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文化研究

资料员

　作者：刘纪蕙

　对于陈传兴所谈的有关精神分析论述环境的不存在以及来自学院制度本身的抗阻问题﹐我深有同感。我也一直认为﹐精神分析式的文学诠释或是文化评论在台湾相当普遍﹐但是﹐在学术论述以及学院体制的环境中﹐却没有知识体系或是课程规划的发展﹐这是十分令我困惑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精神分析所带来的启发，是一种不同的认知模式。最近六、七年来﹐我也试图持续开设衔接精神分析与文化研究的课程，进行相关的研究。我想﹐我就谈一谈在这个过程中，我所思考过的问题：文化研究场域中的分析师，对象，分析的语言，精神分析的过程，主体，以及诠释脉络的问题。我也想响应蔡荣裕医师所讨论的：精神分析与广义的文化研究学门之间的关系，以及透过精神分析的思维方式，我们为什么可以展开有关主体性、种族主义、灭族屠杀、国家主义暴力、恐怖主义、性别歧视、恐同、宗教复振、疯狂，以及其它各种社会文化的精神症状等文化研究议题的讨论。 近年来我所进行的研究﹐多半与精神分析有关﹐大致可以区分为两大方向︰一个方向是透过文学与艺术所展现的文化征状，以精神分析式的对话方式，阅读台湾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所引发的问题。我注意到，有一些文本会以完全服从于当时象征系统的规范而发言﹐有一些文本则会以各种身体化的症状展现无法发言的状况。我过去处理台湾与中国的现代文学与艺术时﹐便面对了这些差异性极高的发言状况﹐试图思索其中牵连的文化历史脉络与个人经验。我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则是以文化史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回到早期中国接触西学时﹐有关心理学属于玄学或是科学之争论，以及中文环境接收精神分析论述，例如王国维、章士钊、张东荪、张君劢、汤澄波、潘光旦、朱光潜、鲁迅、周作人、张竞生、高觉敷等人，当他们面对精神分析的概念时文字中所发生的翻译、移置与抗拒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相当复杂，我在此处自然无法讨论。

　　我就回到我这些研究背后的起点，也就是精神分析与文化研究的关连的问题。

　　以我的专业训练出发﹐将精神分析所启发的认知模式带进文化研究的论述领域﹐我所立即面对的问题﹐便是蔡荣裕医师所提出的问题︰他指出﹐在诊疗室里有客体能够响应分析师的诠释﹐客体会藉由分析师的提问而展开自由的想象空间﹐使得分析得以进行。但是﹐蔡医师认为﹐文学评论者似乎没有使对象响应。蔡医师认为﹐文学或是文化现象作为对象﹐却无法响应﹐使得精神分析的过程怪怪的﹐好象缺少了什么东西。这其实是精神分析式的文学评论时常会遭遇到的批评︰文学评论者强行附会﹐套上一个精神分析的理论架构﹐而仅自顾自地进行独白式的分析与发言﹐忽略文学作品本身或是作者本身的问题，这就正是佛洛伊德所说的「野蛮精神分析」(wild psychoanalysis)的方式，分析师将他所「猜测到的秘密突然丢给病人」(Freud 1910: 226)。佛洛伊德反复强调，这种分析介入的方式，绝对是不适当的。

　　让我们先回到精神分析的根本定义问题。就精神分析而言，精神分析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透过精神分析对话，使主体展开自由联想，解消抗拒，将被抑制的心灵带进意识，以便主体获得精神的整合(psycho-synthesis)，或是自我的复原(restore the ego)，以便自我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导引自己的欲力得到满足(Freud 1918: 162; Freud 1920: 205)。

　　在此过程中，分析师的诠释与对话是提供主体自由联想的基础；主体被压抑的欲望、幻想、无意识欲力，换句话说，就是主体所重新体验的幼年期与双亲的冲突关系，经过与分析师之间的「传会─反向传会」的关系，得以浮现。佛洛伊德强调，主体原本因抗拒与压抑而形成的分裂心灵(torn mind)，以及对于自我认知的局限(knowledge of the self)，经历此分析过程后，便会发生「精神综合」，而且这种「综合」是「自动且不可避免的」(Freud 1918: 159)。

　　这些基本技术牵涉到了精神分析场域中的分析师﹐对象﹐精神分析过程﹐以及其中包含的诠释与传会的问题(i.e., analysant, object, psychoanalytic process, interpretation, transference, counter-transference)。

　　然而，当我们进行文化研究时，我们如何思考这些精神分析的技术呢？

　　我的看法是︰当我们面对文化，选取文化再现物作为「分析」的客体时﹐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血肉之躯﹐而是由语言与符号所构成的精神真实(psychic reality)。这也是佛洛伊德所向我们展示的──精神透过身体而存在(e.g., the bodily ego)，但是却是藉由语言而展现(e.g., vorstellung, idea, image, presentation, ideational representative, or word presentation, thing presentation)。在《无意识系统》一文中，佛洛伊德更清楚的强调，透过文字，寻找失去的对象，而失去的对象只能研究字，无法找到事物本身（Freud 1915: 202）。我们要探讨的，是语言所依附的象征系统﹐再现逻辑﹐以及语言结构背后所发生的投注(cathexis)﹐移置(substitutive idea, substitute by displacement)﹐身体化的症状﹐这些都显示了主体的发言位置，此文化脉络的各种发言主体位置。 　　克莉丝特娃(1993)在《灵魂的新痼疾》New Maladies of the Soul 一书中，也指出，佛洛伊德所强调的「精神装置」(psychic apparatus)主要是透过语言结构(linguistic structures)展现的(Kristeva 5)，她更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分析师或是被分析者的语言，必然都涵纳于连续的指涉建构(signifying construct)与再现(representation)的过程(Kristeva 5)。

