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百年记

虎子

作者：周宁
来源：文化研究

                                 一   
     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了。

     诏令即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5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一个月后，晋中太原县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写到：“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见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如何，有可忧可惧之端。”

    可喜可贺，还是可忧可惧？一朝一夕，恐怕还难以确定。1905年废除科举，不论在中华帝国历史还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断裂点。而这次转折或断裂所影响到的历史时段，不是以十年甚至百年计的。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谕废止科考，在国朝历史上，科举可谓源远流长，在制度伦理与人文心理上，科举可谓根深蒂固。有人说，科举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塑造了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政教一体化。其中文化与政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政治最终也是一种文化秩序。问题是，废止科举仅仅是废止一种考试制度或选举制度，还是由此废止了一种文明类型？而一纸上谕可以废除一种千年政教制度，是否也可以废除该政教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经历了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创置进士科，科举制度出现了。 隋朝“二科举人”、“十科举人”、“四科举人”，尚未形成制度。唐代承隋制，开科取士，考试科目分常科、制科，还有武举；常科考试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等十余门，制科名目则有八十多种，武举项目分马射、步射、马枪、负重等；考生有来自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或州学、县学的生徒，也有自学成才“投牒自举”的乡贡；选举不仅看考试成绩，也看名门显贵推荐，并兼采时望，上承两汉魏晋重名重行的察举荐选古意，下启两宋明清纯粹以文取士、一考定终身的科举制。

     “科举之制始于隋，盛于唐，经宋、元、明、清，至清末方废除。” 隋唐是肇始期，两宋臻于完善，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三岁一贡，发解、省、殿三级考试，锁院、糊名、誊录，分科取士以进士科为主，制度齐备，充分体现了科举的公平合理精神。此后辽金元三朝，科举一度陷入低谷。明洪武三年诏告天下，特设科举，“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清两代科举承宋元定制，且逐渐僵化腐化。八股文定于明初，备于成化，如果说最初仍有积极意义，日久则禁锢人心、窒息社会、愚民误国了。清末内忧外患，朝野有志者，改革图强，大多发现科举之弊。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新政立宪，千年古制，似乎已经到了不得不废的地步。

     千年古制，十年改废。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应考19年、刚被赐进士出身的康有为，痛斥科举使国人闭塞愚盲。过去闭关自守，愚自国之百姓，尚可天下太平；如今海道大开，万国交通，竞逐富强，生死存亡之时，再以科举闭塞民智、窒息人才，亡国灭种，则指日可待。“……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 国事危急，“立国育才，所关至大”，康有为提出变通科举、兴办新学、徐废科举的主张。 此时西学出身的严复，也认识到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梁启超说得更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科举积陋已久，变科举、倡新学、开民智、求人才，在当时已有共识。庚子之乱后，清廷变法新政，封疆大吏张之洞（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上奏变通科举，张、刘会奏主张“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袁世凯疏列十条，建议增实学科并逐年递减旧科岁、科、乡试名额。废八股、设特科、建立新式学堂，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从渐废科举到骤废科举，终于到光绪三十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最后一根稻草压断了骆驼的脊背，半个当日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二

     科举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塑造了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政教一体化，其中文化与政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政治，最终也是一种文化秩序。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一个意外的发现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实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知识阶级即‘哲人’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 当年柏拉图曾经说过，他的理想国是哲人统治的国家，只有哲学家变成国王或国王变成哲学家时，人类才有太平盛世。

     利玛窦作为洋教士，虽然不能全面准确地了解科举制度，却也的确看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与科举制度的优越性，比如说，知识政治、道德社会、公平竞争、阶层流动等。利玛窦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科举与文官制度，中国人崇尚道德哲学，国家主持的考试将给每一位有知识的人提供参政的机会。这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中国的哲学学位有三级，秀才相当于学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而进士相当于博士。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你一旦在考试中获得高级学位，就有资格出任政府官员，“一生都可确保高级公职。他们享有的地位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公爵或侯爵的地位，但其头衔并不世袭传授”。一个靠公平竞争的哲学家治理的国家，要比那些靠骄奢淫逸的世袭贵族治理的国家优越得多。在西方只是柏拉图式理想的制度，在中国则成为制度化现实，皇帝身边的内阁里都是饱读诗书的“大学士”，六部的官员都拥有“品行与学术的荣誉”，翰林院“由经过考试选拔的哲学博士组成。这个部门的成员并不参预朝政，但职位比别的官员更为尊严。”

