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名中的军事文化痕迹

湘里妹子

苏鸣 2004-11-11 20:12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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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苏鸣

    地名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它们不仅是所表称地域的符号，而且浓缩了与当地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信息。语言学家李如龙先生曾把地名的命名法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描述性地名。一是表示地理位置，有的指明方位，例如河南、山东、山西、华阴、洛阳等；有的标示距离，例如三十里铺、二里沟、三里屯，八里庄等。二是描述自然景观，有的描述地形，例如十八盘、万泉河、丁字港、五指山、眼镜湖等；有的描述地貌，例如太原、沙石峪、海门等，有的描述地物，例如五棵松、白石桥、望江亭等；有的描述土壤和水文特点，例如白沙、长白山、黄石、响水河、浊水溪等；有的描述气候，例如恒春、雷州、贵阳等；有的描述自然资源，例如植被——杉岭、梅林、樟树等，矿藏——铁岭、铜陵、金山里等，物产——鸟岛、荞麦地、磁器口等。
    其二，记叙性地名。一是叙述文化景观的，例如牛墟、磁窑、灯市口、打银巷等。二是记录人物族姓的。例如祥谦乡、中山路、成功村、苏家坡、左权县等。三是记载史实或传说的，例如表示纪念日有八一七路（以福州解放纪念日命名）、八一大道等；表示年号的有绍兴市、政和县、景德镇等；表示变迁的有古城、旧县、新店；记载传说的有神女峰、禹县、武夷山等。
    其三，寓托性地名。一是反映观念的，例如武功、仁义、孝顺、礼乐等；二是表达意愿的，例如永安、泰宁、长春、兴隆等；三是寄托感情的，例如宝山、顺河、美山、良村等。

    由此可见，地名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相当丰富的。军事现象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在地名中留下一定的烙印。恩格斯就曾研究过罗马人征服不列颠这一军事史实在地名中留下的痕迹。他在《野营》一文中说：“罗马人征服不列颠最永久的纪念碑是把拉丁字Castra（野营）保留为最初曾是罗马军队驻地的许多城市的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例如当卡斯特、莱斯特、伍斯特、切斯特、温彻斯特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279-280页）。在我国，保留了军事历史文化信息的地名比比皆是

    一、反映古代军制的地名

   我国地名有大量的以“所、堡、营、屯、旗、官、哨、庄”等古代军制用语为通名的地方，例如，云南东部陆良县的左所、右所、后所；刘官堡、李家堡、朱官堡，伏家营、孔家营、杨家营，方官屯、占屯、邑市屯，曹旗堡、周旗堡、朱旗田，黄官庄、孙官庄，棠林哨、松林哨等等。北京市郊也不少村庄以营、屯为通名，例如北郊有西府营、马昌营、长哨营、头道营、张山营、辛营、下营、高丽营、不老屯、太师屯，南郊有凤河营、史家营、柴厂屯、牛牧屯、牛堡屯。山东半岛上有靖海卫、安东卫、石臼所、海阳所、宁津所、寻山所等。

    上述地名中的“所、卫、旗、营、哨”等通名主要源自明代的军事制度。明朝建立后，规定军队的编制采用卫所制，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抵以5600人为1卫，1120人为1千户所，112人为1百户所。百户所下设2个总旗，每个总旗下设5个小旗。明代的募兵，在嘉靖以前，一部分归地方官府管辖，一部分由卫所代管。嘉靖以后，在原来镇戍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营伍制，募兵便实行独立的编制。召募来的士兵一般都编入营伍，按伍、什、队、哨、总、营的形式编制。这些军队编制用语后来逐渐成为当地地名的通称。

    上述地名中的“屯”字与古代军屯制有关。军队“屯田之法，始于汉氏。盖取空闲之地，课人以耕，而因以战守，于足粮饷而省转输。养兵实塞之要，足国安民之计，莫先于是。”（林希元《应诏陈言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简而言之，军屯就是兵不出农，犹可以兼农，而省坐食之费。由于它寓兵于农，耕战结合，是军队生产自给的一种好方式，世称“其法最善”。所以代代相传，至明不改，而且规模超越前代，效益更为可观。据史料记载，洪武时军队屯田总计八十九万余顷。在边境地区，云南和辽东两地军屯成绩尤为显著，自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多次派大军前往屯垦。仅洪武二十年八、九、十三个月调入云南屯田的军队，有数字可计者即达十万八千人。辽东也是军屯的重点地区。如今地名中的“屯”字，大多是古代军屯制留下的烙印。

