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纪录片创作之血脉

湘里妹子

作者：肖溪　　
单位：青岛电视台
摘编:视网联
2002-12-26


      中国纪录片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蓬勃发展以来，它的第一个高峰业已完成，它培养了大批的电视纪录片观念和纪录片制作人，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引人瞩目的纪录片现象。然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们的纪录片从追求“原汁原味”的真实过程走向拖沓；从追求平实平易的百姓视角走向平庸；从追求表象的真实走向新的千篇一律，从而丧失了思想作为纪录片对世界进行思考的原动力，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重新反省和思考。


　　（一）

纪录片人，首先应强调的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思想，唯有思想才是纪录片的纲、才是纪录片的灵魂，纪实只是我们表达事物的手段之一。但是我们的一些编导长期进行简单的记实拍摄，被动机械地为记录而记录、为纪实而纪实，丧失了对作品进一步思考的能力，没有自己对世界、对事物的思考，只是一味地追求所谓“让观众自己去思考”。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记录的是什么？表现的又是什么？观众缺少思考的依托，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观众凭空向何处去思考？又如何作深入思考？


　　思想者的记录，当然应该记录思想，有思想才能有个性，是个性的记录才是艺术的记录；是艺术的记录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好的纪录片总是给人以极大的思索空间，这些思索也许是不稳定的、非线性的，但它一定是耐人寻味的。如中央电视台孙曾田的《神鹿啊，我们的神鹿》，历时三年的艰苦拍摄，成就了一部触动人心灵、让人去深远思考的纪录片。此片关注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记录了一个鄂温克部落它的文化将要灭绝的真实过程，反映的是一个深刻而重大的主题，同时也表现了作者自己深思熟虑后的思考，孙曾田认为：纪录片应该成为人类自省、文明的守望者，提醒人类思考怎样向前发展。


　　再如：宁夏电视台康建宁的《阴阳》，他的镜头百分之九十九是固定的，没有动感，“摄像机，好像农民屋前的一棵树，一棵会走路的树。”如果你了解了当地的农民，了解了中国农民的思想，你会理解他的用意、他的别出心裁，这源于他的观察、他的深思熟虑之后。所以说，纪录片创作人在创作中“需要足够的沉淀、足够的推敲和提炼。好的纪录片不会仅仅关注现象性的事件，而在乎你的观察、思考能带给人们多少有价值的内涵和外延。”


　　去年，我做了一部纪录片《人与海狮》，从做这部片子开始，我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是什么触动了我？我要给观众一些什么样的思考？整个思考的过程是焦灼的、是令人不安的。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样一些事实，本应属于自然界的海狮，人类将他们抓来驯养，为人类表演显示其智慧和幽默的节目。为了演出效果，平时驯养员不让海狮们吃饱；训练演出时如不听话，还要受惩罚；为了保证一年上千场次演出、到了成熟期年龄的海狮们禁止它们“谈情说爱”，并各自被关在只有２平方米的笼舍里……《人与海狮》带给我们的全部思考，远不限于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现代化以来的历史，问题可能根植于人类与自然漫长的关系之中。人类要尊重自然，尊重自然界里万物之生命。正是有了这样的思考，才有了以下精彩瞬间的捕捉和寓意深长的后期处理。在拍摄主人公与四只海狮告别的一段情节里，分别之时，没有料到主人公竟向四只海狮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一躬，是主人公向四只海狮的道歉，也是人类向自然界的一个道歉。我们及时而准确地记录了这一场景，后期编辑时画面进行了“慢动作”处理，再配上一段意境悠远、像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音乐，所表达出来的效果很感人。片中类似这样的段落处理有若干处，作者所要阐述的思想也就尽在不言中。


　　纪录片要完成一个揭示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对表层现实的展示，体现内在的“真实”，并把事物的本质告诉人们。而我们有些作品，却只停留在展示的表层面上，没有揭示，没有告诉人们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虽然有些作品记录的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但是，平，要平得出奇；淡，要淡得深远。只要赋予作品以恒久、深远的意义，便能体现出作品深刻的思想性，纪录片创作之血脉就能鲜活而通达。


