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出山》有关的时间、地点和人

梦的轻波

编辑：东子?
来源：CCTV.com
央视国际 2003年11月03日 16:39
　　
      
      1997年秋天，我们非常冲动地准备拍一部纪录片，这样讲是因为当时有了一笔拍片子的钱。一直以来，我们拍纪录片的资金都比较困难，在那个秋天，幸运降临了。虽然钱并不多，却已是雪中送炭，加之有了当时看来已很高级的设备，做这事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那是我们所认为的正规的拍摄纪录片的开始，依据是有了正常吃住的钱，一个四人摄制组，一套相对齐全的设备，一部越野车和露营的帐篷等。除此以外，纪录片与“正规”似乎没有多少关系。虽然与“纪录片”这个词已相熟甚久，但直到今天，我并不认为自己对纪录片知道多少，如果要说，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一种说话方式，也接近我喜欢的生活方式。

　　1997年的秋天，作为一个电视工作者，我们非常希望去纪录别人的生活，这种兴奋过后面临的问题就是，究竟拍什么？当时已初定的选题并不令人满意。在偶然的情况下，有人带给我们一个有意思的消息：在重庆边缘的大巴山区，有不少人至今仍居住在山洞中。带来这信息的是新闻部的一个记者，他长期在重庆的边远山区从事扶贫新闻的报道工作。这些报道后来给政府各级部门带来极大的触动，直接的结果是使当时重庆最偏远的这个叫城口的穷县，得到了来自多方的支援，一下子变得富裕起来，以至我们在后来的拍摄中，都能感到这确实是个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小城了。

　　这里的农村距离县城很远，而且大多在险象环生的山区。所以，记者提到的那些人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农耕者。后来我们知道这里实际上已紧临神农架林区，而有的穴居者已难以说清究竟在洞中住了多少代。记者对我们说这些的时候，身边的这个城市已日益膨胀，充满我们熟悉和想要逃离的气味，于是这种陌生的气息立即吸引了我们。接下来，看了已拍好的新闻素材，这些画面用一种叫“537”的摄像机拍摄，印象很深的是岩洞中人和猪共同平静地生活在一起的情景，还有穴居者被摄像电频灯照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这已足够勾起我们的兴趣和想法：同样作为生活中的人，他们与我们竟有如此大的不同！

　　接下来开始寻找适合拍摄的人物和“场景”，但接连找了几家都不如意。这个过程中，县里的民政干部和区乡的干部始终陪着我们找，他们认为拍电视是非常有效的扶贫方法，但又不理解我们的挑三拣四。时间不觉就过去了半月，我们仍然没有找到理想的拍摄对象，后来由于另一些原因，我们回到了重庆，事情就这样搁下了。