　　对我来说，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起点：对象/他者是透过语言中的转移投资而得到再现。因此，透过语言，透过图像，我们所面对的，是精神状态的指涉、投资、移置、创伤的症状，以及背后透露着镶嵌着文化、历史与社会脉络的情欲化动力。 　　分析师要使用什么语言呢？他必须进入被分析对象的指涉建构脉络，同时，他自己的提问与诠释，也牵连着一套指涉与再现的过程。经过精神分析式的阅读与对话，没有被充分意识与理解并且被隐藏伪装的无理性冲动或是各种文化症状，便可以被带到语言的层次，也就是带进意识的层次。精神分析师所进行的，并不是判断症状，而是引发对话，进行语言的过程，以便主体对于自我的知识得以拓展。

　　为什么分析师／文化研究者可以探知对象的无意识状态或是被压抑的欲力呢？在精神分析的对话过程中，什么样的变化会发生呢？在文化研究的场域中，谁的主体知识可以得到整合？要回答这个问题，「传会－反向传会」是十分重要的关键概念。 　　佛洛伊德曾经说过，「每个人在其无意识中都拥有一种工具，藉此他可以诠释别人的无意识表达」(Freud 1913: 320)，丹尼尔?拉嘉许Daneil Lagache也说过，精神分析过程中所发生的「传会─反向传会」，会在分析师与被分析者两人身上个别发生。因此，J. Laplanche & J.-B.Pontalis在《精神分析词汇》中指出，分析师就是「以自身的反向传会反应作为诠释的指引」Laplanche & Pontalis 93；《精神分析词汇》中译本，110)。

　　我认为，这个「反向传会」以及分析师自身的无意识过程的唤醒，是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反向传会」，克莉丝特娃也曾经强调，透过诠释与对话的介入，分析师自身的无意识、焦虑与情绪状态被激起，并且同时也引发被分析者的相同响应，才使得分析的情境得以持续；此外，就是这种自身心理冲突与无意识元素被唤醒，使得分析师得以处于同感心(empathy)的位置理解其对象，而展开可以对话的关系(Kristeva 1993: 78)。这是精神分析式的认知模式所展开的「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的位置，也就是进入对象的主体位置的理解模式。

　　因此﹐我会认为，精神分析过程中分析师与客体之间所发生的「传会」transference与「反向传会」counter-transference﹐对于文化研究者而言，是发生在书房中的书写过程的。

　　当分析师选取文化对象(cultural object)作为对话的对象时，根据分析师／文化研究者的提问而牵连的，可以包含该文化现象包含的任何文本。所有文本中呈现的蛛丝马迹﹐都是一种发言状态﹐或是对于分析师的提问所作的响应，这些发言状态可以引发分析师／文化研究者的持续联想，并且会引发他自身源自于此文化处境的历史经验记忆。我也认为，精神分析式的文化研究所建构的知识，便是分析师依着主体位置而选取的对象﹐这是依存「主体」而存在的「对象／他者」，基于认知的匮乏而展开提问，引发联想，牵动自身内在欲望与幻想，而激活的「知识／精神综合」。这些被唤醒的欲望与幻想，都和文化与历史脉络有密切的关连。

　　因此﹐在文化研究的场域中，精神分析对话过程中的发问者与响应者﹐或是响应之后的想象空间﹐以及根据此想象空间继续发展的对话﹐都发生在分析师/文化研究者的自身与书写的过程之中。这种因为认知的不足﹐而开始发问﹐开始寻找对象﹐反复对话﹐透过此对话的过程所产生的知识﹐是精神分析式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与透过理性架构而获取的知识系统﹐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需要继续问：为什么分析师／书写者被唤醒的欲望与幻想，都和文化与历史脉络有密切关连呢？我们会注意到：书写中必然有个对话的对象﹐一个不在场的对象／他者，是那个可能会聆听、接纳、了解我的对象，却又同时可能会是那个会拒绝而排斥我的他者──这个对象／他者可能是分析师、母亲、老师、文化传统、文化母体。这个对象/他者产生于分析师／书写者自身的个人经验历史；或者﹐更具体的说﹐产生于此经验历史中的认知匮乏与精神的阉割经验。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精神分析式的认知模式与文化研究有密切关连的原因。就文化研究而言，知识是面对着对象而产生的。精神分析式的认知模式与建构知识的途径，便是面对自身源于文化社会处境所产生的认知匮乏，面对历史知识的断裂，提出有关主体性、国族论述、族群仇恨、性别歧视、恐同等问题，寻找线索，并且开放自身的系统，展开与自身的对话。因此，透过对于文化对象的精神分析式对话﹐真正发生改变的﹐以及获得自身知识的主体，是书写者本人；此改变将会呈现于其文字之中。而此改变的扩散﹐则需要等待阅读此文本的读者所进行的精神分析式阅读与对话过程而开始。

引用书目：
Freud, Sigmund (1910)　"Wild Psycho-Analysis," S.E., Vol.XXI, 221- 227.
___. (1915) "The Unconscious", S.E., XIV, 161-215.
___. (1918). "Lines of Advance in Psycho-Anslytic Therapy," S.E., XVII, 159-61.
___. (1919). "On the Teaching of Psycho-Analysis in University, " S.E., Vol. XVII, 171-173.
___. (1926). "The Questions of Lay Analysis, " S.E., Vol. XX, 183-258.
Kristeva, Julia (1993).　New Maladies of the Soul (Les Nouvelles maladies de l'ame).　Trans. Ross Guberman.　New York, Chichest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Laplanche, J. & Pontalis, J.-B..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1967）沉志中、王文基译。《精神分析词汇》，台北：行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