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楚简帛文字中的“宀”及其相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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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基 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文字研究》，2004.第五辑，150～154页

【内容提要】

      在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平台的支持下，本文穷尽了相关数据，梳理了楚简帛文字“宀”的内部系统，并基于这一系统，对若干相关疑难字（偏旁）——“勹”“向”“安”等进行了分析考辨。

一、“宀”的系统梳理

　　“宀”在楚文字中未见独立成字，作为偏旁，其构形可析为六式，见下表：

　　
　　从构形关系上看，A式传承了殷商甲骨文和殷商西周金文的象形体态，可以视为其余各式生成的基础。B式的产生，实际是将A式的曲线直线化，出自书写简便的需要；D式则是A、B二式之间的过渡形态——左右两边的线条尽管还不是直线，但其弧度相对A式的90度已大大变小，具有向直线发展的趋势，而且通常是左侧线条相对较直，右侧线条相对较曲，很明显，这是书写时笔势连带关系所致（注：D式左侧笔划为第一笔，从上至下行笔，收笔处与右侧笔划起笔相呼应，按笔势运行的轨迹规定左笔不宜维持传统的左曲态势而趋于直线；右侧笔划收笔一般将与下部构件的起笔（通常在左侧）相呼应，按行笔自然态势宜形成相对右曲形态。）；D式中左直右曲型再发展，即左笔成撇，右笔成90度折，则成为了C式。C式类“勹”，楚简帛文字中“勹”与“宀”的关系很微妙，至少已形成部分混同，这点有待后文专题讨论；E式，可以视为在B式上添加一短横作为饰笔，这种饰笔在楚简帛文中寻常可见；至于F式，也同样是B式的变化，只是变化相对更大，可以称为“讹变”（详见后文）。

　　要在更深层次上认识楚简帛文字的“宀”，有必要弄清以上各式在整个系统中所占的比重。比重的分析，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进行，以下分别从出现频率、文献单位分布、文字单位分布三个方面进行相关数据统计。

　　1.出现频率统计。由于“宀”不单独成字，其出现频率只能统计“宀”作为偏旁，也就是从“宀”字的出现频率。除去少量字形模糊无法辨识者，目前已公布的楚简帛文字材料中的从“宀”字总字频520（注：统计所据材料范围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后文有关数据如无特别说明者同此。这里所谓“从‘宀’字”，是指楚简帛文字构形的任何一个层次中实际有“宀”存在的字，如“宜”等本不从“宀”，但在楚简帛文字中实际已演化出“宀”构件的字亦计算在内。），其中所从之“宀”为A式30见，B式403见，C式10见，D式55见，E式12见，F式10见。（注：具体出处可在《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中检得，应检索的字目为：）不难发现，B式占了从“宀”字总数的77.5%，为绝对主导形态；D式占了从“宀”字总数的近10.57%，在频率上是仅次于B式的形态；再次为A式，占了从“宀”字总数的近5.7%。而E式和C、F二式则可视为罕见式，前者占从“宀”字总数的近2.3%，后两者均占了从“宀”字总数的1.9%稍强。

　　2.文献单位分布统计。这里所谓“文献单位”，主要指战国楚文献不同出土地点的种类及其中分出的篇目。在文献单位中的分布面广狭，也是衡量“宀”的各式所据地位的一个有效标准。根据目前已发表的出土楚文献的实际状况，可以“著录＋篇名”（无篇名者只计著录）作为一个分布单位。在这样的单位中，从“宀”字的分布点共36个；B式分布了其中31个点，占总点数的86.11%；A式分布了11个点，占总点数的30.55%；D式分布了12个点，占总点数的33.33%；C式分布了4个点，占总点数的11.11%；E式分布了5个点，占总点数的13.89%，F式分布了8个点，占总点数的22.22%。以上数据详见下表：


　　3.字形单位分布统计。字形单位，是指具有特定结构（包括文字学意义上的表词结构和书法意义上的自然结构）的字形种类，它不同于字，因为字可能包括若干不同结构的字形；它也不同于只存在笔势差异的异写字（一个字的每个具体的原形字都属这样的异写字），所以它应该是不计笔势差异的隶定字。从“宀”的各式涉及的字形单位数，当然也可以成为判断它们在整个文字系统中所占分额的又一依据。不计频率，楚简帛文字中从“宀”字形共有91个，其中B式涉及71个，占总字数的79%；D式涉及31个，占总字数的34%；A式涉及20个，占总字数的22%；C式涉及7个，占总字数的7.7%；E式涉及6个，占总字数的6.6%：F式涉及仅1个，即“向”字。以上数据涉及的具体字形详见下表：

