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

湘里妹子

作者：耕者
来源：北大中文论坛

    笔者几年前曾关心过这一问题，当时些了几千字，但是觉得考虑不成熟，所以未曾发表。现在贴在下面，求教于众多网友：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传统的汉语研究是以书面文献语言为主，是为“解经”服务的，其研究是围绕汉字展开的——这就是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总称小学。传统的汉语教学也是从识字开始，以作文——不管是时文（八股）、策论、古文还是诗词歌赋——为中心进行的。从明清开始的“西学东渐”导致了近现代语言学在中国兴起，100年前出版的《马氏文通》就是标志。而晚清的维新变法废除科举，开办学校也使汉语教学走进了新的天地。《马氏文通》时代的“文”依然是文言文，直至五四运动之后接近口语的白话文才成为文学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主流。于是有了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等研究白话文语法的著作。但是中小学语文课仍然是以书面语言的习得为主（尽管在应以白话文为主还是应以文言文为主这一问题上有许多争论），仍然是从识字开始，以作文为中心进行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许多语文工作曾经把拼音化作为汉字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也是许多“汉语现代化”先驱者的想法），但这并没有动摇汉字教学在义务教育以及扫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以至有人把它称之为“字本位”的教学。不过，实行了数十年的统一高考中的语文试题却多多少少动摇了作文教学的中心地位。

      从《马氏文通》开始的科学的汉语研究既要继承传统，又要跟上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并力图对普通语言学作出我们的贡献。一般认为，这两者的结合以汉语音韵学做的最好，而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则存在许多问题。从《文通》所接受的普遍唯理语法开始，汉语语法书就是以传统教学语法为主。尽管后来我们又接受了结构主义、转换—生成学派的很大影响，但教学语法的主体仍然是传统语法。正像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结构主义语法和转换语法各有一套理论，往往是引几个例子谈一个问题，的确能说得头头是道，因此我们应当对它们进行研究，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过应用结构主义语法理论和转换语法理论，全面地、详细地叙述一种发达的、有文学历史的语言的语法著作，可以拿来跟用传统方法写出来的一些有名的著作相比较，这就未免有‘雷声大，雨点小’的缺点。”对汉语研究来说，目前影响较大的语法著作很多，但是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即使采用传统语法，我们也缺乏一部“全面地、详细地叙述”汉语语法的著作——就像前苏联科学院的多卷本《俄语语法》一样。

      许多汉语研究者指出，当前的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信息处理的发展，对汉语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们是汉语研究最为活跃并起到拉动作用的两翼。许多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生或者对人来讲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对外汉语教学和计算机汉语信息处理中却大成问题，这就促使我们深入研究，促使我们发现汉语的许多特殊规律，促使我们完善了许多原来不够完善的理论框架。对比研究本来就是语言研究的重要方法，无论是中外对比，或者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对比，以及汉语各个方言之间的对比，都会对汉语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像朱德熙先生的《自指和转指》、《汉语方言中的两种反复问句》等论文都是代表。陆俭明先生最近发表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经常要思考的问题》一文，从实践经验出发，要求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经常思考“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这不仅会“提高对外汉语的教学水平，而这样做对我们教师自己在科研上也将是一个促进”。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以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一书为开端，许多标明汉语语词的词性以及详细用法的汉语辞书大量涌现。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研究汉语特有用法的专著与论文，比如对汉语补语的研究、对汉语量词的研究、对汉语动词的研究………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对外汉语教学对汉语研究的促进作用。

