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读者见面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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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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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湘女上天山》

吴雨初（出版家、北京出版社社长，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人生中国》丛书总策划）：
我第一次来新疆，在新疆跑了三天，感受很多，能见到湘女的代表，让我非常感动，我个人买了很多本书送朋友，这本书是我们出版社的骄傲。我在北京见过作者，非常感谢他，能把半个世纪前不为人知的个人经历写出来。关于湘女，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很多，但是从个体来报道、从女性角度来进入很少见。这两天在新疆所看到的每一个景色、每一段高速公路，我都感慨万千。历史的进步是需要人的奉献的，历史的进步是有代价的，前辈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感情、人生，也留下了子孙。我在书上看到，阿姨们太不容易了，新疆能有今天的发展和进步，要非常感谢她们。

赵光鸣（著名小说家，新疆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我是湖南人，我父亲是50年进疆的，他是作为木匠被王震招来的。我父亲说当年的生活非常艰苦，1958年我10岁了，我也来了新疆，那是铁路修到红柳河，我们坐俄国车，上面盖着篷布的那种，整天鼻子里都是土。可想而知，当年的湘女们的艰辛旅程……

据我所知，《八千湘女上天山》出版之后影响很大，卢一萍是一位势头正健的青年作家，他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领域都在勤奋耕耘，创作成绩突出。这本书在新疆纪实文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重要收获。

韩子勇（著名评论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
我们这个年代应该是一个纪念的年代，我们不能不顾一切的一直往前走，我们这个时代既需要创新，也需要纪念。湘女是一个特别的有意义的群体，写作她们这一行为本身是值得嘉许的。新疆是一个很有命运感的地方，这种命运感，本书很好的表达了出来。新疆这个地方，不管是谁，来了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开始，尤其像湘女，以青春的血肉之躯投入这片土地，具有非常震撼的效果。新疆这样的人很多，我父母也是支援边疆来的，他们已经比较认同这片土地，他们七十多岁了，内心安详而平静。记得我十岁的时候，来了十万上海知青，他们来了又走了，即使走了，我们仍然要感谢她们，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包括右派、和发配到这里的人，我的老师就是上海知青。新疆这片土地既接纳凯旋的英雄，也接纳落拓不羁的人。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一个特殊群体——八千柔弱女子的命运。这本书的写法很好，对后人有教育意义。现在的都市女性是无法和当年的湘女们比的，对国家的贡献、精神价值、对个人命运的塑造、崇高与辉煌，湘女都是很了不起的。这个题材，现在不搞都来不及了，还有山东、四川等地区的女性来到新疆，可以出一个系列的书。

王有才（著名作家，新疆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
作者一开始采访，我就在南疆遇到过他。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首先它的故事好，非常震撼、精彩，湘女用自己革命的激情、一生的岁月、命运的传奇感动着我们，湘女是有代表性的一群，是建设新疆的老一辈的典型。其次，这本书写的好，口述实录的方式好，作者个人化的渲染远不及实录厚重、真实，书中的几十个女兵，她们的声音还停留在六年以前，那时她们一生中最刻骨铭心记忆，几乎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很不平常，都很震撼。作者写得很踏实，可以看出他下了大量的功夫，采访、写作、思考、反复磨练。另外，出版社出的也好，丛书策划非常好，把这本书放到这一系列中，显得恰到好处。有些敏感的话题，比较不容易写到位，对出版社、编辑、作者都是一个考验。这本书把握得好，积极而又真实，非常有眼光，大背景下的敏感话题，该展示的都展示了，可以对历史有个交待。还有这本书宣传得也好，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快就出来了，新疆老兵的历史写得不够，宣传的也不够，这本书定位了湘女在新疆的位置，（原来对她们的关注都很不够）凸现了这一段历史。作为一个品牌展示出来了，提高了湘女的地位。

