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意：简论精神分析的四位人杰（《依赖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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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鬼222222] 于 2002-12-19 20:58:06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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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山一页]敌意：简论精神分析的四位人杰（《依赖学》的观点）
首先要声明的是：《依赖学》是本人独创的一个人文科学中的新学科。而《依赖学》这个名称也是第一次在公共场所出现。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会大谈特谈关于依赖的话题的，因为关于它我们谈的太少了，而人类的依赖性又实在是太强烈了。
首先，我们认为，作为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精神分析思想、学说（而非佛洛伊德之一言）是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之一。正如赫根汉所说：人们认为，人的自尊已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打击来自哥白尼，他论证了地球并非象人们妄自尊大的那样，是宇宙的中心。实际上，他还揭示了地球甚至不是我们太阳系的中心。第二次打击来自达尔文，他论证了人类不是“造物主”的创造，而是由所谓的“低等动物”不断进化而来的。人不是天生的一种伟大的生物。当达尔文思想引起的混乱得以澄清后，“人是理性动物”这一信念拯救了我们的自尊。使人的自尊遭到第三次打击的是佛洛伊德，他论证了人是非理性的动物，人的行为主要是由本能和潜意识机制激发的。
而人们都曾对以上三种思想产生过强烈的敌意，这是为什么呢？很显然，那是因为人们太过依赖或说迷信以往关于人的、世界的、存在的学说了。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提请大家，请不要把你们自以为的“依赖”当作是依赖本身。要想知道什么是依赖，各位应该去（作为中国人）查阅一下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

佛洛伊德
赫根汉指出：“佛洛伊德的特点是：对“背叛者”的忍耐程度很低，他一生都对阿德勒怀有敌意。”很显然，用佛洛伊德自己的理论是无法解释他自己的这种敌意的。尽管他已经注意到了剥夺，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依赖，就不存在剥夺。如果说母亲的确是婴儿第一个性目的的对象的话，那么，剥夺的后果仍然意味着婴儿的依赖——婴儿对母亲建立在性目的上的依赖。我们知道，正如那些反对他的人一样，正是因为他太看重自己的学说；其实是太依赖自己的学说了，所以才会如此仇视阿德勒。如果佛洛伊德能够轻易放弃他的观点的话，那么，凭他的智慧足以使他认识到或者他就会发现，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着所有的真理。正是他对他的学说的过分依赖，才使他变得如此固执和充满敌意，甚至是强烈的敌意。而在我们看来，人有多么深的依赖就有多么深的敌意：一个婴儿对母亲的依赖的程度可以说明他对父亲的敌意的程度。同时，这就像小孩子谈恋爱一样——正如佛洛伊德自己所说：“感情越深则智慧越低。”而这里的所谓感情显然就是依赖的情感——离不开的感情：蒙蔽了所有爱者的眼睛。而佛洛伊德所说的也正是他本人。也正是因为佛洛伊德对他的学说的感情太深了——太依赖了，以至于使他变得失去了应有的辨别是非的智慧及充满了对‘背叛者“的敌意的。正如人们在恋爱中一样，依赖，既使人产生了过誉心理或说幻觉；同时，也使人产生了敌意心理或说幻觉。假如人类能学会放弃对某些东西的依赖，那么，人类之间的相互敌意就会随之减少。
佛洛伊德认为，婴儿在出生时从母体中分离是人类所体验到的最大的焦虑；由于出生而产生的分离感是一切后来出现的焦虑情感的基础。但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分离就会导致焦虑呢？很显然，首先，或者说从本质上来说：正是因为依赖——离不开。
而焦虑和敌意的关系，在我们看来，正如蛹和蝴蝶的关系一样。