     科举制度并没有实现“理想国”，但却实践了前现代世界最合理的政教制度。科举千年，以人文化天下，朝廷立国，文人立命，社会长治久安，个人功名利禄，尽系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是帝制中国社会结构的中枢。就社会政治而言，自上而下，面向整个社会的科举，为皇权统治下的官僚体系提供人才，保证官僚体系运转，巩固了封建皇权；自下而上，科举又是一个制度化的流动晋升的渠道，社会基层的优秀分子，由此可以进入社会精英统治阶层，参与管理国家。社会晋升机制，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科举构成帝制中国的内在结构性动力，它沟通了官民阶层，数世白身者，一登龙虎榜，就可能出将入相，而官宦子弟，不解经书，无缘科场，则可能沦为平民。所谓“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一方面青云有路，一方面富贵无常，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古代社会内部的人才流动，也尽可能地在制度上实现了机会平等。

     科举不仅是中国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主体，它包含着思想与制度两个层面的意义。思想层面上儒家经学化，从一种普通的学说变成圣典；制度层面上，儒家知识作为科举考试内容，最直接有力地保证了儒家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科举使制使儒家彻底制度化，制度保证真理的权力化，思想保证制度的真理化。 “科举……岂徒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 科举不仅是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甚至也是传统中国文明的核心。它将政治与文化、社会结构与儒家意识形态统一协调起来，使帝制国家、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围绕科场中心流动，创造了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科举文明。

     科举使政治变成文化，文化也变成政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的国家实践了知识官僚体制，将政治文化化。最初到中国的西方人，都将中华帝国当作柏拉图理想的哲人政治的楷模；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的国家，在世俗理性基础上，将文化彻底政治化。儒家的文官政治化与文官政治的儒家化通过科举制度相互渗透相互生成，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所谓以人文化成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传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科举，而不是西方历史范畴中的封建或东方专制主义。梁启超曾经从四个方面对科举的历史作用做过公正评价。首先，科举使帝制政权充满活力，不断从社会精英中吸取统治人才；其次，促进社会中官民阶层的流动，使社会充满活力；再次，使儒家思想与价值或意识形态制度化一体化；最后，使个人有出路，社会稳定。

      传统的中华文明，是一种科举文明。在前现代世界各国，中国社会结构最具开放性，官僚出身最具平民色彩，教育普及面最大，而所有这些，都是由科举制度造成的。而具有社会组织枢纽作用的科举，突然之间被废止，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或颠覆性影响，在历史中是不可低估的。“中国以科举取士，渊源于隋、唐，虽法则屡更，然清承明制，所以清代的科举制度，以明清两代合计，也已行之约六百年。一旦停罢，其影响之巨，不言而喻。” 废止科举，等于卸掉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动机，庞大的中华帝国势必停止运转。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指出：

      “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对在此之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在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制度基础方面，在通过什么途径来赋予社会精英以地位并配备行政官员方面，1905年都带来了变化……旧社会主要的庞大的整合制度，已在1905年随着朝廷宣布终止中国的文官科举制度而被废除了，尽管革命的社会意识在这场变革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这种考试是为维持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

