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图腾，还是熊图腾？——关于中华祖先图腾的辨析与反思

霜叶红

作者：叶舒宪    转贴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06/15      
来源：http://www.guoxue.com/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60      

       由某种动物在民族或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媒介，由于被认同为自己的祖先而受到集体的崇拜，成为某种精神凝聚力的形象标的，这样的情况自古有之。中国的龙凤，古印度的神牛和神猴，古埃及的甲虫和鹰蛇，古罗马的母狼，等等，均是如此。19世纪后期兴起的文化人类学，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崇拜中发现大量动物祖先的观念。由于这种动物祖先在当地语言中叫做“图腾”(Totem)，人们就借用该词的发音，移植到西方语言中，并引发出热闹一时的图腾理论浪潮，对于人类学的原始宗教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直到今日，关于宗教起源的各种理论假说中，图腾说依然有不少支持者。在学术界以外，作家艺术家受图腾说的影响，在形象构思中纳入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出现了“原型”表现的新传统，相应的在文学批评界引出专门的一派，被称作原型批评、神话批评或图腾批评。
     图腾说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学界，激发出一波不大也不小的研究热潮。李玄伯《古史新探》以图腾观念来重新诠释古史传说；岑家悟《图腾艺术史》从图腾崇拜关照艺术发展历程。这在当时都是使人耳目一新的著作。80年代，文学美学界的图腾批评引入中国时，也迎来了积极的回应。郑元者的《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何星亮的《中国图腾文化》，都是一时之选。但是这次学界对图腾的热情不久又沉寂下去。因为缺乏理论方面的建树，终究难以为继。

    一、狼来了

    就在中国的图腾批评在学术道路上艰苦跋涉之际，流行歌手齐秦一首《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唱红了大江南北。可以说是第一次的“狼来了”。这首歌对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不陌生。人可以是狼，这样的唱词背后潜伏的远古信仰的迹象，只是被当作艺术语言的比喻修辞，远没有上升到图腾的高度来认识。尽管如此，“北方狼”还是出现在流行话语中。人狼之间隔膜与敌对的坚冰终于被打破，多少勾起人们对环境中日渐稀少的狼的记忆。
     当代创作中的狼主题再现，要数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虽然出自文坛名家，却没有怎么火爆，不过充当了“引子”，预示着“怀念”从个人蔓延到集体：“狼来了”。2004年至2005年的国内图书市场，最响亮的书名是《狼图腾》。首印是5万册，随后不断重印。如果算上大街小巷各个地摊上层出不穷的盗版和改版书，根本无法说清这部小说总共发行了几百万册。出版商们争先恐后跟风推出的《狼道》、《狼性经营法则》一类新书铺天盖地，也昭示着狗年的新动向。据《中华读书报》消息，因《狼图腾》引发的关于“狼族精神”的争论在社会各界展开，该书持续高居各大图书榜单前茅，很多教师、家长希望学生、子女也能一读此书。为消除书中因探讨价值观、民族文明方面的深奥问题所造成的阅读障碍，让更多的小读者领略“狼道”精神，出版社与作者又专门为儿童特别打造了《狼图腾》少儿版《小狼小狼》。
     小说原本是想象的故事，《狼图腾》却自觉承担起了重要的学术论说功能。作者给自己取的笔名“姜戎”，本身就有一定的颠覆性，不留心的读者往往会忽略这个名称的文化政治内含。同前些年一位苗族将军写的书名《我的祖先是蚩尤》对照起来看，其用边缘化的立场挑战华夏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观，用意还是明确的。小说出版的策划人安波舜在“编者荐言”中不惜拿出耸人听闻的一个标题——“我们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显然这部小说已经把文学写作变成了文化史的专题考据。
     《狼图腾》考察的结论很明确：中华龙图腾是从草原狼图腾演变而来的。在狼图腾和龙图腾之间，还有一个饕餮图腾的阶段（《狼图腾》第407页）。听起来好像不无道理，但是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一般读者，显然无法判断其虚实。我们的祖先时代是否普遍崇拜狼呢？
     小说结尾最后的几行字，充满了今非昔比的感伤：“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这样的悼词性修辞，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最后的莫西干人》或《最后一个匈奴》之类的名目，不由得会引起对生态环境的反思。再看看书后附加的洋洋数万言的“讲座与对话”，不难体会到作者为中华文明重新寻找文化认同的一片苦心。跟随作者的思路，不少人认可了书中的观点：龙所代表的封建精神，压抑了民族的生命，只有恢复狼的精神，民族的腾飞才有保证。
     这种集体性认同或许就是一大批弘扬“狼性”或者“狼道”的跟风出版物能有市场的重要原因。很可惜的是，学界对《狼图腾》的态度似乎是保持沉默为主。一部小说的超级大流行，演化为一种文化现象。随着小说英文版权的出售，电影改编权卖出100万元的高价，以及寻求好莱坞大牌导演的宣传，一场重新认识中华图腾的传媒风暴正在到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学界知识界和教育界的关注，从学术上认真对待狼图腾说，以避免由小说虚构而导致的认识上的误导。
     中华文化的图腾祖先真的是狼吗？

