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军事语言研究概况

苏鸣

作者:李苏鸣
来源：作者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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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军事语言研究可以上溯至古代对军语的研究。我国古代的字书词典中就有许多对军语的训解。比如，西汉史游《急就篇》列有“兵器”专章，对古代兵器名称予以训解；《尔雅》、《释名》和《方言》中，也有许多关于古代军语的诠释。近代军事语言研究也没有离开训解军语的范围。随着时代的发展，军事学、语言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信息时代对语码的研究不断提出新课题，军事语言研究逐渐地从军语训解拓展开来，研究的课题几乎涉及了语言学的各主要分支学科。
    我国对军事语言比较系统的研究与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同步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语言学在沉寂了十多年之后迅速崛起，尤其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兴起，为军事语言这一特殊社团语言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其后出现的文化语言学，又进一步拓展了语言现象与军事现象关系的探索空间。与此同时，随着我军军事院校教育体系的健全完善和教研工作的深入开展，一些军校语言教研人员形成了军事语言研究的中坚力量。198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全国首届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与会的军人代表提出了建构我国军事语言学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了一些社会语言学专家的认同。当年，语言学家曲彦斌先生就曾指出：“……近现代民族军事史上的特别军事语言，既可作为建立‘军事语言学’或‘语言军事科学’的研究材料，或名之‘秘密语军语’，亦可为军事史科学研究提供许多特别的借鉴、考察材料，不无研讨价值。”（曲彦斌《中国民间秘密语》，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1版，第183页）1988年6月，刘伶组织大连陆军学院部分教研人员编著了《军事语言学》，这是我国第一部军事语言学专著（1990年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指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社会语言学与军事学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和逻辑学、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作者认为，“军事语言学不是从军事学（逻辑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社群的语言，而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集中来探讨语言功能与军事社群的关系，考察军事语言与军事生活的协变关系：阐述军事语言在军事社群环境中的运用模式与变异规则；说明军事语言的性质、结构特点及其运用规律”（刘伶《军事语言学》，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0-11页）。1992年，总参谋部组织编写出版的《军事新学科》，也将“军事语言学”列为军事新学科之一。
    我国当代军事语言研究主要集中两个领域：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学者们把军事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方言来研究；在军事学领域，学者们着重研究语言和语言理论的军事应用问题。具体地说，军事语言学研究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课题：
    （一）关于军事术语的研究。这是军事语言研究中延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突出的一项课题。当代军语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我军军语的研究。1972年10月，战士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军内试行本），其中收入合成军队作战和军队建设常用语词共17类，1348条，10.7万字。1982年8月，战士出版社出版了以军委三总部名义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增修本）。这本《军语》是在1972年10月出版的《军语》（军内试行本）的基础上增修的，较大幅度地增收了词目，在分类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共编军语23类，5227条，比试行本增加了3879条，总字数达61.2万字。1993年，军事科学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编纂的军语增补本送审稿完成。增补本是为配合我军第二部《军语》（增修本，1982年版）使用而编纂的。共收词近4000条，约60万字。主要增补军事科技、专业技术和军种兵种方面的语词。全书共分34类，其中合成军队通用语词共12类1139条；军事科技和专业技术类共10类1004条；军种语词共4类644条；陆军兵种语词共7类1035条；武警语词1类98条。1997年1月，军事科学院印发了根据中央军批示新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新的《军语》以增修本为基础，对军语重新进行了编纂，增收了大量近十多年来出现并已相对稳定的军语，同时淘汰了部分已经陈旧、很少使用的军语，分类、排序、释文和插图均根据新的情况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调整和修改。全书共分29类，收词6562条。在对全军通用军语进行修订的同时，关于军语理论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1994年2月，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李际均在军语编制工作会上发表了谈话，论述了军语规范与军事学术层次概念区分等问题（谈话记录收入李际均著《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一书，1994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第8期《军事学术》发表了笔者的《确定武警术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同年第2期《武警学术》又发表了笔者的《建立规范的武警术语体系》。1997年第4期《中国军事科学》发表了李庆山的《军语概况——写在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问世之前》。
