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金戈英雄血 年年旧梦绕“驼峰”——《行走驼峰的日子》拍摄侧记

梦的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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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泽民主席访美的日子里,“驼峰”那609架飞机的碎片,那段蘸着鲜血、燃着战火的碎片终于被云南电视台粘合成大型专题片《行走驼峰的日子》在美国华盛顿“历史的记忆”展览活动的放映厅播出了。那些曾无数次踏上过被认为是不归路却又奇迹般返航最终能回到自己国家的老兵们在片子中拾回了自己年轻的壮怀与豪情。更让人惊讶的是,没经历过战争的中年人甚至是青年人中也有许多人熟知“驼峰”。一时间,“飞虎”队员重新又成了英雄偶像——两个国家、两国人民共同的英雄偶像被崇拜、被敬仰。“驼峰”,“驼峰”在哪里?半世纪苍桑,那曾硝烟弥漫的蓝天只有白云悠悠,“驼峰”抽象为史学家在地图上标注的一根曲线,一根如骆驼的双峰那样绕了两个大弯的航线。那是怎样的两个大弯呀,绕过喜马拉雅山脉、折向横断山脉航程比直线距离拉长了一倍的两个大弯。岁月悠长,“驼峰”究竟在哪里?凡是有意去寻找的人都能在那些峰峦叠幢之中或多或少的找到一些飞机的残片,而当《行走驼峰的日子》摄制组行走在“驼峰航线”时,却时时受到历史冲击波的冲击,因为他们找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那就是和平和友谊。


　　　　　　　　　　　　　　聆听“驼峰”

　　真正的史诗总在民间流传,真正的英雄活在百姓心中,“驼峰”是百姓口中有声的历史。绵延数千公里,“驼峰”航线在死神的爪缝间蜿蜒,那些在异国战斗的美国小伙子们用他们的热血书写出一个个英雄的传奇。而中国人民也在有口皆碑地表达着对英雄的敬意。在云南祥云县城边的-座小山上,摄制组的镜头在一个为美国空军飞行员——罗伯特·莫尼中尉立的纪念碑前久久地定格。这个纪念碑在片中显得极为重要,这是历史的证物,它记载着一个在全县广为流传的英雄故事:1942年12月26日,罗伯特·莫尼申尉架飞机与来犯的日本空军飞机在祥云县的上空作战,在击落两架敌机后,他的飞机也不幸中弹起火。为了不使飞机坠落城中,他把下落的飞机拉起来飞过城区。县城保住了,可他失去了跳伞的最好时机,因而身受重伤。人们把他送到了祥云县的董济元医生那里。董济元医生用了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药品全力救治，但因伤势过重,莫尼中尉牺牲了。为了纪念和自己共同抗日的朋友,董济元医生在祥云城里发起了修建纪念碑的募捐活动。于是全域的老百姓都踊跃解囊,连乞丐都捐了钱。随后,董济元医生把莫尼在空战中与日军撤战的全过程,以及自己抢救莫尾的具体细节写信告诉了莫尼的家人。就这样罗伯特·莫尼家与董济元家的书信往来长达十年之久。美国军人在天上冒死飞行,中国人民在地上倾力支持:为了方便飞机起落,中国民众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云南用石碾子碾出了十几座机场;为了保障飞行员的给养,当地人拿出了最好的食物:为了保护跳机飞行员的安全,云南的村村寨寨之间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救护网。这种肝胆相照的密切合作一直是“驼峰”历程中的主旋律。


　　　　　　　　　　　　　 触摸“驼峰”

　　日出日落,历史怆然独行,随手合上了一扇扇的门。一片飞机的残片、一把当年飞行员留下的匕首、一个曾修建过机场的石碾子,都成了摄制组叩响历史的敲门砖,叩开了一个个散落在“驼峰”航线的故事,或真实或传奇。摄制组从昆明一位收藏家那里寻访到一把被称为“丛林之王”的美军飞行员军用匕首。这是收藏家从高黎贡山密林深处的一个山民那里得到的。但探寻匕首背后的故事,又让摄制组非常遗憾。因为岁月久远,摄制组无法找到当年的那个山民,这样也就无法印证关于这把匕首的种种传说,所以在这个非常严谨的专题片中,这个故事没有出现,但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相信这段传奇的的确确存在于那莽莽的密林中。