董立勃（著名小说家，新疆作家协会秘书长）：
读完这本书感受很深，我觉得的这本书不应该是卢一萍写，应该是我写。我从小生活在湘女身边，我是近水楼台，这让我心里觉得酸酸的。该我做得我没做，但我觉得作者非常了不起，其实这件事其他人也应该去做，但大家都只是这样想，没做。但他做了，说明他有想法，他投入他的精力、才华，更加用心，他就这样把许多人想做但没做的事完成了。他写的非常好，他是写小说的，很有才气，这本书的语言很独特，从他叙述上的纯朴、自然，也显示了他身后的文学功底。我喜欢他的语言和叙述方式。我把书放在床头经常翻，它常常给我带来一些感受。感谢作者为新疆和这一代人所作的非常有益的事情，感谢出版社把书出得这么好，有了这本书，关于新疆湘女的题材，再用纪实文学来写作，就是很难的一件事了，类似的作品可能不会再有了，同类的长篇小说也难以比得过它的分量。

叶尔克西（著名评论家，新疆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
今天这个会开得特别有血有肉，有喜、有乐、有悲、有幸福感，这样的会我以前经历的不多，感谢出版社，专程从石河子赶来的湘女阿姨和作者。

这本书我使重新思考真实，对于艺术与真实，我有了重新的理解。我每次写东西，经常对艺术与真实生活之间的空间把握不住，我发现生活本身的戏剧性比文学更具震撼力。作者对人物心理的触摸很值得琢磨，有些章节我反复读了好几次，每读一次都能受到震撼与冲击，今后如何在创作中衔接生活艺术与真实，我要从中学习。

这本书使我懂得一个写作者的态度，平时见他也是嘻嘻哈哈的，但阅读作品时感到了另外一种东西，通过对比我发现有一些作者有些急功近利，而本书作者对这一题材的态度，让我感到他是用心灵在写作，他有很多真实的情感倾注在里面，因而才能写得如此成功。

我非常喜欢韩子勇先生提出的这是一个纪念的年代的说法，过去的事情永远不可改变，对过去一定要带有敬畏的心理，这样人文精神才能传承下去这本书也会给我们和比我们更晚辈的人，留下一些具有人文精神的东西。

朱又可（作家、评论家，新疆经济报总编助理）：
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其中有两个故事，我掉泪了，很感动。这本书我认为应该是记者写的。国外的畅销书排行榜非虚构作品占多数，这本书因该拥有广泛的读者。作者的写作方式现代而又传统，把文学与真实很好的结合了。此外书中的任务其实也是作者，这本书应该说是湘女与卢一萍合作完成的，她们共同让真实呈现出来。过去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粉饰、拔高了生活，往往掩盖了真实，能够表达真实是非常重要的，这对我个人也是个启发。

现在感觉到记者每天奔波忙碌，既没有走向荒野，也没有走向人群，新疆作家在走出去，走出去也是一种能力，很多记者丧失了这种能力，应该把它恢复。

这本书释放了一种悲声，但它不是消极的，是有力量的东西。

沈苇（著名诗人、评论家，新疆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我见证了这本书诞生的全过程。

作者干的是苦力活，但是非常有价值。他的书出版时，新疆有一块大石头被运到湖南长沙，放到当年湘女们当兵出发的路口。石头是纪念，是抽象的，真实的具体的人的命运是用书来纪念，文字体现了血肉的、细节的、具体的力量，可以超越纪念碑的力量。

这种纪念代表了作者面对记忆的态度，有时人很暧昧，不明确，有时谈文学，谈文学化，有时我认为它是对文学的伤害，有些虚飘，而本书作者愿意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

新疆的土地适合出产两种文学，一种是最高的虚构、狂想式的；一种是最真实的记录。记录的力量有时会超越想象的力量，本书为八千湘女树立了一座文学的纪念碑。

周秀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编审、《人生中国》丛书项目部副主任、《八千湘女上天山》责任编辑）：
我带着崇敬和景仰来编辑这本书，我觉得很幸运能编辑这本高水平大部头的书稿，我能触摸到湘女们的热血与热泪。由于丛书编辑体例所限，一些珍贵的照片未能收入，文字也删去了一些。我曾经约一位解放军报的一位前辈些书评，他竟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他心中受到强烈的震撼，湘女们压在心中几十年的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这样的书，我好多年没看到了，湘女们的命运在我心中萦绕不去，我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

我的一个年轻同事读者本书到夜里三点多，第二天他早早起来又捧起了书，他是做图书宣传的，对各类书籍司空见惯，一般的书很难引起他的注意，可见这本书触动了他，也说明这本书能够在年轻一代读者中引起反响。
华夏影视集团的老总看这本书看了一夜，边看边哭，他说，没见过这么好的报告文学，不管他是否拍摄这部作品，他都要见一见作者。