      二是对外军军语的研究。对外军军语的研究主要是以辞书编译形式展开的，这项研究进行得较早，成果颇丰。例如：1960年，军事科学院组成的俄汉军事辞典编纂委员会编印了《俄汉军事辞典》。该辞典分上下两册，共收军事学术用语和技术用语近14万条，还包括缩略语、口令、西方国家军队武器装备、美英军队武器装备代号、西方国家飞机、导弹主要制造公司名称、西方主要国家军队军衔表等13个附件。1963年，中科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编写了《英汉军语词汇》。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卫敬贽编著的《日汉军语常用词汇》。1984年，军事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军陆军部编写的《美军军语释义·作战篇》。1985年4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根据美国国防部《军语及有关术语词典》编译的《英汉双解军语词典》，全书约100万字，6000个词目。1985年7月，宇航出版社出版了江 康、路式成、何祚康等编著的《英汉军事与技术辞典》，此书系根据1974年内部发行的《新英汉军语辞典》改编而成。全书收词90000余条。1992年12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高强、秦文献编著的《汉英军事术语手册》。与此同时，有一些军内的外语学者也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外军军语的论文。
      三是对古代军语的研究。这一课题研究的生力军主要是地方语言学者。例如，1988年，语言学家曲彦斌先生在当年第2期的《辞书研究》上发表了《〈军语〉，一部北洋陆军的军事素语辞典》一文，对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北洋陆军督练处编纂的《军语》进行了研究。1990年8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曲彦斌所著《中国民间秘密语》，书中第五章第二节题为《民间秘密语中的“军语”》，对唐宋至明清以及民国的军语进行了概要的分析。1998年，出现了对古代军语研究最为突出的成果——当年1月，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曾师从著名语言学家蒋礼鸿先生的褚良才博士所著的《中国古代军语研究导论》，这是褚良才的博士学位论文。全书共85000万字，专家们称誉其“在汉语史研究的新领域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新贡献”，“填补了我国汉语史研究的领域的一个空白”。
    （二）关于军事书面语的研究。军事领域与其它领域一样，语言这一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作用和影响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从80年代开始，我国的一些社科学术期刊相继发表了一批研究军事语言的文章。关于军事领域中语言应用研究比较集中的课题是军事书面语——军事写作中的语言问题。比如，从80年代中期开始，笔者就相继在《修辞学习》、《应用写作》、《军事学术》等刊物发表了《修辞与军事文书》、《军用文书语体系统最优化》、《作战文书的特殊表达方法》等论文。1997年7月24日至27日，中国军事写作研究会召开学术年会。会上提交的论文有一些就是专门论述军事写作中语言问题的。如：胡妍的《提高军校学员修辞能力的思考》，马智贵、李继玲的《浅谈指挥员语言素质的培养》，李守伟、赵振军的《试论军用文书写作中模糊词语的运用》，苗秀娟的《论军事学术论文语言的优化》，张亮的《试论军用公文的准确性和简洁性》，张三志的《浅谈军事战斗文书的改革方向》等等。
    （三）关于军事口语的研究。随着语言学和军事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军事领域语言应用问题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对军人制式化口语、军事教学的语言、瓦解敌军的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成果问世。对于军人口语的研究，著名语言学家、大连陆军学院教授刘伶成果颇丰。他先后发表了《析“兵”》、《“家属”小释》等论文。与此同时，笔者也先后发表了《军人制化口语浅析》、《军人制化口语及其社会文化成因》、《军人特殊的口语交际形式——口令》等系列论文，其中大部分篇目载入吕淑湘先生主编的《中国语言学年鉴》。在笔者所著的《毛泽东的语言观》（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一书中，对毛泽东关于对敌宣传中语言应用问题的论述作了分析和研究。90年代以来，《军事学术》、《武警学术》等军事期刊也先后发表了一批有关军事口语应用的文章。如牛兆、雍军的《谈如何正规夜间执勤口令的使用》，张福林的《浅谈围捕战斗中的对敌喊话》，曾贤荣的《谈政治指导员的语言艺术》，韩宗瑞、刘正成的《执勤分队应掌握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王俊海的《军事技能授课语言谈》等。进入九十年代，军事口语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不但时有文论见诸报刊，还有一些专著相继问世。例如，1991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帅登元、谢泸、李霞根、席通寿等编著的《部队实用口语》；1997年4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刚石编著的《部队管理教育的语言艺术》。
（四）对军事现象与语言现象共变理论的研究。相比较而言，这方面研究的语言学倾向更强一些。1992年，笔者在当年《河北学刊》增刊上发表了《试论战争对语言变异的影响》。1993年，笔者在当年出版的《毛泽东的语言观》一书中，论述了30年代解放区我军参与的汉语拉丁化运动。汉民族共同语词汇中的军事谚语和军事成语也引起了军事语言研究者的重视。1992年9月，黄河出版社出版了罗福良的《中国军事谚语》，1996年1月，长征出版社出版了佟玉斌的《军事成语大词典》。
  综观我国军事语言研究的状况，我们认为，军事语言学是一个前景可观的学术领域，军事语言学的研究课题不断深入和拓展并渐成体系，军事语言学这一边缘学科的崛起已初见端倪；军事语言学部分课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对军队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军事语言学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军地学者共同涉足这一领域的良好局面。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一课题的研究还面临着许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军事语言研究队伍面临着“双重基础”的挑战。任何一门边缘学科的研究都需要拥有一批通晓所接缘的各学科理论并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学者。而目前在军事语言学的研究队伍中，能够同时掌握语言学和军事学基本理论并具有丰富的军队生活体验的学者并不多，因此，军事语言学的应用性研究显得比较薄弱。这也影响了军事语言学在军事边缘学科中的地位。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对军事语言的研究散落于各个相对割裂的领域，比如，对我军军语的研究、对外军军语的研究、对军用主题词的研究、对军事口语和书面语的研究等等，还没有纳入统一的军事语言学学科体系，还没有形成内部联系密切的研究系统。

