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天说地] 摄影•批评•文化研究

资料员

摄影•批评•文化研究


   几年前就想过写摄影批评方面的文章，一次是在刘树勇的《权力摄影》发表以后，但看到摄影界似乎根本就没读懂他的文章，把一篇有趣的理论探讨引到了风马牛不相及的著作权保护方面（法律话语），遂大失所望。我虽未必赞同刘树勇的观点，但觉得他毕竟为沉闷的摄影界引进了一些新的话语。不过细想摄影界的反应，倒也并不奇怪，中国摄影界长期话语陈旧，当面对新的话语挑战时，“失语”也就在所难免了。另一次关于《自恋》的讨论，也曾引起过我的兴趣，但不久便也不了了之……这样一来，摄影界就只能固守自己那套陈旧的、充满谬误的话语系统，并将其“中心化”，而把各种异己的思想“异端化”、“边缘化”，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有如中世纪的宗教法庭。
    我曾在《我看中国摄影批评》一文中说：“中国摄影批评与其他领域的理论批评相比，至少落后了十至十五年。”其实这还是种最保守的说法。20世纪末的理论批评已进入一个跨学科（有人称之为“后学科”、“反学科”）、跨学派的“文化研究”时代（有人称之为“后-后结构主义时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虽尚属初始阶段，但也已产生深远影响，如戴锦华等人在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研究方面已成绩不菲。而中国摄影依旧“遗世而独立”，自说自话着似乎是一个世纪前的话语。这实在显得有点滑稽……谁也不愿这种现状长此以往，但要有所改变，就必须首先从理论的建设着手，将经过符号—结构—解构等一系列“语言学转向”之后（尤其是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之后）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中国摄影批评的具体“语境”；同时，在一种更为开放的语境中，将中国摄影作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课题来加以研究。
        看过一些有关摄影批评的讨论文章，便会发现，目前摄影界所言说的“批评”，还停留在那种传统的“评论”式批评的层面上，还是一种以好/坏为基本语义对立构成的话语系统，而并非现代意义的理论批评。虽然圈内人士普遍对摄影批评的现状深表不满，但他们对摄影批评的“批评”也仍使用着那套赞扬（好）/批评（坏）二元对立的陈旧话语。比如，有人认为：摄影批评的弊病就在于，“捧场说好话”的太多，“说坏话得罪人”的太少。那么我想问的是：难到多说些坏话，摄影批评就能搞好了吗？摄影界的这种话语方式，实际上还停留在80年代初文学界那场所谓“歌德”/“缺德”大讨论的思维模式上。这种过于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还表现在许多所谓的“纪实摄影”中——不是拍“好人好事”，就是“批评暴光”，从而使摄影变得肤浅、功利，缺乏内涵。
    这种好/坏评说式的“批评，多为即兴的、随意的，主观印象式的，往往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和学术上的严谨。比如，你认为某一文本（无论文字的还是影像的）为“好/坏”，这种表述除表明你的个人倾向、偏好和态度外，很难说明更多的东西。因为你没有指出“好/坏”标准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这一标准是否可靠，其作为一种被“历史化”了的产物，背后的深层关系为何，哪些“意识形态”被加以掩盖了？（比如，“荷赛”的“好”的标准就与国内影赛的大不相同，为什么？真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吗？）另外，你是否真的读懂了这一文本（虽然一切阅读皆误读），你是深入到了文本的深层，还是仅被它的修辞表象所迷惑，胡里糊涂地充当了某种意识形态（主流话语意识形态？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同谋”？等等……虽然此类评论式批评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有大众文化市场的需求），但它并不是我所感兴趣的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批评。它对于摄影虽然也有帮助，但却难以促成摄影话语－符号系统的更新。
    传统评论式批评往往依附于创作（在“互文”关系中，真的有“创作”这回事吗？姑且称之）而存在，无非是针对具体作品谈感受或开药方，这样就沦为了创作的附属品(当代文学批评也有此弊病)。这样虽看似贴近文本，实则是因与文本的“对话”空间过于狭小，而限制了拓展文本的潜在空间。做为一种大众文化说长道短尤可，但若使其成为今日批评的主部（不幸的是，这正是今日批评的主部），就会窒息文本的生成，扼制了意义的生产与流动。
    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创作，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创作”，其实只是文本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批评不应附庸于“创作”而存在。在西方，有一种大批评观，干脆打破了传统上把创作、批评和理论相互剥离的学科划分。比如，哈罗德•布鲁姆（耶鲁四君子之一）就把弗洛依德视为是莎士比亚之后的一位强力诗人，因为他们的诗歌话语或理论话语都凸显了西方现代文明中创造性的崇高理念。二十世纪对于西方其实更多的倒是理论与批评的黄金时代。理论批评或曰学理化批评（我讨厌“学院派批评”这种叫法），其文本与创作文本之间，并非某种依附关系，而是一种具有“文本间性”的“对话”关系（当然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多重“对话”）。它一般并不就具体作品的好/坏做简单、肤浅的评价，因为它的目的并不在此，而且也从未承诺有为创作提供“服务”的义务。这样就使得它看上去似乎与具体创作不大相干。其实，它给创作带来的影响更加巨大而深远，尽管这并非它的终极目的。比如，批评话语的多元化、深层化、复杂化，与文本话语（如影象文本则是光影语言）的多义化、深刻化、蕴籍化，就具有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促进了话语的“生成转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摄影界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批评话语的陈旧、匮乏（简单的好／坏二元对立），批评方法的粗浅、简单（开药方），与中国摄影的简单化、浅露化、直白化之间，也形成了某种“互动”，但那却是种恶性循环式的“互动”关系，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吗？
