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

虎子

作者：晁中辰 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文史哲》，2004年05期(284)，35页
来源：青藤书屋

摘  要：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万历而盛极。因崇道而日事斋醮，皇帝怠政之风日盛，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因怠政而出现权力真空，内阁的权力随之上升，逐渐有了所谓“宰相之实”。皇帝崇道促进了“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传播，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明代道教虽未出现新流派，没有理论上的新贡献，但相对于佛教，其地位却上升了，故不宜笼统地说明代道教处于衰落时期。

Emperor ChengZu of Ming Dynasty said that he had been blessed by Zhenwu the Great in Jingnan Battle，so he advocated Taoism after getting enthroned.And emperors after him imitated him one after another and the custom of Taoist advocacy got stronger and stronger.Emperors ignored their duty since the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prayer，and this made the corruption of Ming Dynasty faster.Consequently，the power of cabinets kept increasing.Emperors’advocacy of Taoism made Taoism more popular in the society.Compared to Buddhism，the status of Taoism in Ming Dynasty increased although there’s no new development or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Thus it’s not right to generally assume that Taoism in Ming Dynasty was in depression.

　　道教于东汉末年产生以后，历朝帝王对其态度多有不同。例如，隋朝皇帝崇佛胜于崇道；唐朝皇帝因是李姓，自称老子后裔，故大力崇道，以唐玄宗最为痴迷；宋朝皇帝亦崇道，宋徽宗甚至以天下道教的教主自命；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皇帝都不崇道而崇佛。在封建时代，皇帝的个人信仰对社会能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在明代，明成祖自称在靖难之役中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称帝后极力崇道，明后世皇帝中以嘉靖、万历二帝对道教最为痴迷，影响巨大。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既可以了解明代道教传播的特点，也有助于对有明一代历史认识的深化。

一、明成祖开明朝皇帝崇道之风

　　明朝皇帝崇道之风是从明成祖开始的，而他的父皇朱元璋则较为崇佛。朱元璋称帝后，只允许佛、道二教流传，其它宗教一律禁绝。但从总的倾向来看，朱元璋崇佛胜过崇道。这可能与他本人当过和尚的经历有关。这种倾向从以下三点就可以看出来。

　　其一，朱元璋称帝后以“天有师乎”为借口，取消了张正常“天师”的称号，改授其为“真人”，而“天师”是道教中对教主最尊崇的称谓。

　　其二，和尚和道士犯同样的罪过，对道士处罚得较严厉。《万历野获编》卷27《僧道异法》中记载：“洪武中有诏，凡火居道士（犯通奸罪），许人挟诈银三十两，钞五十锭。如无，打死勿论。”后来，“山西有僧夜入奸妇家，为同奸者殴死”。如按对待火居道士例，应“打死勿论”，但“上命宥死戍边”。文中还说：“此则见之史者。盖二法必皆太祖所定，特未载入律中耳。”

　　其三，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朱元璋发布诏谕:“公侯不可崇道，尚服丹药。”明初士人大都以儒学为本，佛、道兼修，例如宋濂就自号“仙华道人”，刘基亦曾随道士修业。这二人崇道很可能是他们后来失宠的重要原因。朱元璋禁大臣崇道而不禁崇佛，足见他本人崇佛胜过崇道。

