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再次痛批中国学界垄断朋党关系杀人才

虎子

作者：张洁平、谢智衡   
来源：网易  2006-8-30 23:54:50   

        世界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日前接受香港《亚洲周刊》专访时，再次痛批中国学界的霸权垄断现象扼杀后辈人才，并且直言中国学术腐败，“不是做学术，是玩权术”。
   
       丘成桐曾连续三届被推选为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主席，其数学成就在华人学界颇负盛名。而同样广为人知的，是丘成桐一贯率直发言的作风，和他数次对中国学术界不良风气的批评。
   
　　“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

        中国数学家朱熹平和曹怀东有关“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公布之后，网络上曾很快出现质疑声。
      
      对此，丘成桐表示，这些人的姿态根本不是学术讨论，因为整篇论文长三百多页，一般的数学教授也需要至少半年的时间才能理解当中的内容。
      
      他说，“网络上如此短的时间已对论文质疑，我肯定他们根本没有阅读这论文，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学术作风。而且这些评论没有留下个人名字，我怀疑有人恶意中伤。”
      
    丘成桐认为，中国内地学术界对一个重大的学术议题一致反应冷淡，甚至排斥朱熹平，说穿了是中国学术界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担心这个成果动摇他们的地位，刻意把朱教授他们的研究成果压下去。因此，不排除是数学界的同行在网上如此不负责任地留言。
   
     人际关系作用大  

      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丘成桐表示，这些人控制了科研经费的发放、奖项的评审、新的院士的提拔。他们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数学工作者的命运。所以，想要做一点研究的中国数学家，就要给他们面子。
     
     丘成桐举例说，曾经有个数学家申请院士资格，其学术成就非常优秀，足够资格，但评审团却拒绝了他，理由竟是“人品不好”。
   
    “数学研究与人品有关系？再说，这些人，他们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品格不好？”丘成桐忿忿不平地指出，“这正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不是做学术，都在搞权术。”
   
    他还举例，2002年，国际数学联盟在北京召开年会，中国数学会出面，负责安排中国的数学家在会上发表演讲。国际数学家年会的演讲人是对学术成就的很高肯定，但结果八个演讲人里，七个都是北京的。其他成就远远高于演讲者的数学家都没有机会发言。“朱熹平教授是中国国内最好的数学家之一，后来被哈佛大学用最礼遇的方式邀请做访问学者，但当时，竟然连年会的邀请也没有收到。

　　学术风气很浮躁   
  
      丘成桐说，这些人势力很大，大学和博士生也要得到他们肯定，才能获得研究资金或学位。不少人为拿取博士学位，愿意付出一百万元，这利益可不少呢！他们早已把学术研究看成一门生意。   
   
     他表示，权力垄断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学术风气更加浮躁。很多教授的心思都不在学问上，都变成怎么搞关系、怎么不被排挤、怎么拿经费。有些省份比较富裕，比如广东省政府，愿意给学术研究拨款，大学教授的基本薪金也都不错。但是在北方地区，教授的基本薪金较低，国家的经费资助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也必须更努力地与有关方面及个人搞好关系.  
   
    “这些朋党关系真的埋没了不少人才，年轻的学者为了不得罪人，就离开中国到美国念博士。学术环境不好，学生毕业也都出国留学。这对未来中国的学术发展影响很坏。”丘成桐痛心疾首。(张洁平、谢智衡)

魏袖鼎

很喜欢丘成桐的这种性格。

胡吉成

虎子

来源：北京科技报 (08/10 00:00)

　　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国内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哈佛毕业生的论文水平比国内有些院士的文章都好如果不重视学风建设，中国科技至少后退20年

　　基础教育不扎实，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

　　“如果不重视基础教育，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国内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8月6日，数学大师丘成桐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开门见山道出了他的隐忧。

　　作为目前华人数学界的领袖人物，丘成桐先生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深厚，而且十分关注国内数学人才的培养。他所在的哈佛大学近年来频繁接触国内大学及大学生，对于两国高等院校的差距，丘先生当然最有发言权。然而，通过和国内学校的直接接触，丘成桐却抛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这些年，中国大学的基础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

　　“有人说中国的基础教育不比美国差。但是在实践中我发现，国内大学的教育水平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高，美国的大学教育比中国好得多。研究生教育美国比中国好得更多。”