         三

     在帝制中国历史上，天下治平，科举的作用非同小可；进可以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退可“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八国联军烧了北京贡院，癸卯年（1903）顺天乡试、甲辰年（1904）全国会试，都改在开封的河南贡院举行。江苏举人刘师培会试落第，“飞腾无术儒冠误”，心灰意冷，去上海,开始反清革命，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一位本想读书入仕、报效朝廷的青年才俊，竟成为推翻帝制的革命志士。自古以来，科举就是天下太平的保证。朝廷以科举牢笼天下，尽收圣智豪杰。一旦科场失范，士人心怀怨恨，就可能酿成天下大乱，“黄巢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资治通鉴》语），翻却曹州天下反，差点断送了大唐江山，还有宋江，科场无路，酒醉之时，写下“心在山东身在吴……敢笑黄巢不丈夫”，最终上了梁山……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官僚录用制度，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为朝廷输送管理人才，二是为平民提供晋升机会。天下豪杰尽为朝廷所用，朝廷更强大了；文人士子死读书、活求官，文弱庸碌，社会上也就无人造反了。当年隋帝开科取士，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第的风气，其目的并不在于读书，而在于治天下。所谓治天下，“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这是科举意义的一面，冠冕堂皇的一面；还有另一面，“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阴暗险毒的一面。关于这一点，宋人看得很清楚。“科举制始于隋唐，隋炀帝始置科举之法，彼豪杰特起，而一天下之难也，故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唐兴，革隋之弊，独此不改。”

    “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或许这才是科举的真义。清末科举一废，天下大乱。社会有效的、制度化的流动，可以维持社会稳定发展，一个社会一旦出现流动阻塞现象，就可能积蓄起社会怨恨，最终酿成动乱甚至颠覆整个政权与秩序。真正摧毁清朝天下的，不仅是一蹴而就的辛亥革命，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停科举。科举即废，朝廷失去了官僚体制自身的再造功能，朝野官民之间制度化的流通与平衡机制被破坏了，有志之士仕进无门，穷途末路之下，即使不造反，也为革命准备了社会心理基础，彷徨、怨愤、绝望，社会失序，人心离散，有登高一呼者，难免应者云集。人们常奇怪大清江山如此脆弱，辛亥革命如此轻易，实际上废停科举已经抽去了清帝国大厦的拱顶石，革命只需轻轻一触，整个大厦便瞬间坍塌。

     科举一废，天下英雄逐鹿中原。虽说将废除科举当作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有些过激。但废除科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为辛亥革命准备了社会基础，却也是事实。旧科已废，新学正兴，读书未必出仕，道统与政统分离了。朝廷失去了智辩勇力之才，士人的力量积蓄在民间，社会变得强大了，出现“官不如绅”的趋势。废举堵死文人的仕进之路，文人的地位降低，军人与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胀”中的活跃分子，除了新式文人外，职业军人与商人也占很大比重。官不如绅，文不如武，士不如商。或许官本位的传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不一定读书做官、革命、从商也做官。当然，最简捷的道路是从军。毕业于新学堂的士子，不见用于朝廷，“士”不能成为维护皇权的“大夫”，就成为颠覆皇权的革命者。

     1905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废止科举，二是同盟会成立。科举即废，青年才俊纷纷出国留学，天高皇帝远，加上现代西方思想洗礼，海外留学，就不是“留学科学”，而是“留学革命”。最初的同盟会员，绝大多数是“游学”的新式文人。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留学生与海外移民输入的革命。而革命之后，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新兴知识分子，又成为共和政治中活跃的政治家。废止科举从旧官僚体制中断了传统文人的仕进之路，同时也为新的共和政治准备了现代政治家。最值得注意的，是废举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主要晋升之道从“读书做官”转为“打仗做官”。传统的知识与道德，不再能为权力提供合法性，那么就只有暴力与阴谋了。袁世凯的保定军校、蒋介石的黄浦军校，培养了一批职业军事冒险家，他们掌握着中国的命运，主宰了军阀混战与国共战争。有悲观者评论：“科举之弊，弊在愚民，民愚而无术以振作之，则天下心至于弱；学堂之弊，弊在智民，民智而无礼以防闲之，则天下尤易于乱。”

