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 永远是最简单的吗

Ostrich

作者： 娱乐风暴   
来源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10755  

　　《论语》是记载孔子与他的弟子、孔子与当时的人们以及孔子的弟子们之间言论的书。当时的人们对于孔子的言行推崇备至。他的弟子和当时的人，一个个跟在孔子的屁股后面，不只把这个圣人的言谈记录下来，而且把孔夫子身体力行的实践都做了备份。他们都知道，这个伟大的人物必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千古芳名。他的弟子，能够称得上登堂入室的据称有七十二个。这七十二人留下了七十二本笔记，因而有“七十二门徒，七十二《论语》”的说法。而那些七十二门徒之外的人们，以及那些没能听到课的人，就相互借用、传抄笔记。?后来，经过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的编撰整理，删改相同的部分、影响孔圣人的形象部分，终于辑成一本书。这部书可以考证的最初的成书年代是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
                              
　　这个第一次定型版本，一直流传到了秦始皇统治的时代。秦始皇后半生，执著地希望能得到长生不老的方术。他榜招天下能人术士，希望能够获得长生不老的方法，使天下永远在他的统治之下。他不惜投出大量钱财人力，极尽所能，试图长生。炼丹师们从中牟取暴利，加官晋爵，顺带把秦始皇当成了小白鼠，做新药的试验。最终因为受到方术之士的欺骗(比如徐福，携带五百童男童女和钱财，消失海上，据说去了日本做了天皇)，秦始皇大怒，以为受到读书人的愚弄，于是“焚书坑儒”。这一场秦火虽然针对的是炼丹师等方术之士的书，但是却几乎烧尽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大部分书籍，《论语》也不能免遭这种“殃及池鱼”的祸害。秦火过后，孔子的再传弟子们，又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理解，把印象中的《论语》给重新记录下来，便有了《鲁论语》和《齐论语》这两本书。在汉初，它们属于今文《论语》。内容上，《鲁论语》和《齐论语》相差应该不会很大，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孔子的弟子们因为自己的理解和记忆的偏差，但是复述的弟子们距孔子生活的年代非常接近，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语》的版本也并不是那时的版本。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以《鲁论语》为原本，参照《齐论语》版本，把两本书合而为一，定名《张侯论》。再后来，因为孔家大作装修，有人在墙壁的夹层中，发现了比《鲁论语》和《齐论语》更早的版本，即《古文论语》。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师郑玄根据张禹所编辑的《张侯论》为基础版本，又参照《古文论语》和《齐论语》，为《论语》作注，即《论语注》，后世流传的版本，即是由此定型下来的。

    虽然仅有二十章的语录，但是《论语》经过历代的注疏，俨然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但它有一条基本的核心线索贯穿在其中。可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于丹教授的《于丹〈论语〉心得》，无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把一本传销书籍冠上了“论语”的名字。须知她于丹也并非是石头里蹦出来的。问题是，在辉煌灿烂的汉语里，还有另一个词叫“牛嚼牡丹”。?“《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于丹教授在这里给《论语》是什么样的语录作了一个介绍说明，大致就是以下两点：  

　　一是《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二是《论语》是一本快乐哲学，一份“心灵鸡汤”。我不知于丹“教授”是否把“简单”这个词的意思等同于“朴素”。我们可以在《汉语大词典》里找到“简单”的三个解释：“①单纯，不复杂；②谓经历、能力等平凡；③疏略草率。”明显，以上三种含义都不能对《论语》是什么作一个形容。比如我们可以说，真理是朴素的，然而，我们却不能轻易说：真理是简单的。