　　他举例说明：哈佛大学理学院每年大约招收20名念理科的中国留学生。“这些都是中国最好的学生，多数来自北大这些名校。”但是从学习成绩来看，在和其他国籍学生的比较中，“很难看出这些国内来的学生毕业成绩比来自其他国籍的学生成绩好得多。”

　　3年前，丘成桐招收了两个来自北大的留学生。可是这两个学生来到哈佛以后，一个学生连续三次没有通过考试，学校建议这名学生重新再念本科，还是不行，最后只好离开。另一个学生“考得也不好”，经过努力以后大有改进。

　　“我每年都会收到很多国内学生的推荐信。后来发现有很多是假的，是学生自己写了推荐信，然后请教授签个名，许多教授很不负责。”

　　而且，他接触到的很多中国学生十分骄傲，又不愿意用功，令他很失望。丘成桐说，10多年前，来哈佛念书的中国学生至少考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近年来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从前中国来的学生至少考试成绩在班级里占到前1/3位置，但是这些年顶多排在后1/3。当然也有好的，但是整体而言，平均水平下降了。有些甚至在国内是奥运数学比赛第一，但刚进来成绩也不好，经过重新训练才有好转。”

　　这位经验丰富的数学大师认为：这些现象都表明，是本科出了问题，学生本科没有念好。“做学问的修养等基本问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训练，而且还不用功。归根结底是本科教育不扎实。”


　　怪现象1：名教授不带本科生

　　丘成桐尖锐地指出：他发现国内高校一些“怪现象”：一些所谓的“名教授”不花时间参与本科教学。

　　他以美国哈佛大学为例介绍，哈佛的教授数量比国内大学要少很多，数学系也就是十七八个正式教授。但是数学系每年都要开会一到两次，研究讨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进度，教授会花很多功夫去培养本科生。比如数学系的本科生，一年级就会根据学生情况划分不同水平，选择最好的学生去重点培养，当本科生毕业的时候，一般就会有2到3个毕业生的学术论文可以登载在第一流的杂志上。“论文水平比北京大学的教授还好。”丘成桐说。


　　国内名校的教授又是怎么和本科生打交道的呢？

　　丘成桐介绍：大概在1998年，国内有一个学生申请到哈佛大学念书，申请表上写明自己学问很高，推荐信说他是北京大学最好的学生，丘先生当时看到申请表，想既然学生这么好，来北京时就亲自和他面对面谈。结果在和北京大学20多个资深的教授座谈时，这20多个教数学的教授没有一个知道这名学生。“我还以为自己搞错了。后来有一名助理教授证实，的确有这个学生。”

　　“看得出来，最好的学生，20多个教授居然都没有见过。表示所谓大教授从来不参与本科生教学。”后来那个学生因为念书思路视野十分狭窄，只是考试成绩好，丘先生并没有接收他。

　　丘成桐认为，教授不带本科生，并非因为国内师资力量紧张。他介绍，在美国的大学，比如数学系的教授20名左右，而北大数学院的教授则大概在100多个，是美国的4到5倍，哈佛学生6400多人，北大有学生1万多人。如果按照比例，国内应该有条件让教授带本科生，提高教学质量。

　　为什么那些“名教授”没有时间塌实做学问？

　　丘成桐先生一语道破：“现在名校教授花时间不是在学术上。有些人首先到海外弄好处，捞金钱加荣誉，让外国人来评价自己，一年有3个月到5个月在国外‘走穴’。不管这个教授有没有能力，评博士点，自然基金会，甚至评某某大学这些活动都有他们的身影，至少1/3的时间用在学术交易和拉票。算起来，2/3是非学术生活。当然不愿意做学问了。”

　　怪现象2：一个导师带30个研究生
  
　　另一个让丘成桐先生感到困惑的现象是：现在国内有的教授，一个人居然带30个研究生。

　　“这样怎么保证教学质量？即便在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一个教授一般带五六个学生已经很多了。国内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讲量不讲质。质量粗糙，怎么可能搞好研究？

　　“老师自己的水平都不够，居然带30多个学生？真是糟糕！许多学生认为不用念书就可以做博士，博士论文抄抄写写，怎么可以？这样下去很危险。”

　　前不久在和人大附中学生交流之后，丘成桐还迫切感到中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目前国内很多城市中学一班有80个学生，这么多学生老师怎么能教好？不可想象。”他说，美国稍微好点的学校一个班一般不过是20多个学生。