　　明成祖则与其父大异其趣，变得极为崇道。明成祖起事北方，按照道教的说法，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方的守护神是真武大帝，自然以真武大帝作为自己的保护神最为适宜。于是，明成祖从起兵时起，就不时借各种机会显示，自己在冥冥之中经常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据《明书‧姚广孝传》载，明成祖起兵当天，“出祭纛，见披发而旌旗蔽日。太宗（明成祖）顾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师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披发仗剑相应。”此事在高岱《鸿猷灵》中明确说成是发生在姚广孝选的日子，即明成祖“屡问”姚广孝起兵的日子，姚屡说不可，到举兵前一日才说：“明日有天兵应，可矣！”第二天举兵时，果然“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武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玄武”即“真武”，宋代时为避宋真宗讳，改称“真武”为“玄武”。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这场真武显灵助成祖起兵的活剧很可能就是姚广孝导演的。古代人迷信心理重，信以为真，便认定明成祖是“真龙天子”，大家就信心十足地跟着他打天下。在此后长达3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中，明成祖经常以真武大帝暗中相助来激励士气，在军中还时不时打出有“真武”字样的旗帜，使建文帝的将士也误以为真武大帝在佑助明成祖。这既对明成祖的将士起到激励作用，又对建文帝的将士造成了心理上的威慑。明成祖以八百人起兵，在靖难之役中经常能转危为安，并最终夺取皇位，这种心理作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明成祖即位后，道教的地位明显上升。继朱元璋取消张宇初的“天师”称号后，建文帝又剥夺了张宇初原有的“正一天师”印诰，明成祖则一即位就将“正一天师”印诰交还给了张宇初。明成祖对真武大帝的崇奉更是优礼有加，隆重加封真武大帝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以真武大帝为护国大神，在京师建真武庙，在御用的监、局、司、厂、库等衙门中，全都建有真武庙。庙中供奉真武大帝塑像，左右两旁塑龟蛇二将，以彰显真武大帝之神武。明成祖在《御制真武庙碑》文中对真武大帝助其夺位之功大加颂扬:“惟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其有功德于我国家者大矣……朕肃清内难，……神之阴翊默赞，掌握枢机，斡运洪化，击电鞭霆，风驶云驰，陟降左右……迹尤显著。”朱元璋曾颁布《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明成祖则重新加以删定，增加祭颂真武大帝的乐章，成《御制大明玄教乐章》，通行全国道教斋醮场所。

　　据传，真武大帝最初修练武当山，功成升天，奉上帝命镇北方，故明成祖便于武当山重建庙宇，以奉祀真武大帝。《明史‧礼志四》对此记载得很简略，实际上工程规模很浩大，历时6年，耗银百余万两，前后动用兵民数十万。竣工后明成祖亲制碑文以纪其事，赐名武当山为“太岳大和山”。于是，号称“太岳”的武当山盛极一时，其地位一度凌驾于五岳之上。各地藩王也纷纷仿效明成祖，在武当山设立道观，以供奉真武大帝。武当山道教建筑群至今仍是全国最大最壮丽的道教建筑群。

　　真武大帝成了护国大神，整个道教在明成祖时期的地位自然也随之大为提升。据《万历野获编》卷27《僧道异恩》条载：“永乐间，升……全真（道）邱元清为太常卿。”金元之际的邱处机是全真道的开创人，其后人邱元清位列九卿之一，以太常卿掌“礼乐郊庙社稷事宜”，对全真道来说是件十分荣耀的事。但总的说来，全真道在明代的地位不如正一道高。

　　明成祖将明朝的京师从南京迁至北京，实际上也与他将“镇北方”的真武大帝作为自己的护国大神有关，只是这种心理外人难以明知。他对北京进行大规模营建，今故宫和北京老城的基本格局都是在明成祖时奠定的。与此同时，明成祖在北京兴建了一些供奉道教神灵的建筑，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天坛，另有天将庙和关公庙等庙宇。

　　天坛和故宫中的宫殿都在永乐十八年落成。天坛初称“天地坛”，因嘉靖时另建地坛，遂只称天坛，为皇帝祭天祈祷丰年之所。天坛上供奉“皇天上帝”，即玉皇大帝，为道教中的最高神灵。北宋末年皇帝宋徽宗曾为玉皇大帝上了“上帝”的徽号，后世沿用了下来，也有称“天帝”、“玉帝”者。明成祖建天坛供奉玉皇大帝，名为祈祷丰年，实际上还寓有祈求道教神灵保佑的深意存焉。

　　明成祖“于禁城之西”建有天将庙，以供奉崇恩真君、隆恩真君。崇恩真君指宋徽宗时的萨坚，善符法。隆恩真君即王灵官，天将庙中以王灵官为二十六将之首。王灵官据传为宋徽宗时人，原名王善，作战勇猛，善用符法，后世尊奉为“玉枢火府天将”，故明成祖为其所建庙称“天将庙”。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明成祖率兵出征时总带着王灵官藤像，奉其为军中保护神。

　　明成祖在未迁都北京前，即于永乐元年于北京建关公庙。对关羽的崇祀始于宋徽宗时，后世屡有加封。明成祖也是将关公作为道教神灵来崇祀的。永乐十五年，明成祖还建洪恩灵济宫，立庙皇城之西，崇奉五代时的徐知证、徐知谔兄弟，分别封二人为金阙真人、玉阙真人。此二人作为道教神灵受崇祀，实自明成祖始。