      废除科举启动了现代政治，也开启了现代教育。废科举，立新学，当年袁世凯等人上书主张立废科举，最主要的理由是科举不废，新学不兴。1904癸卯学制实施，1905年废除科举，科场改作学堂，各地新学堂数以每年10000所左右的速度增加。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学生数将近200万。新学堂培养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掌握了现代知识与思维方法，梁启超曾经说过，现代观念的出现，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灭亡。新式文人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接受科学进步、民主自由新思想。这些思想无不冲击传统儒家观念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废除科举、倡立新学，直接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废除科举的历史影响，在政治上的直接结果是辛亥革命，在文化上的直接结果是“五四”运动。传统士绅失去了科举仕进的出路，在官僚阶层与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同时受到威胁，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传统文人更感到无所适从。废除科举与传统文人的失落，使儒家主体的传统文化，失去其制度与个人的保证，最终导致传统文化的危机。与此同时，如果从同文馆设立算起，新式或西式教育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改造了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系，开始与传统儒家竞争意识形态领导权，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优势。从晚清立宪到民国革命，新学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是留洋者，逐渐成为社会与国家的主导力量。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酝酿着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继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之后，“五四”运动掀起了一场文化革命，新文化或现代文化从此开始。

     “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 废除科举，使传统国家失去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也使儒家意识形态失去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依托；使社会中文人边缘化，也使文人的知识与价值中儒学边缘化。科场改成学堂，孔子孟子也就让位给“德先生”、“赛先生”。废除科举是传统中国自我阉割性的致命的一刀，其制度与文化都失去了再生的能力，现代中国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废除科举，动摇并解体的不仅是中国传统政治或文化，而是一种文明，一种政治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文明。废除科举，是传统儒家文化衰亡的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也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界点或分水岭。辛亥革命发生了，“五四”运动即将到来，1916年，严复深有感慨，他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说，废止科举是“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

      四

     废除科举，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界点或分水岭。1905年这一年的冬天，远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留学的鲁迅，看了一段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从此“决计要学文艺了”。据说他在片中看到许多久违了的中国人，其中一个被捆绑着，因为给俄国人做间谍，将被日本军砍头示众，周围是一些围观的中国人，身强体壮，但表情麻木。鲁迅醒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突然觉悟要放弃医学，是放弃一种专业，而从此提倡文艺，是投身一种公共事业。现代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在专业知识与技术范围内，运用理性服务社会，用康德的话说，这是一种私下的、消极的理性方式；另一种是超越自身所属的专业与职业，公开地、自由勇敢地运用理性，投身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前者是专业知识分子或科技知识分子，后者是公共知识分子或政治知识分子、批判的知识分子。在康德的启蒙理想中，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分与超越，都是必要的。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其职业岗位上谨慎地运用理性，讲求服从与合作；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能在公共领域勇敢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进行反思批判，追求思想与真理的彻底性。

      对中国文化传统而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似乎并不陌生，尽管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传统中国文人的“公共性”有本质的区别。真正陌生的，是专业知识分子，那些掌握现代专业知识与技术的人才。中国拥有传统意义上强大的“人文知识分子”传统，科举制度下传统中国文人，既是政治精英又是知识精英，而且其知识与政治是一体化的，政治被人文知识化，知识也被人文政治化。礼仪天下，耕读传家，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冲击，也自成一统。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中国传统文人的最大困境，即是缺乏专业知识，所谓有经义文章，无一技之长。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经世致用之学，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技术如开矿、冶金、筑路、造船、造炮，新学出现了，新学培养的现代意义上的专业知识分子也出现了。

     废止科举之后，传统士大夫进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从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新颖却不强大。变废科举、兴立新学，最初的动机主要是培养专业知识分子。但现代中国的真正问题是，专业知识分子的专业理性不强大，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也同样不强大。就专业知识分子而言，新学不新，旧科不去。新式教育中教师一知半解，学生死记硬背，华而不实，几乎成了“科举之变相”。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发现当时北大的教学内容虽已是新学，但学生心理，还是旧科的一套，以学业为举业，大学毕业等同于科举及第。1918年胡适回国，发现国内新学堂的学生高不攀，低不就，成为一种“无能的游民”。