      我国一些地方有许多含有“旗”字的地名，如北京的“西三旗”、“蓝旗营”，呼和浩特的“西王子旗”，福州的“旗汛口”等等。这些地名主要源于清代前期的军制。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开始分其军为个固山（汉语译固山为旗）：“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各固山用黄、白、红、蓝四种颜色的军旗作为识别的标志。四十三年（1615年），因归附日众，又将原有四旗扩编为八旗：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清朝在全国建立统治后，按其战略意图，将八旗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各10万余人。当时京营八旗的分布是：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以上四旗自北而东，自东而南，为左翼。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以上四旗自北而西，自西而南，为右翼。在一些八旗军曾经驻扎过的地方也留下了这类地名。比如，福建省福州市至今仍有“旗汛口”这样的地名。据《闽县乡土志》记载，福州现在的东大路至旗汛口为一轴线，有一片史称“旗下街”的地域，原为清代驻防旗兵及其家属的驻地，也称“八旗汛地”。“旗下街”于清顺治、康熙、乾隆年间逐渐形成的。顺治十四年（1658年）五月，清廷派都统郎名赛率汉军八旗3000人驻防福州，这是清代在福州派驻八旗军的开始。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闽王耿精忠反清失败后，康熙命康亲王杰书统八旗军入闽驻防。乾隆年间，又从北京的旗营中抽调兵员2000余人，连同家眷计4000多人入闽。福州的东门、汤门、水部门一带被征用为满州营地，称“旗下街”。原先在福州东街口分界处筑有一座骑术牌楼大门为标志，圈地以内都是八旗汛地，门里有座小型衙门置官把守，名曰“旗汛口”。平时汉人经过“旗下街”，不许回头看，不许坐轿子，连花轿过境，新娘子都得下轿步行。辛亥革命福州光复后，旗人丧失了特权，旗下街也为历史陈迹，但“旗汛口”却成为地名延用至今。

    二、纪念军中英雄的地名

   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反映古代战争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蕴含着人民对壮烈场面的感怀和对英雄人物的追念。比如，闽台人民为了纪念郑成功，不但保存着一些郑成功军事活动的遗址，而且还用这位民族英雄的名字为相关的地区名命。1645年清兵入关，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郑芝龙向唐王引见其子成功，唐王赐成功名朱，后来民间也称郑成功为国姓爷。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后，又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以后人民又奠称他为延平王，这些称呼在一些地名都得以应用。在郑成功的根据地厦门，地名中就有演武亭路（郑成功部队演兵处）、洪本部（郑氏部将洪旭办公处）、水操台（鼓浪屿郑成功演兵处），还有延平郡王祠、延平故垒等。在同安县，有两处国姓寨；在晋江县，有国姓城；在漳州市，有国姓沟；在东山县，有万军井、军藏局、国姓井。台湾省的每一个城市都有成功路；在台东县，有成功镇、成功溪；在南投县和云林县
都有延平里；在花莲县，有延平乡，在南投县，有国姓乡、国姓桥、国姓村；在台中县，有两个成功村。

    有一些地名还浓缩了古代战争中的英雄故事。比如，福州有一地名叫“搭头街”，位于福州东门。据传，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从连江登陆，大举侵犯省城。此时，抗倭名将戚继光率兵迎战。敌我双方激战于东门外。战斗中，一名手执令旗的戚家军士兵脖被敌人砍了一刀，头颅搭拉下来，但他仍然手执令旗向前冲去，倭寇见之丧胆，戚家军士气倍增。最终戚家军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大捷。人民为纪念那位搭头举旗、一往无前的士兵，将他冲向敌人的这条街取名为“搭头街”。有趣的是，仙游县的“无头街”这一地名也于“搭头街”有十分相似的来源。当时，倭寇登陆后向县城进犯，我驻军一将领率部属携百姓退守城西宝幢山上，削木筑寨，垒石围营，日夜防守。一天倭进攻山寨，这位将领跨上战马率兵迎战。他在与倭寇的拼杀中被敌人砍下了头颅，但他的身躯却昂然坐于马上，向敌人冲去。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位英勇抗倭的“无头英雄”，便把壮士冲过的这条路命名为“无头街。”

