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校园红楼梦”

湘里妹子

《中国青年报》
2003年 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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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桃李》，被认为是一本“校园红楼梦”。它以某著名高校中师姐、师弟、师兄、“我”、三陪、女友及博导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既令人啼笑皆非又掩卷深思的校园故事。据悉，今日很多大学生，除了《我的野蛮女友》，就是大谈《桃李》。
　　作者张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已在北大数年。　

　　北京大学教授、青年评论家孔庆东认为，有人说高校是中国的最后一块净土，实际上，“高校是最后一块不能曝光的净土”，而《桃李》揭开了这一幕。可以说，它是“北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高校一直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最后一片净土，但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高校不可能不受到外界侵扰与影响。有人列数某高校女生宿舍门前的豪华轿车，作为“高校失态”的有力依据；“做学问与办公司并行，教学与揽生意、打官司同步”已是高校的普遍现象；为金钱美女而不惜铤而走险，甚至犯罪也并非天方夜谭。机谋、冒险、背叛、欲望、信誉，成为小说潜在的关键词——中国高校及现代学子们在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人生观、生存状态的变化与更新，成为《桃李》引发的话题。　

　　许多大学生承认，《桃李》写出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他们表示，高校早就不那么纯洁了，只不过外人还不大清楚而已。

　　评论家孟繁华说，《桃李》表现了现代性的焦虑。这种焦虑是欲望的焦虑，包括金钱的欲望、性的欲望等等。《桃李》让他想起《围城》等“五四”前后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知识分子阶层，内心有很多不足外人道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又被他们的一些非常斯文的话语给遮蔽掉了”。　

　　但也有人认为，《桃李》描绘的现代高校文化景观，是“以偏概全”。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对两个细节提出异议：一是女孩董小令为了给父亲出书去卖身；一是父亲为了儿子上学去偷高压线，结果被电死，无人收尸——这些都过于严重了。　

湘里妹子

http://online.cri.com.cn/1015/2002-8-13/58@79405_4.htm

一本小说能够进入北大的视野是一件很难的事，北大的人文学者名师林立，学子们也心气极高，能够有心情去关注一本小说，可算得上新闻了。6月23日上午，北大中文系的四代教授学者谢冕、曹文轩、孟繁华、孔庆东聚集在万圣书园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长篇小说《桃李》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不仅因为作家张者是北大的学生，还因为书中还隐隐“影射”了北大。更重要的是《桃李》引起了北大人的思考。有趣的是，与北大“门户相对”的清华大学，有三名研究生也“潜入”其中，加入了北大师生的“精神会聚”，气氛浓烈，妙语叠出，值得一看。  
  

《桃李》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超越性版本？

　　孟繁华：张者的《桃李》可能是对我们当下还仍然在讨论的关于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版本，为什么这样说呢，你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好读的小说，你作为一个批评家你会从中读出很多很深刻和严肃的东西来。这个就超越了雅俗，它确实是一部类似新《围城》的东西。另外一个特点是，和《围城》相类似的是对知识分子来说没有大事情，都是通过具体的细节表现出来的，表达了作者的文学才能和对知识阶层生活的感知和把握的能力，大的东西是可以虚构的，细节的东西是虚构不出来的。另外，语言的想象力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总体来讲，这是我近期读到的一个非常喜欢的小说。

　　曹文轩：我讲一下这部书的叙述，张者叙述的分寸感控制的比较好，控制得当，他没有那样太繁华的洋洋洒洒的一泻千里的样子，也没有太怪僻刁钻古怪的修辞，用的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有时候会跳出几个新鲜的比喻，整个作品从头到尾又有一种比较有分寸的幽默和调侃，使人觉得这种叙述很流畅，很有亲和力，就变成听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不焦不燥但很有色彩的说话，这是我在阅读《桃李》时的一个体会。

　　我觉得张者做不了先锋、做不了前卫、也做不到流行，他的叙述风气决定了他就在这个位子的，也许哪一天张者忽然想做一次先锋，他的叙述一定要换一个腔调，现在的腔调肯定做不了先锋的。先锋有怪模怪样的修辞，有一些不是常人说出的句子。《桃李》当中不是这个样子。他比较适合做比较本分的，不时的加上一点坏。我看《桃李》时不时的看到张者“坏”的一面。

　　另外我讲一下关于人称的问题，书中是第一人称，但这个“我”在作品里面从表面看上是无所作为的，基本上是一个废物，是虚设。实际上这个我在作品中有不可小看的作用，如果“我”撤了，作品就会黯然失色。这个小说正是因为“我”使我们一开始就进入了亲切逼真的氛围。听一个人讲他家里的事是我们每一个人具有的潜在的欲望，如果他能将家人的隐私透漏出来，你听起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以“我”来说师兄师弟的事情，隐私的部分，本身构成了阅读的吸引力，如果不是以“我”来叙述，这个吸引力将大大受损。“我”还有其他作用，比如东拉西扯，自由地调动人物。十分有意思的是，如果按以前对第一人称叙述的规范，张者的这部小说的大量叙述与描写是不合法的。多次的性爱描写的那么细，你是怎么看到的。话说回来，使人不可思议的是，你在看《桃李》的时候从来没有对第一人称的如此叙述是否合法产生疑问，却很自然。

　　季剑青：本小说在人称方面也是一个颠覆，小说有很多不符合我们在通常情况下的规范。在叙述规范方面，比如人称方面，第一人称描写应该写我看到听到的，不应该写别的东西。他用了第一人称，但写了许多其他的东西，但让人不觉得不自然。

　　王干：不难发现，小说是一种非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因为经常出现“我”这个叙事人，这是与第三人称的规范完全不同的。但这个“我”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因为第一人称是一个遮蔽的视角，“我”是一个有限制的视角，“我”不大可能超越我的视角去展现他人的生活和心理。但在《桃李》中的那个“我”却是一个奇怪的“我”，他虽是第一人称，但没有身份、没有性别、没有姓名、没有语言，他只是所有事件的一个亲历者和旁观者，他可以到所有现场，他能够看到、听到、感受到小说中所有人物的言行，比如宋总请蓝娜表演艳舞的隐秘空间里，其实是没有其他人窥视的，但“我”又仿佛就在现场似的，“我”好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我”是一个匿名者，是一个抽象的匿名者，小说又出现“我们”这样的复数叙述者，其实也是“我”的变体而已。由于具有了这样大的自由空间，小说叙述总是“贴”着人物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零距离。零距离当然也是一种距离，这种距离的妙处在于融入到整个小说之中，与小说的人物保持最“亲密的接触”。

　　零距离的美学与《桃李》的整体风格是吻合的，因为《桃李》很容易写成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讥世之作，甚至和反腐的官场小说相近。《桃李》的美学意义在于贴近生活、还原生活时，始终采取一种零距离的态度，零距离与零度写作的区别在于他对叙述对象的包容而非冷面审视。张者不可能向钱钟书那样调动古今中外的知识来消解笔下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必要去重复《围城》的套路。《桃李》以介入其中、享受快乐的知情者身份极大限度表现了生活的可能性、人物情感的可能性，消除了叙述折合人物之间的那种认为的屏障、因而小说最圆满地还原了生活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