　　60年前,这把匕首的主人,一个不知姓名的美国飞行员因坠机身受重伤落在高黎贡山密林深处的一个傈僳村寨,而这里已被日本人占领了,飞行员被村里人救起,并藏了起来。但日本人很快来了,他们威胁村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交出飞行员就活活烧死村里四位德高望众的长老。几天后,飞行员因伤势过重牺牲了,村里有人说,把尸体交给日本人吧,一个死人可以换回四条活人的命。但这四位长老坚决不同意,他们的理由朴实而简单:“如果是朋友,即便他死了,他仍然是朋友,他仍然是活在我们心中的活生生的人。也许我们不能将他送回家乡,但决不能将他交给敌人。”最终,达不到目的的日本人将这四位长老用慢火慢慢地烤死。在摄制组行走在驼峰的日子里,他们听到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今天让我们震撼,而亲历者们却平平淡淡地这样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摔倒,都会把他扶起来,何况是这些远离家乡来帮我们打日本人的人,我们更有责任帮助他们。帮他们就是帮我们自己。”面对这些纯朴的村民,摄制组说用不着去探讨究竟谁帮谁,因为向往和平,两国人民才产生了伟大的友谊；因为有了友谊,才推进了和平的进程。


　　　　　　　　　　　　　回望“驼峰”

　　岁月如霜,早将青丝染成白发。在美国,有一群执着的老人,他们人在故乡但目光却久久地凝望着“驼峰”。这些老人成立了许多有关“驼峰”的协会:“驼峰老兵协会”、“飞虎队协会”、“十四航空队协会”等等。这些协会每年都要举行聚会,尽管每年都有人离开人世,但协会仍然保留他们的座位,所以空座位越来越多。据说,在美国以上三个协会的老兵至今健在的已不到100人。摄制组在美国采访了30位和“驼峰航线”有关的飞行员,如今他们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们对自己战斗过的地方仍有一种难舍的感情,而这种情感又通过老人们的儿女一代代地传延了下来。

　　作为第一个到美国采访“驼峰”的官方电视台；一踏上美国的土地,《行走驼峰的日子》摄制组就感受到了当年驼峰老兵对这次采访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80岁的彼得·古尼斯是当年飞虎队的飞行员,听说中国的“驼峰”摄制组要来采访,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约了另一个86岁的战友,从佛罗里达开了4小时的车到机场去迎接。为了让摄制组能认出他,细心的老人专门在头上戴了一顶太阳帽,上面写着“中国”两个汉字。一见面,老人便送给摄制组一行三人一份特殊的礼物——三个临时的“记者证”、三枚由美国国旗和中国国旗构成的徽章、三个美国王牌飞行员标志,“记者证”上还用英文写了记者的名字,并注明他们来自遥远的中国云南。热情的老人将摄制组带到了当地一家中餐馆吃饭,饭桌上,记者举起酒杯向老人敬酒,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位80多岁的美国老头伸出拳头比划着,并用生硬的汉语说:“划拳”,原来,老人仍清楚地记得当年在中国喝酒划拳的情景。中国,那是让老人的生命闪光的地方。

　　采访的地点定在老人家中,老人专门在家门口竖起了中国和美国的国旗。采访时,老人翻出60年前那件陈阳的飞行夹克,由于不合身,他只好重新换了一身很正式的西装,但他还是在领带上特意别上了当年他驾驶过的C-53飞机模型的领带夹。面对这些白发老人,摄制组只有一个感受,岁月并没有消磨掉他们关于“驼峰”的记忆和对中国的情感,相反,“驼峰”在他们心中,就如岁月刻在他们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战争已离我们远去,那段患难与共的岁月和生死之情仍在穿越时空继续留传,经过40多天行走在“驼蜂”的日子,云南电视台《行走驼峰的日子》摄制组的编导们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驼峰”是历史撞击心灵的回响。那厚重的历史跃入电视画面,向未来昭示：今天的和平仍带着昨天的血痕,历史不能忘、友谊不能忘、捍卫和平的使命更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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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轻波