      二、狼图腾，还是熊图腾？

    如果要找出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之中较为普遍的的一种崇拜物，龙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但是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龙并非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动物。作为远古神话想象的虚构生物，龙自然有其神幻意象的来源和基础。最近在我国北方的考古学发现不断表明，龙确实来源于现实中的动物。这些动物原型包括猪、鹿和熊。其中熊作为崇拜偶像出现在5500年前牛河梁女神庙之中，尤其引人注目。而且，与神话传说中的华夏民族共祖黄帝直接有关联的，看来也是熊。再参照北方萨满教传承中有关熊的仪式、信仰和观念，可以说熊图腾存在的依据，显然要比狼图腾充分得多，也悠久得多。
     《狼图腾》一书中引用了不少史书和学术著述，来证明狼如何受到崇拜。但是那些说法都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东西。其年代不会比文字的使用以前更早。要想证明龙图腾源于狼图腾，就必须探索史前文化的情况，诉诸非文字的实物资料：或者来自考古发现，或者来自传世的收藏品，等等。蒙古草原上的史前文化，以赤峰为代表的红山诸文化最为突出，那是8000~4000年前，由兴隆洼文化延续至夏家店文化，持续四千年之久的玉器文化。如今要考察北方草原生态下史前人类的图腾究竟为何，则非红山文化的玉器莫属。从现有的红山玉器造型看，可以说狼的形象是罕见的。至少就目前已经正式出版的红山文化书籍中，几乎就没有什么著录。而玉雕的熊形象则较为普遍。姜戎把内蒙古三星他拉的玉龙解说为狼首龙，缺乏确实的根据。
     2006年4月，笔者和北京大学东方学院的陈岗龙教授、赤峰学院院长德力格尔教授、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子锋教授等学者，一同考察了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区域，在各地的考古现场和旗县博物馆及文物部门，搜集相关的考古文物资料，经初步分析显示：熊作为中华北方史前图腾的一条主线，已经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三、熊图腾与史前女神的对应