  　  在这里，我们就来看看《论语》是一部怎么样的“最简单”的语录。有关“论语”两字，历代论说还是有些小小的争议的，但是各种说法对于界定《论语》是怎么的一本书，起到了导向作用。首先，最早的论说可以溯源到汉初刘向的《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这是说，《鲁论语》总共二十篇，都是由孔子的弟子们记录的，记录的是孔夫子美好的言谈。这种说法，就是说《论语》是一部语言的记纂，与《汉书.艺文志》所持的观点基本相同。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我们可以查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点说法，得到了众多的支持。今人杨伯峻先生在他所撰写的《论语译注》中，承认的就是这种说法。以上说的是关于“论语”两字的第一类解释。这第一类解释，最简单地可以概括为，《论语》是对有关前期儒家学派言谈的记录，是一本口水账。我们知道，儒家学派对中国两千年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个学派的前期言谈，是否如于丹教授所说的一样“永远是简单的”呢？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向于丹教授和她读古代文学研究生时的导师请教。不知她的导师会如何回答呢？对“论语”二字的第二种解释是把“论”字解释作“伦理”。按照东汉经学家刘熙在他的著作《释名.释典艺》中所解释的是：“《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也就是说，《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叙说伦理道德的书。可以查证的资料有，东汉末年的刘玄所认为的相似观点，他认为：“论，伦也；经世，治世”。这种说法，比所谓的“伦理”更为确切，指的是经世治国之大业。这也正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法的来源。半部《论语》能否治天下，我们先暂且不论。但是，《论语》被历代的统治者和读书人认定。  

  　  作是经世治国的“圣经”，却是有证可查的。历代有关《论语》的注释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于朱熹的注释。朱熹是宋朝人，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大师之一。朱熹的学说与孔子的学说有许多方面是有经过演绎的差别的。但是，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自从元朝以后，成为了朝廷科举考试的指定参考书。从那时开始，读书人从小要求背诵“四书”、“五经”，进而接受圣贤的教育，知书达礼，大多数人要经过“十年寒窗”的苦读，而最终只有绝少的一部分人能在朝廷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像《论语》的影响这样类似的例证非常多。比如说《论语》里有关“孝”道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孔子所在的时代背景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的种种努力都是在尝试重建周礼，期望恢复那种已经备受毁坏的传统。他所提倡的“孝”就是指子女对父母长辈所应该具有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符合“礼”的。?在《论语.为政》篇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什么是孝”的回答：“无违。”无违的意思就是在侍奉自己的父亲长辈时不违背周礼。孔子具体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意思就是：当你父母长辈健在的时候，应当按照“礼”来侍奉他们，而当你父亲长辈逝世，应当按照葬礼给予安葬，并按相关礼仪来祭奠他们。?有关孝道的言论，孔子寄予了强烈的人文道德关怀，如在《论语.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即，父母还健在的时候，不可以长时间在外远游(因为那会让父母忧怀担心)，假若真要出外，也要在近的地方，要让家人知道(可参见刘宝楠著《论语正义》，中华书局，第154页)。此外，与孝道相关的言谈非常多，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等等。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倡的这种合乎周礼的孝道，这种人伦观，以及他对于孝道的言谈是温情脉脉的，感人而且合乎人道主义，让人容易接受。以上足以证明《论语》所具备的内涵被历代的读书人所看重，对平民百姓也产生深远影响。即使是那些没有读过《论语》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中都可以看出，他们骨髓里、血液里渗透着《论语》里所提倡奉行的种种道德要求。然而，《论语》是否如于丹教授所说的那样，“永远是简单的”，难道是历代读书人的智力全都比不上于丹教授？难道这个传道者--于丹教授的智力真的如她那令人惊叹的“口才”一样远超于一般读者？难道《论语》告诉我们的真的是“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
                              　　
　　有关“论语”二字的第三种解释是超越“伦理”之上的另外一种解释：20世纪文史学家柳向春认为，《论语》的“论”字即是“阐述大道之义”。柳先生引用段玉裁所说：“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所谓的循理、得宜也是指能遵循天道、合乎伦理规则而言。之所以定名为《论语》，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对阐述大道、诠释人类行为规则的论述的记载”。如果按照上面的说法，《论语》的内容是诠释人类行为规则的论述，儒家也甚至可以说是一门宗教--儒教。?我们在许多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看到儒者们对待《论语》的态度，也就如同其他宗教的教徒们对其圣书一样膜拜、敬畏、尊崇。解释到这种地步，我们应该可以明白了，《论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是不是“永远是简单的”。它宣扬的是否为于丹教授所误读的快乐哲学？
                              