　　
　　以上三个角度的统计分析结果，综合反映于下表：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作出如下判断：第一，以上六式三个角度的比重状况基本一致（注：关于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出现频率角度的计算方法与后两个角度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以致前者各式百分比总和等于百分之一百，后两者各式的百分比总和却大大超过百分之一百。如果去除这一因素，三个角度的比重状况将更显一致。），这也就证明了这些综合数据显示的各式“宀”在楚文字系统中的比重和地位是比较可靠的。第二，服从于书写便捷需求的B式能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至少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说明楚简帛文字已在符号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不小的步子。而保持象形传统的A式，以及作为A、B之间过度形态的D式仍以一个无法忽略的比重存在，则表明由象形性到符号化的进程尚在进行中；第三，综合各统计角度的数据，B、D、A式和E、C、F式明显可以划分成“主流”与“个别”两个大类，而后者由于相对另类的性质，容易导致人们对其实际归属见仁见智，进而引起对相关文字歧解，故需给予更多关注。

　　很明显，以上对“宀”的系统的分析梳理只是在一个较为宏观的层次上进行的，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微观研究——方面，这种宏观梳理为诸多微观问题的探讨奠定了基础，我们据此可以更准确地认识诸多与“宀”有关的疑难字；另一方面，只有进一步开展这种微观具体的研究，才能使我们的宏观分析梳理进入更加深入的层次。

二、“宀”与“勹”

　　“宀”的C式涉及如下文字：家、、宜。除去另有来源的“宜”，其他文字的甲金文构形均不从“勹”而从“宀”，依据前文分析的C式与D式中左直右曲型的密切关系，确定此式归属“宀”，似乎并无不妥。然而，“宀”的C式又与楚简帛文的“訇”“甸”等字所从之“勹”构形无异，这就显示了这样一种趋向：“宀”与“勹”在楚简帛文字中已有某种程度的混同。另一个角度的证据是，原本从“勹”字在楚简帛文字中也有从“宀”的趋向，如“匋”在楚简帛文字中均从“宀”，见下表：


　　审视简文原形，不难发现“匋”中之“宀”与“勹”的关系很微妙：“勹”楚简构形与“宀”D式本来就差异不大，只是左笔稍短右笔稍长而已（见“”所从）。如果两笔平衡一下，则与“宀”D式无异了。那么本该写长些的右笔为什么变短了呢？这似乎与简的宽度限制有关。细审上表1、2两个“匋”字，其中“宀”的右笔末端并无因收笔而渐细的痕迹，而是铺毫右行突然截断。截断的原因，则明显是笔毫运行到了简的右端边际嘎然而止，以致本当延续的线条消失了。一般来说，简的宽度相对文字书写的需要来说总是很勉强的，这是出于以重量较轻的书写材料去容纳较多文字的无奈举措。这种无奈，会对文字构形发生诸多影响（注：刘志基《隶书趋扁因由考》，载《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具体到“勹”，就书写者的初衷来说，右笔本当延续而长于左笔，只是由于书写材料宽度的有限，才画“勹”而类“宀”。这种无奈的类同经常发生，就会使“勹”与“宀”的界限变得模糊，自觉地将“勹”写成“宀”也变得很自然。从上表3的“匋”的原形中，可以清晰看到右上一笔末端是提笔出锋的，这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宀”（D式）。据此来看，在楚简帛文字中，“宀”既可以因为笔势的变化而雷同于“勹”，“勹”又可以因书写条件影响而趋同于“宀”，两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更明确地说，在楚简帛文字中是否需要区分“宀”与“勹”或许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宀”“勹”充当表义偏旁均有包覆义，从造字理据角度来观察，两者的合一也是有基础的。

　　战国玺印文、陶文、货币文多见上“宀”下“缶”的字形，如：等，它们被认为“读‘陶’”，而隶定作“”，立为与“匋”并列的字目（注：何琳仪《战国文字字典》244页，中华书局1998年9月。）。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其实“ ”与“匋”本为一字，只是异写而已。

三、“宀”与“向”

　　在被我们归为另类的三式中，F式可能是最为另类的一式。这不仅因为它在直观形态上与“宀”相去颇远，而且就涉及字形来看，也仅见一个“向”字，因此不免会产生一些疑问。

　　裘锡圭曰：“简文此字（笔者按：指《郭店‧老子乙》17简第2字）是‘向’之讹体，读为‘郷’……‘向’本从‘（宀）’，变从二‘（宀）’。简文‘轮’字所从的‘仑’上部或变‘’（《语丛四》二十号简），与此相类。”（注：《郭店楚墓竹简》12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一宀”如何会变从“二宀”呢？裘先生没有详说。另外，被裘先生用来作为此种演变旁证材料的“仑”的上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会是“宀”，因此，关于“向”的上部是由“一宀”变为“二宀”的说法更容易令人生出疑窦来。我们认为，把“向”的上部视为“宀”的变体是没有问题的，但却不必认定是“二宀”。