这本书是我们京版书的骄傲，我们也欢迎其他新疆作家的力作。

卢一萍（新疆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八千湘女上天山》作者）：
在这里，首先我要感谢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和新疆作家协会在乌鲁木齐举办这次读者见面会。《八千湘女上天山》这本书能由京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我的荣幸，也是这本书本身的幸运。它是一部很粗浅的作品，出版社却给了它特别的关照和荣耀，这使我既感到荣幸，也深感惭愧。要特别感谢吴雨初老师，吴老师还担任着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副主席的职务，是这次全国书市的主持者，上午刚参加了书市的开幕式。为了能参加这次见面会，他推掉了下午的重要活动，特意赶来。还要感谢周秀春老师，她是我最敬重的出版家。周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负责任的编辑，为这本书的出版，她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记得，为了杜绝一些小小的错误，她多次打长途电话到新疆来询问和商榷。正是她负责任的劳动，使这本书能以这样完美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北京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都出版过大量优秀的图书，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很早就受过她的滋养，这次成功而愉快的合作，我知道了这个出版社之所以能推出如此之多优秀作品的原因。

还要特别感谢戴庆媛、肖业群阿姨，朱楚湘叔叔不顾高龄，从石河子赶到乌鲁木齐来参加这次见面会。我在石河子采访时，戴阿姨和朱叔叔给予了我大量的协助，提供了很多方便，最后，由各位阿姨凑钱，为我举行了一个由一百多名湘女阿姨参加的送别宴会。我知道，这些阿姨们是多么希望能把那段掩埋了的历史公诸于众。这也是我在书籍未能出版前一直内心难安的原因。这本书带我走进了那段特殊的历史，触摸到历史留在那时的痕迹；我也走进了湘女们平凡而伟大的 人生，他们如果现在生活的很好，我的内心就特别高兴；但我也采访过生活得十分艰辛的人，他们散落在生活的角落里，独自承受着命运的残酷。

这这本书我是从2000年3月开始采访的，将近六年才得以问世，我采访时阿姨们才六十多岁，现在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大，我接到的她们去世的不幸消息也就越来越多。不少阿姨关心着这本书的出版，把我奉为那段被遗忘的历史的代言人。不少阿姨临去世前夕还挂念着这本书的出版情况，有些阿姨生前没有看到，让子女把书焚烧在她的坟前。写作是个人的，但它又确实关乎着很多的人。由此，使我懂得，作为一个作家对社会和历史应当是有所承当的。在这里，我要代表湘女们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对报告文学没有什么研究，我认为它是一种最容易写又最难写的文体，是一种最不像文学的文学。它的灵魂就在于真实。失去了真实性品格，这种文体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关于这本书，如果取得了一些读者的认同，与我的关系不大，因为这件事的本身就很有力量，足以震撼人心，我只是一个收集者，记录者。原来写小说，过惯了虚构的文字生活，不要说表达真实，就是面对真实也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的历史中，触目惊心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已习惯面对虚假，真实的历史往往成为内幕，需要通过所谓的“揭秘”才能显示。高莽说，真实是刺人眼的，也是刺人心的。为了采写到真实的内容，我都是自己去寻找这些采访对象，我必须要做一个热心的倾听者，一个安静的晚辈。我想，这也就是阿姨们愿意把她们埋藏心里多年的往事告诉给我的原因。

这次对湘女的采访，使我更深的认识了生活，把目光重新拉回了地面。《八千湘女上天山》给我的写作重新打下了现实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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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传说”中的天山湘女

作者：中国商报记者/郑立华
来源：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2329   
  
55年前，十万解放军将士在新疆大漠解甲归田，为国家屯垦边疆。为了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八千湘女被招入新疆军队。这些女兵大多是知识青年，其中有大学高材生、有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也有大贾富豪的千金。

她们本被设计为安抚男兵军心的军嫂，但超越了军方期望的是，她们不仅仅贡献了劳动力和婚姻——她们孕育了后代，也孕育了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她们是荒原上第一代女医生、女教师、女拖拉机手，是“新疆荒原上第一代母亲”。

“唱出我们沉默的”