苏鸣

(原载"幸福校园"网站,作者不详)
　
1. 军事语言研究的对象 军事语言研究是以军事领域的语言现象即军事语言为研究对象，运用语言学的原理和知识探索、总结军事语言的特点和规律，为军事语言的形成、使用及规范化提供语言学依据。
环绕军事语言事实而进行的军事语言研究是随着战争实践和军队建设的需要，随着普通语言研究的发展，逐渐从普通语言研究中衍化出来的。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还处在草创阶段。它的研究对象看似很单纯，其实它的研究范围相当广，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军事斗争和军队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我军军事语言可以而且也应该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一些。
（1）军事术语的拟制、整理和规范化。现代汉语中的军事术语作为汉语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拟制、整理和规范化不仅直接影响军事工作本身，而且也影响汉语术语和词汇的发展。我军历来十分重视军事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曾多次对它进行拟制和整理。1982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印发全军试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共收入军语5227条，涉及作战、指挥、军制、训练、政工、后勤、情报、轻重武器、火箭导弹、核子武器、电子对抗、航天、测绘、气象、水文、军种兵种以及综合用语等各方面，使军语的规范化达到了新的水平。但是，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拟制新的军语、整理既有军语和规范军事语言的工作仍然是必须而繁重的。军事语言研究必须为研制、整理和规范军事语言提供语言学理论、原则和方法。
（2）军用文书制作的语言使用。军用文书是指办理军队公务的文书。主要有命令、通令、指示、通报、批复、请示、报告、公函、布告等。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时效性，又有严格的机密性，起着法规、教育、交流、凭证等作用，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工具。军用文书的制作要适应军事的特殊需要，因而表现出区别于一般文书的特点和规律，这些特点在语言使用方面的表现更为特出。随着军事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军队公务将日趋复杂，作为处理公务的书面形式的军用文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军事语言研究必须及时研究军用文书的变化特点和规律，以改善军用文书的制作及其语言使用，提高其作用效率。
（3）军事口语研究。军事口语在语音、词汇、句法以及风格上与一般社会口语有所不同，具有鲜明的高效性、准确性和规范性，并在军队工作中广泛使用。它为保障作战、训练和其他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准确地掌握和熟练地运用有关口语。因此，军事口语研究是十分重要和有价值的。目前，虽然已经对有些军事口语如军人制式化口语、航空通讯口语等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是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看，都还是浅尝辄止的。比如对步兵作战的口头传令语言和口令使用的研究，等等，迫切需要在军事语言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加强。