　　实际上，明成祖还在内宫建有玉皇殿，供自己和内宫中人奉祀。王誉昌《崇祯宫词》卷上记载：“内玉皇殿，永乐时建。”因崇祯帝在明朝临灭亡前改奉天主教，先毁佛，后毁道，命人将内宫的玉皇殿毁掉。明成祖在内宫建玉皇殿这件事清楚表明，他崇奉道教是十分认真的。

　　张三丰是明初修道有成的著名道士，民间有关他的传说甚多，据传讲求内功的太极拳即为张三丰所创。明成祖多次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寻访他，但张三丰为自抬身价，故意避而不见。《太和山志》卷5载有明成祖《赐张三丰书》，其中写道：“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朕才质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谨致香奉书虔请，拱候云车风驾惠然贲临……”明成祖对这位道士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明成祖虽然始终未见到他，但还是在武当山为他建了遇真宫，内有张三丰铜铸鎏金坐像。

　　明成祖还不时命道士设斋醮，为他的父母祈“冥福”，当他的皇后徐皇后于永乐五年死后，他命天师张宇初于朝天宫率众道士设大斋醮，为徐皇后祈福。有时设斋醮三日，有时则长达七昼夜。他这种大设斋醮的做法开了先例，后世皇帝便纷纷仿效。

二、崇道之风至嘉靖、万历而盛极

　　明成祖崇奉道教成了后世皇帝的榜样。他们基本上都崇奉道教，只是崇奉的程度不同而已，其中尤以嘉靖和万历二帝对道教最为痴迷。

　　《明史‧礼志四》载北京的“京师九庙”皆为明成祖和他的后世子孙所建。这“九庙”都是由明廷官方正式供奉的具有标志性的庙宇。其中，真武庙、泰山庙、关公庙、洪恩灵济宫、城隍庙自然都属于道教系统。另外四庙是：先牧神庙、文丞相祠、元世祖庙和太仓神庙。这样，在“京师九庙”中就有五庙供奉的是道教神灵，而没有一庙奉祀佛教神灵。仅此一点，亦可见明朝皇帝崇奉道教之一斑。

　　从《明实录》和《万历续道藏》中的《汉天师世家》可以看出，明成祖以后的明代各个皇帝都对道教中神人予以封赏。明成祖死后，其子仁宗命天师张宇清为父母“修荐扬大斋”，因“有瑞应”，故赏赉甚丰。他即位后，封高道刘渊然为“冲虚至道六妙无为光范衍教庄静普济大真人”，给二品印诰，其品级与六部尚书同。宣宗继位后，立即加封张宇清为“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崇谦守静洞玄大真人”。宣德八年于北京建朝天宫，以奉祀玉皇大帝等道教诸神。英宗继位后，按宣宗遗命，在朝天宫内东北隅又建天师府，迎四十五代天师张懋丞入住。景泰六年四月，命天师张元吉于灵济宫建大斋醮，“鸾鹤群至”，有瑞应，代宗大喜，遂加封张元吉为“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绍祖崇法安恬乐静玄同大真人”，赏赐极丰。英宗复位后，加封张元吉之母为“慈和端惠贞淑太玄君”。宪宗崇奉道教更笃，常在宫内赐宴张天师，并赐以“正一嗣教大真人金印”，继而又加赐玉印，亲书“大真人府”四字为天师府第门额。宪宗还加封“金阙、玉阙真君为上帝，遣（万）安祭于灵济宫”。金阙、玉阙即五代时的徐知证、徐知谔兄弟，为明成祖所加封号，在道教诸神灵中的地位并不算很高。宪宗这时居然加封为“上帝”，其地位大为提升。