　　“论语”二字的第四种解释来自于大约生活于元代的何异孙，在他的《十一经问对》中，我们可读到：“《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这里的说法，是指《论语》的内容是讨论文义。这种说法，虽然存在已经很久，然而，却是少有人承认。在此，我们仅作保留。事实上，如果我们总体上来看，《论语》这一部书虽然并非是严格的著作，但它记录的是孔子的言谈，非常生动地给后世的中国人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崇高形象，还包括了孔子的教育、行为、思考等方面。孔子提倡的教育方式是因才施教、循循善诱。从书中也可看出孔子对仁人君子的要求，如“仁”、“礼”、“乐”、“诗”。这个独特的教育者形象，有自己坚持的原则，有以天命为己任的高尚人格。
                           　　
　　附：历代注疏《论语》的本子不少，比较好的注本有：
      1 三国时期魏国的玄学家何晏著的《论语集解》，是目前最古老的《论语》注本，它全帙并存，是“十三经”中的第一个集注本。
　　2 南朝时期的梁皇侃著的《论语集解义疏》，皇侃以何晏一家之说的集解为主，对《论语》一书作了详尽的疏解，撰成《论语集解义疏》十卷。该书的特点主要是以老、庄来疏解《论语》。
　　3  较后的时代，对《论语》的注疏就众多了。值得参考的有宋代邢邴《论语注疏经解》、宋代朱熹《论语集解》、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
　　4 此外，现代学者杨伯峻撰有《论语译注》，最适合初学入门者，当然，也不失为研究者较好的参考资料 。

Ostrich

两千年的《论语》到底隐藏了什么

作者：新燕顿旺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转自中国网   2007-01-17    

《论语》和《周易》有着极大的关系

《论语》为什么要按目前序号排列，而不是按道、仁、德等专门的论述顺序？就我的研究，是与《周易》有着极大关系的。《论语》目前的布局，暗合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之数（即后天八卦或说文王八卦的卦序）。《周易》自古为儒家重要经典，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所以《论语》按卦序编排极可能是编辑者有意为之。

一元乾动是“为学”，有了自强不息之心，就是万物的开始。为学而能起用，便是坤卦，乃成物成事之德。所以第二篇讲“为政”以德。有天地，而万物滋长，是屯卦，事相刚长则需礼仪。“八佾”篇便是讲礼用的根本。物蓬勃生长而蒙，让我们迷失方向。“里仁”篇便是指点迷津，叫我们在为人处世、纷繁芜杂中保持清净道心。但是明白道心之后还是很“稚嫩”的，得不到妙用，还需要在知人、察物中长养“保任”，便是需卦。“公冶长”篇便是讲识人之智和如何判断时势的。智慧之用必生分别，便是讼卦。“雍也”篇便是诉讼之中仁智融合的中庸之道。有分别而众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师卦。“述而”一篇主讲孔子“有教无类”的师道，以此消弭分别知见，一概引入圣善之道。有众就有比，比卦的比是谦虚、谦让的意思，告诉我们与众相处的秘诀：即“泰伯”篇的礼让为国，以德领众。礼让谦下必定德孚众望，自己能积聚能量，厚积勃发，便是小畜卦。这也是“子罕”篇强调的志求于道而不辍的中心思想。有蓄养便有礼，落实在言行上，就是履卦。“乡党”篇就是讲孔子在生活、工作中如何落实礼的。