　　丘成桐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大概4年前，有一个北大博士毕业写信给我，认为自己博士论文很好，希望到哈佛做教授，前后来了3次信，后来知道这人是国内某院士的学生，但我发现他的博士论文是至少70年前大家就熟悉的结果。他的论文水平也就相当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的水平。连香港中文大学学士的水平都不够，更不要讲哈佛了。但是对这个学生北大吹得很厉害，说他21岁就拿了博士，是个天才。但是我发现他的论文水平很低，所以坚持没有收他。”让丘成桐意想不到的是，“现在听说北大已经提升这个学生做了教授。这种事让真正做学问的人真的很失望。”

　　丘成桐认为，不重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直接后果是，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体水平慢慢压下来。“教育是长远的事情，基本的东西没有掌握，就根本没有前途。”说起这些，他十分着急。

　　为此，丘成桐在浙江大学成立了数学英才班，就是希望用先进的数学教学方法，比如采用了美国大学一些先进的教学方法，来培养中国学生扎实的基础能力。“选用美国的方法教并不是崇洋媚外。数学教学是没有国界的，我一定用最好的方法教中国学生。”

虎子

国内学术风气堪忧

　　在近年来和国内学术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更让丘成桐忧心忡忡的是：国内学术风气已经到了必须整治不可的时候。

　　“学风很糟糕，我呼吁一下，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国科技的发展至少退后20年，如果这些基础教育不重视，问题越积越多，以后会更难。”丘成桐认为，导致教育重量不重质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

　　为了说明整个问题的严重，丘成桐专门讲述了两个他亲身经历的例子。

　　“在数学界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学猜想，100多年没有一个数学家不想解开它，非常重要。一个朋友在我的建议下做了很重要的第一步。1995年，我感觉时机成熟，可以再沿着已有的方向，做出有史以来第一流的成果，于是拿到中国办了一个讨论班。这个讨论班是开放式的，吸引了很多青年学者。但是后来有些参加的教授自己不想做了，因为他们考虑假如做这个事情，写文章时间就少了，而每一年写论文，创造多少文章才是他们关心的，做这种费力的事情他们觉得划不来。尽管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博士后很想念这个东西，这些教授还是不准学生继续做这个研究，怕论文数量不够。最后甚至硬性干预。自己没有学问也没有冲劲，还不允许年轻人做。最后这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征服猜想的计划不了了之。”


　　于是，丘成桐又找到广东中山大学数学院朱院长继续做这个研究。朱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结果又惹恼了当时反对做这个事情的一些人，对朱很不满意。2002年在陈省身先生和我倡议召开的世界数学大会上，大会给中国数学机构一些45分钟的演讲名额，结果他们自己定的名单全部是北京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其实就像奥林匹克100米比赛，朱的成绩当时是有目共睹的，但就是不容许其他地方有好处。”

　　还有一件事更让丘成桐耿耿于怀。

　　“我的一个学生，现在做了院士，刚毕业的时候不错，以后***涂，错了不愿意改，出错的文章现在还挂在网上，表示他的成绩。

　　“这个人现在既是国内引进人才，又是院士，基金会什么都管，平时许多人都怕他，他的固定职位在国外，却作为引进人才，一年至少给他100万薪水，还不包括经费。但是他在好几个地方任教，有的年轻人学问比他好，但是薪水不到他的1/20，在海外名校，比如哈佛如果在9个月的授课时间里教授兼职是违法的，必须全职，但是这个人却兼了很多职。这个人做学生时还是不错，现在学问只是二流，他在国外拿的奖都是在我的帮助和指导下取得的，国内高校引进人才，给他大笔资金，可他全世界走，来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行踪不定。

　　“而且严重的是，把我十几年前的文章，基本上改头换面，又据为己有，这种学风无疑误导很多学生，因为看到不用花太多时间就可以做院士。我批评他，这个人还说我荒唐可笑。真是不道德。”

　　丘成桐介绍，当年他花了很多功夫培养这个学生，“连我的儿子也没有下这么大功夫。太太都说我过分。”毕业那几年，哈佛一位名教授告诉丘成桐，这个学生抄袭他的论文，出于保护年轻学生的目的，丘成桐并没有深究。结果愈演愈烈。

　　丘先生说，这个人不光彩的记录还有很多，比如有年轻学者的文章，他看到不错，就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真正作者的前面，如果不从，在国内就恐吓说，以后不给你研究经费，在国外则恐吓说写很差的介绍信，让作者找不到工作，导致很多搞学问的人很怕他。