　　明孝宗被誉为明代的中兴之主，但他崇奉道教毫不逊色于其父。他继位后，命张天师于内庭建醮，为他“祈圣子”。皇子出生后，他认为建醮有验，对天师大加赏赐。此后，他时设斋醮，“糜费万计”。孝宗甚至命道士崔志端掌太常寺，“带衔为礼部尚书”。鉴于他的父皇明宪宗崇道过甚，致使“不合祀典”之事时有发生。在一些大臣的奏请下，明孝宗命礼部“会官考详”，以确定“何神应祀与否”。《明孝宗实录》卷13载有此事始末，其结果收效甚微。明孝宗降旨道：“……东岳、真武、城隍庙、灵济宫祭祀俱仍旧，二徐真君并其父、母、妻宜革去帝号，止仍旧封号。”如果说还有点成绩的话，也只是革去了二徐真君“上帝”的封号，其余皆一仍其旧。孝宗的儿子武宗喜佛，但他亦不排斥道教，南巡时还曾命天师张彦项为他除妖。世宗嘉靖帝继位后，崇奉道教就达到痴迷的程度了。

　　就对道教痴迷的程度而言，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大概只有宋徽宗可与嘉靖帝相比。宋徽宗为自己上道号为“教主道君皇帝”，只及自身，尚未对其父母加封道号。嘉靖皇帝则对其父加道号为“仁化大帝”，其母为“妙化元君”，完整的封号字数都很多。嘉靖帝起初给自己加的道号是“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他大概嫌这个道号字数太少，于是再加道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后来，他又第三次给自己加道号为：“天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道号字数如此之多，不仅在世俗之人中无与伦比，即使在道教神灵中也极为罕见。在古代，封号字数越多越显得尊崇。明成祖授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的封号为“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大真人”，在“大真人”前仅8个字。后来，宣德帝和成化帝都增加到18个字，已甚隆崇。但嘉靖帝觉得还不够，居然增加到20字，为“怀玄抱真养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虚冲静承先弘化大真人”。嘉靖帝甚至授给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的封号也达18字，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可谓极尽隆宠之能事。

　　嘉靖帝大建宫观，耗费巨大。明成祖建武当山宫观已极尽宽敞富丽，紫霄宫达160间，嘉靖帝还嫌不够，“扩大至八百间”。按照陶仲文等受宠道士的建议，在泰享殿、大高玄殿尚未竣工时，嘉靖二十一年又开始兴建“佑国康民雷殿”，工程庞大，“务宏侈”。《明史‧刘魁传》载，时任工部员外郎的刘魁冒死谏劝:“一役之费动至亿万……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国用已耗，民力已竭……。”刘魁为此被逮系诏狱。嘉靖帝营建宫观名目繁多，耗费惊人，难以缕述。《明史‧食货志二》明确记载：“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厂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由此可见，当时营建道教宫观的规模是何等之大。明代财政自嘉靖时明显入不敷出，“帑藏匮竭”，故不得不于嘉靖三十年开始向百姓加派，时称“提编”。明后期导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加征之害实自嘉靖始。这不全因军费增多，更大的开支是大建宫观和日事斋醮。

　　所谓“斋醮”，指道教设坛祭神的一种仪式，要设供品，献表章，祈神灵保佑。嘉靖帝之所以能继承皇位，就是因为正德帝没有儿子，他以藩王入继大统。他称帝后亦久无子嗣，十分焦急，就想通过做斋醮，求神灵保佑自己早生子，多生子。除此之外，另一个目的就是祈求长生。嘉靖帝做斋醮，极尽奢靡，耗费惊人。正如《万历野获编》卷2《嘉靖青词》条所云：“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屑金为泥，凡数十碗。”这种事如偶一为之，也就罢了，但嘉靖帝却把做斋醮当成了头等大事，似乎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课。

　　嘉靖帝宠任一大批向他献方药方术的道士，其中最典型的两个人即邵元节和陶仲文。邵元节不仅本人被授二品衔，而且其父母和孙子、曾孙都受到很高的封赏。嘉靖十五年皇子诞生，嘉靖帝认为是邵元节为他建醮祈子有效，遂加封为一品，授官礼部尚书。邵元节死后，嘉靖帝又追赠他为“少师”。继邵元节之后，最受宠的道士就是陶仲文了。据《明史‧陶仲文传》载，他除了被授官礼部尚书外，先后陆续加封少保、少师、太师，“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后来，又“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其子被授予尚宝丞。就受恩宠的程度而言，陶仲文比邵元节更有过之。