    我说中国摄影批评落后十至十五年，其实还是就国内而言。如果放在世界范围里，那就几乎要落后一个世纪了。（我说的“落后”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线性时间上的，也就是说我并非要建构某种关于“现代性”的神话，并非在讲理论越新就一定越好。比如，堪称“现代”的本雅明的理论，如果仅从线性时间的先后看，甚至比苏联的日丹诺夫的那套陈词滥调还“老”。所以在考虑历时性的同时更要兼顾共时性，或许借用库恩的“范式”说会好一些。此外，也请不要滥用“后殖民理论”中的那套“时间的空间化”来有意误读我的话，因为中国的“语境”更为复杂。对西方理论的接受/排斥，更多与意识形态的封闭/开放、遮蔽/凸显有关，此不多论。）
    言归正传，本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就已经开始了一次重要的话语转换，即“语言学转向”。其理论基础来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普罗普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形态研究等。由此而形成的结构主义理论，到了20世纪中叶已如日中天。其中雅各布森的“诗学”、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热奈特的叙事学和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至今影响巨大。比如，在中国至今少为人知的拉康理论对电影、摄影等领域的研究就至关重要。拉康以结构主义方法改造了弗洛依德学说，给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来了个“语言学转向”。他的“镜象理论”揭示出了“自我”形成中的想象性和虚构性，由此而引出的“第四种目光”——“不是一种看到的目光而是一种我在他者的立场上想象出来的目光”——更为今日的文化研究提供了诸多的理论灵感。
    简言之，“语言学转向”解决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就是，文本不再被与现实等同起来。比如，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即便写得再真实，也只是一部小说，而不是现实。或曰“关于世界的语言只不过是语言，而不等于世界。”（杰姆逊语）——这一点相当重要，中国学术界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这一“转向”，而中国摄影界似乎至今还没有多少这方面的概念。不过这倒也不能多怪摄影界，无庸讳言，时至今日，就连学术界里某些有着批评家、学者、教授、博导之类桂冠的人，是否真的“转”了“向”，也还难说。——“语言学转向”对于摄影意味着，照片无论如何“逼真”地记录了现实，也不能因此便把它与现实等同起来。因为在照片与现实之间，还隔着一层并不透明的东西——符号（或曰语言，一种“光影语言”以及其“元语言”）。于是，语言-文本，自然而然地成了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语言学-符号学（两者关系极为微妙，用罗兰•巴特的话说：“语言学只不过是构成关于符号这一普通科学的一部分。然而，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能否在人类语言以外发现被广泛使用的符号体系呢，这很值得怀疑”）成为一时显学。“诗学”（文学理论）被当作语言层面上语义创造的学问，归入符号学门下。可以说，语言学-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已经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现代批评的不可或缺的知识背景，即便是精神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甚或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也无一例外。换言之，如果不具备这些知识背景，也就很难谈得到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摄影批评吗？现在还没有。”
    对语言进行阐释、分析的语言，也就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叫“元语言”。批评也需要关于批评的批评来使批评理论得以深化，这种关于批评的批评就是“元批评”。结构主义之后，后结构主义（美国式的叫法，以后期的罗兰•巴特、克里斯特娃以及福柯等为代表）、解构主义（以美国的耶鲁四君子为代表）等纷纷崛起，虽然他们关注的焦点仍是语言-符号问题，但那套关于“结构”的“诗学”的金科玉律却被解构了。元批评，乃至元-元批评，开始备受关注。杰姆逊在他七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诠释、解释、评论已经声名狼藉……”又道“结构主义的真正超越（这意味着对它的完善而不是将它抛弃），只有我们将结构主义的基本范畴（隐喻和转喻，修辞手段，二元对立）——被结构主义者设想是最终的、康德式的思想形式，是固定的、普遍的组织和领悟经验的方式——转变为历史的范畴才成为可能。因为结构主义不可避免地缺乏真正对评论的评论，而这是因为它禁止自己对自己的一切评论，禁止它对自己观念方法的一切评论，认为它的观念方法是永恒的东西。”