　　1998年春末，我们再次来到城口。这个时候，发现了另外一个可以拍的东西。城口县的山区属于大巴山系，在大巴山深处，有些山民世代从事一种古老而危险的职业——采割生漆。他们被称为“漆匠”。于是我们一边继续寻找（穴居者），一边开往另一个地方，去拍摄这个关于“漆匠”的片子。在漆山拍了些时间后，山下的干部带信来：县政府已着手为那些穴居者建房，让他们搬出岩洞。我们拍摄的漆山距县城近一百公里，而岩洞人家在全县各区乡都有分布。于是我们下了山又上山，又开始去找。在我的理解中穴居者们的生存现状并不完全缘于贫困，可能还有历史和地理的许多原因。接下来的事情出人意料的顺利，经过一个叫“蓼子乡”的乡干部的指点，我们知道了后来拍摄的“康家岩洞”。这个山洞位于一个大峡谷的后山上，峡中是一条名叫“前河”的河流，当时已沿河修了条简易的公路，通往县城和我们后来落脚的“明通”镇。那天正下着雨,在山下只能看到山洞所在位置的绝壁象幻象似的被云雾包围着。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手脚并用的向洞子靠近，隔着很远向导就开始喊话，过后才明白他是叫洞中的人穿上衣服。事实上，当我们爬到洞口见到这家的女主人时，她仍然没有穿上上衣。“康家岩洞”是个巨大的石灰岩洞穴。中间平坦宽阔，放着粮食和各种家当，四周都是绝壁和树林，事后知道洞穹上还生活着燕子、蛇和老鼠。洞子后面的老林中生活着熊、猴子、野猪等。男主人康高强是个聋子，始终沉默寡言，女主人石章竹则喋喋不休，好像是同我们讲话，又像是自言自语，可能是长期无人交流的缘故。在洞中，还看到一个形状奇特的土堆，经询问才知道是康高强父亲的坟。这个坟墓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因为坟墓就在他们的“家”中。我们事先已在山下了解到康家还有两个儿子，但到了康家岩洞后，却没有见到。女主人告诉我们：大儿子两年前就外出打工，长期没有音讯，小儿子在我们到来数日前也不知去向。女主人开始了漫无目的的寻找，因为我们希望见到小儿子。事实上，这个孩子后来成了片中的主要人物。这段时间，拍了康家夫妇的劳作和生活，感觉比较平常，我们认为孩子回来了内容可能就好看些了。大约10天后，小儿子还是没找到。摄制组就下山去拍明通镇里的内容。乡干部们开始为穴居人家的迁居准备材料和选择地基，这是他们当时的工作重点。真实的情况是，虽然穴居人家被划定在各乡村的建制内，但因为山高林密，路途遥远，他们与山下人们的联系几乎为零，而修房子的事把他们联系起来了。这种联系，因为小儿子康觉利的出现，使得我们的片子也有了伸展的空间。小儿子康觉利回到山上的家中时，夏天已经来临，之前他只是随药农们到更远的山中采药去了。康觉利十二岁多，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形象长得十分有个性，小圆头、赤脚、沉默不语，眼光像静止的浮云。在不短的拍摄周期中，他只说了为数极少的话，但略显呆滞的目光中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吸引着我们，正像浮云后面隐藏的内容。那个时候片子开始有了相对完整的结构线，这是因为新的人物的出现，最主要是事件性的东西也随时间的进展产生了。城口县为穴居人家修建的房子是当年的年末完工的，这个过程中的变化对康家人来说可谓是天翻地覆。摄制组不断往返于山上山下和县城，康觉利后来经历了求学、识字、搬迁、过年等许多事情，这也是我们所经历的，许多有意思的段落就是在当中拍到的。从1998年到1999年，我们分别下去了三次，最大的收获也许就是看到了出现在康觉利身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反映很多镜头以外的东西，纪录的意义也开始呈现。

　　当年的夏季，摄制组还回到漆山上拍摄了漆农老陈夫妇以及大儿子回家的内容。再返回明通时，康觉利已成为明通镇“完全”小学一年级年龄最大的学生。入学前，母亲担心不让孩子入学，故意将十三岁的康觉利说成了十岁。

　　康觉利的学杂费大都来自扶贫捐助。1999年初，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康觉利时，他已能认识不少字，脸上也有了笑容。

　　这以后，组里的人回到了城市中，剪片播出，然后忙着各自的事。期间，摄制组有的人离婚、有的人交了新的女友，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将近5年。其中只同“漆匠”家的大儿子有过两次的联系，也听到他说在电视中看到了自己，这些片子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实惠。另一方面，因为通讯不畅，始终不知道康觉利的消息，有时候想，他的书能读下去吗？读完了小学都应该十七、八岁了吧！

　　2002年秋天，因为回访的需要，我们开始寻找多年前片中的人物。首先急于寻找的就是康觉利，但始终联系不上。摄制组只得先去拍摄另一个片子中的回访人物，并继续寻找康觉利。听人讲，因为种种原因，在我们离开大巴山区一年多后，他就辍学了。康觉利的父母至今仍住在政府为他们建的房子中，夫妻俩也无法讲清楚孩子的具体去向。最后的线索还是从镇子中获得的，稍后又找到了与康觉利一起打工的同乡在广东东莞的电话号码。