　　嘉靖帝因为极度崇道，便大力毁佛。他继位不久，即下令毁掉位于京师西山的皇姑寺，其理由之一是“皇姑寺”的名称“不好听”，“言我皇家之姑也”。不久，他又下令毁掉“禁中大善佛殿”，在原址建“太后宫”，即将佛教建筑改为道教建筑。据《万历野获编》补遗卷4《废佛氏》载，礼部尚书夏言建议，将大善佛殿中的佛像、佛骨、佛头、佛牙等埋于野外，但嘉靖帝认为不彻底，欲“永除之”，遂“毁金银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金银函贮佛头牙等一万三千余斤，燔之通衢”。后来夏言被杀，有人私下谓之为报应。

　　《明史‧海瑞传》载有海瑞在嘉靖四十五年的上疏，主要内容即历数嘉靖帝崇道之误，“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海瑞为此被逮系诏狱，“昼夜搒讯”。只因嘉靖帝不久死去，海瑞才被释复官。隆庆帝继位后，鉴于嘉靖帝过于痴迷道教，朝政废弛，便采取了一些限制道教的措施。但隆庆帝对真武大帝仍很崇敬，隆庆元年即遣尚宝司少卿徐昆往祭真武大帝。

　　隆庆帝在位仅6年，他的儿子万历帝亦痴迷道教。鉴于嘉靖帝因痴迷道教而遭到众多大臣反对的教训，所以万历帝崇道不像嘉靖帝那样大张旗鼓，他不公开排佛，但他崇信道教的程度实际上并不亚于嘉靖帝。

　　万历帝即位不久，就恢复了张国祥被隆庆帝废掉的“正一大真人”封号，赐金印，秩二品。万历帝还亲自做媒，将驸马都尉谢诏之女嫁给张国祥为妻。因张国祥受宠，他的父母、祖父母都受到万历帝的恩封，其封号都极为隆崇，甚至他的妻子谢氏也被封为“贞淑玄君”。张国祥的母亲死后，万历帝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破例“特与祭九坛，以示优”，过去“文臣一品始得祭九坛”。万历三十八年，万历帝命江西留税银3万两，交张国祥修龙虎山上清宫、三清殿等殿宇房屋。万历帝命张国祥修《续道藏》，名《万历续道藏》。万历帝也像他的祖父嘉靖帝那样，整月整年地在宫中做斋醮，为此居然一连十几年、二十几年不上朝，其“怠政”之严重旷古罕见。万历帝除重建朝天宫等道教宫观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万历帝将关羽崇拜推广到全国城乡。关羽在北宋末年即受到崇祀，洪武时在南京鸡鸣山建关公庙，永乐元年明成祖建关公庙于北京，万历帝则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定关羽为武庙的主神，称“武圣”，与孔子并称为文武二圣。于是，关公庙迅速遍及全国城乡各地。不仅道教尊奉为“关圣帝君”，有些佛教寺庙中也争相奉祀关公。这是中国很特殊又很引人瞩目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标志。

　　在万历以后的三个明朝皇帝中，光宗只在位一个月，因服丹药致死，为此还引发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红丸案”。天启帝在位只7年，亦崇道，还曾敕修太和山玉虚宫，亦是服丹药致死。《明史‧霍维华传》载，阉党霍维华“宫禁事皆预知，因进仙方灵饮露。（天启）帝初甚甘之，已渐厌。及得疾，体肿……无何，熹宗（天启帝）崩”。崇祯帝起初亦甚崇道，对五十代天师张应京加封太子太保，并晋封张道陵为“六合无穷高明大帝”。这种“大帝”的封号比“天师”还要尊崇。由于对李自成和对清兵作战连连失利，崇祯帝便向玉皇大帝祈祷，希望发天兵天将来帮助他。因崇道而排佛，他下令毁掉宫内数百尊大大小小的佛像。后来，他感到道教诸神不能帮助他挽救明王朝的危亡，便在汤若望等人的引导下改奉天主教，希望西方的神灵能帮助明王朝转危为安。为此，他甚至撤毁了宫中的玉皇殿。可悲的是，崇祯帝无论寄望于中国的神还是外国的神，都无法挽救明王朝灭亡的命运。

三、皇帝崇道之风对明代社会的影响

　　明朝皇帝崇道之风对明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大处来看，至少可指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皇帝因崇道而怠政之风日盛。