    从整个欧亚美大陆看，考古学家在石器时代造型艺术中发现的众多动物形象中，熊具有特殊的地位。熊和蛙、鸮等动物都是作为复活女神的化身而出现的，并不只是代表该种动物本身。换言之，史前人所崇拜的动物神往往不是单纯的自然崇拜。以熊而言，其在史前信仰之中的基本神格便是再生、复活之神。进入文明历史中，熊女神的各种遗留形态依然清晰可见。如古希腊阿尔忒弥斯女神节上，一位女祭司身穿黄袍，将阿尔忒弥斯女神扮演为一只熊。在中国的民间舞傩仪式上也有类似情况：披上熊皮而舞蹈的师公俨然以下凡的熊神自居。
     从进化的历程看，熊是数百万年以来猿人狩猎活动的重要对象之一。人对熊的认识和熟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大约五十万年前，人类就大量捕食过熊、野猪等物种。将熊当作宗教崇拜的对象，也是迄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人类最初的宗教活动的证据。生活在十万年前至四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洞穴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在石头摆成的圆圈形祭坛中央，安放着熊的头骨。这一景象给宗教史的起源研究带来极大的刺激。
     北方地区的熊所特有的季节性活动规则，尤其是冬眠的习性，更加容易给初民造成一种能够死而复活的印象，于是就在史前信仰之中成为代表生死相互转化观的一个神奇标本，成为被崇拜的神秘和神圣对象，这也就使它充当了图腾观念首选的物种之一。
     从世界范围看，熊图腾的分布非常广泛，其传承渊源较为古老而且分布地域相对集中的是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北方地区，以及北美地区。熊图腾的流传对于处在这一广大地区内的不同民族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日本阿伊努人的熊祭仪式；韩国的和我国鄂伦春族、赫哲族、蒙古族的熊祖先神话。中国史前的红山文化玉器出现“熊龙”这样的神话生物，并非偶然。
     近20年以来的史前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境内的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将人工制成的熊形象作为神来供奉，已经形成了相当悠久的传统。当时人制作熊神偶像的材料多种多样，有石头的、玉的、蚌壳的、泥塑的，等等。更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再到4000多年前的小河沿文化，熊神偶像似乎都是作为人形的女神形象的象征对应而出现的。下面举出这三种文化遗存的偶像作为例证：
     例证一：林西县博物馆藏石雕卧兽，距今75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该雕兽红色凝灰岩，质略粗松，外表有一层灰白色土沁。从表面观察，给人的印象似猪又似熊，和红山诸文化所见的同类哺乳动物造型一样，一时难以确定究竟是猪还是熊（于建设主编：《红山玉器》，远方出版社2004年）。稍仔细地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其更加近似熊的特征，有三点证明：其一，该兽在表现上不突出刻划其四肢，而在背部特意刻划出分明的脊骨节，使人想到北方猎熊民族保留熊骨植的风葬方式。如我国鄂温克人神话《熊风葬仪式的来历》就对这一重视熊骨的现象做出过特有的解释。该神话说，熊对上天提出要求：“人吃我是可以的，但不得乱扔熊的骨头。”上天同意了。所以鄂温克人对熊实行风葬（黄任远：《通古斯－满语族神话研究》）。这种视骨头为再生之本的观念，是史前人类由来已久的生命观之体现，一直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其二，石兽身体下方隐约刻划出的是爪，而非蹄。如收录该石兽图片的《红山玉器》一书的说明：“兽腹底部隐约可见卧爪。”我们知道猪或者野猪都是只有蹄子而没有爪子的，所以这个细部特征也暗示着兽体下熊爪的存在。其三，兽头上耳部造型，明显呈现为熊的小耳，不是猪的大耳。
     例证二：赤峰博物馆藏蚌雕熊神像。距今4870年，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镇的蛤蟆山，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河沿文化（该地区紧接红山文化之后的原始遗存）。其造型外观明确没有争议，因此被命名为“熊形蚌饰”。雕刻这一熊偶所使用的材料是利于长久保存不易腐朽的蚌壳。与它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蚌雕人形偶像。这就再度呈现出熊神与人形女神像对应存在的关联模式。
     例证三，便是80年代具有轰动性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5500年。庙中除了出土泥塑的女神像之外，还同时发现了真熊的下颚骨，以及泥塑的熊头下部残件。这次考古发现充分表明：熊是作为史前神庙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红山先民的特殊礼遇的！而且还再度有力地证明了女神崇拜与熊神崇拜的统一性、对应性。
     综上可知：在赤峰地区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先后三次发现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几乎每次都是熊的形象与女神形象对应出现。这就明确提示出中国北方史前女神崇拜与北美、西伯利亚、日本北海道和韩国的动物图腾———熊神崇拜之间的文化关联。这种联系与欧亚大陆西端的石器时代熊女神崇拜形成跨文化的呼应对照，值得考古学、宗教学和民俗、神话学者给予关注。
     熊女神偶像崇拜在人形与熊形之间的对应，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形成了长达数千年的深厚传统。而内蒙古南部地区又与河北、陕西、山西北部地区相互联系着，那正是传说中曾经发生中华始祖神黄帝与炎帝大战的地区（距离内蒙古东南部不远的河北北部有涿鹿县，该地名即是对那场史前大战的纪念）。从伏羲和黄帝等远古祖先的名号中都有“熊”字的现象来推测，中华成文历史在开篇之前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女神传统与熊图腾传统，那些圣王、先祖们名号中的“熊”符号只是对那遥远的逝去的远古时代的依稀追忆而已。借助于20世纪后期主要的考古学发现材料，我们可以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汉字书写文明开始以后有关熊图腾、熊崇拜、熊占卜、熊禁忌的种种现象，寻回那失落已久的古文化层。

