓主体（尽管研究者都审慎地避免使用“流氓”一词）。

政治学论域：流放者与流亡者

在政治学语义上的流氓，是指那些因政治迫害而被迫流亡异国他乡的人、或是被政府判决流放边疆的政治犯，以及那些负罪逃亡者，等等。此外，许多极权国家的知识份子和宗教信徒，展开了针对极权国家主义的“内在的流亡”，也即在不承认执政者权力正当性的前提下展开精神流亡，流走在自己祖国的疆域之内，而其思想却超越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严厉限定。这种精神性叛徒无疑应被纳入流氓叙事的视域，成为广义流氓学的一个重要母题。近代俄罗斯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个杰出范例，它向我们描述了专制制度把知识分子精英转变为流放者的痛切过程。

文化学论域：痞子和玩世者

在集权国家主义的文化语境中的流氓，通常被称作“痞子”，这其实就是民间文化颠覆者的一种称谓。他们置身于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但却保持了一种向心而非离心的姿势，并随时可能重新进入中心。它审视和批判国家主义，但其话语方式却往往保存了国家主义的基本特征。此外，痞子话语也显示了自身的某些特殊征兆：1、零度信仰；2、以牢骚和反讽的话语方式反对威权；3、常与反叛、颠覆、瓦解、等语词并用；4、对权力与暴力的酷爱；5、招安期待（与国家主义的互相对转）；6、策略化立场（民间机会主义），等等。流氓就是从反面书写国家主义的那种喜剧。

美学论域：侠客和隐士

他们是江湖神话中的主角，流氓乌托邦叙事的主要母题。他们最初可能只是村社精英（如晁盖和吴用）、市民精英（武松和时迁）或官僚精英（其中宋江、林冲、杨志属于低层小吏，而关胜、卢俊义等属于中级官僚）的一部分，而后被“逼上梁山”，铤而走险成为黑道人物。但他们只有在流氓叙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重生，转换为江湖神话中的不朽英雄。但这类人物是话语空间（人工空间）的产物，他们是虚构的，仅仅存在于广阔的代码世界里。只有单纯的农民和儿童才会混淆这种文化符号和真实人物的界限，并把“白日梦”的主角转换为可以仰视、膜拜和触摸的人间英雄。 古典哲学或宗教学论域：游人

从这个论域眺望流氓不难发现，在庄周的身后，基于道家和禅宗的推动，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过大量游民，以游历和寄情山水为生命的主要方式。庄周、屈原、李白和徐霞客都是这方面的范例。游民知识分子就此确立了“旅游”在中国文化中的显著地位。游仙求药、游学问理、游山玩水、游戏人生，游天下以求道，构筑了士人生活方式的宽广谱系，并为中国生命哲学提供了核心命题。一旦抽取了这些命题的骨架，中国文化将瓦解为一堆毫无价值的碎片。显然，这种超越了国家主义道德范畴的游民文化，不仅构成了狭义流氓学研究的盲点，也向传统的游民研究发出了强大的挑战。

犯罪学视域：流氓犯或候补流氓犯

广义流氓学的范畴无疑会涵盖狭义流氓学的对象，这意味着它也将同时关注犯罪学意义上的流氓，也即那些在道德和司法上都有严重过失的离轨群体。他们包括但广义流氓学并不强调它的司法罪行，更遑论犯罪手法或流氓心理，而是注重于流氓作为社会规范的离轨者的精神特征和话语方式。这意味着“流氓”将从官方叙事和传统精英叙事中解救出来，摆脱道德审判而成为一种“纯粹理性”的对象。

柴禾妞

当代流氓社会的广义构成

如果我们聚焦于现代中国，那么广义的“流氓社会”就应当由下列阶层或群体所构成：
离乡农民：也即所谓“民工”或“农民工”。离乡意味着土地、职业（单位）和家庭的多重离弃。在所有的离弃运动中，这是最彻底和最具革命性的一种，它是与原有身份的彻底断裂。人们已经看到，自从八十年代以来，数亿农民一直面临与土地分离的严峻现实。每年春节，那些扛着“蛇皮袋”的庞大人群，成了交通管理官员的阵发性噩梦。

失业职工：数千万国营企业职工在“大企业减负”中失业，成为“没有单位的人”，无望地漂流在自己的故乡。离职把人从一个赖以生存的母体中推开。与离乡有所不同的是，它为人保留了一个最后的家园——家庭。离职就是离乡的一种比较温和的形式。失业者还有可以代偿性的巢室，它可以缓解失业带来的生存危机和身份灾难。

异国侨民

知识游民：为了“岗位”、考研或各种机遇的缘故，大批大学毕业生、艺术家、独立电视制作人、作家及媒体写手……，他们被称为“漂一代”或“知识民工”，而事实上他们是流氓精英，其书写的文本直接进入传播领域，并且成为国家主义以外的主要原创摇篮。

网络游民：尽管司法意义上的流氓数量有限，但流氓精神散发出的气息却不可阻挡地在非流民阶层中有力散布着。王朔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流氓精神对大众的全面征服。互联网BBS的匿名机制释放了流氓话语，使之成为资讯社会主义时代7最强大的隐形势力。知识份子、愤青、小资和学生加入了这个庞大的阵营。他们在日常生活是一个守法的公民，而在互联网上则因匿名注册而成为“无名氏”，隐藏起自身的真实身份，肆无忌惮地使用各种激烈的酷语、色语和秽语，无须为此支付道德和法律的代价。这种流氓角色的临时化和网络化，正是资讯社会主义的重大特点。