      汉语信息处理首先就要把汉字输入计算机，这就必须对汉字进行编码。这不仅促进了对现代汉字定量定序的研究，而且形码研究的需要使我们现在有了一部汉字部件规范与一部汉字笔顺规范。为了解决音码的同音字问题，研究者从事了汉语拼音流的词输入研究；于是我们有了众多的汉语切分词的方法，有了汉语拼音正词法与基本词表。 这也使得汉语语料库的建设更为迅速。而汉语拼音语句输入以及外—汉，汉—外机器翻译的需要，更使我们不得不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语言分析方法学习：诸如格变语法、系统语法、切夫语法、语义语法、功能语法、关系语法、认知语法、短语语法、配价分析、论元分析、……等等。而且对语言的语义分析也日趋重要，许多学者不仅进行了汉语语料的自动分词，自动词性标注，还进行了自动词义标注的研究。而汉字手写输入与汉语语音输入的进展，更使我们对作为二维图形的汉字的诸多特点以及汉语语音分析组合规律等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对汉语的若干特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何把这些已有的成果归纳总结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必须指出的是，汉字信息处理所面对的是机器，无论多么“高级”“智能”的机器，它实际上只能辨别“0”和“1”——即所谓“数字化生存”，不可能具有人的思维能力。所以面对机器的语法规则必须严格整一，有时不得不繁琐已极。但对人来讲，这些繁琐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比如中国最早实现英汉机器翻译商品化的“快译通”，90年代初期就拥有英语基本词汇45000条，汉语对应词汇25万条，通用规则1500条，特殊规则和成语规则15万条。但这依然不能满足实际翻译的需要。一位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当时就告诉我，陈肇雄手下有一个几十人的班子（他的同学就厕身其间），天天在那里逐词逐句地编写新的“规则”。最初一个规则可以管成千上万的语句，这个规则无疑是语法规则；但是到了最后，好几个规则也管不了一个语句的时候，这些所谓的“规则”还能算语法规则吗？我们承认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语言研究，它对于机器内部辞典的完善，机器翻译质量的提高以及汉语辞书的完备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也会深化我们对汉语的认识。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全盘搬到对人的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去。

      我们认为，这两方面的汉语研究力量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其专门刊物以及其他刊物上专栏的数量与质量都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国语文》适当地刊登这些领域的文章是极其必要的。同时我们也觉得，如何利用这些成果来加深对汉语系统的理解更为重要。比如王士元教授利用《汉语方音字汇》等资料在计算机上完成的DOC汉语历史方言语音数据库，就对汉语音韵学、方言学以至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很有意义。我们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读到的有关汉语方言亲属关系的研究文章，就得力于这一类计算机资料的运用。但是两翼毕竟是两翼，即使是极其活跃并具有拉动作用的两翼也依然是两翼，主体还是应该是面对人的，特别是面对中国人的汉语研究。换言之，我们的汉语研究，应该以使中国人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母语为第一目标，这相应的也会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汉语是我国多数人的母语，教育界普遍认为，对现代汉语言文字的掌握（即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是中、小学语文课的任务。但是应该承认，目前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并不令人满意。比如目前的汉语语法教学是从初中开始的。笔者曾询问过一些学生家长（这些家长多半是大学文科教师），他们说，正好学生同时学习英语语法和汉语语法，但是二者又有许多不同，使得学生对一些问题经常混淆。而且多数学生觉得，英语语法好，有用；汉语语法似乎没有什么用。这不能不使我们这些从事汉语研究的人感到难受。我们不妨从今天的中学生第一次接触汉语语法的基本概念——词和语素说起。今天的中学生，在“字本位”教学的小学中，“字”对他们来说是极其自然的，而很少有汉语词的概念，。到了中学学英语的时候，“词”是非常明晰的，因为英语是分词连写的。学汉语语法时就不得不从汉字的字符串中把“词”、“语素”辨认出来——这并不容易。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说。“汉语词的划分是问题比较多的。”但是语素的划分同样问题不少，吕先生对语素的大小、异同以及与汉字的对应问题做过分析，最后一个问题对语音、语义、字形的异同搭配列表如下：
    “（音） （义） （形） （例）      （语素）  （字）
   同     同     同     圆           1        1
   同     同     异     園、园       1        1（异体字）
   同     异*    同     会合 会能     2        1（多义字）
   异     同     同     妨fāng~fáng  1        1（多音字）
   异     异*    同     行xíng~háng  2        1（多音多义）
   异     同     异     行、走       2        2（同义字）
   同     异     异     圆、園       2        2（同音字）
   异     异     异     圆、方       2        2
*指有联不到一块的几个或几组意义，连得上的仍算‘同’”。