　　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明朝16个皇帝中，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勤于政事，比较有作为，其余的皇帝普遍昏庸不堪，其怠政可谓一个胜过一个。明朝后世皇帝盲目崇奉道教，希望能像道教所说的那样“修道成仙”，长生不老。要修炼就需要静下心来，尽量避免一些俗事和政务的干扰。于是，就出现了嘉靖帝“二十余年不视朝”的怠政现象。万历帝怠政更有过之，据《陔余丛考》卷18《有明中叶天子不见朝臣》条载，万历十八年七月，万历帝“召见阁臣议边事”，自此一直到万历四十三年，“以梃击事起，始见群臣于慈宁宫”，即经过25年后，“群臣始得一望天颜”。自此一直到万历四十八年驾崩，万历帝“不复有召见之事也”。作者赵翼据统计指出，“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间，除弘治间数年以外，“其余皆帘远堂高，君门万里”。在这种情况下，“上下否隔，朝政日非”也就是必然的了。由于万历帝“晏处深宫，纲纪废弛”，致使狱中的犯人长期无人审理；因吏、兵二科缺掌印官，新选官“数千人”久不能就任；文武官员辞职，写封辞疏，不管准与不准，就挂印而去，也无人追究；万历三十四年时内阁仅剩朱赓一人，但他“辅政三年，犹未一觏天颜”；各衙门缺官不补，导致“职业尽弛，上下解体”。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因皇帝怠政而出现的瓦解局面是极其罕见的。嘉、万二帝最痴迷道教，怠政自然最典型，其它各帝虽表现不尽相同，但也好不了多少。如果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崇祯帝。因当时天下多事，亡国在即，崇祯帝只得“日理平台”，想安安静静地做斋醮也不可能了。

（二）因皇帝崇道而怠政，出现权力真空，内阁权力随之上升，俨然成了权力中枢，逐渐有了所谓“宰相之实”。

　　明代内阁大学士品级很低。《明史‧职官志》明确记载，大学士“终明之世不过正五品”，只不过是个中级官员。内阁没有正式官署，“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不能直接对六部发号施令。六部尚书有什么事也不向内阁请示。内阁的主要职能就是“备顾问”，帮助皇帝起草诏令和处理章奏。就其职能来看，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内廷秘书处。

　　明成祖以后的皇帝怠政之风日盛，又没有丞相代为处理政务，这就必然出现权力真空，内阁就自然成为这种权力真空的填补品。各路大臣的章奏汇至内阁，内阁便代替皇帝处理这些章奏，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初称“条旨”，后称“票拟”，皇帝或代皇帝“秉笔”的司礼太监在“票拟”上画上勾，即发下执行。内阁在宣德年间就取得了这种最主要的权力。再加上这时的内阁大学士大都兼有师、保、尚书之类的头衔，故大学士的品级和地位也高了起来。

　　因为外廷没有丞相，人们便习惯性地把内阁首辅视为过去的丞相。尤其是嘉靖、万历年间，由于两个皇帝整天躲在内宫做斋醮，不理政事，外廷事务一任内阁通过“票拟”来处理，所以这时内阁首辅的权力便格外显赫。正是在嘉、万年间才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张居正这样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也正是在嘉、万年间，围绕内阁的朋党之争渐起并日趋激烈。

　　明代历史上有一个突出的怪现象，令许多人颇为费解，即明朝皇帝成年累月地在宫中做斋醮，不理朝政，但国家机器却还在那里基本照常运转。通过以上的分析即可恍然大悟，原来是内阁填补了这个权力真空。皇帝不处理章奏，内阁在那里处理，司礼太监代皇帝用朱笔在内阁的“票拟”上一画勾，即以皇帝的名义发下执行。内阁的这种“票拟”权自然就越来越重要了。人们似乎很难想象，明王朝这台国家机器在很多时期就是靠这种惯性来运转的。

（三）促进了“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传播，使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

　　所谓“道藏”，就是指道教的经典总集。张道陵在创立道教之初就写有道书若干篇，后随道教的传播而形成卷帙浩繁的经籍书文。由于唐玄宗痴迷道教，他组织编纂了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称《开元道藏》。道书结集称“藏”，亦自唐代始。宋代和元代都相继编有“道藏”，但由于各种变故，这些“道藏”大都亡佚。人们今天所看到的“道藏”都是明代编纂的，一是《正统道藏》，一是《万历续道藏》。