　　“向”字在楚简帛文中共10见，10个原形见下表：
　　
　　前五字下部的“甘”，是楚文字中“口”的寻常变体，可以忽略不说，需要分析的只是它们的上部偏旁。不难发现这些偏旁又可分为两式：前三个为一式，就形态上看，很难认为是“二宀”，姑且称为前式；后七个为另一式，似与“二宀”的描述较为相符，姑且命名为后式。我们认为把“宀”的B式与这前后两式依次排列，正显示了一个形体演变序列：

　　
　　这一演变的起点当为“宀”的B式，如果该式左右两笔接笔处未衔接而稍留空隙，再将被该式忽略了的“宀”的传统构形中两根垂直线条恢复而向内侧相互靠近，就成了上列序列中的中间形态，即“宀”的F式中的前式，它与甲骨文“宀”的联系，应该是有一定直观性的。但无论如何，该前式相对传统的“宀”来说，已有了明显的异己性，类似于“二宀”的后式在它的基础上生成也就很自然了。

四、“宀”与“安”

　　楚简中“安”大致可分两式：A式从“宀”，B式省“宀”。（注：黄锡全《〈包山楚简〉部分释文校释》，《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附录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两式又各有若干异写构形，见下表：

　　
　　就单字而言，楚简帛文中“安”33见，字形清晰可辨者27见，其中A式17见而B式10见（注：安的A式：“曾48／曾48／曾50／曾50／包文书62／包文书105／包文书117／包文书181／郭老子甲25／郭缁衣8／郭五行28／郭五行28／郭五行30／郭五行30／郭语丛三56／上一性情论38／上二容成氏35”。安的B式：“曾164／曾165／郭尊德义35／郭老子丙1／郭老子丙3／郭老子丙3／郭老子丙4／郭唐虞之道11／郭性自命出46／上一孔子诗论2”。）。就偏旁而言，“安”见6字，A式涉及1字仅1见，B式涉及5字42见。详［表7］：

　　
　　为什么在单字中多见的A式到了偏旁中却变得极为罕见，而单字中相对少见的B式作为偏旁却几乎将A式挤得没了踪影呢？直观上可以作这样的判断：作为一繁一简的A、B两式，均为当时人们所惯用，而繁式相对传统规矩，故在单字层面上多见；简式则更适合于出任需要省减笔划的偏旁，所以在偏旁中一枝独秀。然而，B式作为楚文字中独有的“安”的书写形式，它的来由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这与它所从的“宀”的特点有关。

　　“宀”在楚文字中是可以作为羡符存在的，等。所谓羡符，就是与字音字义无关，因而对字的构成而言它们是可有可无的，如上举的各字均有无“宀”构形：等。“安”中的“宀”固然本非羡符，但由于“宀”作羡符的频率颇高，很容易导致人们在实际书写中将其可有可无。而“安”所从的“女”正为这种变化创造了条件。楚简“安”中的“女”旁皆有饰笔（这种饰笔亦滥觞于殷周甲金文的某些字形，如），这就使它不同于一般的“女”，进而消除了它的独立存在而作“安”的简写形式时混同于“女”的一大障碍。

　　对“安”的A、B式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认识不足，极易误读误解简文。如“包山‧文书”180简：“壬戌，女”，最后一字整理者释“女”，而原形作“”，分明是“安”的B式。《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2》“丌（其）乐安而屖”之“安”，原形作，整理者释“安”并曰：“从女从宀，楚国文字‘宀’多写作‘人’，此字构形上下易位，字亦见于郭店楚简。”释“安”不错，而“从女从宀……上下易位”之说则误。“”实在不过是“安”的B式的一种写法，下部类似于“宀”的部分只是“女”字中描摹下肢的线条与饰笔的组合形式，而根本非“宀”。，作为“安”的A式的一种构形中“宀”以外的部分与“”全同，此形多出郭店简，凡6见，分别是：《语丛三》56，《缁衣》8，《五行》30（二见），《五行》28（二见）。足见“”的下部不可能再是“宀”。
【参考文献】

[1]刘志基、张再兴、臧克和等　《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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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承源 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7]马承源 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8]商承祚 编　《战国楚竹简汇编》，山东‧齐鲁书社1995年11月版。
[9]黄锡全　《〈包山楚简〉部分释文校释》，《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附录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