“流氓”和“流氓社会”的定义：

上述五类流民的存在，奠定了中国流氓社会的坚实基础。我们已经获得了广义流氓社会的简约轮廓，它有以下三项精神识别标记：

身份危机：由于自然灾难、战乱等不可抗拒的原因被动丧失家园、土地、单位、地位和身份，或因新生活目标而出走以寻求更理想之身份。长期处于身份缺失状态。这种身份危机是构成流氓主义的基石。身份危机是流氓及其流氓主义诞生的摇篮。

异乡情结：由于与故乡、土地的长期分离而成为异乡人，并且在不停的游走、漂流、迁徙中保持了异乡情结，并且未能从新空间里重构“精神家园”。

精神焦虑：身份的丧失和离乡运动引发了流氓的失败主义，它包括对身份的过度敏感和焦虑、对家园崩溃的悲伤和愤怒、以及对所有现存体制与价值的极度怀疑、戏谑、嘲弄、仇恨和反叛，等等。

根据这三项识别标记，我们就可以为广义流氓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一个标准的流氓就是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他持续性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的立场。而这种流氓生存的主要空间就是流氓社会，它的动荡、流迁、反叛和变化多端，与有序的“国家社会”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不仅是流氓社会的的对偶，而且也是扼杀和消灭前者的死敌。

“流氓主义”定义

狭义的流氓主义就是以颠覆现存国家秩序为目标的意识形态体系。狭义流氓就是针对国家的一种永久的讽喻。狭义流氓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反讽性镜像。毫无疑问，国家的权柄永远是流氓反叛的终点，他的想象力终结在一个新国家霸权的面前。

而广义语境中的“流氓主义”则与此不同，它是指在身份危机的语境中、以异乡情结、焦虑心态和反叛立场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它发生于广义流氓社会之中，并且产生了从古代的游侠主义到当代的街痞主义、犬儒主义和厚黑主义等各种样式。

“流氓话语”定义

流氓话语就是广义流氓主义的自我叙写，或说是广义流氓主义在历史中的投射文本，其中含有大量酷语、色语和秽语，并以所谓“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的“正谕话语”体系。

流氓话语是针对国家主义的话语颠覆，是一场把主体从“他者”的身份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话语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消解国家主义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掌控。它显示了主体企图利用身份瓦解而制造一场文化政变，把潜在的反叛身份霸权的欲望推向前台。广义流氓在这个前提下展开其特有的政治想象，并且试图征服国家主义的既定的话语空间，重构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

流氓话语是对身份丧失状态的一种营救。它医治了因丧失身份所带来的伤痛。它也是一种身份代偿的工具，帮助人在话语的层面上重建权力和尊严。

流氓话语被广泛地灌注到了人民的心灵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令每一个中国人都具备了流氓的内码，并且要在适当的语境（家园的灾变、身份丧失、流走的进程）中被激活，为中国历史开辟出一条奇异而独特的道路。

建立广义流氓学的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流氓社会（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一直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质疑的对象。流氓作为国家的颠覆者，永远被放置在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上。这是一种价值判定的历史习惯。在声讨流氓的罪恶方面，知识分子始终是国家主义的同谋。这正是狭义流氓学造成的严重局限。

柴禾妞

流氓研究的三个历史分期

中国流氓研究的历史十分短暂，它起源于新文化运动，终结于20世纪末，正好是一个世纪的光阴。按其发展的程度，可以大致分为初始期、垄断期和觉起期等三个阶段。

初始期（1900～1949）

黄远生在民国元年的《少年中国周刊》上发表《游民政治》一文，率先宣称中国“数千年之政治”，本质上就是“一游民之政治而已”。该文以国家主义立场对游民历史进行研判，尽管显示了对“流民”的国家主义偏见，但却是惊世之语，成为狭义流氓学诞生的愤怒先声。

1919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16卷第四号上发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对游民现象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中国社会的“过剩的劳动阶级”就是“游民阶级”，它通常与“过剩的智识阶级”联合，与“贵族阶级之势力”相抗衡，由此引发了社会的“更迭盛衰”。杜亚泉藉此透彻地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根源：贵族文化达盛时，社会沉滞腐败，则游民文化代起之，游民文化过盛时，社会骚乱紊乱，则贵族文化起而代之。此历史上循环之迹也。”杜亚泉的文章犀利地洞悉了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弊病：中国现代改革没有摆脱贵族－游民这两个阶级自我循环的怪圈，这将断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前途。杜亚泉指出，中国革命并非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只能说是一种“帝王革命”而已。这个惊人的预言不久就获得了充分的验证。

鲁迅1930年对流氓的论述也曾受到关注：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还探寻了中国流氓的起源，宣称“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鲁迅以儒学和墨学作为流氓主义的起源，首次揭示了流氓主义和知识份子（士大夫）在起源学上的亲缘关系。

垄断期（1950～1980）

1949年北京建政之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成为主流。五十年代初期，随着青帮流氓大亨黄金荣向上海市人民政府递交“认罪书”，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城市流氓集团和乡村土匪势力（如“三合会”和“袍哥”）被迅速剿灭，流民被户籍和重新分配的土地所固化。国家主义获得了罕见的绝对威权。这种流氓的缺席从另一侧面终结了刚刚开始的知识界的流氓学研究，令其呈现为近三十年的空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