记者：关于女兵上天山的问题，好像多年来一直比较敏感、遮遮掩掩的，您为什么会对此感兴趣并关注？

卢一萍(《八千湘女上天山》作者)：这个题材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它是历史的一个伤疤,这也是遮遮掩掩、不愿示人的原因。但既然历史与时间有关,一旦社会向前进步了，这个伤疤就会被揭开。正如我在本书后记中所说的:“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检讨历史的标尺。很多东西我们虽然无法挽回，但至少可以记住它，至少可以使我们不再去重复那些应该检讨的行为。文明和进步，正是由此而来的。”

还原被抹杀了的大众记忆、清理出被忽略了的史实，是一个作家的良知使然,但这需要一定勇气。而这一点，正是很多作家所缺乏的，这也是这个题材50多年来没人有力地去触及的原因。

记者：本书是报告文学体例，材料必须要真实详尽。你做了怎样的调查和采访，其中遇到过哪些难忘和感人的经历？

卢一萍：报告文学实质上就是新闻报道的另一种形式。它之所以比一般新闻报道更有力，是因为它可以在真实性品质的保证下更深地触及事物的本质、多方位揭示事物的真相。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报告文学这个文体被商业目的败坏了。我写这部作品，初衷就是想竭力恢复其真实性品质，这也是我采用“口述实录”这种文本形式的原因。要做到这一点，对采访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没有可以取巧的空间。

当年的湘女们都已退休，流散各地、很难寻访。我先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采访完南疆，再沿准噶尔盆地周边采访完北疆，走了两万多公里路,不觉4个多月过去了。然后,我又利用各种机缘寻访了居住在乌鲁木齐和内地的女兵。

为了获得有用素材、为了让女兵说出自己要说的话，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以个人身份进行采访的，虽然我带有有关部门的“介绍信”，但我很少使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找到一些湘女的线索后，赶了上千里路，但见到的却是荒草掩埋的坟茔。

还有一件事是我不可能忘记的，有一位湘女一当兵就到了和田，然后一直生活在那里。我从喀什赶过去时，她刚好到外地治病去了，我只好离开。走到库尔勒后，她又回和田了，我也跟着返回和田。从库尔勒到和田走沙漠公路有1300多公里，从喀什到和田有500多公里，光这一趟就走了4400多公里路。但让我遗憾的是，最后她因无法面对人生的不幸和伤痛又拒绝了我的采访。我有什么办法呢？这就像我面对不愿说出痛苦往事的母亲一样。
记者：写作此书，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卢一萍：首先，我想表达的就是对这些女兵的敬意。还有，我是想“唱出我们沉默的”，高莽说过，真实是刺眼的，更是刺心的!我想告诉人们，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我们的过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很好地面对未来。

以女性的坚韧战胜了一切

记者：除了婚姻之外，女兵们对边疆的贡献还有哪些？

卢一萍：新疆2000年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屯垦兴，边境宁；屯垦废，边境乱。所以，湘女以及其他各地女兵的到来安定了屯垦部队的军心、促进了新疆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观念、方言和习惯，它们兼容并蓄，在新疆形成了一种开放、旷达、宽容的气度,使新疆再次具有了一种混血的文化特质。

很多人也承认，在这块遥远的国土上，没有谁做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但正如一位女兵所说的：“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真正的新疆。”

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她们的牺牲，就没有那些丰饶的绿洲；没有她们的牺牲，就没有新疆的屯垦事业；没有她们的牺牲，就没有新疆今天的稳定。

记者：女兵们在劳动中吃过哪些苦？受过哪些委屈？

卢一萍：在《八千湘女上天山》这本书中，有大量的文字是记述这种苦的,在这里很难言尽,但这种肉体之苦对女兵来说是能够承受的。在那个年代，她们也乐于承受、以此为荣。真正的苦还是婚姻所带来的内心的那种苦，那种苦是让灵魂备受煎熬的。

记者：关于女兵的爱情，组织安排和自由恋爱之间的矛盾是否可以看成是制度和人性的冲突？这样的事例有多少？

卢一萍：你说得很对。这样的事例现在已很难统计，但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是很多女兵一到新疆就必须要面对的。