    四、熊龙说与欧亚大陆的熊祖神话

     欧亚大陆的熊祖神话故事的核心是确认本族人的祖先与熊这种动物有着血缘上的直接联系。作为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证书，熊祖先神话不只是讲来欣赏的文学故事，它更发挥着实际的社会建构与整合功能。檀君神话与朝鲜人的文化认同，黄帝神话与华夏的认同，背后潜伏着的是同一种熊神祖信仰。
     华夏第一图腾动物———龙，从发生学意义看，与熊有直接关系。红山文化女神庙的发现给龙的起源研究带来新局面。解读女神庙出土的熊与泥塑的蕴涵，提出从熊女神崇拜到熊龙的发生线索，可揭示出在后代父权制的中原文明中失落的女神神话传统。猪龙、熊龙和鹿龙等新的假说，就是建立在出土的玉雕像实物基础上的。这意味着：过去局限在文字训诂和文本窠臼之中的龙起源问题，由于考古学视角的出现而改观。牛河梁女神庙下方的积石冢就出土一对玉龙，起初被当作“猪龙”，后来孙守道、郭大顺等考古学者改变看法，又提出“熊龙”说。理由是：“这类龙的头形、吻部、眼睛形状，特别是有耳无鬃等主要特征看，非猪的特征，其短立耳、圆睛却与熊的一些特征相似。这与女神庙中泥塑龙具熊的特征正相吻合。”（郭大顺：《龙出辽河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与双熊龙相对应，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积石冢还出土有双熊首三孔玉器。按照考古学家金芭塔斯的说法，双头或者成双的动物是母神再生产功能的象征。这样就使墓冢中作为葬器的玉熊与庙宇中作为神偶的泥塑熊相互照应起来，成为母神职能的不同体现。女神庙中的女神头像已被考古学家指认为“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苏秉琦语）。结合至今在北方流传的熊祖神话，以及上古时期楚国君王姓熊的事实，熊龙玉像符号背后的意蕴是：“龙的传人”之中当有重要一部分为“熊的传人”。

霜叶红

作者：程玉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06/15   

        自2004年4月《狼图腾》一书问世以来，长期占据国内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不仅在国内引起各阶层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思考，在国际上也引起了众多出版机构和媒体的重视。目前，在google网上输入关键词，约有703000项符合“狼图腾”的查询结果。诚如评论家白烨所言,《狼图腾》的阅读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这部长篇小说出版的策划人安波舜在发出“我们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这一聚讼纷纭的叩问之后，便以赞颂作为回答，“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进而预言，“阅读此书，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享用不尽的关于狼图腾的精神盛宴”。