生活中能言行以礼，自然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就是泰卦。“先进”篇就是表现孔子生活中嬉笑怒骂的朴野之性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安泰，泰极则否来，否卦就如颜渊一样“屡空”，无米下锅。“颜渊”篇就是讲如何身处困境而能安仁乐道的美德。一个人也不可能倒霉一辈子，穷则思变，有所作为，就是同人卦。通过发现事物规律而发奋，“子路”篇就是讲为政的规律和原则。符合了事物的发展规律，物必归善，就是大有卦。大有为果，大有之因就是“宪问”篇的克己复礼、改恶向善。大有不能骄傲，便是谦卦。谦卦是告诉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卫灵公”篇孔子的事人之道，一视同仁，穷而不滥。大而能谦必豫，就是豫卦，又富有、又有谦德，那么行军打仗都没有问题了。“季氏”篇就是告诉我们征伐需要以“大有＋谦”卦的基础才行。豫为正通天下，就必定有所随，就是随卦。随为向善、光明正大，所以“阳货”篇告诉我们“性相近，习相远”的道理，劝我们切实履行善德。常随人向善必定有事情做，就是蛊卦。“微子”一篇就是讲孔子心隐而身不隐的美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名望大盛，就是临卦。“子张”篇就是讲儒家思想如何万代传承的。大才要观，像飞机航拍一个大的景观一样。“尧曰”篇最后综观《论语》，提出中心要点，如同最后给《论语》一组航拍镜头，让你有整体印象。

以上便是《论语》各篇在前后组织上的串讲，符合后天六十四卦的卦数。

现将《论语》二十篇之内容大要简述如图表一。

从图表一可知，上、下部《论语》的结合，表面看虽篇章杂排，而自有其脉络因由，错落而有致，于修心修行处看，天衣无缝，精彩绝伦。但是就现今的读者来说，一者对《周易》缺乏了解，二来对心性之学也缺乏体验，所以难以捉摸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具体内涵，也容易迷失在“易数”的脉络当中，因此后学再以“燕鹊图”展示各篇内容的彼此关联，将《论语》的核心思想分门别类予以厘清。


《论语》二十篇的内在关系、行文理路脉络如“燕鹊图”（图表二）所示。


如燕鹊图所示，《论语》实际包含三大块内容，即：道、仁、德。孔子的教育思想便是道仁德一体的，也可将它看成单独成章的内容。

道：即是道、性、天命。讲人如何提升道德素养，通达天命。


仁：即为政与个人仁德修养的关系，阐述如何将内修之学以外用。


德：即诗、礼、乐与个人道德品德修养的关系，阐述礼的重要作用。


教：则融合道、仁、德为一体的教育、传承，并相应保留一些资料内容。

道、仁、德和智慧的关系如图表三所示。


由图表三我们可以看出，“智”的内容虽然在《论语》中没有专门列出章节来讨论，但它贯穿于仁、德的讨论当中，是极其重要的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是之前《论语》注释普遍没有注意到的。实际上，心性的学问追究到底，都是智慧的成就。例如佛教中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修行的目标是“波罗密”，即“智慧到彼岸”。六度都要成就智慧，否则不能算合格。儒家思想也是一样，仁也好，德也好，道也好，终究都是智慧的成就。“燕鹊图”中有智慧论述的几个篇章，便是整部《论语》的核心。拥有智慧，上可发展为礼乐、仁政的外用之学，下可避免走入季氏、阳货的歧途；内可悟道成就仁德，外可知言知人，明理达物。孔子学问的最高点，便是一个“权”字。它就代表悟道后显发出的圆满智慧，所以道一以贯之，实际就是智慧的一以贯之。

从整部《论语》所体现出的对智慧（权）的重视，以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创新”精神来看，与《大学》中所强调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观点非常一致，似乎暗含着曾子与《论语》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语》是如何编撰出来的？

通读《论语》可以发现：它构思完整、说理严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绝不是孔子语录的简单排列。那么，《论语》究竟是怎样编辑出来的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论语》其实并非它的原貌。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论语》遭到毁灭性的对待，直到西汉时期才发现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论语》本子，包括：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２０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２２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２１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根据《鲁论语》删除了《齐论语》的“知道”、“问王”两篇，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