佛洛伊德曾说：“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个陌生人不仅不值得我爱，他更多的是引起我的敌意甚至我的憎恨。（因为）如果对他有益，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伤害我。实际上他甚至不需要获得任何好处；如果能够满足他的欲望，他会毫无顾忌地嘲笑、侮辱、诽谤我，并显示他的优越；他越感到安全，我就越感到无依无靠，我就越是肯定他会这样待我。”很明显，佛洛伊德体系外的思想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即敌意与依赖有关。因为“我越感到无依无靠”，对陌生人就越充满敌意甚至是憎恨。
众所周知，佛洛伊德是个恋母者——他一生都未摆脱自己对母亲的依恋，正如马塞尔一样。而荣格与之相反，荣格是个恋父者——一生都未摆脱自己对父亲的依赖。

荣格
荣格十岁时，他把一把木尺子雕成了人像，并安置于一个小木盒中。他给它穿上礼服和皮靴，戴上一顶礼帽，还给它立了块碑。他曾这样回忆道：“这是他的墓碑。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秘密，我偷偷把木盒带到屋子的阁楼上------十分满意地把它藏在屋顶的一根大梁下——任何人都不会发现它！------我感到安宁自在与我自身矛盾冲突的痛苦情感顿然消释了。”它成了他的爱物，正如人们在恋爱中的他成为了她的恋人一样。他对它产生了强烈的依赖，以至于每当他痛苦或焦虑的时候他就去看望这位神秘的朋友。在我们看来：友爱——友谊与爱情是一种东西——是爱，也是依赖，就是依赖。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别人身上能引起敌意的状况在荣格的身上却只引起了痛苦，甚至焦虑也只是非常模糊的。对于这种纯粹个性化——隐匿——在我们看来，人是没有个性的，人之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有个性的，原因在于他隐匿了自己身上的共性。众所周知，人的意愿和行为是矛盾的，甚至是相反的。例如，在人们的爱情生活中，爱，往往是以表面上的敌意来表达的。而人的共性就是人的依赖性。荣格发现，仪式和对某物的依赖是消除自己以及人们心头的敌意与焦虑——痛苦的好方式。与此同时，他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反省与对反省的依赖同样是解除自己心头痛苦的一种方法。但是，在我们看来，仪式是压抑敌意与焦虑——痛苦的好方法，而反省则是宣泄敌意与焦虑——痛苦的好方法。
1914年，荣格辞去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和退出该协会后，他和佛洛伊德从此完全断绝了关系。佛洛伊德曾经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儿子一样来看待，而他也曾经把佛洛伊德当作是自己的父亲一样来看待——荣格赋予了佛洛伊德以父亲原型的意象，在他们之间的感情——友情——爱情里，充满着令人激荡的依恋。正是由于他对佛洛伊德强烈的依赖，所以，与佛洛伊德的决裂引起了时年近四十的荣格的极大的烦躁不安，使他进入了他所谓的“黑暗岁月”。很显然，他的“黑暗岁月”是一种类似于人们失恋时的痛苦，而他对佛洛伊德的尊敬、迁就、奉献、关怀、妥协，显然出于他对他的依赖——他对佛洛伊德的爱：荣格在感情上离不开佛洛伊德。所以，当决裂终于降临时他陷入了失恋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有点像有些人在离婚时所亲尝到过的痛苦，甚至比之有过之而不无及。而这恰恰应验了我们的一句话：依赖的越深；爱的越深，分离（决裂）时所引起的痛苦（包括敌意）也就越剧烈。尽管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一个字（敌意），但是我们知道，痛苦是多么容易发酵出敌意啊。而离别（决裂）的痛苦与焦虑及敌意无疑证明了依赖——离不开的存在！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声明的是：佛洛伊德和荣格的确没有正面研究过敌意，但是，佛洛伊德却研究过人的破坏性，而我们知道，人的破坏性是人的敌意的一种暴露：敌意可以成为焦虑，也可以成为破坏性行为及心理。特别是荣格，在荣格的人格类型表中，竟然没有出现敌意这个词。但是，敌意，对我们来讲是多么普遍的东西啊！我们的内心与言行，他人的内心与言行无不流露出强烈的敌意来了。一个内倾的人往往会把敌意转化为焦虑及反省，而这就是荣格的性格。

阿德勒
同样，阿德勒也是一位不擅长观察、描述、领悟人类的敌意的思想家。
阿德勒指出：“一切人在开始时都具有自卑感，因为所有儿童的生存都要完全依赖成年人。儿童与那些所依赖的强壮的成年人相比感到极其无能。这种虚弱、无能、自卑的情感激起儿童追求力量的强烈愿望，从而克服自卑感。”在他看来，变成更有力量就意味着具有更多的男性品质，因此更少带有女性品质。他把这种追求更多男性品质称之为“男性反抗”。