     在“席殊书屋”中，康庄积极地回应了安波舜的说法（“狼———特别是蒙古的草原狼———这个中国古代图腾崇拜和自然进化的发动机”），以《狼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为题写下了长长的读后感。首先他直言阅读《狼图腾》引起的震惊，“是具有某种颠覆性的”。因为它“引狼入史”，超出了日常阅读视野和想象。此前，尚无一部书能将“狼”的生物性，与“狼”在历史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精神性”，如此天衣无缝地勾连起来。锋利的狼牙如同一根根锥子，血淋淋地楔入并咬透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填补了历史与文学史的重大空白。然后作者分析了“狼图腾”作为一部鸿篇巨制的核心理念，在文本中的三个层次的递进关系。其一，“狼图腾”文化是中华文明史上无可否认的一个存在事实(草原生活、草原历史和小说人物)；其二，游牧民族为什么信仰“狼图腾”(群狼与小狼的故事以及情节走向的内在逻辑推动)；其三，“狼图腾”在悠久的历史演变中的深度作用力(结语的纵深探掘)。文章还探讨了小说的“宏大叙事”这一极难驾驭的创作方法、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叙述语言、令人过目难忘的文学细节、反流行小说的实验性文体等，认为该作品是“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与学术性的高度结合”，在文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生态环境学等各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与审美价值。

      《文艺争鸣》在2005年第2期、第3期推出了“关于新世纪文学”专栏，发表从不同角度研讨新世纪文学的文章。其中，王学谦的《〈狼图腾〉与新世纪文学的生命叙事》与李建军的《是珍珠，还是豌豆？———评〈狼图腾〉》则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给予《狼图腾》这一长篇小说以迥然不同的评价。王学谦认为《狼图腾》以其叙事对象的陌生化、叙事技巧以及小说文体方面的独特性与当今日益都市化、日常化的文学叙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构筑了自身的审美价值。李建军则认为《狼图腾》实属平庸之作，只因成功的商业炒作成为巨大而虚假的文学奇观，呼唤评论界不要因其商业上的成功而蒙蔽批评的双眼。接着，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和新锐批评家的李建军连续写出了《必须说出的真相———再评〈狼图腾〉》和《小说病象观察假言叙事与修辞病象———三评〈狼图腾〉》，认为：“如果说，偏执的主观性导致了《狼图腾》主题和价值观的混乱，那么，对常识的颠覆则把这部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变成价值观可疑、艺术性贫乏的失败的话语事件。”

        著名作家林希干脆斥责由小说引发的“狼文化”热是市侩哲学的大杂烩（参见《“狼文化”与市侩哲学》，《光明日报》2005年4月15日）。狼崇拜的文化张力，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性，更是社会转型期浮躁心态的恶性膨胀，必然挑战社会道德标准，使破坏性的市侩哲学变得合法。而市侩哲学以它被民众认同而带有极大的欺骗性，“狼文化”冲击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价值观念，将处于困境的社会弱势群体推进自馁的深渊。针对林希的质疑，安波舜辩解说，《狼图腾》所宣扬的“狼性”，是号召现代人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强调个人在群体中的作用，林希此举势必曲解了《狼图腾》的创作本意。面对这种回复和类似的反应（如扬民的《狼文化不是市侩哲学》等），林希又一次提笔：“如果狼文化只是针对羊文化提出来的，诚如安波舜先生所说，我们大可不必情绪化，事情的本质是狼文化是针对人性文化提出来的，而由狼文化所衍生出来的市侩哲学，正是对人性文化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挑战。”（参见《再说狼文化与市侩哲学》，《天津日报》2005年10月16日）文化批评家张闳在《〈狼图腾〉：“文化食腐者”的精神盛宴》中进一步批判《狼图腾》之所以成为商业圈、权力圈，乃至任何置身于社会竞争中的人士的生存哲学的教科书，是因为“狼性”哲学为这些“强者”肆意践踏基本的人性准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道德辩护词。从这个意义上说，“狼性论”是强盗逻辑与市侩哲学的奇怪的混合物。通过文学来集体注射“狼血”，更接近于一种集体性的精神巫术。
  