      正像吕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是“在一定程度上简单化了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疑难问题是不少的。”高更生等在《汉语教学语法研究》中就补充了两种 ：一是一个字却不是一个语素，如“蜻蜓”的“蜓”；二是同一个字但是可以是一个语素，也可以不是一个语素，如“沙土”的“沙”与“沙发”的“沙”。当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补充，比如多义字的义项联不到一起的完全可以超过两项，那就可以是一个字，三个或更多语素了。比如“摔倒”的“倒”、“倒爷”的“倒”、与“倒影”的“倒”，就是一个字形，两个读音，起码三个语素。大家可以想像，让一个初中生弄清楚这些问题是够麻烦的了，难怪他们要抱怨了。

      大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知道，历来大学汉语课的教师都是汉语研究的重要力量，汉语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应该表现在大学汉语教学水平的提高上。目前我国的大学汉语教学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划分：从学习者的母语来看，可以分为第一语言的汉语教学与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学。后者包括少数民族院校的汉语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从专业设置来看，可以区分为非语言文学专业的汉语教学与语言文学专业的汉语教学。前者除了一些院校开设了重点并非在汉语言文字本身的“大学语文”之外，基本上是空白（中文系有关专业除外）；后者则可分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其他语言文学专业两类。其他语言文学专业大都只开设“现代汉语”课（有的专业也开设“古代汉语”课）；汉语专业则开设“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两门。从院校本身来看，可以分为全国重点院校与一般院校，一般院校与师范院校两种。不同的院校有不同的培养目标，但作为大学，汉语教学所强调的东西应该是相通的。我们以为，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学，尽管系统研究的时间不长，但从教学目的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问题不是最大。而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比较明确，但目前的教材与教学方法似乎难以达到这一要求。而现代汉语课的教学，从教学目的到教学内容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湘里妹子

（续）

      现代汉语教材应该包括那些内容，是否就是当前一般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这五大块？无疑是值得讨论的。北京大学陆俭明等先生的《现代汉语系列化课程的建设与实践》是获得1997年普通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的，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不包括方言与修辞方面的课程，这里面有一门基础课——现代汉语，另有10们专题课和15门研究生课程。这近三十门课程（加上方言与修辞肯定超过30门）对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讲，可以说是必要而充分的。遗憾的是，国外几乎所有的综合大学都有的语言学系在中国好像还是空白。所以陆先生等文章中所提的设想几乎只能是用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等少数院校的语言专业。目前多数大学中文系中语言学课程的设置远远不如文学课程多。在当前多数大学中文系尚未完成这种系列化课程的前提下，我们不能不瞩目于《现代汉语》教材的建设。在目前应用的现代汉语教材中，影响较大的是胡裕树主编本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本两种。胡本初版于1962年（笔者当年就是学习的这本《现代汉语》，当时学习还参考了吕冀平、吴哲夫的《语法修辞》以及北京大学1962年版的《现代汉语》），八十年代之后的增订再版本有了许多修改，诸如层次分析法、句型分析、三个平面分析等等，在理轮上是颇有见地的。但由于它同中学教学语法体系相距较大，影响了一些院校，特别是师范院校的采用。黄、廖本由于比较平实，也接近于中学教学语法体系，所以使用者较多。本文不想对众多的《现代汉语》教材进行评述，而只是就目前《现代汉语》教材的内容问题做一点初步探讨。

       比如对现代汉语语音部分的教学内容，就不能仅仅围绕汉语拼音方案来设计，因为学生在中小学阶段，起码已经学习过两次汉语拼音了；也不能仅仅进行普通话与本地方言的对比，因为现代汉语教材的语音部分不能变成普通话学习手册（如果你的教材要在全国使用，这种对比只能是抓其荦荦大者）。即使是非重点的一般院校，也应该从普通语音学的理论出发，在生理语音学与物理语音学、心理语音学的基础上，采用实用语音学的方法，结合传统音韵学的成就，认真分析汉语主要方言的语音特点。使学生对汉语语音问题，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同时要注意音系学的研究成果。比如如何理解汉语的语音结构、汉语声韵调的分析方法与一般的音素分析方法的异同是什么 ，汉语的平仄与汉语节律有什么特点，如何了解汉语语音的系统性等等。丁声树先生１９５２年在《中国语文》第七期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论文《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文中就曾深刻的分析过普通话声韵调诸方面所具有的“很强的系统性”，今天我们对现代汉语各个方言的语音研究无疑有了许多进展，但是丁先生的这种方法依然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我们见到了许多专著与有价值的论文，特别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信息处理的大量成果，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不过一些教材对此的吸收总结还存在许多问题。以往的教材多半只注意词语语音、词语意义、词语所指称的事物的关系，诸如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同义、反义……等等，而忽视整个词义系统与语言体系的关系。现在引入了语义场理论与义素分析，这的确是应该讲授的。众所周知，具体的词义取决于上下文，这是任何一种语言教学的规律。语义场理论不仅强调了词在语句中的结构次序，而且也强调了本族的词汇系统的作用，因而对我们加深词义的理解很有意义。而义素是语义的内部构成，对一个词义进行分析实际就是确立其义素的过程。其典型例子如下：
man  （男人）  woman （女人）  child （子女）
buil （公牛）  cow   （母牛）  calf  （牛犊）
ram  （公羊）  ewe   （母羊）  land  （羊羔）
boar （公猪）  sow   （母猪）  piglat（猪崽）

