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提要辨证》

湘里妹子

作者：佚名   
来源：http://www.zhsc.net
2005-4-26

    中国的古书数量之多浩如烟海，要了解究竟有哪些种书，各种书的内容如何，在历史文化发展中起过什么作用，可以做为参考的一部重要的书就是《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荟萃所有各种典籍的综合丛书。《总目》就是全书的目录。要利用这部书，首先应当对它的编制缘起、书的体例和内容以及它的功用有所了解。

   《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始于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历时十年，到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才纂修完成。最初，乾隆以充实内府图书为名，令各直省督抚购访遗书进呈，实际是想借此查禁民间流传的反抗清朝统治的书。不到一年，各省呈进的书就有四五千种。乾隆三十八年翰林院编修朱筠又条奏可以从明代的《永乐大典》中撮录古书。因此在翰林院设“四库全书处”，以纪昀、陆锡熊为总纂官，将各省所进的书与《永乐大典》内所收的书对勘，分别有无，校其异同。然后将应抄录的誊写成编；不抄录的，也登列书名。汇为总目之后，依经史子集四部编定。参预其事的有四百多人。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又改“四库全书处”为“四库全书馆”，馆臣将一万多种书应抄的和应存目的分别开列，每一种书各撰提要一篇，粘附在书的前面。

     当时由于《全书》收录的书极多，卷帙浩繁，所抄又非一部，所以直到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才完工，上表进呈。后来，《全书》又迭有抽换抄补，延迟至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才全部蒇事。先后共抄七部，分别贮藏于宫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奉天行宫文溯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文源、文宗、文汇三部书后来毁于兵火。文津阁一部现藏北京图书馆，文渊阁一部现在台湾，文溯阁一部在甘肃省立图书馆，文澜阁一部在杭州浙江图书馆。这是《四库全书》纂修的简单经过。

      《四库全书》共采录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书，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装为三万六千多册。没有采入只存目的书，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凡九万二千五百五十一卷。两者统计有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乾隆以前的古书经过这一番整理、校正、编定，可以免于散失，这对保存古代文化、阐扬学术不无功绩。但是，有许多书被认为触犯清讳而滥遭删改、抽毁；失去了本来面目；同时又有大量的书籍被焚毁，其数量之多几乎与《四库全书》收录的数量相等，严重地摧毁文化，阻碍了社会科学思想的发展，实际是功不掩过。另外，《四库全书》内也还有很多被遗弃而没有著录的书，如一些重要的佛典、道书以及戏曲、小说之类，阙失尚多。
    《四库全书总目》是随着《四库全书》全部修整完毕之后才雕板的。这部书共二百卷，依四部列目分类详明，编排有序，每一种书，不论是已收录的还是存目的，都有提要，是一部超逾前代、内容丰富、极有学术价值的目录书。全书的分类，既参酌了前代的史籍和目录书，而又有所变革。其中经部分十类，
    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类目如下：
    经部 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史部 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子部 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
    集部 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这些类目大都本于前代书目而定。如经部的“五经总义”本于《隋书经籍志》，史部的“编年”本于《新唐书艺文志》，“别史”本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时令”本于《崇文总目》的“岁时”，子部“谱录”本于尤袤《遂初堂书目》，“类书”本于《新唐书》。意在择善而从，不主一家。其稍有变革者，如史部增“纪事本末”一类，剔除“谱碟”，子部之内，名、墨、纵横三家不分立，而统归入“杂家”类，“诏令奏议”以前多入集部，此则改入史部，稍有变通。

      所立四十四类当中，有的流派众多，则又分立子目，按照书的性质和内容分列。如史部地理类竟立子目九项之多，各从其类，条理秩然。从总体看，其类目之分是经过细致考虑的。每部书的归类，据《凡例》所说，都曾“考校原书，详为厘定”，“不失其真”。如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后面的案语说：
   
     案《隋志》以《秦会稽刻石》及诸石经皆入小学，《宋志》则金石附《目录》。今以集录古刻、条列名目者从《宋志》入“目录”，其《博古图》之类因器具而及款识者别入“谱录”。《石鼓文音释》之类，从《隋志》则入小学，《兰亭考》、《石经考》之类但徵故实，非考文字，则仍柰此门，俾从类焉。

      观此可见编著总目时对书籍的归类审辨之细。惟有子部收书过杂，不无可议。这是由于受四部类属的束缚，不能破其藩篱所致。可是，我们要了解中国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都是些什么书，或者属于某一类的书以往都有什么著作，就需要参考这部书。要参考这部书，首先要知道这部书的分类。