        与以上众多执著的论述不同，任林举表现出少见的轻松。在《人性、狼性以及标准的多重性》一文中，他认为从艺术评判的角度说，一件艺术作品，能够通过它有限的艺术表现，震动一下情感、情绪，反映出某些客观世界的本质，提出一些触及灵魂和一些涉及生命、生活的问题也就够了。狼文化引发的由狼性反观人性，却是全方位的关照，这样，人类注定会陷入自我迷失。著名批评家李敬泽也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在肯定《狼图腾》是一部好小说的同时，也看到“作者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写一部好小说，他在其中还阐述了某种宏大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而用“狼性”、“羊性”这种简单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的文明进程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更不能解释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这种说法只是满足了大众对简单通俗的历史观的需求，是一种慷慨激昂的媚俗”。

虎子

作者：梁玲  （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博士  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来源：http://www.sssa.org.cn/

内容提要：狼文化之所以能热起来，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狼性精神的现代置换缺少深入的分析，同时对这种置换的价值缺少冷静的思索。在个体人格层面、社会层面、国家与民族范畴，当代狼文化对传统价值观进行了错位的置换和失范的解构。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深层认识的话，我们就无法认清被精心打造过的狼文化意识形态背后的虚假本质和负面价值。

关 键 词　置换　价值观　解构　斗争哲学

前一阵子，在《狼图腾》的热销过后，《狼道》、《狼魂》、《酷狼》、《像狼一样思考》等也随之席卷而来。这一切烘托出了一派狼文化方兴未艾的蔚然景观，一幅狼崇拜到处流行的“壮丽画卷”，一场狼精神四下鼓吹的喧嚣声势。诚如王朔先生的一句名言——动物凶猛。

狼这种动物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并不是一个什么光彩的角色。比如，小时候，“狼来了”的故事，几乎是每个母亲教育孩子的素材，算是开启儿童诚信教育的先河，它让几乎所有不谙世事的孩童，都恐惧于撒谎的代价——被凶残的恶狼吞噬；“小红帽”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在这个故事中，大灰狼除了具有嗜血吃人的本性外，还被赋予狡猾成性、阴险狠毒的特点。在中外所有的古代寓言故事中，狼与羊都构成了一对绝对对立的矛盾主体；如《聊斋志异》中关于狼的故事，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在蒲松龄的笔下，狼与羊的对立被狼与人的对立所超越，更重要的是，《聊斋志异》中的狼还被赋予了抽象的制度内涵——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

说实话，在千百年来我们传统文化中，狼的形象实在是不怎么样。狼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凶残、狠毒、罪恶、狡诈、虚伪等联系在一起的。从美学意义上说，狼是与恶而不是与善、是与丑而不是与美紧密相连的。所以从价值的角度看，狼更多地具有负面而不是正面、消极而不是积极的社会价值元素。我们相信，传统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有着它自身的道理。原始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威胁来源于以狼为代表的野生动物。这样，人类社会自身的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把狼等食人野兽推向自身的对立面。也就是说，狼被赋予抽象的邪恶象征符号，符合人类生产与生存方式及其原始思维模式。这里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随着人类适应自然能力的增长，为什么独有狼这种动物，没有被人类的美学价值体系“宽容”和“并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可能说明了人类传统价值体系的根深蒂固。但也可能正是这种根深蒂固，才有了今天我们的某些文化产品制造者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解构和颠覆，其实在这里，我们还是多少能够看到一点所谓后现代解构思潮的影子。也许正是传统文化中狼的形象有着巨大的“重构”张力，所以才给新意识形态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机会和土壤。

解构本身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解构，解构得是否合理，是否规范，是否有价值？今天我们的文化产品制造者们，操起了“解构”的快刀，手起刀落，似乎一定要来个不折不扣的颠倒，来个彻头彻尾的转换，才肯罢手。于是，狼的公众形象从可怕变成了可爱，从陌生变成了亲近。凶残、狠毒转换为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狡诈、虚伪转换为现代人的生存意识。我们可以从３个层次分析这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改造和置换。