　　2003年初，我们在东莞的黄江镇见到了康觉利。康觉利骑着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后来知道车是借的），他的个头比以前没高多少，脸上很干净，穿着袖口上留有商标的西服，脚上穿着皮鞋，目光中没了以前的神态，变得灵活而游移。事实上，我们对他99年以后的生活全是陌生的，这当中发生了许多事，而且一定有我们感兴趣的，因为他使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这种感觉后来越发深刻。作为纪录者，我们为自己的现场缺席感到沮丧。

　　黄江镇同沿海的许多市镇一样，繁华、嘈杂、暴发，象一杯变质的啤酒。在这里还见到了康觉利失散多年的哥哥康觉才，这个19岁的青年曾一直是他父母和我们心中的悬念。正是他把弟弟带了出来，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他依然木讷、老实，至今不识字。康觉利却完全不同，拥有小学一年级文化程度的他游刃有余的融进了现在的生活和环境。谁也不用再把他同以前那个目光呆滞、光着脚，象豹子一样在山崖上奔跑的孩子联系在一起，这是当时我最强烈的感受。离家后，康觉利已经历了三次恋爱。在他的描述中，恋爱与书上描写的那样缠绵、浪漫、温暖、也令人受伤。康觉利的女友分别为湖南人、湖北人、四川人。很难想象，他在描述时还用了好几个成语，脸上也有了“曾经沧海”的表情。也许，一个十七岁多的少年并不知道太多关于生命和恋爱的意义，但恋爱后的康觉利明白，眼下最重要的事就是挣钱。摄制组在广东的拍摄几乎集中在康觉利身上，他的活动空间很多，镜头纪录下的有宿舍、工地、美发厅、溜冰场、大街等。这个时候，几年前拍下的那些河流、山林和岩洞在我看来就非常有意思了。

　　后来的一段拍摄从某个下午开始。康觉利又穿上了他那身惟一的西服，往头上抹着过量的摩丝，透过他手中的镜子，可以看到窗外繁华而喧闹的这个海滨城镇。春节已临近，康觉利想回家过年，但他必须从原来打工的同乡包工头那里要回拖欠的工钱。那个下午，我们跟拍了康觉利讨钱的全过程。这过程依次是：与包工头的媳妇交涉；与工棚内的同乡女子耍笑，等待包工头回来。日头偏西时，债主终于回来了，至此我们相信，片子会有比较有意思的段落了。然而，康觉利却没能要回钱。那个下午，在他们的争执和理论中我却看到了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真正变化，这一切来自康觉利的眼神，当中有种令人震动和不安的内容，也许可以叫做“杀气”。康觉利告诉我，春节回家只是想看看父母。更多的时候，他的眼神仍是平静而充满希冀的。后来，他和哥哥又去讨了一次钱，仍无结果。

　　2003年的初始，在这个喧闹的海滨城镇，一个农民打工仔的愿望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也许，对于康觉利，这个春节能否回家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站在离海边很近的这个热闹之地，拥有了许多愿望和可能。一位拍纪录片的老师对这个人物的结语充满宿命味道。他说：“做什么的就是做什么的。”这样说是觉得这种人注定上不下去学，也成为不了与读书有关联的任何人。如果可以，这也是我们愿意承认的道理之一。我们又想，如果康觉利仍在读书，故事会怎样？他会像现在这样了解他所在的城市吗？也许只能在玉米地中想象着乡村老师和课本带来的关于城市的形象。此外，如果康觉利没有小学一年级的文化程度，在陌生的城市中又将如何？作为一个影片中的人物，观者更关心的是他后来怎样了？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2003年的春节来临前，我们的拍摄只能告一段落了。同康觉利和那些打工的农民一样，为了生活，我们也有许多的事必须去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