      在《总目》编目当中，一类的书又都按著者的时代先后为序。历代帝王所作，则本《隋书·经籍志》例列在各时代之前。同一时代的作者，即以登第之年或生卒之年为序，排比先后，或者根据平生往来唱和的人安排次第。如果全无可考，就附在本时代之末。体例极为清楚。至于后代的人解释前代载籍之作，就不论作注者的时代，而跟所注的书叙次在一起。例如《史记》、《汉书》之间，录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和清朝汪越的《读史记十表》、邵泰衡的《史记疑问》；于《汉书》之后，著录宋倪思的《班马异同》。各附本书，以资参证。假如别为编次，那就反觉不便。又四部书籍浩繁，著述品类不一，高下不齐，馆臣不能不加以辨别，因而未入选的都编入存目，凡存目的书都列于本类收录书之后。遗憾的是：列于存目的书没有副本，虽然当时翰林院存有底本可以稽考，但是到现在有不少书早已没有刻本，尤其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书很多不曾流传，如果录有副本，那就好了。只是当时馆臣忙于编校，日不暇给，如上表进呈中所说“鲸钟方警，启蓬馆以晨登，鹤籥严关，焚兰膏以夜继”，馆臣如此辛勤，也就不能兼顾了。

    《总目》所以胜于前代目录书，固在于分类详明，编排有序；而最重要处在于四部总序和各类小序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各书提要又能撮其要旨，指陈得失，使学者能知所抉择。《总目》的《凡例》说：

      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挚其纲。四十四类（原误作四十三类）之首亦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柰，以析条目。

     书中的总序着重于论列学术的源流派别，评述历来门户之见的是非，并言及分别小类的大旨。书中的小序大都陈述立目的原由以及本类收书的范围和取舍。可以说这些就是全书的总纲。至于各部书的提要，内容或各有所侧重，若就全书而论，则所包括的方面很广。《凡例》中说：

     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快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

      由此可知各书的提要涉及的方面之广。首先考证作者的名号、里贯和官阶，然后提要的钩玄，陈述书的性质和要旨，并且评论其得失利病，兼及书的流传，篇卷的多寡，原原本本，使未读原书者可以知其概略，有按图索骥之益；已读原书者也可以获得启牖，明白原委，或由是以考订版本的异同。当时参预撰述的人大都是知名的学者。如程晋芳、任大椿、邵晋涵、周永年、戴震、姚鼐、翁方纲、朱筠等人都是一时之选。《总目》的提要竟有一万多篇，可谓宏富。如此巨著，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学术的源流和理解各类古书的内容都极有参考的价值。凡是一时看不到原书，想要略知一二，可以先查《总目》的提要，最为方便。惟提要的作者所维护的是封建的统治和儒家的思想，我们不能不有所辨别；提要的作者所标榜的是“汉学”，虽然口口声声说没有门户之见，而时时又诋毁宋儒。权衡失当，是其所短，不可不知。

      至于具体某篇，也难免有误。因为提要门类繁多，成于众手，而又迫于时日，往往计日程功，仓卒成篇，未能详考。其中经部多取于朱彝尊的《经义考》，史部、子部、集部多取于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经籍考》。有些提要只就书的一章一义发为空论，无关宏旨。其中也有人名错乱、时代颠倒的，都没能及时刊正。最后《总目》编成刊刻，又由纪昀一手修改，临文删定，不及细考，差误增多。这些也都是读者所当留意的。

      先父余嘉锡教授精于目录文献之学，无书不读，著有《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为一生精力所萃，凡二十四卷，四百九十篇，依《四库全书总目》原次排列，每篇摘引原文，订正谬误，补其阙略。书中或证其引书有误，或证其所论与事实不符，或证其所举年代有失，援据确实，曲畅旁通，足以解惑辨疑。古书中，如《京口耆旧传》、《靖康要录》、《爱日斋丛钞》、《翰苑群书》等赫赫在人耳目，《总目》原书都不著撰人名氏，有些书，《提要》只称旧题某人撰，而传说有误，未能详考，《辨证》即就所知一一考出。如此之类，不下三十人。书中对《总目》以名、墨、纵横三家归属于“杂家”一类，与《吕览队《淮南子》等同看待，不以为然，所论极是，可供读者参酌。原书于１９５８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近年又由中华书局改换新式标点印行。