记者：女兵们原来的作用是稳定军心，是否有人做女权式的抗议和斗争？

卢一萍：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介绍一下新疆当时的情况。新疆和平解放后，共有近2 0万大军驻扎在天山南北。决策者们以史为鉴，决定以屯垦来保障这块孤悬塞外的疆土的长治久安。毛泽东签署命令，新疆除了保留一个国防师外，其他部队立即“转轨换型”、垦荒屯田,也就是要他们化剑为犁、扎根边疆。但“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解放时，新疆的汉族人口才有30万。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所以,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就摆在了决策者面前——那就是官兵们的婚姻问题。新疆当时的汉族人口是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的,而道理很简单，有男有女才能组建家庭，有了家庭才能生养儿女，有了儿女才能扎根边疆，扎下了根才能最终达到屯垦戍边的战略目的。所以，早在1949年10月27日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将军给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就披露：“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大批女性当官兵眷属。”原新疆军区副政委张明儒将军也在《解放初期的新疆女兵》那篇回忆文章中说:“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信息之一……新疆当时的情况是，未婚男军人那么多，且多数人年龄偏大，而已到婚龄的汉族妇女又是那么少，内地的女青年又是逐步来新疆的。所以,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只是按职务、按年龄、按参加革命的时间分批逐步解决的……”

这种带有分配性质、强制色彩很浓的婚姻形式，绝大多数女兵一开始都做过抗争，有些甚至采取了自杀这种很极端、很绝望的方式。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和特殊的政治环境中，个体的力量是微弱的，绝大多数人的抗争是注定成功不了的。但这种抗争是勇敢的、弥足珍贵的，她们做了自己所能做到的努力。

湖南女兵们作为新疆戍边大军中特殊的一部分，也是以一种特殊方式成为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的。

可以这样说，她们自来到这里后就开始在这苍茫的大荒原上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演绎着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光荣与梦想。如果说惟有爱能战胜一切、惟有爱能挽留时光,那么，牺牲了爱的她们的生存自然要比别人付出更多艰辛。但她们以人类、以妻子、以母亲的坚韧战胜了那一切。

历史不该被抹掉

记者：读完这本书，我便想起了“命运”这个词。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自己掌握命运，可是现实生活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结婚当天就疯了”的女子，怎能逃脱所谓命运的安排？你在书里也提到了“命运”的字眼，但没有做太多诠释，可否具体谈谈？

卢一萍：命运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不是我能诠释清楚的。
但湘女的命运却是被组织集体决定的，失去了选择的可能,这也就注定了要产生悲剧。

记者：关于男人和女人，你认为边疆的男人和女人谁承载的苦难更多、更沉重？

卢一萍：其实，男人和女人承受的苦难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牺牲者。因为男女对爱情的渴望是一样的，都希望找到自己所爱的人、和他厮守在一起。

但进疆湘女大多是知识分子，她们对命运、对爱情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而当时部队的干部却大多是“大老粗”。这种结合，无疑会让女兵的内心承受更多的痛。

记者：很多湘女婚姻不幸、遭受各种苦难和打击，晚年回首时痛不欲生，我仿佛听见她们对人生意义的强烈质疑。在她们之中，有多少人怀疑和否定了自己的人生？

卢一萍：从我所采访的情况来看，对自己人生完全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比较少，她们肯定了自己选择到新疆来的带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初衷、肯定了自己在新疆的拼搏、肯定了自己对命运所做的尽可能的抗争,但很多人否认自己一生得到过爱情。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被怀疑的，但却又不可能被完全否定。

记者：被招募到新疆的女人中也有山东的寡妇，但你在书里没有多提，现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情况？

卢一萍：湖南女兵主要解决的是营以上干部的婚姻问题。山东是个老战场，许多男人在战争中都被打死了，所以就招收了大约25000多名山东妇女，其中有不少年轻寡妇，这基本上解决了连排干部的婚姻问题。从1949年随王震将军入疆的少数女兵算起，到1954年,共有40000多名年轻女性来到了天山南北的屯垦军营。

记者：女兵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孕育了后代以及爱、宽容和大义的精神，成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你采访的一个个女兵，她们的个体生命在历史全貌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卢一萍：历史是由个体完成的,没有个体就没有历史。

但作为共和国历史上首批大规模进新疆的年轻女性，后人听到的大多是关于她们的传说。我在采访时搜罗了兵团的史志,也很难找到有关她们进疆的记述，大多只有“某某年，多少名湖南女兵到我师”的字样。对于这句话背后的一切，则都没有记载。