      这里第一行是“人类”，其余则是“牲畜”，并依次分属于牛、羊、猪三小类。而第一列是“男性”或“雄性”，第二列是“女性”或“雌性”（汉语没有“性”这一语法范畴，语义上对人和动植物的表达也不相同，所以我们的译文不得不用两个词），第三列则是“未成年”（-成年），正是不同的义素组合构成了义位。为了便于理解，例子应当浅显易懂；但练习则不应该太简单了。可我们的一本大学《现代汉语》教材，给大学生出了如下的练习：

     “试就下面各组词进行义素分析：（纵列给的词是）自行车、卡车、公共汽车、电车；（横行列出的义素是）交通工具、陆路、机动、用汽油、载人。”
这样的练习未免有点把学中文的大学生当成了机器，只有机器内部的词典才需要这类判断。对人来说，这不过是常识而已，比如“自行车”是“非机动”“不用汽油”“陆路”“载人”“交通工具”之类，似乎小学生或幼儿园里的小朋友都明白，大可不必如此郑重其事地练习。学生的练习应该是启发他动脑筋之后才能回答出来的，而不能是机械记忆或简单模仿。

      我们还必须指出，真正的义素分析必须建立在对该语言语义分析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目前远远没有完成的。汉语有着悠久的语义分析传统，从《尔雅》到《文始》，我们拥有大量的语义辞书；大部分类书、政书、目录都是按意义编排的；旧时代读书人写作诗文几乎离不开的骈偶也在语义分析上有所要求。从现代语言学传入中国之后，进行“汉语词族”研究的也并不是仅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一人。但就现代汉语而言，虽然提出现代汉语词义系统的并非一人，但真正拥有大量语料的实用体系，似乎只有上海外国语学院从事翻译写作的梅家驹等人的《同义词词林》一本书。清华大学黄昌宁教授等人所进行的“汉语真实文本自动语义标注”就是在《现代汉语通用字典》与《同义词词林》等两部机器可读词典与机器可循词典的基础上实现的。据陈小荷文章介绍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单位研制的“八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文信息处理应用平台工程”的语义分析体系是“基于一种哲学信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运动着，事物的运动和运动着的事物都有其属性，运动的结果是改变事物的某些属性。”我们不想对哲学问题发表什么意见，但是不同的语言对时间空间及事物的属性是会有不同的看法的，这正体现了语义范畴与语法范畴的民族性。所以汉语语言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至于教学语法，如前所述仍然是以传统语法为主。《中国语文》在新时期之初所进行的析句方法的讨论使人们认识到层次分析的必要性。但究竟是“字本位”、“词本位”、“词组本位”、“小句本位”还是“句本位”看来很有讨论的必要，本文不可能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我们想再一次指出，选择什么样的语法体系要看你用它来干什么。比如许多人，甚至《新著国语文法》的作者自己也说 此书“的英文法面貌浓厚，颇狰狞。”但用在中—英机器翻译上却颇为成功。这是因为机器翻译的目标语言——英语的许多语法范畴是源语言——中文所没有的，是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根据语境给加上去的，而《新著国语文法》恰恰在分析汉语时已经把其中的许多给加上去了，所以在中—英翻译上颇为成功。但是要用它来教中国人汉语就会有许多遗憾。怎样发挥学生的母语优势，讲清汉语组织语句的方法，使学生能够知其所以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古代汉语（或者说“文言文”，本文下面把它们等价使用）的教学目的相对明确，那就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它是一门工具课。但是从理论到实践还是有许多问题。比如，古代汉语不是学生的第一语言，但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第二语言。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是难以干脆利落地切分开的。其次，文言文是一种书面文献语言（并不完全等于“死语言”），它的第一存在是文字，因此其掌握必然有其特殊规律。从解放前的《开明文言读本》到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在教材建设上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但实践告诉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教材及其配套练习。比如其它语种的学习都要求听、说、读、写四会，而文言文由于是书面文献语言，所以不必强调听、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目前的公众传媒已经很少使用文言文，所以教学目的只强调阅读而不提写作，这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培养没有表达能力的“阅读能力”是否完善，是否可能？