首先，在个体人格建构上，狼性中的嗜血变为现代人必备的血气方刚，狼性中的好斗变成现代人必备的好勇斗狠，狼性中的搏杀变为现代人必备的手下无情。在《狼图腾》中，主人公通过“与狼共舞”的经历感悟到的是，“生命的真谛不在于运动而在于战斗”［１］“生命是战斗出来的，战斗是生命的本质”［２］，也就是要像狼那样时刻为战斗准备着，为生命而不惜流血牺牲。几乎所有的“狼”系列出版物，都声称狼是一种伟大的动物。它们甚至感叹，人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动物，但在现代社会，人正在丧失一种在远古时代就曾经具有的精神素质，而这些却在一些动物身上有着近乎本能的体现。言外之意，这种本能就是动物的原始本能，也就是狼性中的嗜血冲动、奋勇搏杀。这难道就是狼文化所“教导”我们的——现代人的人格构成和气质特性？一种更为错位的置换是，“狼的捕猎与杀戮，并不是生活的目的。狼的生活目的是为了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或者说，狼的生活目的就是生活本身”。［３］这看起来颇有哲理的话，用在狼的身上，就把狼给人化了，使狼也披上人的外衣，让狼也拥有人格的力量——自由、独立和尊严。这样的一种现代置换，既尴尬又牵强，其基础和根基是否牢固，着实让人怀疑。

同样，狼文化的制造者们也不忘在社会层面上，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教益”。在这里，狼群的分工协作被隐喻为团队的合作精神；狼群的集体行动被理想化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法则；狼群的嗜血攻击被推崇为社会阶层内部、社会族群之间毫不留情、野蛮相争的斗争原则。最近个别企业公开资助开设“狼文化网”，同时毫不掩饰地宣称：“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狼文化”，就是要在市场竞争中，对内发扬狼群内部的合作精神，对外则和对手拼个你死我活，为猎物（市场）来个你争我抢。同时他们也认为，对于团队来说，社会就是利益角斗场；对于企业来说，市场就是战场。在社会上，面对对手，你就是要争权夺利；在战场（市场）上，面对敌人，你就是要手下无情。如果有人侵犯了你的利益，就要与之角斗；如果有人瓜分你的市场，就要把他‘消灭”。这究竟诲人以什么样的哲学？这难道就是狼性精神在市场经济社会下的现代置换？

《狼图腾》从历史上一路写来，宣扬一种残酷的竞争。如，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蒙古草原与狼打交道的日子里，总结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竟然仅用区区十几万骑兵就能横扫欧亚？……这个一开始连自己的文字和铁箭头都还没有、用兽骨做箭头的原始落后的游牧小民族，怎么会有那么巨大的军事能量和军事智慧？……难道他们靠的是狼的智慧和马的速度？狼的素质和性格？以及由狼图腾所滋养和激发出来的强悍民族精神？”［４］“农耕的汉族没有卓越的军事狼教官、没有狼陪练不间断的严格训练”［５］，“一个民族的保家卫国的军事才能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本。”［６］“其实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他们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喝牛奶、吃奶酪、吃牛排，织毛衣、铺草坪、养狗、斗牛、赛马、竞技体育，还有热爱自由、民主选举、尊重妇女等等的原始游牧民族遗风和习惯。游牧民族勇敢好斗顽强进取的性格，不仅被他们继承下来，甚至还发扬得过了头了。……西方民族为什么后来居上，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难学到手，中国的卫星不是也上天了吗。但最难学的是西方民族血液里的战斗进取、勇敢冒险的精神和性格。”［７］所以对此就有人发表高论，认为要拿出点狼性精神去争一争，抢一抢，否则就会遭排斥、挨欺负。这种说法，充满着弘扬狼性争斗精神的腔调。