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决不能跳空一格来认识人类，即仅仅从人的自卑感以及人受社会的影响，是社会的产物，这种种内容上来认识真正的、全部的、整体的人类，而必须像佛洛伊德、荣格、弗洛姆那样，从人的、生命的开始，来开始对人的认识。我们并不否认阿德勒的大部分思想，但是，我们认为，至少阿德勒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人的“指向未来的各个方面围绕着的那个共同的目的”。因为我们无法忽视与否认的事实是：人是从分离中出现或走出来的人，人有一个重返天堂的强烈愿望。力量是无法克服分离的，甚至说，力量只能加强分离，并造成人们之间更多、更大的隔离、距离、隔阂与敌意。尽管力量表面上来起来似乎能够克服自卑，但是，人对逃避自由与对逃避自我的这一事实，彻底粉碎了人们用力量来克服自卑与分离的梦想。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梦是个宗教的梦想，是依赖：依赖才是人的返回到天堂的梦，极其核心内容。费尔巴哈曾经证明过这一点。人本质上不需要自我，不需要自由，而是需要依赖，当依赖匮乏时，人才有了对自由的极权的遮蔽性欲望，人们最后对自由的逃避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对自由的追求源自于我们依赖的匮乏。对于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云云众生来说，活着就是活着，我们不可能像要求思想家那样要求每一个人类的成员，要求人类都成为思想家，而思想家们也并不比普通百姓生活的更加幸福。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并不想知道的太多，了解的太多，只要他的生活是有所依靠，社会是基本可以依赖的就行了，这也是一切社会制度之所以得以存在的原因。并不是哪个社会制度比哪个社会制度好，而是因为我们的大众只希望、只要求社会是令他们可以基本依赖的就行了。从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倾向来看，人类似乎正在进入一个被美誉为“娱乐的社会”，而这是从消费的社会更新而来的。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人类的利益，人类的利益最终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和倾向及发展的方向。而人类进入娱乐社会证明了人类并不需要自由，而是需要淹没——淹没那已经令他们不堪忍受的自我与自由。事实上，更多人不是靠力量来克服自卑的，而是靠依赖——比如信仰基督教，来克服自卑以及分离的。尽管这种克服是不彻底的，但是，人类存在着彻底克服自卑和分离的道路吗？人类能回到生理的子宫中去吗？人类能强大过全部的宇宙吗？人类难道不是整个宇宙中的沧海一粟吗？人的力量，正如汉斯所说的，不过是人们“自行编造的虚构物”。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牢记，人类的问题首先是分离的问题，然后才是自卑的问题。如果不能克服分离的问题就不可能克服自卑的问题。有些人或许会自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自身的自卑问题了，但是，请参照一下汉斯的认识吧。在我们看来，要想真正认识人类，从人的青年时代入手是虚妄的，感觉人的青年时代是最璀璨的。但是，对人生真正意义重大的时期却是人的童年和老年。我们以为，不了解人的童年、老年、灾难中的人、疾病中的人，就无法真正领悟人的真谛。而离开了人的不幸去谈人，那无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逃避。
事实上，人的问题、人生的问题就是被依赖的问题、依赖什么的问题。
阿德勒认为：“个体的各个方面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的构成的，这是一个存在于未来，必须在与他人与社会和谐关系中才能实现的目的”。但是，事实上，一切非彻底依赖的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最终都是失败的或要失败的。正因为如此，弗洛姆才提出了爱的艺术一说，但他本人几乎承认，他所说的爱的艺术不是几百年内的人类所能达到的，也就是说，关于爱的艺术之说就像是荣格童年时的小木雕，是荣格聊以自慰之物，当然也是他的心爱之物。正如汉斯写的一本题为《“似乎”的哲学》的书中写的那样，维亨格尔在书中指出：个人生涯（依赖——本文作者注）受到他自行编造的虚构物所指导，以便使生活更有意义和组织性。尽管这些主观观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它们对个人企图解决生存中的问题非常有用。一个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他的行为举止“似乎”真的有上帝一样，他怀着一种上帝要根据他的行为对他的灵魂判决的似乎感生活度日。人们生活中依据（依赖——本文作者注）的其它虚构目的有：“一旦我得到足够的钱，我就会十分幸福”；假如能娶一位贤妻，生儿育女那就会给生活增添意义”；如果我能取得哲学博士学位，那就万事如意了”；如果我能写一本书，就能摆脱经济困境”。