个人以为，这种培养方式大概是事倍功半的。而且由于文言文是“文”，讲究声律节奏，所以诵读背诵必不可少。又比如大多数教材是以文选为中心的，想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语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数量以多少为宜呢？王力先生的四大本“许多学校特别是师范学院表示讲不完”。王先生只好表示“可以删去一些长篇文章”。但数量少了还能起到它的作用吗？笔者刚刚读过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与《再论中学国文教学》，这位白话文运动的鼓吹者与领袖在争得了白话文的正统地位后，却又主张大大增加中学古文教材的分量。在第一篇文章中他说：中学的“第一学年专读近人的文章（这也是古文——引者注），”“后三年（当时的学制是中学四年——引者注）应该多读古人的古文。”他主张的“选本”是“选两三百篇文理通畅，内容可取的文章。从《老子》、《论语》、《檀弓》、《左传》，一直到姚鼐、曾国藩，每一个时代文体上的重要变迁，都应该有代表。”而供的自修的古文书包括：“（a）史书：《资治通鉴》和《四史》。（或《通鉴记事本末》）（b）子书：《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论衡》等等。（c）文学书：《诗经》是不可不看的。此外可随学生性之所习，选习两三部专集，如陶潜、杜甫、王安石、陈同甫……之类。”作者认为，“中学国文所以没有成效，正因为中学堂用的书只有那几本薄薄的古文读本。”“我因此主张用‘看书’来代替‘讲读’。”两年后作者承认“这个理想的计划”“大家觉得难以实行”，但是作者仍然“不肯认为根本的失败”，因为不能实行“只为了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相当的设备”，即对古书“经过一番相当的整理”。就是对古书加标点、分段、删旧注、加新注、校勘、考订、作介绍及批评的序跋。“有了这几十部和几百部整理过的古书，中学古文的教授便没有困难了。”胡适的计划对中学生来说可能是太庞大了，但对于今天中文系的大学生来说，似乎是可能的。因为没有足够的阅读量是不可能学好任何一种书面语的，文言文自然不能例外。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不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当然无法进入文言文的“情境”中去。但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浩若烟海，王力教材中短短的几讲就使得一些教师觉得难以讲清了，王先生也不得不把它列入首先可删之列，何况更多呢！与此类似的还有古代的文体、修辞、声律等等。教师往往觉得，不讲学生不会明白，讲多了学生更糊涂；也许适当的讲授加上必备的资料——更好的是系列的专题课才是根本。这些课程的教材建设目前大大不如所谓的“传统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有所成就，而且仅有的几部中国文化介绍的教材几乎也是由对外汉语教学首先提出来的。其实我们自己的大学生更需要补上这一课。
笔者几十年来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当大学汉语课的教师也十八年了。但是同许多年龄不同的同行们谈起汉语研究以及大学汉语课的教学都很有感慨，特别是吕冀平老师几次谈到这一问题。于是笔者不揣浅陋，仅草此文，抛砖引玉；敬请同行、学者指正。如蒙批评，深感谢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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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更生、王红旗等《汉语教学语法研究》                          语文出版社1996年
王理嘉、陆俭明《现代汉语系列化课程的建设与实践》        《教学与教材研究》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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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家驹等《同义词词林》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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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荷《一个面向工程的语义分析体系》                      《语言文字应用》1998.2
王力等《古代汉语》（修订本）                               中华书局1981年新一版
胡适《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                              中华书局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