那么，今本《论语》是不是与《论语》原貌相差迥异呢？答案是否定的。

《古论语》得自孔子住宅夹壁之中，发现时间较早，又是文字的流传，较口头流传有更高的准确性，同时发现的还有古文的《尚书》、《礼记》、《孝经》等几十篇古籍佚文，史有注载（见《汉书》、《艺文志》）。《古论语》包括２１篇，比《鲁论语》多出“子张问”一篇，相当于将今本《论语·尧曰第二十》篇子张问政的内容单独成篇。另外，《古论语》与《鲁论语》有４００字左右的异字，篇序也有所不同。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古论语》用的是古文字（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另一方面可能是《鲁论语》在流传过程中有误抄。传抄而形成的版本差异在古代十分普遍。比如《老子》一般都认为是老子手著，可后世依然出现各种异字、异读版本，便是在传抄过程中造成的。三种版本的《论语》中，应该肯定的是，《古论语》与《鲁论语》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而《齐论语》除多出“知道”、“问王”两篇外，各篇内容、行文异字、篇序也颇不同于《鲁论语》。何晏在《论语集解叙》中说：“《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章句颇多于《鲁论》。”

如果我们抛开齐鲁口语差异而造成的行文异字（秦始皇时才统一文字，之前各国文字不同、方言各异），抛开“口头版”因口述人记忆方式不同造成的篇次不同的影响。那么，三个版本的《论语》可能都源自一个基础原型，它是有一定的谋篇布局和大致架构的，就像《红楼梦》的创作一样——作者“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它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我们在通读《论语》之后确实可以感觉到：《论语》的编辑乃是宏篇巨构，必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雕琢。

今本《论语》的内容、篇次更近于孔子故里流传的《鲁论语》和古文字版的《古论语》，应该说这二者会更接近《论语》的原貌。同时，今本《论语》还包括了一部分《齐论语》多出的内容，使今本《论语》既保持其真味，不影响编辑者的整体意图，而内容又更加丰富（一般古人治经籍，皆以宁增毋减为原则）。张禹、郑玄治学的态度应该是非常严谨、严肃的，我们完全可以将今本《论语》当成是《论语》的原本来读。今本《论语》流行后，《齐论语》、《古论语》皆不传矣，想必是此二版本较通行本《论语》已无多大差别，传世价值已经不大了，因此渐渐无人去另外研究。

那么，《论语》的编辑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汉子·艺文志》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孟子题辞》赵岐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都肯定《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编纂、结集。汉代学者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论语》的结集是由某位或几位弟子所为。如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可见，一般都认为《论语》成书较早，为孔门弟子所编撰。可我却有以下疑问：

其一，如果《论语》是七十子所共同编撰，那就应该是孔门大事，缘何未见其他史料记载？在孔子弟子的论述中几乎未见援引？

其二，如果《论语》乃仲弓、子夏或子游所编撰，那他们三人在《论语》中何不称“子”？

那么，《论语》真是凭空冒出来的野孩子吗？后学以为，我们忽视了同样是德行突出，而行为低调的曾子。

通篇解读之后我们知道，《论语》全篇布局井然，篇篇说理通透，构思绝妙，各篇之间相互配合，是一整体，定是智慧高明之人的构思，而绝不会是多人简单凑合而成。整部《论语》都隐含着强烈的曾子风格，贯穿着重礼、重行证的精神内涵——克己复礼、忠恕。所以，《论语》以曾子主导编辑而成的可能性最大。另外，我们还应注意以下事实：

其一，《论语》中对子张、子夏在不少地方都隐有批评的用意。相反，对颜渊、曾子等人，评价都非常正面。

其二，曾子是孔子最年轻的弟子之一，又是在“一以贯之”之道上获得过孔子印证的人，这符合曾子在《论语》中出现的场合、身份、时间、重要性等等事实。《论语》中，曾参自始至终尊称“曾子”，曾子的语录也很多，而且非常重要。

其三，有子因言谈貌似孔子，一度被子张、子夏、子游等人拥立为师。

其四，在孔子的一传弟子中，曾子虽然是最年轻的弟子之一，但我们在很多资料中却发现他曾直言呵责其他的一传弟子，而呵责之后，那些弟子还都心服口服。

其五，从各篇顺序与孔子《周易·序卦传》内容的吻合上看，《论语》编辑者曾仔细研究过孔子以《周易》论证道、德的内容，但《论语》内文谈诗谈礼谈乐，却刻意回避谈《周易》，可见此编辑者不是《周易》的正传，于《易》不精，而曾子也颇符合这一特点。