（4）兵器命名研究。兵器的命名如同人、物和地方的命名一样，是一种复杂而有趣的语言现象，其中含有丰富的军事和语言知识。准确或恰当的兵器命名，有助于军队成员了解兵器的特点和性能。比如我军的火炮命名，通常是由“定型年份（式）+口径数+通名”构成。例如，66式152加榴炮，就是指1966年定型的、口径为152.4毫米的加农榴弹炮；65式82无坐力炮，是指1965年定型的口径为82毫米的无后坐力炮。掌握了火炮的命名方式就可以从中了解火炮的部分性能。各国的兵器命名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例如，国外飞机名称构成可以由“绰号（式）+型名（型）+通名（机）”三部分组成，如美国“大力士C-130运输机”；也可以由“型名+通名”组成，如俄国的“米格-21歼击机”。我军兵器的命名方式，不但是随具体兵器而有所不同，而且也与别国同类兵器有所不同。例如，我军军机名称是由“飞机用途首字+设计序号+改进型号”构成，如“歼-6”、“歼-8Ⅰ”、“歼-8Ⅱ”、“运-5”、“运-7”、“运-10”等。导弹的名称是以“象征性事物名称+设计序号（定型年份）+通名”构成，如“红旗-2地对空导弹”，“红旗-73反坦克导弹”等。坦克的名称是以“定型年份（式）+（重、轻）型+通名”构成，如“69式中型坦克”、“62式轻型坦克”等。军舰的名称是以“代号（型）+通名”构成，如“051型导弹驱逐舰”、“037型反潜护卫艇”等。对兵器的命名研究，可以通过描述兵器名称的构成，探讨命名的理据和命名过程中所涉及的军事语言理论等途径来进行。
（5）军人日常用语的军事色彩研究。军人的日常用语跟一般人不同的是常常把一些军事术语加以引申，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使日常用语具有军事色彩，或形成一些军中俚语。这些军语的变通使用，会产生某种修辞意义，具有较强的表现力。这些军语是在军旅这个特定语境中使用，还往往反映一定军种和兵种的特点。例如，空军航空兵常把飞行员的妻子称为“僚机”，把其子女称为“小僚机”。又如雷达兵把眼睛称为“雷达”，把找对象称为“扫描”，把目光紧盯某个人称为“定点跟踪”。再如地勤兵把修饰打扮称为“三级保养”，把住院治病称为“进航修厂”，等等。军事术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变通运用，使军人的日常言语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具有诙谐风趣的色彩和幽默感。我们考察军人日常言语中的军事术语，要理解它在军人社团这个特殊语境中传递的特殊信息，并可据此了解说话人的某些军人特征。
2. 军事语言研究的体系 从军事语言研究现状来看，可以根据其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的不同，把它分为三个方面或领域。
(1) 比较军语研究。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政治势力的军队，以及军事学术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所使用的军事语言系统的异同。例如，比较翻译过来的美国军事术语“大纵深立体战役”和俄国军事术语“空地一体作战”，可以看出，二者都强调从整体上打击敌人，强调地面力量和空中力量的结合，重视机动和纵深突击，等等。这是相同点。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俄军设想的作战纵深具有空前的规模，对在敌后机动作战的任务和目标的要求也很高。相对来说，美军则比较谨慎。按照1986年版《作战纲要》的规定，纵深作战的作用在于“限制人行动自由，降低其灵活性和耐久力，打乱其计划和协同”，决定胜负的关键是近距离作战，纵深作战的效果视其对近距离作战的影响而定。其二，为了达成大纵深，俄军特别借重于一种新的全能化的合成作战编组，这种作战编组以坦克部队为主体，具有强大的火力、突击力，以及高度快速的机动力和远离主力独立行动的能力。美军进行纵深作战，则强调发挥空中优势和野战炮兵能力。
通过军事语言比较，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外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及其动态，而且可以批判地吸收国外军事语言，从汉语的特点和我军实际出发，拟制新的军语。