　　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鉴于以前的“道藏”大多散佚，便命第43代天师张宇初编纂“道藏”。这项工程一直到正统十年（1445）才全部峻工，历时39年。这部“道藏”即名为《正统道藏》，共5305卷，分装480函。万历时，鉴于《正统道藏》搜罗不全，且《正统道藏》刊印以后的近二百年间又有不少新的道书问世，于是，万历帝命第50代天师张国祥负责修“续道藏”，称《万历续道藏》，共180卷，分装32函，作为《正统道藏》的续集传世。后来习称的《道藏》，即这两种“道藏”的合印本。经过明代这两次大规模的编纂，道教经典书文基本搜罗无遗，大大促进了道教在全国各地的传播。另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清朝皇帝崇佛抑道，故清代未进行过大规模“道藏”的编纂。因此至今为止，明代编纂的“道藏”仍是研究道教的主要文献。同时，由于明代所编纂的“道藏”中保存了许多非道教的文献，所以它为人们研究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

　　由于明朝皇帝崇道，塑造或加封了许多道教神祇，对民间崇道多有优容，从而使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

　　本来，无论是清心修炼还是炼丹，都不大适合为生计奔忙的下层劳动人民，所以自晋代以后，道教多盛行于上层社会。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洪就对民间道教批评甚力。这都影响了道教在民间的传播，这也是道教在中国传播的广泛程度一直远不如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唐朝皇帝明确把道教定为“三教”之首，但唐代崇奉道教的人数仍远远没有崇奉佛教的人数多。北宋末年，宋徽宗大力提倡道教，赐封了不少道教神祇，形成了道教的诸神体系，但尚未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和奉祀。金、元统治者都更为崇佛，所以这时尽管出现了全真道，但崇奉道教的老百姓仍不算很多。只是到了明朝，由于皇帝大都崇道，还出现了像嘉靖帝、万历帝那样痴迷道教的皇帝，他们在位的时间又长（嘉靖帝45年，万历帝48年），这就大大促进了道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道教的地位提高了，佛教的地位相对下降了，道教取得了与佛教大体同等的地位。遗憾的是，明代道教的这种成就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

　　到了明代，在宋末出现的道教诸神不仅地位进一步提高，而且进入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城乡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都能看到道教神祇的存在。如果说宋代是道教诸神谱系的形成时期，那么明代就是对道教诸神的奉祀进入民间化和世俗化的时期。由于道教是多神崇拜，又是土生土长，再加上道教对神灵的供奉特别重视入乡随俗，所以能比较容易地与老百姓丰富的生活内容相结合。正像道教思想本身“杂而多端”一样，道教将中国古代崇奉的众多的天地神灵大都纳入自己的神灵系统。无论从社会生活还是从人们的文化心理，这都有利于扩大道教的影响，有利于推进道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例如，老百姓除供奉玉皇大帝等尊贵的天神以外，更多地是按照趋吉避凶的世俗心理，与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广泛供奉门神、灶神、城隍、土地神、妈祖等保护神。人们供奉风伯、雨师、雷公，亦是出于祈求太平和风调雨顺的心理。在民间敬奉的带有世俗色彩的道教诸神中，多数是在明代定型并得到普遍奉祀的。

　　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关公、王灵官等道教神祇外，另如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八仙”，虽在唐代已出现了《八仙图》、《八仙传》，但直到宋元时期，“八仙”究竟指哪八个仙人仍说法不一，到明代则明确了下来，即李铁拐、锺离权、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作为“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其地位也大为提升。据《万历野获编》卷14《吕仙封号》条载，嘉靖二十五年建成“永禧仙宫”，嘉靖帝命内阁首辅夏言“告纯阳孚佑帝君”。吕洞宾又号纯阳子，“纯阳孚佑帝君”就是嘉靖帝对吕洞宾的封号。以“帝君”加封，是十分尊崇的。