       关于考辨提要的书，还有胡玉搢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一书，原为未定稿，经王欣夫先生整理编定为六十卷，涉及的书有二千三百余种。惟其中摘取藏书家所记有关板刻者颇多，与提要本书体制略有不同。不过，辑录的材料很多，足资参考。《四库全书总目》在每书下面，只记书的来源，如“内府藏本”、某省“采进本”、某人“家藏本”等等，而不记所据的版本，未免千虑一失。提要作者所据的版本间或也有与库本不相同的，提要中尽管言之凿凿，实际等于无的放矢。版本常涉及到篇卷的分合多寡，这是人所尽知的，所以目录、版本、校勘三者有一定的关系。要知道《四库全书》各书的版本，可参看《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此书为邵懿辰所撰，其孙邵章续录，所记板刻极为详备。惟原作系据《简明目录》标注，《简明目录》既然不载存目书，所以本书亦付朗如。我们整理古籍，会经常需要翻阅《四库全书总目》，那么，以上三种书也应当是在参考之列。

湘里妹子

作者：佚名   
来源：光明日报
2005-4-26
  
　　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 以下简称《四库》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以下简称《四库提要》 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前无古人的连体文化工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及其目录，在其问世二百多年来，还没有哪部书像它这样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综观历代名人对它的评价，可谓见仁见智，毁誉纷呈，但都表现出
鲜明的时代印记。概括起来，可分成五个时期。
　　一是乾隆、嘉庆时期。由于《四库》成书于这一时期，参与编纂《四库》的学者大多仍健在，更由于《四库》的“钦定”性质，加上当时文字狱的恶劣影响，人们心有余悸，因此对《四库》以及《四库提要》“不敢置一词”，妄加评议，“间有不满，微文讥刺而已”。

　　二是道光、咸丰以后。此时清朝已度过如日中天的黄金岁月，呈现出衰败气象，文网渐疏，士大夫乃敢稍稍议论。其时学风也为之一变，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新学”兴起了。首开风气的龚自珍说：“本朝自有学，非汉学。……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不足概服宋儒之心。”由于四库馆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又是汉学思想的结晶，故龚自珍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此而发。稍后魏源也不满四库馆臣之好讥弹宋儒，批评纪昀“不喜宋儒，其总目多所发挥”。著名史学家夏燮之兄夏炯也批评四库馆臣“不知体要”，认为“四库诸公竟专与宋儒为怼”。这些批评反映出道咸以来汉学的日趋衰落和学风的转变。

　　三是清末民国时期。张之洞在督学四川时，从学子治学的角度，大力推崇《四库提要》的功用，认为诸生只要“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知学问门径矣”。梁启超也大力推崇《四库》，认为这是清政府在文化事业上“应该特笔大书的一事”。同时，他还从文献学的角度充分肯定《四库》的“辑佚”之功，认为《四库》“其书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著名史学家陈垣也高度重视《四库》的文献价值。1920年他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彻底清查，并将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与《四库提要》对照，发现不少差异，首次提议将文津阁本提要汇集影印，以供研究。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干将的鲁迅则从政治角度对《四库》提出批评。他指出：“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可见这一时期对《四库》的评价呈现了多元化趋势。

　　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著名学者余嘉锡穷数十年之功研究《四库提要》，为《四库提要》辩证。他深知《四库提要》的学术价值，指出：“道、咸以来，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愚则以为《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此一时期对《四库》的评价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

　　五是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在新时期开始以平和的心态、宽广的胸怀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对《四库》的价值也开始重新认识。季羡林指出，编纂《四库》，“乾隆的政治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编纂者在个别地方有所删削，这也是事实。鲁迅先生虽说过这个问题，称之为‘四库残书’，也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是到了今天，几百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了《四库全书》还是有用的。”它的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查起来方便，二是保留了一些如果不搜集在一起就会散佚的古籍。而此一时期人们对《四库》的批评，主要是就禁书、改书而言的。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任继愈指出：“说到禁书，这实际上是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历代统治者莫不为之，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前、完成之后，亦皆有之。……至于删改典籍，这恐怕也不是乾隆一个人的专利。乾隆从政治需要出发，对许多文献进行删改，其实也是符合历史逻辑的，这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做法。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此，他大声疾呼要为《四库全书》“正名”：“无论如何，《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伟业，迄今为止，她也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2002年在《续修四库全书》出版座谈会上，李瑞环指出：“《四库全书》汇集了乾隆以前历朝历代的学科领域，各学术流派的优秀典籍，其门类之全、内容之丰，令世人叹为观止。应该肯定，清王朝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和保留是做了大量有益工作的。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狭隘心理，由于编纂者的学术偏见，也由于当时技术手段所限，《四库全书》既不全也不准，一些该收入的重要著作没有收，一些著作收入时作了若干改窜或删除，一些著作收入的不是最好的版本，造成了这部大书的历史遗憾。”李瑞环对《四库》的评价可以说是代表了新时期学术文化界的共同心声。

　　总之，《四库》问世以来，人们对它毁誉纷呈。时代不同，角度不同，认识不同，评价也就各异。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对包括《四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价值，给予正确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