　　（二）

纪录片创作者应该创造性地使用现实材料，而不是完全依附于现实材料。著名纪录片制作人格里尔逊曾指出：纪录片就是“对现实的创造性解释”顾名思义，纪录片是反映社会客观存在的主观活动。《舟舟的世界》、《英与白》的导演张以庆说过：那些看上去很“客观”的纪录片实际上是作者很“主观”地赋予了纪录片一种很“客观”的形式；而那些看上去很“主观”纪录片，实际上是作者很“客观”地赋予了纪录片一种很“主观”的形式。他认为：任何一部纪录片，整个编辑的过程都是“思想操作”的过程。实际上，作者的这种“思想操作”不仅仅体现在后期编辑的过程中，在前期的选题、拍摄中也处处能够体现出这种“操作”意识，即编导意识。


　　１９９４年，青岛电视台开办了一个纪实性栏目《青岛人》，其中有一板块是记录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当时，我们对纪录片的认识很模糊，把跟踪记录人物的生活片断，表层地展示日常生活情景等同于纪录片，为了追求再现生活的原生态、记录真实的时空，我们常常凌晨３、４点钟就开始跟踪被采访者的活动，有时一直拍到深夜主人公睡觉。至于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即不确定，也不选择。一次，我们拍摄一名卖早点的下岗女工，从早到晚记录了她一天的主要活动内容。片子完成后，要告诉观众的就是这个人这样生活，一天到晚就是一个“忙”字，一个“累”字，人物的其它层面没有更多地去挖掘、去思考，理由是留给观众去思索。


　　记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编导鄢蔓在谈到拍摄《李亚熔和“庄稼汉”》一片的失误时说：“当时在拍摄现场完全被主人公之一李亚熔所迷惑，失去了编导的现场把握和选择能力，完全忽略了另一主人公西北歌王贺玉堂的情感。如果当时编导能够冷静地进行“思想操作”，及时而准确地判断出李亚熔“在都市寂寞的生活中想做点自己的事，让自己的情感有所寄托”的思想脉络和贺玉堂“为了解决自己生存的基本条件，急需看得见、摸得着的既得利益”这一情感线，有目的的把两人交往过程中的情绪变化用镜头有层次地记录下来，那么就不会把李亚熔主动出资包装歌王的行为，简单地理解为“热心人”这一浅层次上，而会更深层地去理解。由此可以看出，你只有前期拍摄中有目的的设计与选择所需镜头，后期编辑时就能少几分“深深的遗憾”，并且多几分创作的空间。


　　从某种程度上讲，纪录片中的真实不是记录出来的，而是制作人发现、选择、构思、编辑出来的。思想支配你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表述什么，不表述什么，完全操纵在人的思维、构想和审美之中。有人说纪录片就是“操作”出来的。说白了，它就是思想的操作。


　　（三）

前几年，在我们一味地强调纪录片“原汁原味”手法，以为这样才是最本质最真实的。其实，严格地讲那些纯客观、原生态的片子也有营造的成份，也有拍摄主体主观情感介入的问题，想一想只要摄像机进入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活中，百分之百原生态的东西或多或少地都会被破坏，主人公面对镜头或多或少的都有“做戏”的成份，绝对的真实在纪录片中是永远追求不到的。既然这样，那么在不违背纪录片真实原则的基础上，只要掌握好营造的方法和比重，再现出来的真实与现实中的真实相符，纪录片不应该完全排斥人为的“营造”的成份。


　　在一次国际纪录片研讨会上，一位日本纪录片制作人谈到拍摄体会时说：他从来不会考虑灯光的效果。而一位法国的纪录片评委反问他，你为什么不去等待，等待他们适应了灯光后再去拍摄？实际上一切“营造”工作都在拍摄之前的准备上，你营造的得当、准确、恰如气氛，拍出的片子就有质感、有味道、有感觉。有句话叫做：“大摆布，小不摆布”。就是说整个事件、整个场面你可以精心地组织、布置，一旦拍摄起来就要保持其自然纪实的流程。湖北电视台张以庆在《舟舟的世界》、《英与白》的一些情节中都用了灯光效果，这两部在国内学术界颇有争议的片子，后来都在国际上获了奖。在许多场合下，张以庆都曾直言不讳地说：“在拍摄中，我用心地布置了场面、布置了灯光”。


　　在被封为“纪录片之父”的罗伯特·弗拉哈迪的经典之作《北方的纳努克》中，一些著名的片断猎捕海象、建造冰屋都是被“营造”出来的，弗拉哈迪恪守的信条是：“结果的真实”。


　　纪录片作为非虚构的影视作品，还有更多尚待开拓的空间。只要我们在不违背真实原则的基础上，多一些理性思考、多一份审美体验，大胆尝试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就会使纪录片的思维品格和审美品格更高远、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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