作者/来源: 郝跃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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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5月,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中美被迫共同开辟了“驼峰航线”,这条航线为中国战场的战略物资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谈“驼蜂”就不能不说说“飞虎队”。

　　1941年,为确保“滇缅公路”战略物资的运输,美国的小伙子们组成了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到昆明。1941年12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同前来轰炸的日本飞机激战,以9比0的战绩大获全胜,给来犯的日军飞机以重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第二天昆明出版的一家报纸上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志愿队认为这个称呼很好,以后干脆用“Flying Tigers(“飞虎队“)为自己的队伍命名。

　　1942年7月,“飞虎队”正式纳入现役,改称为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1943年3月又改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等机场,向北进入西藏,紧贴世界屋脊边缘飞行再继续飞越地势险峻的横断山脉,然后抵达中国昆明、重庆,全长550英里。在“驼峰航线”飞行异常的艰险,山峰高度超过1.7万英尺,飞行高度最高可达2.5万英尺,是当时飞行高度最高、气候条件恶劣、最危险的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开辟,不仅粉碎了日军大规模的侵略和封锁,而且为支持一个庞大的战场而实行大规模的空运开了先例,在稳定亚洲战场和人类反法西斯统治和侵略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驼峰航线”通航期间,中国民众在云南修建了十多座可供大型飞机起降的机场。据战后美国官方的数据统计:美国空军在持续三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为中国战场空运物资八十多万吨。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一共损失飞机609架,牺牲和失踪一千五百多名飞行员。
碧血洒蓝天 情结“驼峰”路


　　2002年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发表30周年，在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云南电视台把“驼峰”凝结成了一部血肉丰满的电视专题片——《行走驼峰的日子》，并在美国华盛顿“历史的记忆”展览活动的放映厅中播出。面对此片，那些在“驼峰”战斗过的美国老兵潸然泪下。因为“驼峰”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更是一段悲壮的历史，是中美两国人民用血肉筑就的一条国际通道，是中美两国人民并肩抗击法西斯的英雄史诗。

　　“驼峰”航线的一头在印度，一头在中国西南，因紧贴着世界屋脊的边缘绕了一个驼峰般的大弯而得名。二战期间，美国空军在持续三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运输给类战争物资八时多万吨。而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计损失飞机609架，牺牲和失踪机组人员一千五百多人，其中一些勇士至今仍长眠在云南的青山之中。因为向往和平，中国人民和美国飞行员之间的或真实或传奇的故事才才源远流长；因为铭记友谊，驼峰就成了一座无形的纪念碑，矗立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心中。《行走驼峰的日子》是对当年那些热血英雄的缅怀，是向无数次飞越过“驼峰”的美国老兵和他们的亲属的致敬，是记载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篇章。

　　在该片中，你会看到那些八十多岁的美国老兵笑谈当年叱咤蓝天的豪情、叨念曾生死患难的中国战友；你会看到步履蹒跚的中国老人在密林深处散落的“驼峰”遗迹旁描述那段历史；你会看到学识渊博的收藏家用一件件有关“驼峰”的珍贵证物印证那些传奇故事；你也会看到中美两国人民为了捍卫和平浴血奋战的壮烈和因“驼峰”而结下的传世真情。

　　该片摄制组穿行在云南的深山峡谷，为了一个15秒的镜头，他们在山间走了整整一天；为了采访当年的飞行员，他们19天走访了美国10座城市。友谊透过那些花甲老人的记忆显出厚重，历史通过那些班驳的物证折射出苍桑。