     科举使传统社会的政治与学术一体化，废止科举，首先想仕学分途，但实际上许多学人仍不忘读书做官。所谓时下“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 废止科举后，士人仍有学以致仕的心理，体制内上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的同时，反制度的革命却提供了新的、更有戏剧性的致仕之途。于是，我们看到，职业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公共知识分子又很容易成为职业革命家。科举之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处在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断裂中，进退维谷。专业知识分子守不住自己的专业理性，公共知识分子也难以发展其公共理性。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梁启超、胡适，都曾摇摆于以政治还是以学术为本位的的境地之间；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陈布雷、郭沫若，都曾投身于政治，结局不是可悲就是可笑。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文人的官绅二重身份，转化出职业革命家、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三重身份，这三重身份也构成三个不同的群体。从新式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其政治组织关怀取代了知识与真理关怀，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知识分子身份，他们与传统文官相同的是政治职业，不同的是现存体制的维护者与现存体制的叛逆者。公共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良心，遗憾其独立的批判精神时常失落在现实政治的诱惑与迫害中。最不幸的可能还是那些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不能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但却不能摆脱社会政治的侵扰与压迫。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可以一诏废止；但作为一种心理，却难以一朝一夕废除。一个世纪过去了，废除科举留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纠葛，是政治与学术的问题。五四运动的双重主题：启蒙与救亡运动，凸显并激化了后科举时代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矛盾。新文化启蒙关注的是知识分子个人自由与公共批判精神。现代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而不是政治的仆从、是独立的、批判的力量，而不是依附的、顺从的力量。但随着救亡的紧迫、国共两党的对立，知识分子既不能保持社会的独立，又不能不在当派之间做出选择。相对于政治的学术的独立，越来越难以担当。有的知识分子干脆成为职业革命家，有的知识分子继续其社会活动，但感到越来越难以守住其社会身份，越来越容易从公共社会领域滑入政治与党派圈子，沉浮左右，身不由己。在启蒙与救亡的大环境下，独守书斋就更是困难。政治全能，个人可以不去逢迎或反抗政治，但政治却无时无刻不在逼迫甚至迫害个人的学术。

     20世纪前50年的主要问题，是学术如何影响政治；20世纪后50年的主要问题，是政治如何影响学术。20世纪前50年，知识分子试图以启蒙为己任，以知识对抗权力拯救权力，创造“好人政府”，实现“学以致用”的古老理想。20世纪后50年，思想改造运动首先为旧知识分子“洗脑”，政治不仅占领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领域，而且深入职业知识分子的私下领域，紧接下去的“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摧毁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甚至在群体上消灭了知识分子。新时期改革开放，一度焕发了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公共理性，很快被90年代的经济市场化、文化“计划化”的大潮冲垮了。在目前的学科评估、职称评定、津贴项目的体制化力量下，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批判精神，更是无从生长。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时代，后科举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担当起这个民族的文化使命呢？

     一种制度可以一朝废止，但该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却可能在社会文化，尤其是在社会无意识领域，经年历久地发挥影响。新式教育难进，学而优则仕观念不退。而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心理，置换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革命情结，不仅破坏了专业的私下理性，也破坏了公共理性。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关系。科举塑造的传统文人的政治技能，基本上是文学的，而现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技能，似乎也是文学的。那年在仙台决计要学习文艺之后，周树人就再也没有从事过任何与医学专业相关的事。他成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30年后，鲁迅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 鲁迅的悲观从何而来？

       五

     1905年废举不久，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 这种“可惊可骇之奇效”，远不仅是一时之间清皇朝灭亡、现代政治与文化革命开始。废除科举深远的文化影响，表现在“长时段”历史的多个方面：知识分子命运的起伏、文化传统的断裂与创生、现代教育的困境、现代行政体系的合法性问题等。