   三、反映外族入侵的地名

   从地名的语源看，有一小部分是外国语地名，这往往与历史上的军事入侵和殖民统治有关。例如，荷兰人称台湾为“福摩萨”，沙俄入侵我国西北时，把位于青海和新疆交界处的布喀达坂峰改称为“莫诺莫哈山”，沙俄侵占我国外兴安岭的领土后则把庙街改称为“尼古拉耶夫斯克”，把海参威改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台湾省的地名中有一小部分是日本占领期间按照日本的习惯更改的。例如新竹县关西镇原称咸菜棚，“关西”原是日本大阪的古名；台中县丰原镇原称葫芦墩，“丰原”也是日本名；台中县的清水镇原称牛骂头，“清水”是日本京都的寺庙名。尽管这些地名是日本侵略者借用汉字更名的，但它们毕竟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侵台历史。

苏鸣

问：这些年除了在方言学、音韵学、词汇学领域中作了很多研究之外，您又涉猎了其它学科，比如在地名学方面，您也有相当大的成就，能不能谈一谈您的体会？
     答：在应用研究方面，应该说刚刚参加工作时我就比较注意，比如说五十年代的语言规划、语言政策方面的研究。后来在方言、音韵的调查研究中，碰到什么就研究什么，我形成了一个总体想法，就是语言学应该为社会服务，做好服务工作，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应用研究并不容易，应该说比本体研究更难。比如我所研究的地名学，从本质上讲是词汇学的，可它又牵连到地理学、历史学、方言学、民族语言学，地名的考订牵扯到很多语种，是一个边缘学科、综合学科。历来地名上的混乱状态是非常严重的，比如黄埔军校的“埔”，这个“埔”在闽语是平声不送气的[p]，在客家话是平声送气的[pÁu]，在粤语里是去声[poｕ]，恐怕这三个读音都有不同有来源，现在都写成一样的字，这就是同形异义。现在有很多糊涂账，因为用地名命名的都是当地通行的地域方言，或者是早期的民族语言，这个通名跟地貌、地形有关，跟历史有关，所以研究考订一个地名，往往需要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等许多方面的知识，难度比较大。我前后做了大概十年时间，参加全国的地名普查，我感到，方言学工作者应该对地名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1981年，我曾经在全国汉语方言成立大会上呼吁，方言学家应该多关心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至今真正介入的人还是太少。我自己感到力气不够用了，前些年出过几本书，后来就没有时间再去作深入研究了。
     问：文化语言学在80年代曾经热过一个阶段，又渐渐衰歇下来。您也曾提倡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学，您能否就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谈谈您的看法？
    答：关于文化语言学，八十年代曾有一批青年学者很热心。我研究方言，感觉到不了解历史文化，对许多方言现象就无法进行科学的分析，我是从方言切入去研究方言的地域历史文化的。从理论上讲，这些年有几种流派，有本体论，认为文化特征是语言的基本特征、本体特征。再一种是关系论，研究文化怎样作用于语言，语言怎样作用于文化。第一条我想是站不住脚的，语言跟文化是两个东西，文化不能作为语言的内容，语言的所指跟文化有距离。关系论，看来好像很完美，实际上也有问题，两种不同方向的研究实际上有不同的理论框架和不同的方法。我想文化语言学应该立足于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应该考察语言的外部特征、考察语言跟社会生活的种种联系，来了解语言的特质。这种研究既要关注语言本体的结构特征，也要联系语言的社会背景。这方面我只是断断续续地考虑过，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去作，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红土

弄懂了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很开心！
感谢苏老师！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