    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批评方法又是极具摧毁力的：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的批判，对“中心”/“边缘”的消解等，动摇了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德曼则以其修辞学方法，损毁文本的外部伪装以便看清它如何运作，并揭示出每一文本中修辞手段和修辞目的是如何不相称以及句法和语法如何不和谐。在他的逼视之下，任何文本都将自行消解。福柯关于知识-权力-话语三位一体的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研究，更是掏空了“知识”这座宏伟殿堂的根基。如此威力巨大的理论利器，自然会被其他“各家门派”所大加利用，尤其是那些文化上的弱势群体。于是，女性主义用它消解男权，少数民族（美国的）则以其抵制“西方”……随着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尤其是文化研究的日益壮大，标志了“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转向——“文化转向”或曰“意识形态转向”。
    “文化转向”主要表现在，由过去对语言-符号的关注转向对文化（比如阶级、性别、种族以及“全球化”等诸多问题）的关注，研究范围也从以往经典文学文本的象牙塔里走出，把大众文化、边缘文化、亚文化也纷纷列入研究课题。当然，这种“转向”决不意味着又“转”回到了“语言学转向”之前的老路上去。语言学-符号学虽从批评的前台隐退，但却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了一种知识背景，被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之中来加以应用。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其实首先也是作为一种“话语”而存在，那句“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老话”，并未被“证伪”。
    当理论批评进行了第二次“转向”之后，时间表也已指向了20世纪后期。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学术界的部分精锐以一种时空转换般的“加速度”，走完了西方学界近一个世纪的批评之旅，开始与国际学界共同走向文化研究了。什么是文化研究呢？有人称文化研究为后-后结构主义，认为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思潮之一，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然而，要给文化研究下个定义又几乎是不可能的。西方的文化研究并非自今日始，但今天的文化研究又远非昔日面目。就理论源流而言，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后结构主义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我不愿以“西马”称之，理由如下：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西方的？再冠之以“西”，实际上是将其“他者”化，而把自我中心化、权威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综合融会，是各家各派的前沿理论，在消解了科际壁垒后的，“话语生产力”的大解放。
    或许就本文而言，文化研究对今日摄影批评将能起到何种作用，才是最值得关心的。虽然就我目前的阅读范围所及，似乎国内外都还没有人进入摄影“领域”从事专题研究，但从文化研究在电影、电视以及传媒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不难看出它在摄影研究上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以为，把相关理论、方法引入摄影批评，可以有效地转变目前摄影界思维简单话语贫乏的现状。比如常有一些讲该如何用光如何构图之类很“技术”层面的文章，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却从未见有人分析过这些技术层面背后的深层关系。诸如，其“中心化”的建构过程是怎样的？它为观者预留了怎样一种“主体位置”？此类问题在人像摄影方面尤为突出：媚态摄影在用光、化装、布态等技术层面的背后，难道没有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吗？那冰冷的金属人像镜头，有时不正是炽热的男性目光的替代吗？诸如此类的深层思考，都是文化研究所要探讨的。文化研究可以使我们的思维“复杂”起来，尽可能多一些地摆脱“幻象”，让我们多一点“思想”。另外，文化研究所包容的诸多理论方法——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等，足以全面改善目前中国摄影批评在方法论上原始落后的现状。当然，文化研究从来就是难于统一，难以定义的。斯图亚特•霍尔曾说：“文化研究从来就不是一回事。”此外，文化研究在中国，也有一个语境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笔者曾写有《文化研究与中国语境》，此不细论）。所以，我这里所言说的文化研究，有必要事先做一简要说明：一、较多注重后结构主义的诸种理论方法（这正是国内摄影批评乃至一般批评所缺少的）；二、在新马克思主义方面，更多偏重法兰克福的文化批判理论、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杰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研究等。而对另一些相关理论则持谨慎态度，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