阿德勒热情地接受了维亨格尔书中的观点，把它作为自己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把虚构目的论作为人格的统一原则。
从此，在许多人眼里，对许多人，包括许多对阿德勒的思想赞不绝口的思想家来说，生活，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把戏。而所谓“创造性自我”也正是建立在一个海市蜃楼上的幻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人类也只能如此了。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方法的尽头就是宗教。
克服自卑，其实也就是克服敌意。
因为一个在肉体上有残疾的人，通常会比普通人抱有更多的敌意，同时也抱有更多的自卑。他克服了多少自卑也就相应地克服了相当的敌意。

霍尼
霍尼十二岁时，因为治病对医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她就萌发了当一名医生的决心。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医生是一个人们容易对其依赖的角色，很多人愿意当医生是因为医生的职业最能满足人们被依赖的需要。在心理治疗中常常出现“移情”这种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医患之间出现的相互“移情”中，患者对医生的情就是依赖之情，而医生最后爱上了病人的情同样也是依赖之情。
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霍尼详细阐述了她关于精神病症是由紊乱的人际关系产生的观点。特别是她主张精神病症行为的萌芽能在亲子关系中找到；霍尼强调早期经验对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她认为，儿童相对于强壮的父母来说，是以一种无能感开始生活的。童年期有两种基本需要，即安全需要和满足的需要。而儿童要得到这些需要的满足则完全依赖于父母。在这里我们发现，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依赖是满足本能的条件，而忽略了它本身也是，或就是人的本能。因为很明显，在亲子关系中，不仅母亲是本能地、无条件地依赖儿童的，同时，儿童也是本能地、无条件地依赖母亲，特别是亲生母亲的。我们甚至经常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对于孩子来说，一个善意的外人往往敌不过一个恶意的母亲。这一现象足以说明孩子对母亲无条件、本能的依赖。儿童通常并不是从利益上选择母亲的，而是从本能上——因为依赖，而跟随母亲的。
霍尼指出，虽然每个儿童在早期确实是无能和依赖父母的，但这并不一定就会产生心理障碍。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霍尼显然误解了依赖的含义。因为依赖不仅仅是指依靠。所以事实上，人不仅在儿时依赖父母，而且在其一生中都是非常依赖父母的，只不过成年人对父母的依赖通常是潜意识的。所以，一旦父母去世，这种依赖就会再一次浮现上来，并造成人们失去的痛苦。或许有的人会说，那是因为孩子对父母有感情。那么，我们就要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很显然，那是一种依赖之情，一种离不开的难舍之情。正是因为存在着依赖的情感，所以分离会引起痛苦，而这种分离引起的痛苦正好证明了依赖的存在或事实。而对那些由奶奶从零岁开始带大的孩子来说，他就可能对父母的去世表现出冷漠，但如果奶奶去世就会令他感到：心中好象有一种东西呼啸而去。这说明他对奶奶的依赖显然要强烈过他对自己亲生母亲的依赖。正如心理学家们所观察到的那样，零至两岁是一个人的印痕期，在那时建立的依赖是伴随一个人的一生的。
霍尼指出：一个儿童会陷入一种既依赖父母又敌视父母的不幸处境中。在我们看来，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又爱又恨”的处境吧。而在这里，所谓爱，显然就是指依赖。她说：既然儿童无法改变这种处境，他为了生存，就必须压抑对父母的敌意。儿童的这种敌意的压抑是由无能、恐惧、爱或内疚的情感所激起的。霍尼把父母损害儿童的行为称为“基本罪恶”。这些行为的实例有：
1、 子女的冷漠，2、拒弃子女，3、对子女怀有敌意，4、明显地偏爱某个子女，5、奚落，6、羞辱，7、乖僻的行为，8、不守