卢一萍：记录荒原上第一代母亲

中国青年报记者、信息时报特约记者/燕舞

“或许不够惊天动地，或许不够辉煌磅礴。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正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群，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共和国从贫穷走向小康的历程中谱写着绚丽的篇章。”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人生中国”丛书，自去年启动以来第一批已出版《布衣人生》等八部，包括《八千湘女上天山》在内的六部作品第二批即将上市。记者日前与《八千湘女上天山》的作者新疆作家卢一萍展开对话。

对抗对大众记忆的抹杀

记者：卢先生是如何想到要写这个题材的？

卢一萍：《八千湘女上天山》最先是用影像的方式来表达的。1990年入伍到新疆后，我听说过各种版本的有关解放初期兵团人的婚姻问题。它们已经成为一个传说。所以，我一直希望拂去并不久远的历史尘埃，看到历史的真相。随着我在新疆生活的时间越来越久，作为一个作家，我意识到，不了解兵团的这段生活，就无法真正理解新疆。而我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这次采访为自己的小说创作积累素材，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发现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品质是一种独特的力量，八千湘女上天山这一题材需要这种真实性的品质才能揭示。

记者：素材积累阶段想必是很曲折的，哪些是特别令您难忘的？

卢一萍：我从2000年3月开始采访，原以为半年就可以完成。但新疆实在太大了———160万平方公里，你凭想象，不凭脚步去走，是根本难以体验她的广阔的。加之湘女们都已退休，流散各地，很难寻访，加之我想尽量走到最底层，去寻找那些普通的、在艰难困境中生存的对象，使采访的难度增加了数倍。我先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采访完南疆，再沿准噶尔盆地周边采访完北疆，不觉五个月过去了，粗略一算，我已走了近两万公里路程。

记者：这样一份记录，您认为它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卢一萍：我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全体湘女命运的一个缩影，也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它唯一的价值也许就是对抗对大众记忆的抹杀。

她们的命运呈现在我面前

记者：寻找这些湘女是不是遇到很多困难？

卢一萍：困难是有的。为了找到黄群英阿姨，我几乎找遍了库尔勒的大街小巷，她1951年从长沙参军，次年就因为车祸致残而与其他湖南女兵失去了联系。为了找到姚琼华阿姨，我给很多女兵留信，让见到她的人与我联系，她被我的诚心所感动，从塔里木盆地赶到乌鲁木齐，讲述了她的故事。可是很多女兵很难找到了，有时候你风尘仆仆地赶了上千里路，见到的可能只是一座坟茔，一抔黄土。或者是兵团团场那种特有的粗陋的、空荡荡的土坯房。

记者：她们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你吗？

卢一萍：有些不愿意。有位阿姨一当兵就到了和田，然后一直生活在那里。我从喀什赶过去时，她刚好到外地治病去了，我只好离开，车刚走到库尔勒，她又回和田了，我也跟着返回和田。从库尔勒到和田走沙漠公路也有1300多公里，从喀什到和田500多公里，光这一趟就走了4400多公里。让人遗憾的是，最后我去和田和她见了面，因为无法面对人生的不幸和伤痛，她又拒绝了我的采访。

记者：面对她们坐着，倾听着，对您本人而言这是怎样的体验？

卢一萍：面对每一位湘女，就是面对她们的一生———也是面对中国上个世纪多灾多难的历史。很多时候我无法承受那种历史带给人的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或重。我记得我在第三本采访笔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越往后采访，我的内心越觉得难以承受。因为我每采访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她们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那样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她们让我承受那无数个人生和无数种命运。”一百多位经历了历史风雨和人生磨难的母亲一次次给你讲述，讲述，足以使一个少年变得苍老。

特定时期的迫不得已

记者：我们模糊地知道，革命年代通常以组织的名义解决干部和军官的婚姻问题，这里有什么样的背景？
卢一萍：刚解放时的新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农业落后，人均占有粮食不足两百公斤，除去口粮、种子，所剩无几。而驻疆部队年需粮食近400万公斤。从关内运输，仅兰州到哈密，运价即等于粮价的七倍，如再运到伊犁、阿尔泰、喀什、和田等地，价格还得翻番。从前苏联进口，每吨粮价为300卢布，所需费用要数亿人民币，这对解放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时，策划了新疆著名的土匪乌斯满叛乱的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曾预言，“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