其六，从已知的史料看，曾子死于公元前４３６年，《礼记·坊记》中子思曾引用《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思死于公元前４０２年，所以《论语》成书当不早于公元前４３６年，不晚于公元前４０２年，此时间点与曾子主导编辑《论语》并不矛盾。

其七，如果《论语》是出自曾子，那么，为什么《论语》对有若、冉求有的语录称“子”，有的语录又不称“子”？另外为什么出现直称名字的“宪”、“牢”？

我的回答是，孔子死后，曾子看到孔门弟子分裂离散的现实，孔子学说随时面临消亡失传的危险。以他的性格为人，悟道之后根本不会醉心当教主，也不会想与孔子并尊。所以他一方面反对强立学识不够的有若为师，另一方面将自己全部精力用于孔子学术精华的整理。事实上，当时也只有威望强过有若的曾子有这个能力和威信去整理孔子的学说。

子思无师自通？

那么，《论语》是不是曾子独力完成的呢？而那个最后定稿的曾子弟子又会是谁？我给出的答案是子思。

现代学者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和郭店楚简出土的早期儒家言论看，都认同子思的思想受《论语》影响很深。

所以，子思很可能共同参与了《论语》的编辑，从而与曾子形成事实上的师生关系。而且，《论语》应该是在曾子死后，由子思最后完稿的！我举其他论据如下：

其一，《隋书·经籍志》引沈约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而《子思子》文章中所引“子曰”内容多不同于《论语》，对《论语》能起到补充作用。这就说明子思对《论语》的内容是非常熟悉的，甚至可以说了如指掌，否则《论语》那么多语录，子思的文章中怎么能几乎不重复呢？另外说明子思对《论语》是非常看重的，极可能是因为他花费了巨大心血与曾子一同在编辑，是他的得意之作。当然，由子思最后完成《论语》，不等于说它就是子思独立编辑出来的。

其二，《礼记·坊记》为子思所作，篇中直接引用了《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如果《论语》是由子思独自编辑的，岂不是有帮自己做广告的嫌疑？他何不直接用“子曰”？

其三，后来从孔子家中的夹壁找到《古论语》，此《论语》当是孔子后人所珍视、为日后流传而予以私藏的，也更接近是《论语》的定本。所以曾子既殁，就以孔子嫡孙、曾子门生身份的子思来最后完稿最为理所当然。

近代有学者指出《论语》前十篇与后十篇的内容有分别，怀疑是两个人作主导来编辑的，他们提出的论据之一便是前文所说的季康子问政在前十篇用“子曰”，后十篇却是“孔子对曰”，他们认为后来的编辑者更尊重季康子，恐怕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在补充编辑。这点我不能同意。

首先，“子曰”和“孔子对曰”的不同前文已述，以纯属巧合的成分居大。

其次，王充《论衡·正论》中载：“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ｃｈì 整理）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表明一开始的时候，所收集到的素材是相当多的，编辑者必定经过长时间的精心思考去归纳、总结而成今天的二十篇《论语》。

其三，我们仔细观察《论语》各章内容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章节都是“子曰”，除了《乡党第十》篇都为描述性句子外，其他各篇也大量存在描述性、总结性的句子，用在各篇中起到顺畅逻辑、亮明观点的作用，有的甚至是起到点明中心思想的作用。

其四，不少人因为《乡党第十》全文记录孔子日常生活的言行事迹而想当然地认为那是“结论篇”，却未发现《论语》从头至尾是根据《周易》卦序来编排的事实，而卦序十正是“履卦”，所以才以孔子行履为内容而已，不可因此将上下部《论语》活生生拆成两截。

其五，《论语》二十篇如果是曾子的构思，那么，曾子是否会选择由子思共同参与编辑呢？

综上我认为，《论语》以曾子的编辑构思为主导，是与子思两人合力编辑而成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才恍然大悟，《论语》其实就是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精选，是经过曾子、子思这两位大师去芜存精、匠心独运之后的绝世经典，精研《论语》可一举获得孔子、曾子、子思三位圣贤的智慧精华，不亦快哉！