(2) 历时军语研究。军事研究可以用历史的观点来研究任一语言的军语的发展、变化。以我国古代军事语言中的“兵”这个词为例。“兵”的词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最初主要指兵器，如“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贾谊《过秦论》）。后来则泛指“军事”、“战争”、“军队”和“兵士”等，如“兵者，国之大事”（《孙子兵法计篇》），“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曹操《置屯田令》），“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从美军对“直升机”一词的解释也可以窥见军事语言发展变化之一斑。直升机问世于1937年，多少年来人们只知道它市一种运输工具。由于它在作战条件下生存能力不强，它重要得多的军事价值一直未被人们所知悉，它的词义解释也就一直停留在这种认识水平上。直到60年代，美军在越南战场上使用直升机成功地进行空中机动作战，军界才对它刮目相看。70年代，美军把直升机作为空中火力支援的一种有效工具，并且探索直升机的空中作战问题。80年代，美军又在此基础上确认直升机部队可以独立实施重要的作战任务。至此，军语“直升机”这个词的意义就变成：“依靠由发动机带动的旋翼产生升力推进力的航空器。这种航空器能垂直起落，空中悬停，原地转弯，并能前飞、后飞和横飞。它在军事上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如攻击地面目标、校正射击、侦察、空降作战、空中机动、反潜、救护、运输等”。
(3)共时军语研究。军语研究也可以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军事语言加以研究，这是共时地静态地研究军事语言，主要是侧重于对军事语言系统的结构进行描写和分析，总结和揭示军事语言使用中的种种特点和规律，进而尽可能地解释这些特点和规律的形成原因。上文提及的军用文书的制作、军事部门的特殊口语和兵器命名之研究等都可以归属共时军事语言研究。
3. 军事语言的特点 随着军事思想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军事语言在量上不断增加，在质上不断更新，新的军事术语如泉喷涌。现代战争的瞬息万变和日趋复杂，要求作为维系军队指挥、管理和军人交际的军事语言符号具有高效性和精确性。在关键时刻或关键问题上的一字一句之误，都可能影响战斗的全过程，甚至关系到整个战役、战斗的成败。因此，军人以及有关人员必须十分熟悉军事语言的特点，从而提高军事语言水平，准确无误地使用军事语言。
(1) 军事语言是全民共同语的一种变体。军事语言作为军人思维物质外壳和军事思想的表达形式，是对军事实践的理论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高度凝练或概括。然而，它并不是脱离民族共同语的独立语音系统、语汇系统和语法系统，它的词语构成和句法结构在根本上要受全民共同语词法和句法的制约，只是由其特定的社会分布而形成自己特有的习惯用语、句式、语体风格和相对独立的语言系统。军事语言作为全民共同语的一种变体，一方面吸收其他社会部门语言中对自己有用的词语，另一方面又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从而丰富了全民共同语。
军事语言同全民共同语比较，其变异主要有两种。
一是语体变异。在军旅中，尤其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军人的称呼语、应答语、报告语、问候语都由军队的条令、条例作统一规定，呈现制式化特点。例如，报告语规定套用“报告对象+工作、活动+请指示+报告人”的公式。如一个营正在进行队列训练，团长来了，营长向团长的报告词应为：“团长同志，步兵第ⅹ营正在进行队列训练，请指示，营长ⅹⅹⅹ。”不允许有冗余语言。报告词言语严肃、庄重、简洁。而在民间交际中，向上级或尊长陈述情况的口语，形式不拘一格，内容可多可少，言语风格有明显的不定性。再以航空通讯口语为例，由于要适应现代空战的高度机动性，它必须以最少的语言符号传输最大的信息量，从而显得十分精练、准确。在语音、语汇、句法等方面都有其特点。尤其特出的是：结构简单、模式化，不允许重复罗嗦，不允许随说随改。而日常口语，可以重复，允许随说随改，句子没有固定的模式。