记者：那就是说，其后大批湘女的到来，是为了新疆的长治久安？

卢一萍：可以这样讲。当时的决策者只有采取历朝历代所实施过的政策，那就是依靠屯垦来戍守边陲。但自汉以降，历代屯垦无不陷入一代而终的局面。这使决策者们认识到，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让屯垦者扎根于此，使这里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家园。但新疆当时只有30万汉族人口，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所以，当时的汉族人口是不能解决驻疆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的。而道理很简单，有男有女才能组建家庭，有了家庭才能生养儿女，有了儿女才能谓之扎根边疆，扎下了根才能最终达到屯垦戍边的战略目的。正是在这个战略目的之下，当时实行了这种带有很强的由组织出面、带有“分配”特色的婚姻形式。当时的决策者也知道，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实施的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政策。实行“分配婚姻”，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婚姻方式。

记者：在今天看来，这样大规模的婚姻配置非常不可思议。

卢一萍：是的，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检讨历史的标尺。很多东西我们虽然无法挽回它，但至少可以记住它，至少可以使我们不再去重复那些应该检讨的行为。文明和进步，正是由此而来。唯有如此，那些做出牺牲的人才不至于白白地做出牺牲；唯有如此，才不至于有新的牺牲发生。

爱、宽容、大义和坚韧

记者：这些伟大的“新疆荒原上第一代母亲”，她们抗争过吗，难道从最初就是甘于奉献的？

卢一萍：对于她们这一代人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衡量。因为当时还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的婚姻模式，这种非自由的婚姻模式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婚姻“幸福”与否，“父母”只考虑自己的目的。只是这里的父母和媒妁变成了“单位”和“组织”，它更加强力，更难以违抗。有一点不同的是，湖南女兵是第一批被征召入伍的，她们有不少是知识青年，他们的初衷莫不是怀着满腔革命激情踏上进疆之路的，她们对爱情和婚姻的选择追求的是自由、自主，但相悖的是，征召她们主要是为了解决营团干部的婚姻问题，不要说选择，即使是抗争的可能性都很小。

记者：她们后来是否有获得幸福的可能？

卢一萍：这种婚姻大多年龄差距较大，绝大多数没有感情基础，所以幸福这个词对很多女兵来说，几乎是无从谈起。她们内心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在这块遥远的国土上，没有谁作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他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她们的牺牲，驻疆的二十万大军的军心就不会稳定；没有她们的牺牲，就没有那些丰饶的绿洲；没有她们的牺牲，就没有新疆的屯垦事业；没有她们的牺牲，就没有新疆今天的稳定。她们是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但她们孕育的不仅仅是后代，她们孕育的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东西：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

记者：这种特殊的婚姻对当地的文化和军民的精神生态有什么影响？

卢一萍：与湘女同时期进疆的还有湖南山东四川女兵，后来豫鄂苏津京等省市青年支边，以及不断押往新疆的十多万遣犯和六十年代十万上海知青来到，还有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四五年间，百万盲流因自然灾害涌进新疆。这些大规模的移民使新疆变成了一个移民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观念、方言和习惯，它们兼纳并蓄，形成了一种类似美洲大陆的自由而开放、剽悍而旷达、宽容而大度的风气。
记者：湘女们给后代带去什么样的影响？

卢一萍：湖南女兵多为知识青年，她们带来的是湖湘文化，她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言行影响着这里的人，影响着自己的后代，让这种伟大的东西在这里扎根，并与其它文化交融，它为新疆混血的文化特质注入了新的血液。现在湖南女兵已是70多岁的老人，有些已经有了曾孙，也就是说，已经有第四代人降生在新疆。因为他们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采访的很多女兵的儿孙都很优秀。
记者：您还特地配上大量的图片。

卢一萍：从这些图片中可以更好地触摸那时的历史。从湘女手中收集到的图片共有200多幅，大多比较珍贵，这是因为有关那个时期能留下来的照片本来就很少。所以那些照片历经风雨能珍存至今，的确不容易。有些照片是当时的随军摄影干事拍摄的，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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