　　该片由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云南电视台联合摄制。



　　　　　　　　　　　　驼峰行动美国纪行

　　2002年10月17日--11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在美国举办以“驼峰行动”展览为主体的，以“和平、合作、友谊”为主题的“历史的记忆”系列活动…… “驼峰”大型图片实物展在美开幕 　 真实反映二战时期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共同开辟“驼峰航线”的艰难岁月里，结成深厚情谊的大型图片实物展览，于2002年10月17日下午５时（北京时间１８日凌晨５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里根中心广场威尔逊中心隆重开幕。 　　
　　《历史的记忆》在美国如期展出了，中美友谊的系列活动也将陆续展开，在展览期间，将举行中美两国退役将军、“二战”老兵及其亲属座谈会，以民间形式在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为在“驼峰航线”中献身的中美两国１５００名飞行员和在营救美军飞行员过程中牺牲的中国人的悼念活动，还将在休斯顿举行“驼峰”５３号坠机机长杰米·福克斯铜像揭幕仪式。云南代表团还将举办“云南———美国老兵联谊会”等活动。此次展览系列活动也是宣传云南的一次机会。 　　　
　　“驼峰”大型图片实物展花絮一、“驼峰”大型图片实物展现场图片　二、“执手相望泪先流”　　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两双眼充满泪水……约翰·卡瑞尔与58年前营救他脱险的云南杉阳农民罗光甫终于在美国见面了。约翰·卡瑞尔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流着热泪紧紧地与罗光甫拥抱在一起。这一场面感动了参观展览的所有美国老兵和观众，也感染了在场的中外记者。 　　
　　58年前，一架美国陆军空运总队的编号为107286的运输机，不幸坠毁在云南杉阳，约翰·卡瑞尔、摩根·约翰逊、罗伯特·若勒三名机组成员跳伞，约翰·卡瑞尔和罗伯特·若勒不幸受伤。这时青年罗光甫等杉阳农民赶到坠机现场，罗光甫和杉阳农民背着受伤的约翰·卡瑞尔和罗伯特·若勒，把他们接到杉阳小村，把村里最好的木板房腾出来给他们住，为他们疗伤。三天后，罗光甫等杉阳农民沿着马帮路，把约翰·卡瑞尔等飞行员送到位于保山的基地。这匆匆地相遇，又匆匆地离别，在约翰·卡瑞尔和罗光甫心中形成岁月磨不灭的记忆。 　　
　　如今，约翰·卡瑞尔已儿孙满堂。“我们热爱和平，都希望远离战争。“约翰·卡瑞尔的儿子罗伯特·卡瑞尔说，“因此父亲很少谈起战争时的经历。“当约翰·卡瑞尔告知家人他将来华盛顿，与58年前营救他脱险的中国农民相会时，约翰·卡瑞尔一家既感到意外又非常激动，“没想到我爷爷还有这么一段传奇经历，他是我们家的大英雄，我们也要随爷爷一起来华盛顿看望这位中国农民。“于是，约翰·卡瑞尔的两个儿子、儿媳，两个女儿及女婿还有两个孙女、一个孙子一家11人，从美国东南部的阿拉巴马州赶到华盛顿《历史的记忆》大型图片实物展现场。 　　
　　当时在展览现场正在进行着有100多名中美老兵参加的酒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约翰·卡瑞尔却把目光定格在罗光甫老人身上，“一定是他，58年前营救我脱险的中国农民就是他！“ 　　
　　约翰·卡瑞尔慢慢走到罗光甫老人身旁，一只手轻轻地放在罗光甫老人的肩上，泪水夺眶而出。罗光甫老人慢慢转过身来，伸出颤抖的手，泪从眼中溢出……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翻译人员还来不及就位，但两位老人并不需要任何语言，两双颤抖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两颗思念的心紧紧贴在一起。 　　
　　“我当时受了伤“。没等约翰·卡瑞尔说完，罗光甫老人接上去说，“你的腿摔伤了。““你们很多人背着我走了很长的路。““是我和另外一个伙伴背着你进村。““那他们呢？你的伙伴们？““已经过世了。“两位老人又紧紧拥抱在一起。约翰·卡瑞尔的女儿玛丽·贝克尼说，“如果没有你当年救我父亲，也就没有我……“玛丽·贝克尼满脸泪水。 　　
　　“这是我的全家，他们都来了。“约翰·卡瑞尔把家人一一介绍给罗光甫老人。罗光甫老人轻轻拍着约翰·卡瑞尔最小的孙女艾蒂·若薇的头说：“明天我们去吃团圆饭！“当翻译把这句中国农民质朴的话翻译出来时，约翰·卡瑞尔再次流下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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