诺言，9、拒绝子女与其他儿童接触。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敌意（恨）是由爱（依赖）引起的。而这既是人——个体的基本的敌意，也是个体最初的敌意。而在我们看来：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敌意（比如BBS上的众所周知的敌意），其实都是因为人们的依赖遭到阉割而引起的。而这种阉割起源于人的童年时代，甚至是生命的最初岁月。而个体的及个体之间的敌意事实上也就是人类的敌意。在我们看来，人类的敌意是无法消灭的，因为人类的依赖的遭到阉割是必然的，要不然他就不能成为其人了；人之所以成为人，其实来自于他的依赖遭到了阉割。而正是这种阉割产生出了人的自我、自私、自卑及其他劣质的精神及心理。
霍尼指出：某些家庭可能缺乏对孩子真正的爱，但这种缺乏具有某种作用，至少可以使孩子产生获得爱的期望。在我们看来，霍尼的意思是指出：被依赖的匮乏使依赖——爱，更加强烈。例如，言语表示的慈爱可以替代真正的慈爱。其实，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质问：什么是慈爱？慈爱的本质是什么？没有依赖的慈爱会怎样？儿童对缺乏被依赖的慈爱的感受将是什么样的？他会否深感自卑：因为不被依赖意味着：归根结底他是多余的。尽管他得到关心和照料，尽管他想要的一切都能获得满足，但是，他不被依赖，他的安全感将遭受残酷的考验，他会感到危机、危险无处不在，因为他不被依赖，所以，随时随地他都有可能遭到他人的抛弃。很显然，只有当他是被依赖的时候，并且这种依赖是无条件的时候，他才会感到安全。霍尼认为：儿童可以毫无困难地分辨出两种慈爱的差异，但是他仍牢牢地抓住这种“替代性”的爱，因为他们仅能得到这种爱。这种孩子会说：“我不得不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害怕失去爱”。在我们看来，在这里，霍尼的意思是说；那些最后、长大后得了精神病症的人，多半在儿时得到的是那些假惺惺的关怀或关心，而不是建立在父母对他——儿童的依赖感上的呵护。这些后来得了精神病症的人在儿童时代所得到的是他们所仅能得到的，而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霍尼说：不幸的是，由父母引起的敌意感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它泛化到整个世界和世上的一切人。那时儿童确信，世间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对他都潜伏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这个儿童体验着一种“基本焦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个体的自卑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由分离造成的，其二是由敌意的压抑并转变为焦虑造成的。而无论如何讲，基本焦虑都是基本敌意极其产物。很显然，通过霍尼的阐述使我们明白了敌意与焦虑的关系，尽管许多心理学家并没有明确处理过敌意，但当他们处理焦虑时，等于也在处理敌意。这一认识，对我们将来更进一步地研究“敌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写到这里我们发现一个令人极其吃惊的现象：即我们都看到了儿童生活中依赖的重要性，和依赖性；我们也都看到了儿童的生活是如何干涉人们后面的生活的；赫根汉指出：“童年的经验对决定成年人的人格特征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但是，在我们所能够阅读到的所有思想性的论述著作里，却根本见不到关于依赖的论述。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对人类的依赖性极其心理进行过思考，好像从来就没有依赖这个东西一样。人们（思想家们）共同遗忘或忽视了倚赖的存在和真实性。
最后，总的来说，精神分析文化正变得越来越庸俗、媚俗，变得越来越肤浅，以至于它的影响力每况愈下，因为它对人类的贡献的确大不如前——佛洛伊德及荣格的年代了。一切科学，包括心理学都应该像哥白尼、达尔文、佛洛伊德那样，告诉人们人以及世界的真相，而不是媚俗，以此换取个人的现实利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没有把精神分析中另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弗洛姆写进来。不过，由于我对他的研究要远远超过对其他精神分析思想家的研究，所以这也是大家和我都可以接受的。或者以后有机会再独立写一篇关于弗洛姆的专论也未尝不可。哈哈，最后，谢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