二是语义变异。军事语言的词语来源有两个，一是制造新词语，二是借用全民共同语词语。后者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全盘借用，即借用词语的意思跟共同语的意思相同；二是改造借用，即借用的词语意思经过引申跟共同语不同，作为军语，它的语义有了变异。例如，“决心”一词，在全民共同语中的意思是：“坚定不移的意志”，在军事语言中则变为“指挥员对作战目的和行动所作的基本决定。”又如“校阅”一词，在全民共同语中的意思是“审阅校订（书刊内容）”，但在军事语言中则是指：“对部队、院校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视察活动。”语义有了变异。
(2) 军事文书制作中的军事语言特点。就军事文书的制作而论，军事语言的运用就很有特点，起语体风格简洁明了。具体表现在词语、句式和修辞三个方面。
a. 在词语方面，一是尽量节缩多音节词，多用单音节词。例如，“军决心：以一部兵力在守备x团的配合下，断敌15团之退路，打敌增援，集中兵力将敌15团围歼于xx地区。”可以节缩的多音节词语而不节缩，会造成军用文书拖沓、繁复。
二是准确选用军事术语，严格区别近义词。比如军事术语中含攻击义的词语就有“打击、抗击、冲击、追击、突击、伏击”等20多个，每个词语都有其特定的含义，要加以区别，不能误用。例如，“坚决阻击反冲击之敌，向xx方向突击。”其中，“阻击”是指阻止或迟滞敌人前进的作战行动，“冲击”是指进攻中的步兵和坦克向近距离内的目标不停顿地猛冲，以抵近射击、掷手榴弹、白刃格斗，以及坦克碾压冲撞等消灭敌人的作战行动。“突击”是指集中兵力、火力对敌实施急速而猛烈的打击。再如，“各部队在开展袭击、捕俘、伏击等小分队活动方面，都很积极主动。”其中的“袭击”是指乘敌不备，突然进行的攻击，而“伏击”是指预先将部队隐蔽在敌人必经通路之侧，等待或引诱敌人进入预定地区，突然发起进攻。这些词的意思不能混淆。
三是适当运用文言词语。例如，“右邻为xx独立师，在xx地带组织防御。与其战斗分解线为xx、xx一线，线上各点除xx外，均属本师，接洽部由xx独立师保障。”
b. 在句式方面，一是多用短句，少用长句；多用单句，少用复句。这个特点使军用文书便于传递、容易记忆，和军用文书的作用相适应。二是省略现象多于一般文书。三是多用陈述句、祈使句，基本不用感叹句、疑问句。因为陈述句和祈使句易于明确地表示肯否或指令；感叹句和疑问句则相反，跟军用文书的作用相悖。四是大量利用介词结构，充当定语、状语、补语，表示目的、范围、依据、方向、对象、时间、地点等。这和军事文书的准确性正相适应。
c. 在修辞方面，军事文书极少用修辞格，不使用描绘性、情感性的文学语言来表述，否则将损害军事文书的准确性和庄严性。把这些特点和规律总结出来，无疑地对部队的工作尤其是文书的工作很有用处。
(3) 军事通讯口语的特点。在军事通讯口语方面，也存在一系列特点和规律。例如，航空通讯口语以高效性和精确性的特点最为显著，在语音、语汇、句法上都有些规律可循。我们把它揭示出来，用以指导有关人员遵照执行，从而可以促进通讯工作，改善信息的传输。

诌不通

李先生可有军事语言学的系统著作，烦请指点到哪里购买。

诌不通

文中提到的刘伶的《军事语言学》好像找不到耶。

苏鸣

刘伶主编的《军事语言学》有26万字，分上、中、下篇，共十章。第一、二、三、九章和第八章一部分由刘伶所著；第四、五章和第八章一部分由栾新传所著；第六章由李启青所著；第七章由孙晓喻所著；第十章由黄志贤所著。此书于1990年6月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次印刷只印了1000册，不知后来是否再版或加印过。
    本人尚无军事语言学专著，只有一些论文散见于有关刊物。

诌不通

谢谢苏鸣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