　　由于皇帝崇道，在下层便形成崇道的社会风气。皇帝根据老百姓生产、生活所需，不时加封道教神祇。例如在水运行业，嘉靖帝曾册封柳匡为“有感柳将军”，并立庙奉祀。柳匡原是宋代山东人，从军阵亡，因保护漕运有功而被封。宋代人张夏也是因护漕有功，被天启帝册封为“通济平浪元帅”。南宋人谢绪在宋亡时投水死，据传他阴护船户，保佑船户避险解难，在元时已被祀为水神，到明代则被更广泛地奉祀，并被加封为“护国济运龙王通济元帅”。据说他可以镇黄河之害，所以亦被尊为“黄河之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据赵翼《陔余丛考》卷35《天妃》条载，在东南沿海受到广泛奉祀的天妃（又称妈祖）在明初被两次加封，明太祖以天妃“护海运有功，封孝顺纯正孚济感应圣妃”，明成祖“建天妃庙，赐名宏仁普济天妃宫”，以后便习称为天妃。据《明史‧礼志四》记载，明成祖对天妃封号的全称是“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极为隆崇。在明代以前，有的天妃庙由僧人主持，自明代以后，天妃宫全由道士主持，天妃就完全成了道教神祇。

　　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现象是，随着明中期以后工商业的发展，各行各业兴起了一股行业神崇拜风。如制墨匠祀吕祖，文具商祀文昌帝君，打铁匠祀太上老君，甚至连娼妓和窃贼也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行当，亦分别奉祀管仲和时迁。这些行业保护神绝大多数属于道教系统，有的还受到明朝皇帝的册封。

　　还有一个颇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对道教神祇的崇奉和民俗相结合，渐渐成为明代民间习俗的一部分，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例如，经明成祖大规模营建武当山宫观以后，每到春天二三月间，江南许多地方都组织大规模的武当山进香旅行。成群结队的人们不远数千里，长途跋涉，沿运河、长江行进，前往武当山祭祀。这种活动自然大大扩大了道教在民间的影响。

　　道教神祇的形象频繁地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道教虽缺少思辨性的理论建树，但却提倡人的身心自由，这与文学艺术的特点暗自吻合。因此，在明代小说等文学艺术繁荣的过程中，描写道教神祇形象就成为很突出的内容。

　　在明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八仙”、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神祇形象几乎随处可见。长篇神怪小说《封神演义》几乎全是道教诸神斗法的故事。《西游记》虽以唐僧去西天取佛经为主线，但孙悟空“大闹天宫”却闹的是玉皇大帝。《水浒传》开篇就说张天师放出妖魔108人，这就是后来的梁山108将。《金瓶梅》中也有不少道士、仙姑的形象，他们还经常为西门庆的家人消灾治病。在罗懋登所著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前十几回都是描述碧峰长老出家、降魔及其与张天师斗法等事。在短篇小说集“三言”、“两拍”中，道教神祇的形象亦随处可见。这种文学现象既是道教民间化和世俗化的表现，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道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

　　相对于佛教来说，道教地位的上升还与明代的宗教政策有关。朱元璋于洪武元年用诏书颁告天下，禁止一切邪教，只允许佛、道二教流传。洪武六年规定，“天下府州县止存大观、寺一，僧、道并处之。欲出家为僧、道者，三年一考，确实通晓其僧、道经典者，由官府发给“度牒”，始能出家。洪武十二年又限僧、道名额，僧、道，府不过四十名，州不过三十名，县不过二十名，这个规定遂为“定额”。弘治时著名大臣马文升据全国府、州、县总数计算，全国僧、道总数不过37090人。后世虽不时突破这个限额，但不至于太离谱，所以明代就没有出现因僧、道太多而影响国家赋役的严重问题。这表明，佛、道二教的规模在明代都受到限制。表面上看来对佛、道二教平等对待，但因过去佛教徒的人数远远超过道教徒的人数，所以受限制最严重的是佛教。再加上道教的正一道教徒可有妻室，多家居，可不受此限，道教受限的主要是全真道教徒。再加上明朝皇帝对道教的崇奉和有意偏袒，因而，相对于佛教，道教的地位在明代就大大地提高了。以前，人们对佛、道二教这种地位的变化都有所忽视。

　　过去，往往是一论既出，众人相沿，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明代道教处于衰落时期。如果这是指明代没有出现像全真道那样的新教派，在道教理论上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新贡献，那是可以成立的。但佛、道二教在明代都受到限制，都不能任意发展，明代道教相对于佛教而言，其地位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对于儒、佛、道“三教”在相对独立情况下的相互融合，这种差距的缩小无疑是一个有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