     当年废除科举的主要动机是发展现代教育，但遗留的科举心理，却在科举制度废除百年之后，渗透到现代教育体系中。废除科举并没有为现代教育清空场地，在科举废墟上建立的现代教育制度，总有科举阴魂的缠绕。废除科举打破儒学的一统天下，旧教育制度解体。但是，现代教育体系在制度上的确立，并不能保证心理上的纯粹。科举情结仍以“应试教育”的形式，置换性地表现在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中，以中考、高考、考研等各类升等考试、以重点中学、大学、重点大学、出国留学等构成的庞大的应试教育体系与等级教育网络，正在有条不紊地、尽可能地合理公正地提供社会晋升流动机会，犹如当年的科举制度。科举情结根深蒂固，废止一种制度，未必能废止一种心理。半年前消息传出，北京国子监孔庙，将把文革后恢复高考以来各省的“高考状元”的大名刻碑陈列在元明清三代进士碑旁！有人惊愕愤慨，不知今世何世，《南方都市报》的文章大呼，“百年之前科举制度已告废除，百年之后科举精神又借尸还魂。”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错愕至此，因为应试教育大行其道，高考有类科举，早已让人见怪不怪。……

     为发展现代教育而废除科举，但严格说来，科举制并不是一种教育制度，而是选官制度。遗憾的是，科举废除之后，现代中国还没有建立一种新的、规范合理、公平公正的规范的选官制度。科举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它至少在原则上主张与实践让知识与道德为权力提供合法性。而后科举时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除了暴力与阴谋外，没有什么能为权力提供“合法性”依据。民国时期的选官历史是一部“厚黑”历史，充满暴力血腥腐败阴谋。有人怀疑改良科举是否比废除科举更好。建国后“革命”在能力与观念上曾经为几代人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依据，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政治录用的体制问题再次浮现出来。西方现代选举政治与官僚政治分立，官僚遴选的所谓“考选制”，最初也是在中国科举制影响下创立的。 为什么现代西方借鉴的制度，我们自己要废除？如何在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秩序中建立一种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并重、公平合理的社会权力精英的遴选制度，对于保持现存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以及权力的延续性至关重要。如何创立新的选官制度？借鉴西方政治体制，似乎仍有诸多难处，是否还有其他道路？有人想象“重建科举制度”

     比具体的教育、行政制度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中国文化传统或道统的断裂。正如萧功秦先生指出：“由于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构成获取地位、名望和权力的基本途径的，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就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于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

     废止科举、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从社会结构上、政治制度上、文化传统上，对帝制中国文明进行了彻底的革命。而在1905年废止科举与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有一条必然的联系线索，废止科举先自废了传统文化的武功，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然就可以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横扫千年儒家。一代新学知识分子，以西方现代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为了摆脱帝制中国的专制、腐败、愚昧，提倡民主制度、科学理性、个性自由，引进西方现代启蒙思想。其深远影响，直比当年佛学改造中国，不在“大历史”的宏观视野下，是难以想象的。在传统中国社会，科举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文化制度，而中国文明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化与政治一体化。废止科举废止了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废止了一种文化传统；废止这种文化传统的痛苦，王国维那一代人已经深陷其中，而百年之后我们这一代人还没有走出。新文化运动为现代化中国准备了文化资源，同时也造成了所谓的“文化断裂”，以致于废除科举百年之后，人们越发感受到文化断裂的危机。现代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否则中国无法“现代”，而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中国又无法在文化上认同“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是痛苦的，至少中国在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重整中国文化，弥合文化断裂。然而，哪一种文化观念与价值可以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呢？启蒙曾经是一种激扬的选择，而冷静中检讨，在移植性启蒙之外，中国现代文化是否还有另一种选择，找到一个支点，重建现代制度与文化的完整性？

孙兰荃

它不废除，天理不容。虽然也出了一些文史人才，但科举是封建统治者治理下民的工具，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Artvine

維新變法與民眾反應
http://www.artvinedata.com/forum/index.php?topic=3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