可见，对狼的传统形象的颠覆，对狼性的现代解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错位的置换，宣扬的是一种暴力文化、一种斗争哲学、一种角斗法则。我们不否认“斗”的局部的积极的意义，但一些文化产品制作者们这种彻底的颠覆，全面的瓦解却成了一种失范的解构，它是否合理，是否合情，值得商榷。刚刚过去不到３０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可谓记忆犹新，那场运动所充斥的斗争意识、斗争哲学，及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难道还没有让我们心有余悸吗？即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对竞争的本义也绝不是你死我活式的争来抢去，而是共生共荣的妥协合作。“市场经济能够运行的原则是交易的双方本着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通过妥协、协商，寻求合作的剩余利益。”［８］这是一个经济学者研究一辈子得出的看似简单，却又极为深刻的结论。那些以市场竞争为借口复活并鼓吹狼性精神的人，确实需要补充一点经济学常识。同样需要我们深入思索的是，血性是否意味着刚毅，野性是否等同于坚强，嗜血与置人死地有何异同，冷酷与无情界限何在？狼时尚的制造者们对狼性恶的一面完美的包装，是在唤醒人性的恶，还是矫饰人性的善；是在制造适应市场经济的人性特点，还是在制造瓦解市场经济的人性弱点；是在补充传统文化，还是在颠覆传统文化中的正面价值？

狼文化的包装者们也许会辩争：因为有市场需求，才有了狼文化的盛行。言外之意，是因为人性本身、社会本身潜藏着“斗”的因子，埋藏着崇拜狼性精神的心理需求，才有狼文化的横行市场。这个意思是不是说，人们血脉中有“斗”，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迎合它？就可以制造文化产品去满足它？就可以以此为卖点大发横财？不错，人性中有“斗”的因素，但这正是需要我们抑制的人性弱点，这正是需要我们整个社会有效疏导、有效控制的。而狼文化的鼓吹者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需要抑制的东西，把危害社会的人性弱点拿来炒作并当作赚钱牟利的工具和手段，其结果就是，非但没有完善人性，反而无端释放兽性，于是“好勇斗狠成硬汉，出言不逊是英雄”，于是“冷酷无情受追捧，厚颜无耻惹人爱”。所以，并非人们愿意斗，而是有人在激发这种“斗”、挑惹这种“斗”、怂恿这种“斗”。

也有一些学者非常“中庸”地指出，狼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补充和发展。《狼图腾》中有言：“……儒家文化，从存在和意识两个方面，软化了华夏民族的性格，……也就牺牲了民族发展的后劲。”不知这是对儒家文化的误解，还是对儒家文化的无知？的确，我们的儒家文化，讲究仁和礼、强调中庸，重视伦理治国，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因子太温文尔雅了，太恬静如水了，所以需要我们的血液中多一点野性，才能立足于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这多少有点霍布斯丛林的味道。但我们的文化缺少“斗”吗，缺少“争”吗？我们的传统文化正是因为意识到“争与斗”的人性弱点，才讲究以礼服人，以仁行政，以德治国。

也正是因为包装者们的不遗余力，也正是这样一种失范的解构，今天，以狼为噱头的，已经不止于某些出版社，有些企业则是以塑造企业的“狼文化”为标榜，把狼的“野性、激情、挑斗”作为构筑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倾力打造。因特网上“狼文化网”独树一帜。以至服装市场上，“野狼文化衫”不是也“红透半边天”了吗。还有，据说南方某地，正在流行一种“狼性教育”，期望给孩子从小打下狼的精神“胎记”，……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狼崇拜的文化张力……是社会转型期浮躁心态的恶性膨胀，”这种恶性膨胀，“必然挑战社会道德标准，使破坏性的市侩哲学变得合法”。［９］对传统价值观的解构，如果不能实现合理的价值取向，那么这种解构的意义何在？也许狼文化的负面价值可以引起给我们的思索！

参考文献：
［１］［２］［４］［５］［６］［７］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７１、１７１、６１－６２、６２－６３、６２－６３、１９５
［３］若木等．狼道·强者的生存法则．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１５
［８］茅于轼．何必较这个真．读书，１９９６（２）
［９］林希．“狼文化”与市侩哲学．光明日报，２００５．４．１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