　　“听说国内很多人怕他。学风坏到了这个地步，作为这个人的老师，我再不讲话，其他学者就不敢做事了。我有义务来澄清。”

　　还是这个人，在国际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出了错，当时恰好有国内两个访问学者到丘成桐那里去，丘先生让他们解决这个错误，两个礼拜时间，进展很好，但是当丘先生说这是那个人的文章出现的问题时，“两个访问学者吓了一跳，再也不敢做了，害怕那个人打击他。你看，现在的学风有多糟糕！”

　　我们应该学习陈省身先生的学风

　　学风方面，身为数学大师陈省身的高徒，至今丘成桐仍然对恩师的学风赞不绝口，认为那才是做学问者应该遵循的方向。

　　“陈先生做学问也出过错，海外几个学者提出来错误，也没有办法，错了就承认。”

　　丘成桐介绍说，上世纪30年代，陈省身等人大学毕业到海外求学，学成后毅然全部回国，没有在海外留下，但是拿来了世界最先进的学问，当时国内许多大学互相交流，学风好得不得了。

　　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陈省身的数学讲义都是手写和油印，就在那种条件下，陈省身几乎看完了大部头的数学巨著。最终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包括华罗庚先生等人，共同训练出中国第一批数学高等人才。

　　就是在这些数学开拓者的努力下，当时在1946、1947年期间，中国第一批数学家出来了，即便是现在看也是世界第一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华罗庚先生回国以后，陆启铿、谷超豪、王元、杨乐、张广厚、陈景润、潘承洞，这些人才相继脱颖而出。丘成桐认为，在“文革”以前，基本上中国数学已经接近世界一流。但是后来大跃进、反右，直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把这些全部破坏了。

　　丘先生对恩师至今念念不忘。尤其是前辈大师那种学贯中西的气质，现今已经很难看到。而丘成桐本人就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身边常常带一本《史记》，早年写就的一篇古文曾被人们至今记得。其中，“无奈华夏虽众长城未修，天地虽宽，瑕疵难容，终究德不如欧美，力不逮乎日苏。根之腐亦，枝叶不荣，叶之枯亦，根基何养？”更是振聋发聩。  

　　丘成桐认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有理由在学术上作出更大的成绩。

　　毕生希望做成两件事

　　英国数学家约翰·拉慈称丘成桐是“华人数学界的领袖”。在陈省身等一代大师离世之后，重任已经落在丘成桐这代人的身上。

　　“领袖的工作就是确定方向。我生平立志只做好两件事情。第一，作出一等的数学研究，千古留名；第二，为中国数学教育服务，帮助中国成为数学强国。”丘成桐先生说。

　　“迫切的问题，是提高质量。学风要彻底改掉。”他认为，目前和国际优秀大学比较，国内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迎头赶上。丘成桐饶有意味地说，“首先，中国学生素质完全可以比得上哈佛的学生。假如有好的导师和好的风气，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他着重强调了“假如”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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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成桐：1949年4月出生。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等。

　　丘成桐1966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他自幼迷恋数学，经过不懈的努力，在大学三年级时就由于出众的才华被一代几何学宗师陈省身发现，破格成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年仅22岁的丘成桐获得了博士学位。28岁时，丘成桐成为世界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并且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终身教授。

　　丘成桐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被国际数学大师唐纳森誉为“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他解决了一系列猜想和重大课题，如卡拉比猜想、正质量猜想、闵可夫斯基问题、镜猜想以及稳定性与特殊度量间的对应性等，以他的研究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在数学与理论物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他的杰出的贡献，1982年,年仅34岁的丘成桐教授荣获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荣获该奖的中国人。

　　他倡议与主持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国际数学会议，为争取2002年在北京成功召开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弦理论会议”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并通过自己的影响邀请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威腾及“菲尔兹”奖得主等国际知名科学家前来参加，会议结束后，***同志在百忙之中亲切会见了霍金等其他与会的世界著名数学物理学家，并对会议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此次会议在国内学术界与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中国的数学走向世界。

虎子

陈颖慈 报道
来源：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6027.html

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窘境。

丘成桐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大师给中国学术界点破死穴。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国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国的学生，唸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名牌大学只唯利是图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靠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员只顾讨好上级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

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教授的一个心愿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做不了好学问。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着呢。

魏袖鼎

说得好

柴禾妞

说得好在哪里呢？
发表点具体高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